庞国庆：拜占庭帝国黑暗时代的人口危机及其治理
内容提要：在拜占庭帝国的黑暗时代，由于瘟疫多次复发和外敌频繁入侵，帝国人口资源在短期内锐减。人口骤减造成拜占庭帝国的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全面衰落，从而导致帝国财政严重紧缺，动摇了帝国的经济基础。拜占庭统治者为了实现“衰后复兴”，采取了一系列缓解帝国人口危机的举措。从短期政策来看，拜占庭统治者实施人口迁徙战略，通过重新分配帝国内部人口资源，来优先复苏帝国核心区域的经济和城防；通过迁入外邦人口，争夺人口资源，来增强帝国的军事防御，增加社会劳动力。从长期政策来看，拜占庭统治者鼓励世俗生活，打击修道主义，提升女性和儿童的社会地位，倡导多生多育的社会风气，从而推动人口自然快速增长。这些政策最终解决了人口危机，进而推动拜占庭帝国走向复兴。
在欧洲历史上，“黑暗时代”往往用于指称一个相较于前朝而言经济明显衰退、社会生活整体呈现退步的历史时期，荷马时代和西欧中古早期在通史作品中经常被冠以这一称呼。在拜占庭历史的研究中，公元600年至850年常被视为拜占庭帝国的黑暗时代。关于这一提法，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诠释：其一，拜占庭帝国在这一时期留下的原始史料匮乏，由当世人创作的文献作品相对稀缺；其二，该时期拜占庭帝国在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倒退趋势。
无论是从何种角度进行论证，或是对这一称呼进行反思和辩驳，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定性问题上，却相对忽略了拜占庭黑暗时代的本质，对其成因的探讨也流于表象。现当代学者往往将拜占庭黑暗时代出现的原因，归结于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统治时期对帝国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后查士丁尼时代”皇帝们的统治不力。连绵不断的外敌入侵也被视为促成黑暗时代的重要原因。此外，随着环境史学的兴起，学术界愈发重视“查士丁尼瘟疫”（Justinian Plague）对黑暗时代产生的影响。
的确，上述因素在拜占庭帝国黑暗时代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黑暗时代的本源。事实上，文学创作的减少、文化艺术的衰退、战场上的溃败，一定程度上都源于人口资源的匮乏。对于中古帝国而言，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而在黑暗时代，拜占庭帝国围绕土地产生的最大问题，是大量闲散、弃耕的土地无法为帝国带来相应的赋税收入。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时期的土地问题仍可归结为人口问题。以笔者之见，造成拜占庭帝国黑暗时代的根源是人口资源在短期内急剧减少，动摇了帝国的经济基础。拜占庭统治者意识到这一问题，通过一系列举措改善人口困境，同时辅之以其他方面的改革，进而带领帝国走出了黑暗时代。探究这一时期的人口危机与帝国治理，既可以深入理解黑暗时代的起承转合，又可以从拜占庭统治者的视角，来解读帝国的治国方略。
一、拜占庭黑暗时代人口资源的锐减
根据著名拜占庭史学家斯塔萨克布鲁斯（D. Stathakopoulos）的经典论断，在拜占庭帝国千余年的历史上，导致人口变动的核心因素有三：领土丧失、重大瘟疫和战争。考虑到7至9世纪拜占庭帝国领土丧失与战争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我们不妨将其合二为一。换言之，屡次爆发的瘟疫和频繁遭遇的外敌入侵成为拜占庭黑暗时代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
“查士丁尼瘟疫”与“黑死病”并称为欧洲中古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次大瘟疫。关于前者，传统研究更为关注这场大瘟疫带来的直接影响，例如君士坦丁堡死亡人口的数量、病死率等；而“查士丁尼瘟疫”在此后200余年的时间里（542年至748年）在地中海世界多次复发，对拜占庭帝国的人口资源造成了持续性的破坏。与查士丁尼时代的瘟疫相比，黑暗时代的瘟疫规模较小，拜占庭帝国因此丧生的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学术界对该时期的瘟疫情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缺少对其影响的深入分析。事实上，瘟疫是拜占庭帝国在黑暗时代出现人口危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查士丁尼瘟疫”之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复发一次疫病，在542至640年间，大约每15年就会爆发一次，在640至746年之间，则大约每50年会爆发一次。但通过对史料的整理，我们会发现，瘟疫的爆发频次远甚于这些数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黑暗时代，拜占庭帝国内至少发生过大小瘟疫16次。如果以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的疆域为考察范围，那么瘟疫爆发的次数还要翻倍。
在黑暗时代，频发的瘟疫几乎影响了拜占庭帝国各大主要城市。首都君士坦丁堡首当其冲，这座城市从公元7-8世纪中期先后历经5次瘟疫，人口损失惨重。第一次发生在607-608年，许多人畜死去，首都物资匮乏。第二次爆发于618-62年，瘟疫降临首都，大量民众因此死去。面对疫病的侵扰，皇帝伊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意志消沉、深感绝望，决定逃往利比亚躲避瘟疫。他的计划暴露后，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和民众纷纷前来阻止，伊拉克略被迫发誓不会放弃皇城，但仍然难掩悲伤。君士坦丁堡显然是受到了极为悲惨的重创，才导致皇帝如此绝望。当时的传记作品给出了更加详细的瘟疫信息。根据记载，这次瘟疫感染性极强，许多人在短时间内丧生，感染者腋下出现淋巴结肿胀，并逐渐变大，身上出现黑斑，此后感染者奄奄一息，没有生机。面对如此可怕的疫情，皇帝伊拉克略的出逃也在情理之中。第三次瘟疫出现在698年，当帝国派遣人员清理君士坦丁堡的港口时，瘟疫爆发，在四个月内导致许多人（πλῆθολαοῦ）失去生命。第四次发生在718年阿拉伯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之际，根据拉丁文献的记载，城内“30万男女老少死于瘟疫”。这一数字无疑被夸大了，但也反映出君士坦丁堡遭受的创伤十分惨烈。
黑暗时代君士坦丁堡遭遇的最后一次瘟疫发生在747至748年，这也是君士坦丁堡在查士丁尼瘟疫之后遭遇的最大一次瘟疫。根据史料记载，瘟疫所到之处，几乎消灭了所有人。许多人在死亡之前出现过幻觉，认为自己身边有一些可怕的人陪同着，这些人与他们交谈，并将对话内容四处传播。在这次瘟疫中，“幸存者如此之少，而需要被掩埋的人如此之多。源于此，他们发明了一种工具，将木板放在带鞍具的驮畜身上，每头牲畜配以四个驮筐。他们在里面放进尸体，也顾不得得体与否”，“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墓地，以及空的水池和沟渠都堆满了死尸后，许多葡萄园、甚至旧城墙内的果园都被挖出地洞，以掩埋死尸，只有这样才能满足需求”。这场瘟疫持续了一年，最终“大多数家庭完全死去，首都变得几乎荒废”。皇帝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741-775年在位）甚至逃出首都，到尼科米底亚（Nicomedia）的乡下躲避瘟疫，通过信函来处理帝国政务。
帝国许多其他的大城市也未能幸免。罗马城在黑暗时代至少遭遇四次瘟疫，对人口造成较大伤害的一次发生在680年。根据“执事”保罗（Paul the Deacon）的记载，这场瘟疫持续了三个月，“死去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姐妹经常被一起摆在停尸架上，运送至罗马城的坟墓”。这场瘟疫还导致帕维亚（Pavia）人口大幅度减少，本应人来人往的市场和街道上却是草木丛生。亚历山大里亚则是在“施舍者”约翰（John the Almsgiver，约610-619年在位）担任牧首期间发生过瘟疫。根据其传记记载，“瘟疫一度在城中肆虐”，这位正直之人经常去照顾患者、为他们祈祷、参加死者的葬礼。拜占庭帝国的另外两大核心区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也是黑暗时代瘟疫的重灾区。在两地被阿拉伯人占领之前，史料中已经提及两次大规模的、“全境范围”内爆发的瘟疫，数万人（plusieurs myriades）死去。
与此同时，瘟疫发生前后，有时会出现伴生性灾难，进一步导致帝国人口减少。如8世纪上半叶在克里特岛发生的瘟疫中，民众同时遭受着旱灾，由此导致物资极度匮乏。在教宗卜尼法斯四世（Boniface IV，608─615年在位）在任时期，罗马城在遭受瘟疫打击的同时，还面临着洪水泛滥的威胁，进而导致城中饥荒横行。这些灾难与瘟疫一起，扰乱了拜占庭人的正常农耕生活，带来二次伤害，其影响甚至可能持续数年。叙利亚人米哈伊尔（Michael the Syrian）便记载了这样的一次瘟疫：“在（约602至604年）瘟疫之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长期缺水，再加上干燥的热风和普遍的干旱，橄榄树和其他树木遭到摧毁。转年，不计其数的蝗虫到达叙利亚，摧毁了用于耕种的农作物种子。三年后，虫卵带来更大的破坏，物资普遍匮乏，饥荒加剧。”瘟疫之后的旱灾、洪灾、蝗灾，几乎都会带来一个共同的恶果，即资源严重不足，尸殍遍野。
概而言之，在黑暗时代，拜占庭帝国遭遇大小瘟疫十余次，人口锐减。拜占庭人甚至将瘟疫作为重大劫难的代名词。皇帝伊拉克略在谈及阿拉伯人的入侵时，便直言“他们像瘟疫一样降落到基督徒面前”，将两者都视为难以解决的顽疾。
除了瘟疫之外，在黑暗时代，另一个导致拜占庭帝国人口骤减的因素是外敌入侵。在黑暗时代，地中海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拜占庭帝国先后遭遇波斯人、阿瓦尔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的入侵。虽然拜占庭帝国在长达千余年的历史上，一直在应对各种不同的外敌，但在黑暗时代，拜占庭帝国因此而遭受的疆域损失却是断崖式的，人口资源的损失也是如此。
首先，拜占庭帝国领土面积和相应的人口资源急剧减少。拜占庭帝国在与波斯进行的争霸战争中，许多领土失而复得，但在阿拉伯人的扩张中，拜占庭帝国彻底失去了近半领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帝国几个极其重要的行省相继易主：635年叙利亚城市大马士革落入阿拉伯人手中；636年整个叙利亚行省沦陷；638年耶路撒冷投降，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641/642年，阿拉伯人攻陷了亚历山大里亚，数年后整个埃及彻底易主。这三大行省在早期拜占庭帝国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人口数量也是非常可观。根据史料记载，埃及在被阿拉伯人占领时，人口达到600万人，这还不包括那些不用支付人头税的女性、老人和未成年的孩童。至于其他两个行省，我们并没有关于这一时期具体人口的史料，但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在被阿拉伯人占领前后，叙利亚地区人口大约为200万人，而巴勒斯坦和约旦的人口在7世纪初约为40万人。由此可见，拜占庭帝国在7世纪前半叶相继丢失三大行省时，也随之丧失了大量人口资源。
其次，拜占庭帝国在黑暗时代面临巨大的战争压力，在战场上死去和被俘虏的人数以万计。战争的残酷性毋庸置疑。我们在此仅举两例，便可管窥拜占庭人在战争中遭到屠戮的程度。其一，在614年，波斯人入侵约旦、巴勒斯坦，杀害9万人。其二，在707年，阿拉伯人进攻要塞提亚纳（Tyana），拜占庭军队予以抵抗，但遭遇溃败，5万人被杀，阿拉伯人还获得大量俘虏和战利品。除了战死沙场之外，在战争中被掠取的俘虏也是导致拜占庭帝国人口锐减的重要因素。例如，波斯人在611年占领凯撒里亚时，便抓捕了“非常多的俘虏”（πολλὰς μυριάδας）。阿拉伯人在扩张中，更是逐渐形成对拜占庭帝国发动年度入侵的传统，他们每年入侵的一大目的便是获取俘虏。在阿拉伯史料中，“获得大量战俘”是记载年度入侵时出现的高频短语，战利品和战俘也是评价某次入侵成败的重要标准。例如阿拉伯著名史家巴拉胡锐（Al-Baladhuri）便因为一名将领拉赫曼（Rahman）在战争中获得大量战利品和俘虏而认为他取得的胜利是“无与伦比的”。若以此推算，阿拉伯人的年度入侵对拜占庭帝国人口资源造成的打击，同样不容小觑。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瘟疫和战争对人口自然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直接造成人口死亡的同时，瘟疫和战争在相当程度上也遏制了人口正常的上行趋势。一方面，战争中战死沙场的男性以青壮年为主，这也就意味着婚育适龄人口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在动荡艰难的环境中，民众缺少安定的生活环境，生育率必然低于正常水平。我们虽然无法找到史料予以佐证，但这两点大致是可以说得通的，而这很可能导致帝国人口持续下行。 综上所述，由于瘟疫周而复始的爆发和外敌频繁的入侵，拜占庭帝国的人口资源在黑暗时代前期呈现锐减态势。在黑暗时代接近尾声时，拜占庭帝国的知识分子对此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在写给皇帝塞奥菲鲁斯（Theophilos，829-842年在位）的书信中，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三位牧首便指出，帝国长期遭受着“上帝愤怒”的惩罚，以瘟疫为首的各种灾难和内外战争沉重打击了拜占庭帝国，导致“教堂被烧毁，乡村和城市荒废，民众被俘虏，就像被屠杀的羔羊……各个年龄段的人口都被完全摧毁”。
现代学者试图通过估算，对拜占庭帝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量化，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证明上述结论。根据拉塞尔（J. Russel）得出的数据，拜占庭帝国在600年时人口为2100万人，在800年时只有1000万人，在1000年时增加到1300万人。另一组比较常见的数据来自特雷德戈尔德（W. Treadgold），根据他的估算，拜占庭帝国在福卡斯（Phocas，602-610年在位）统治时期的人口为1700万人，在8世纪80年代只有700万人，至1025年则增加到1200万人。换言之，拜占庭帝国的人口变化曲线在7-11世纪呈现为V字型，且在7-8世纪大幅下降。斯塔萨克布鲁斯另辟蹊径，通过研究拜占庭不同时期出现饥荒和粮食短缺的次数，得出同样的结论。根据其统计，拜占庭帝国在7-8世纪虽然失去了“帝国粮仓”埃及，但史料中仅出现了31次饥荒或粮食短缺，与之相比，这种情形在4-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则出现了103次。这说明在7-8世纪，帝国在经历疆域和基本物资锐减的同时，蒙受的人口损失更加严重，以至于帝国现有的人口并没有对既有资源带来压力。
囿于史料中相关信息的匮乏，想要对拜占庭帝国的人口进行精准量化是非常困难的，但无论是史料中呈现的数字、频次及相关的文字记载，还是现代学者的各种推算，都表明在黑暗时代帝国的人口资源呈现出锐减的态势。目前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拜占庭帝国的人口数量在8世纪中期跌至谷底，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最低点出现在747年瘟疫爆发之际。此后，拜占庭帝国人口开始呈现上行趋势，一直到12世纪，帝国人口都在持续增加。
二、黑暗时代的人口危机与帝国经济基础的动摇
拜占庭帝国是传统型中古帝国，农业、手工业、商业构成帝国的经济命脉，进而主导着帝国的命运沉浮。而在这些经济领域中，人口资源始终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我们很难从拜占庭史料中找到证据来证明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但学界大致接纳著名拜占庭经济史专家拉伊乌（A. Laiou）的论断，即在拜占庭帝国经济领域中，“人口资源可能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由于科技进步缓慢，人口的增减主导着经济发展。在黑暗时代，由于人口在短期内急剧减少，帝国的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均受到沉重打击，经济基础遭到动摇，经济发展倒退，帝国呈现出在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衰退。
首先，对社会环境依赖最大的商业，在黑暗时代的人口危机中遭到重创。由于商业活动主要集中于帝国的核心区域和沿海地区，而这些区域在面对瘟疫和战争时首当其冲，因此商人群体伤亡惨重，数量急剧减少，商贸活动由此衰退。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将帝国的商贸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区域性的地方市场，存在形式以集市为主，满足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直接的买卖关系；另一类是跨区域贸易，存在形式为展销会等，满足来自不同区域的商人之间进行大宗货物买卖的需求。既有的资料表明，在黑暗时代，这两种商贸活动的数量都明显减少。
一方面，区域性地方市场萧条，民众的日常买卖行为减少。由于瘟疫和战争横行，拜占庭人更加关注对于突发事件的未雨绸缪，习惯于储备钱财。8世纪的圣徒费拉里图斯（St Philaretos）说出了拜占庭民众的这种心态：“我藏了大量财富……我经常把一些货物卖掉，预防这些灾难和饥荒。事实上，我从我的父母那儿学到，实物没有价值，因为风暴、疾病、掠夺可以将其轻而易举地毁掉。”当大多数民众拥有这种观念时，钱币的流通和买卖行为自然就会减少。费拉里图斯虽然提及卖掉货物，但这可能只是他的一个想法。他的传记作品记载了农村日常生活的许多层面，如农耕、畜牧、粮食借还、邻里关系等，却几乎没有提及商业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民众日常买卖行为的减少。
货币信息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在这一时期，铜币弗里斯（follis）是民众日常购买商品唯一可以使用的小额货币。然而考古资料表明，从7世纪中期起，弗里斯在帝国内几乎完全消失，这说明日常生活中的集市买卖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没落，少有的买卖行为也许直接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可能只有在一些特大商业中心，如君士坦丁堡，货币交易行为仍然在进行。直到黑暗时代末期，集市经济逐渐恢复到繁荣状态，才重新出现了民众对弗里斯的需求。根据史料记载，9世纪上半叶，皇帝塞奥菲鲁斯发现，在君士坦丁堡内弗里斯的流通数量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民众前往市场购买商品的需求，于是他在835至840年间共发行了数亿枚弗里斯。但在黑暗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弗里斯问题始终没有成为首都民众的关注焦点，首都集市的萎靡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跨区域贸易行为也出现相当程度的衰退。以帝国内最重要的跨区域贸易形式，即一年一度的展销会为例，在7-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展销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到795年，展销会才再次出现在史料中。这一年，以弗所展销会因为福音书作者圣约翰（evangelist John）的节日庆典而取得成功。展销会在史料中的长期缺失，折射出跨区域贸易在黑暗时代大部分时间里趋于停滞。瘟疫和战争导致跨区域贸易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富商从财产和生命安全的角度出发，可能转向其他产业，或者减少跨区域贸易行为。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Nicephorus I，802-811年在位）的一项举措反映出商人的这种保守性。为了刺激大船东发展贸易，尼基弗鲁斯一世向君士坦丁堡大船东提供强制性贷款，额度为每人12磅，即864个诺米斯玛金币（Nomisma），然后向他们征收高额贷款利息。大船东在利息的压力下，被迫开拓高利润的跨区域贸易。除了文献史料之外，考古资料也证明了拜占庭帝国在黑暗时代进出口贸易的衰落。从7世纪起，拜占庭帝国内进口的陶器和手工艺品几乎完全消失，此类商品的跨区域贸易几乎停滞，帝国出现了本土制作的替代品，其流通性具有明显的地方化特征。
概而言之，在黑暗时代，商业活动非常萧条。无论是货物供给，还是购买需求，都异常疲软，由此导致市场秩序非常脆弱。在742至743年的内战期间，君士坦丁堡内的物价一度失控。根据史料记载，1莫迪（modius）大麦的价格甚至高达12个诺米斯玛。相比之下，在718年君士坦丁堡被阿拉伯人围攻时，1个诺米斯玛可以购买大约10莫迪的大麦。这些数字都是君士坦丁堡多事之秋时的信息，但两个价格的差异超过百倍，可以看出市场秩序的剧烈动荡和商业行为的不稳定。市场秩序的失衡，既是商业衰落的表现，又会进一步打击商业发展。
其次，手工业的流动性虽然不如商业，但工坊相对集中于帝国的重要城镇，因此，在面对瘟疫和战争时同样遭受重创，工匠数量急剧减少，民间工坊的日常活动几乎停滞。笔者认为，在拜占庭帝国，工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帝国工坊、民间工坊和家庭作坊。其中家庭作坊是农业的延伸，农民对农副产品进行简单加工，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例如家庭压榨的橄榄油等。帝国工坊则主要负责制作帝国的战略物资，例如武器、铸币等，满足帝国的重大战略需求。这两类工坊并非单纯以营利作为首要目标，因此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帝国的第三类工坊为民间工坊，它们需要一定的手工技术，以满足市场交换的需求，构成了拜占庭帝国传统手工业的核心。在黑暗时代，民间工坊数量减少，考古资料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例如，油灯在拜占庭早期主要通过模具制造，但是从7世纪中期起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地方制造、工艺粗糙的“碟形灯”（saucer lamp）。陶制器皿情形类似，黑暗时代帝国内盛行的是“粗制滥造的器皿”（coarse wares）。相较于传统陶器，这些器皿缺少施釉、抛光、打磨等工序，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缺少掌握较为复杂工艺的工匠。
文献资料记载的一个事件更清晰地呈现出7-8世纪工匠匮乏的状态。根据史料记载，766年君士坦丁堡遭遇大旱，城中蓄水池完全干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君士坦丁五世决定重修皇帝瓦伦斯统治时期修建的水渠，因为它在伊拉克略皇帝统治时期被阿瓦尔人破坏。他从罗马疆域内征集大量精于建筑的工匠，从公共财政中挥霍许多钱财，以完成这项工作。”拜占庭帝国在黑暗时代的工事主要集中于加强防御要塞，因此这则信息弥足珍贵，它呈现出许多关于工匠的信息。其一，水渠涉及君士坦丁堡城市内的水源供给，与首都的日常运转息息相关，但在伊拉克略时期遭到外敌破坏之后，帝国在一个多世纪里始终没有进行修复。其二，君士坦丁五世虽然拥有大量工匠，却需要从整个拜占庭帝国境内征集。“忏悔者”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给出了具体的信息。皇帝征集到的工匠包括来自亚洲行省和本都（Pontos）的1000名泥瓦匠和200名抹灰工，来自希腊及海岛上的500名水管制作工人，来自色雷斯的5000名工人和200名制砖工。其三，史料谴责君士坦丁五世大肆挥霍国家钱财，但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工匠数量稀缺，薪资由此大幅上涨所致。有学者做过估算，认为在7-8世纪，工匠索取的薪资高达6世纪前半叶的两至三倍。其四，维修水渠一事是史料中拜占庭帝国在7-8世纪为数不多的非军事性质的建筑活动。这些信息综合在一起，可见整个帝国此时工匠数量的匮乏。
究其原因，这种状况源于帝国工匠在7-8世纪的劫难中数量急剧减少，工艺在动荡的环境下难以大范围传承。直到9世纪，帝国人口资源稳步增加，工匠数量随之增多，帝国才开始出现新建的大型建筑。文本中最早的相关信息出现在伊琳尼（Irene，797-802年在位）统治时期，帝国新建了埃雷塞里乌斯皇宫（Palace of Eleutherius）和塞萨洛尼基的圣索菲亚教堂。此后帝国内逐渐出现较为频繁的土木建设。例如塞奥菲鲁斯在统治时期，便在大皇宫之中增加了接见大厅、礼拜堂等新建筑，对玛格纳乌拉（Magnaura）皇宫进行重新装饰。他还新建了卡利亚诺斯（Karianos）皇宫建筑群，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海岸效仿哈里发宫殿新建了布里亚斯（Bryas）皇宫。建筑活动可以被视为拜占庭帝国在黑暗时代手工业的一个缩影。9世纪之前非军事性建筑活动的缺失，体现出帝国缺少掌握相关技术的工匠的困境。
再次，农业的区域性和流动性虽然不如商业和手工业，但在瘟疫和战争的冲击下，仍然出现了农业人口锐减的情形。这集中体现在大量闲散弃耕土地出现，大土地所有制瓦解。在黑暗时代之前，拜占庭帝国的土地资源已然大规模聚集于大地主手中。一方面，帝国的法令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以确保土地资源得到有效耕种，但此举却导致农民对地主的依附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农民在面对重大灾难时，只能向大地主寻求借贷或者庇护，甚至直接出售土地，进而导致地产逐渐落入大地主手中。基于这两点，土地资源日益集中到大地主手中。但是在黑暗时代，这种状态被打破。由于瘟疫和战争的影响，大地主人数骤减，于是帝国内出现了大量无主之地。作为主要的土地耕作者，农业人口在黑暗时代同样急剧减少，再加上农民为了避难躲藏到山区等地，进一步加剧了弃耕地的出现。地主和农民同时减少，大土地所有制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于是小农经济顺势成为主流。《农业法》呈现出这一时期小农经济在拜占庭帝国的盛行。同样基于农业人口的锐减，帝国进行了军区制（themata）改革。军区制最重要的目的便是同时解决军事防御人力和土地耕种人口的双重不足，让部分人口兼具“士兵”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而造就了一个“战时应召出征、闲时垦荒种地”的农兵阶层，而且以田代饷也减少了中央政府的军费开支，可谓帝国一石三鸟之策。
由此可见，在黑暗时代，由于人口资源锐减，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基础动摇，商业、手工业和农业都出现了严重衰退。对于统治者而言，这意味着帝国财政的来源大规模减少。根据学术界公认的观点，相较于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拜占庭帝国在7世纪50年代的税收减幅高达75％。在帝国改革尚未开始产生效果的7世纪，财政危机是统治者的燃眉之急。根据史料记载，在622年，皇帝伊拉克略准备出发征讨波斯人，但“资金不足”（ὰπορίᾳ κατεχόμενος），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伊拉克略“向宗教机构索取钱财，还从圣索菲亚教堂中拿走烛台和其他圣器，熔化之后铸成金币和银币”。这些特殊的举措说明帝国财政问题的严峻。康斯坦斯二世（Constans II，641-668年在位）统治初期，帝国的财政形势进一步恶化。士兵的军饷在减少，而且拖欠的情况时有发生。根据相关研究，从640年开始，帝国发给士兵的补助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
为了应对人口锐减带来的财政危机，拜占庭统治者改革了征税方式。在拜占庭早期，与土地资源相关的税种包括土地税（iugatio）和人头税（capitatio）。前者依据耕地的价值和面积征收，后者则依据能够耕种这块土地的人力征收。而从7世纪起，人头税变成了炉灶税（τò καπνικóν），由家庭支付。这一调整旨在应对人口锐减的问题，因为在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炉灶税，比以劳动力为单位征收人头税可以获得更多的赋税。基于同样的思路，帝国继续沿用“连保制”（ἀλληλέγγυον），将弃耕地的使用权和相应的赋税责任一并转移给村落成员，以“村庄”为单位确保赋税责任得到履行。
此次赋税改革本质上是将帝国的危机转嫁给民众，加剧了对民众的剥削，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对而言，人口资源是帝国经济的基础，人口锐减导致帝国出现经济危机，由此进入黑暗时代。拜占庭统治者深知问题的根源，因此将更多精力用于增加可利用的人口资源，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帝国的人口困境。这些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即时性和长效性两类举措。
三、即时性举措：人口迁移战略
为了走出黑暗时代的人口困局，拜占庭帝国统治者首先采取了即时性举措：帝国为了在短期内迅速补充某些区域的人口资源，实行人口迁移的措施。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始于7世纪中期，贯穿于此后整个黑暗时代。学术界既有的研究主要关注拜占庭帝国对斯拉夫人（Slavs）进行的迁移，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融合和族群变化。笔者认为，人口迁移作为一项数代皇帝传承的政策，是拜占庭统治者进行帝国治理的重要举措，其目的是解决人口困境，在短期内增加帝国可以利用的人口资源，通过人口流动来优化帝国资源分配，实现“衰后复兴”。人口迁移不仅影响不同区域的人口分布，而且将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本进行重新优化，进而改善地区经济和政治格局。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意识到人口迁移背后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执行这一政策时也贯穿着帝国的人口战略。
拜占庭黑暗时代的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成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内向型人口迁移政策指的是拜占庭统治者从不同地区抽调本国人口，优先满足帝国核心区域的人口需求。与之相对，外向型人口迁移政策指的是帝国迁移外邦人口，与本国民众共同生活，以增加人口资源。
查士丁尼二世、君士坦丁五世和尼基弗鲁斯一世是内向型人口迁移政策的坚定执行者。查士丁尼二世先后采取了两条措施。其一，他将日耳曼尼基亚（Germanikeia）等区域的民众迁移到色雷斯。其二，他将塞浦路斯岛（Cyprus）上的民众迁移到马尔马拉海岸的西奇库斯（Cyzicus），结果大量塞浦路斯人在迁移途中被淹死或死于疾病。君士坦丁五世的内向型迁移政策主要发生在747年大瘟疫之后。根据史料记载，“在首都，由于瘟疫的原因人口减少，皇帝从海岛、希腊和南部迁徙家庭，让他们居住在首都，以便增加人口。”尼基弗鲁斯一世的措施主要是在809年9月至810年3月期间，将小亚细亚民众迁移到帝国西部的斯拉夫聚居地（sklavinia）。
外向型人口迁移在黑暗时代也多次发生。根据史料记载，在688年，查士丁尼二世召集色雷斯地区的骑兵，征伐斯拉夫人聚居地，成功俘获了许多斯拉夫部族，然后他将这些斯拉夫人安置在君士坦丁堡东侧的奥普西金军区（theme of Opsikion）。在754年，君士坦丁五世入侵塞奥多西波利斯（Theodosioupolis）和美里特奈（Melitene），将这些城市的大量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迁移到色雷斯。为了安置他们，皇帝下令在色雷斯建造城镇，并慷慨地赏赐所有必需品。761年，君士坦丁五世将一些斯拉夫部族迁移到小亚细亚的黑海海岸，其数量达到20.8万人。778年，利奥四世发动对西里西亚（Cilicia）和叙利亚的远征，胜利后将叙利亚的一性论异端（Jacobites）迁移到色雷斯，人数达15万人。
外向型人口迁移并非完全依靠武力，拜占庭帝国同样热情接纳来自外邦的避难者。例如687年叙利亚出现大饥荒，许多人迁徙到拜占庭境内，得到安置；735年阿拉伯远征军内发生瘟疫和饥荒，许多士兵死去，另有“相当数量的”士兵到拜占庭避难，皈依了基督教。黑暗时代外邦人口自愿迁徙到拜占庭境内的最著名事件发生在皇帝塞奥菲鲁斯统治期间。在834年，阿拉伯帝国境内库拉米特派（Khurramites）叛军遭到大军镇压，叛军将领纳塞（Nasr）由于莽撞而遭遇惨败。在大业无望的情况下，纳塞决定带领手下军队进入拜占庭帝国，接受塞奥菲鲁斯的统治，并为此和所有手下一起皈依了基督教。纳塞改名为塞奥福布斯（Theophobus），被皇帝赐予“贵族”（patrician）头衔，他手下的士兵被单独安置，帝国称其为“波斯人军团”（Turmae of the Persians）。在837年，阿拉伯帝国内另一支叛军，大约16000人，因为主将巴巴卡（Babak）在战斗中被杀，于是效仿库拉米特派，也逃到拜占庭境内。皇帝塞奥菲鲁斯将他们安置在塞奥福布斯统领的波斯人军团中。于是拜占庭帝国获得了一支共计30000人的军队，他们在839年被平均分配到各大军区，每个军区大致增加2000名士兵，极大地提升了拜占庭军队的战斗力。
无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口迁移，都体现出拜占庭统治者明确的人口战略。一方面，在人口匮乏的情况下，帝国优先考虑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区域，人口迁入地是帝国战略的体现。首先，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首都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在747年瘟疫中，君士坦丁堡人口锐减。牧首日耳曼努斯直言“没人可以数清这场瘟疫造成的死亡数”。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写道，“这座曾经人口密集的城市……在两个月后，几乎成为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根据现代学者的估计，幸存人口的数目大约在4万人到7万人之间。这与君士坦丁堡常年维持的50万左右的人口相比，损失可谓惨重。即便是在查士丁尼瘟疫之后，君士坦丁堡仍然拥有近40万人口。因此，在747年瘟疫之后，首都的人口危机刻不容缓，君士坦丁五世立刻对其进行人口补充。
其次，色雷斯和西奇库斯是上述史料中经常提到的人口迁入区域，这源于它们对首都的重要经济和军事防御意义。在埃及沦陷于阿拉伯人之手后，色雷斯地区成为拜占庭帝国、特别是首都君士坦丁堡重要的粮食供应地区。根据史料记载，装载谷物的船和运货马车从马其顿和色雷斯向东驶入君士坦丁堡。在康斯坦斯二世统治时期，这些负责物资运送的船员在返程途中有时遭到居住在斯提雷蒙（Strymon）河岸的斯拉夫部族的劫掠。著名拜占庭学者亚历山大（P. Alexander）通过分析认为，帝国在8世纪将大量人口频繁迁入色雷斯，正是为了确保这一区域可以为君士坦丁堡提供谷物。
与此同时，色雷斯和西奇库斯是拱卫首都的重要军事据点。君士坦丁堡除了城内戍守部队之外，还在周围地区设有“御林军团”（scholai），当君士坦丁堡遭到外敌入侵时，他们往往是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外的最后一道防线。君士坦丁堡的“御林军团”在东侧主要安置在比西尼（Bithynia）地区，其中包括西奇库斯；而在西侧则驻守在色雷斯。“忏悔者”塞奥法尼斯列出了一份清单；根据其记载，在561年，由于阿瓦尔人此前已经跨过多瑙河，可能会对君士坦丁堡发动攻击，于是皇帝将驻守在尼科米底亚（Nicomedia）、普鲁萨（Prousa）、西奇库斯等地的禁卫军调集到色雷斯，与色雷斯当地的禁卫军一起，共同加强防御。君士坦丁堡三面环海，只有在西侧可以进行大规模陆地进攻，这可能是首都面临外敌攻击时，军队聚集在色雷斯的原因。
正是由于色雷斯地区的经济和军事意义，在717至718年间，阿拉伯人为了集中精力围攻君士坦丁堡，首先清除掉色雷斯的防御军队。当阿拉伯人控制了色雷斯后，他们既可以切断君士坦丁堡的补给线，又可以为己方提供充裕的粮草。根据阿拉伯史料的记载，阿拉伯人从色雷斯地区囤积物资，运货车源源不断地运来粮食，“粮草堆积如数座大山”。
另一方面，不仅目的地能够体现出人口资源的重要性，迁出地同样可以反映帝国的策略。当帝国整体人口资源不足时，从什么地方进行人口迁移也需要战略眼光。其一，斯拉夫人聚居地是帝国人口迁移政策中多次涉及的区域。斯拉夫人自6世纪末期起逐渐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切断了拜占庭帝国与西部基督教世界的联系，甚至围攻塞萨洛尼基。源于此，拜占庭帝国在黑暗时代的核心政策之一便是解决帝国西部的斯拉夫人问题。为此，拜占庭帝国采取的措施是对其进行武力征服之后，将其融入帝国之中。这样一来，帝国既夺回了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控制，又增加了帝国可用的人口资源。在黑暗时代，拜占庭帝国虽然在武力征服斯拉夫人方面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但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却并不容易。总体来看，帝国采取的措施是人口交叉迁移。具体而言，帝国将半岛上的斯拉夫人迁到小亚细亚，一如查士丁尼二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的举措；同时，帝国将小亚细亚民众迁入半岛，利用他们重建半岛上的拉克德蒙（Lacedaemon）等城市，并试图经由他们引导周围区域的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希望以此来同化斯拉夫人，增加帝国的可用人口。
其二，边境区域是人口迁出的重要地区，这说明拜占庭帝国在与阿拉伯帝国争夺人口资源。在这一时期，整个东地中海世界都出现了人口锐减的局面，人口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黑暗时代，阿拉伯帝国同样是瘟疫的受害者。根据现代学者的统计，在7至8世纪，阿拉伯帝国先后遭遇五次大规模和十余次小规模的瘟疫，这导致阿拉伯人口损失惨重。甚至哈里发穆阿维叶二世（Mu'awiya II，683-684年在位）也由于感染瘟疫，在即位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仅在688至689年横扫巴士拉（Basrah）的瘟疫中，其中某三天的死亡人数分别为7万人、7.1万人和7.3万人，由此这次瘟疫也被称为“洪流之疫”（plague of the Torrent）。因此，阿拉伯帝国虽然在扩张中获得了大片领土和大量俘虏，但由于瘟疫之灾，也需要补充人口资源。特别是在7世纪40年代之后，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逐渐成为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自然边界，阿拉伯帝国未能继续长久占领拜占庭帝国的其他领土，于是边境地区的民众随之成为争夺的焦点。
基于此，拜占庭帝国的人口迁出地经常是边境地区，包括日耳曼尼基亚、美里特奈、西里西亚和塞浦路斯等。其中前三个地方均为阿拉伯人入侵拜占庭帝国的重要据点，也是双方长期争夺的焦点。以日耳曼尼基亚为例，在745年，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入侵叙利亚，占领了日耳曼尼基亚，然后立刻将居住在这些区域的民众全部迁移到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地区。而当阿拉伯人占据优势时，在771年将日耳曼尼基亚的民众强制迁移到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岛的情形更能体现出两国争夺人口资源的局势。在黑暗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大帝国无法将塞浦路斯岛置于绝对的控制之下，因此它处于一种相对中立的状态，两大帝国均可自由出入海港，它们在岛上没有各自的领域，却均分着岛上的税收。而查士丁尼二世“无法容忍这一岛屿的中立”，于是将其人口迁出，这实际上是拜占庭帝国在争夺岛上的人口资源。同样基于争夺人口资源的原因，742年，哈里发下令将塞浦路斯人迁移到叙利亚。
正是由于两大帝国都非常珍视人口资源，因此，从8世纪后半叶起，交换战俘成为两国战场之外的一大重要活动。根据现代学者的统计，在769年至10世纪末期之间，两国曾在23年中发生过战俘交换行为。除了交换战俘之外，拜占庭帝国还采取了一系列优待措施，希望能够令阿拉伯战俘皈依基督教，以增加本国军力。塞奥菲鲁斯统治时期刻意颁布敕令，鼓励未婚女性或者寡妇，与那些皈依了基督教的外邦移民结婚。根据后世史料记载，对于那些愿意皈依基督教的阿拉伯战俘，拜占庭帝国向他们提供购置土地所需的钱财和耕种土地所需的谷物种子，而接纳他们成为女婿的家庭可以免除三年土地税和炉灶税。
由此可见，在面临人口困境时，拜占庭数位统治者秉承人口迁移的策略，并在选择迁入地、迁出地时贯彻帝国的战略方针，优化人口资源分配，争夺外邦民众，从而在短期内增加帝国核心区域的人口资源，确保核心区域的战略地位。人口迁移的方法追求速效，因此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带来一些弊端。
对于内向型迁移人口而言，被迁移人群需要承受背井离乡的痛苦，他们有时会逃出迁入地。在迁移过程中，不动产不易随身携带，所以其祖辈积累下来的财富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损失。更重要的是，一些迁入区的生存环境相比于故乡而言大为恶化，例如小亚细亚民众被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迁往斯拉夫人聚居地。在这一事件中，被迁移人群将其视为非常悲惨的事情。塞奥法尼斯描述了他们的一些极端反应：“有的人违背上帝、祈祷敌人前来入侵；有的人到祖坟去哭泣，羡慕死者的欢愉；有些人甚至悬梁自杀，以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基于此，塞奥法尼斯将其列为尼基弗鲁斯一世“十大恶行”之首。同样源于此，在米哈伊尔一世（Michael I，811-813年在位）统治时期，当保加利亚人入侵拜占庭，帝国军队放弃抵抗逃跑时，这些被迁移到斯提雷蒙河畔的民众，趁机逃回自己的家园。被迁移人群的抵触和憎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内向型迁移政策实施的效果。
外向型迁移人口政策虽然增加了帝国的可利用人口资源，但也带来一些隐患。外邦民众，无论是被迫还是出于自愿迁移到帝国境内，在短期内都无法建立对帝国的认同感，无法迅速实现文化和族群融合，因此他们容易背叛拜占庭帝国，带来危害。例如，查士丁尼二世从安置在奥普西金的斯拉夫人中挑选3000人，组建成一支被称为“精挑细选者”（λαòν περιούσιον）的部队，交由其中一位贵族内布鲁斯（Neboulos）统率。出于对他们的信任，查士丁尼二世带领他们一起去攻打阿拉伯人，结果“精挑细选者”叛变，加入阿拉伯阵营，一起屠杀拜占庭人。而阿拉伯人受到鼓舞，对拜占庭帝国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塞奥菲鲁斯统治时期的“波斯人军团”也在归降后参与过叛变。在838年，皇帝塞奥菲鲁斯率军与阿拉伯人会战，结果拜占庭军队溃败，皇帝及其侍卫和大约2000名波斯人士兵被包围。在惊恐之余，波斯人士兵打算将皇帝交给阿拉伯人换取自由；计划暴露后，“波斯人军团”害怕皇帝报复，将塞奥福布斯拥立为帝，盘踞在黑海沿岸，直到839年才再度归降拜占庭帝国。
换言之，无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口迁移政策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因此，拜占庭统治者还注重增加人口的长效性举措。
四、长效性举措：鼓励生育
拜占庭统治者采取的长效性举措指的是，鼓励人口生育，通过加快人口的自然增长，来推动帝国人口的可持续增加。为此，帝国统治者采取抑扬结合的两种策略。所谓抑，是指打击修道主义（monasticism），阻止世俗适婚男女流入修道院。所谓扬，是指加大对子嗣的保护力度，宣扬多生多育的理念，鼓励拜占庭民众多生育。
黑暗时代最著名的事件是毁坏圣像运动（iconoclasm），在此期间经常伴随着统治者对修道院的迫害。现有研究多从宗教和政治角度出发对此进行分析，但如果将其置于帝国人口困境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反修道运动中也蕴含着人口政策。在拜占庭帝国，无论是婚姻还是生育，最大的阻碍都来自修道主义。修道院因其禁欲、远离俗世而闻名于基督教世界，在黑暗时代进一步成为不断遭受劫难和创伤的基督徒的重要归宿之一。换言之，修道院不仅收容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还倡导修道生活，间接减少了世俗生活促进人口增长的潜在可能性。源于此，修道生活与人口增长的帝国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在黑暗时代，修道生活出现衰退，君士坦丁堡内的修道院数量在这一时期急剧减少。除了瘟疫和战乱的因素之外，另一个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就是统治者的打压。692年召开的特鲁罗大公会议（Trullo Council）制定的第42条教规明确规定，修士如果前往城市、参与世俗事务，就是为自己的修道事业蒙羞；修士最好离开城市，居住在荒漠中。这一规定既是对修士回归修道生活本原状态的期望，同时也反映出首都对修道院的隐性驱逐。根据统计，在610-787年间，只有8位修士在君士坦丁堡因为参与世俗事务而出名，其中在730年之后更是只有2位。这些数字说明，修道生活并非只在毁坏圣像运动期间遭到打压，在黑暗时代大部分时间里，帝国统治者对修道群体都缺少热情，因为他们更加倡导世俗生活和由此带来的婚育，以达到帝国人口增加的目的。在整个黑暗时代中，最为著名的反修道皇帝无疑是君士坦丁五世。我们不妨以其为例，探讨反修道主义和人口政策之间的关系。
在拜占庭史料中，君士坦丁五世采取了一系列反修道措施。他将修士描述为“难以启齿的”（ἀμνημóνευτο）群体，那些在政府中工作或者官居要职之人，如果打算遁入修道生活，则会被处以死刑。君士坦丁五世采取刺瞎、割鼻、鞭笞等诸多刑罚大肆迫害修士。一些著名修士在其统治时期遇害，“高柱者”彼得（stylite Peter）便是其中之一。他因为不屈从于皇帝定立的教义，被皇帝派遣的手下从修行的岩石上扯下来、绑住双脚，然后沿着首都的麦西（Mese）大道拖拽。最著名的遇害者无疑是小史蒂芬（St. Stephen the Younger）。根据史料记载，士兵将小史蒂芬逮捕之后，用绳子绑住他的一只脚，将他拖拽到行刑处，砍掉了他的头颅，用巨石将他的尸身拦腰斩断，在地上肆意拖拽。
除了修士个体之外，修道院也遭受诸多迫害。一方面，修道院作为建筑群遭到君士坦丁五世的打压，具体措施包括将其彻底毁掉、转变成世俗职能、变卖成钱财。卡里斯特拉图斯（Kallistratos）、迪欧斯（Dios）、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等修道院，以及一些其他的修士、修女的住所被彻底破坏。而君士坦丁堡内著名的达尔马托斯（Dalmatos）共修院（έν τοῖς κοινοβίοις）被改成士兵的住所。色雷斯松军区（Thrakesian thema）内许多修道院则被出售，财产上交国库。另一方面，修道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和生活方式，同样遭到打压。根据史料记载，在君士坦丁五世时期，修道生活遭到破坏，有些修道院内所有的圣器、书籍、牲畜全被变卖，只要发现有涉及修士和沙漠教父的资料，就会被焚毁。皇帝的忠实下属、色雷斯松军区将军米哈伊尔·拉哈诺德拉孔（Michael Lachanodrakon）对修道生活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打压，以至于塞奥法尼斯在记载此事时疾呼：“他管辖的整个军区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继续修道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君士坦丁五世所有反对修道的举措全都发生在747年大瘟疫之后。换言之，当747年大瘟疫之后，帝国和君士坦丁堡人口均触及谷底，君士坦丁五世充分意识到人口资源匮乏带来的危机，帝国需要增加人口，人口迁移政策便是明证，而反修道运动同样为此目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
其一，小史蒂芬之死是君士坦丁五世被后世史家广为诟病的劣迹之一。在这些记载中，小史蒂芬因为反对毁坏圣像而遭到皇帝残忍杀害。但通过这些颂扬小史蒂芬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小史蒂芬遭到处决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他虔诚的修道行为。根据史料记载，“此人受到所有人的尊崇，因为他曾经在他的隐修处待了60年左右，拥有许多高尚品德。”他不仅注重个人修行，而且“劝告许多人进入修道生活”（ὡ πολοὑ νουθετοῦντα πρò τòν μονήρη βíον）。这与君士坦丁五世迫切需要增加人口的大政方针完全相悖。
其二，史料中提到，君士坦丁五世在765年任命新的牧首之后，要求他“采纳神父式的削发而非修道式的削发”（στεφανíτην ἀντì μοναχοῦ）。表面上看，这是对削发形式的建议，但实际上皇帝希望教会能够宣扬一种理念：那些有宗教热情的人，可以采取教士的生活方式，但应避免修道主义。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便是，修士禁欲，而普通教士可以结婚。换言之，君士坦丁五世希望帝国民众的宗教热情与婚育不相冲突，这样可以确保人口的可持续增长。
其三，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五世采取措施直接强迫修士还俗。根据史料记载，在765年8月，他在大竞技场大肆羞辱修道习俗，强迫修士回归世俗生活；他命令每位修士手牵一位女士，在大竞技场中列队行进。在他的授意下，色雷斯松军区将军米哈伊尔·拉哈诺德拉孔将辖区内所有的修士和修女集中在以弗所，然后要求修士换上白袍，带走一位修女为妻，否则就会被刺瞎双眼然后流放。
由此可见，君士坦丁五世进行反修道主义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将人口资源从修道院驱赶到世俗世界，进而通过婚育为帝国增加人口。君士坦丁五世对待曼提内翁（Mantieneon）女修道院院长安苏萨（Anthousa of Mantieneon）的态度转变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根据传记史料，君士坦丁五世先是对安苏萨大肆迫害，但是当这位女圣徒预言皇后尤多吉娅（Eudokia）会生下一对龙凤胎，并且为正在遭受怀孕痛苦的皇后祈福时，皇帝停止了对她的迫害，并默许皇后向这座女修道院捐献了大量钱财。安苏萨因此声名远扬，许多无法生育的人专程前来，希望能够借助这位圣徒的祈福而孕育后代。君士坦丁五世对安苏萨从迫害转为默许支持，显然是因为这位圣徒开始成为鼓励生育、顺利生产的象征符号，而这与皇帝增加人口的政策不谋而合。因此，在黑暗时代，许多皇帝并非针对修道主义，而是反对禁欲、反对不生育。
当然，反修道主义与修道院直接发生冲突，容易引起教会的抵触，因此许多皇帝虽然不支持修道主义，却也不愿直接反对。更多的拜占庭统治者转变思路，通过引导的方式，将家庭生活与宗教精神相融合，改变生活风气，鼓励拜占庭人注重婚姻、家庭和子女。拜占庭统治者主要依托于帝国颁布的法律和教会人士编纂的圣徒传记，宣扬对女性、子嗣的保护和多生多育的理念。
首先，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将女性日益局限在家庭中，将女性的社会职能塑造为以生育和繁衍后代为主。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法律文本《法律选编》（Ecloga）中，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身份权、财产权等，在家庭中的地位显著上升，笔者曾撰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部法典中同时存在一些有悖于这一趋势的条款。最明显的例证是，丈夫如果是在无嗣的情况下死去，他的妻子的继承位阶排在死者的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姐妹、父母的兄弟们、其他亲戚之后。只有在没有任何亲戚存世的情况下，妻子才有权继承丈夫一半的财产，而另一半则归国家所有。这一条款显然有悖于提高妻子在家庭中地位的其他法条。考察条款的细节，我们会发现，有无子嗣是造成这种天壤之别的关键因素。在丈夫先于妻子死去时，如果夫妻之间拥有孩子，那么妻子作为孩子的母亲，拥有非常高的地位，可以掌控整个家庭的财产；但如果没有孩子，妻子的继承位阶则几乎不被考虑。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女性会回到娘家，与前夫的家庭不再存在任何关系。
换句话说，《法律选编》在某些方面确实提升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但其根本目的是鼓励妻子尽快生育。这一时期女性圣徒传记的主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一社会现象。在拜占庭早期，女圣徒往往拥有狂热的宗教信仰，呈现的形象是“圣妓女”或者装扮成男人以进入修道院的女性，但在这一时期，女性圣徒的主体是虔诚的已婚女性，呈现的形象是“神圣的家庭主妇”。通过这些作品，拜占庭帝国宣扬的理念是女性首先应该结婚生子，照顾子女。这与帝国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的国策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儿童得到帝国统治者更大的关注，帝国希望能够保证他们的正常成长，以延续人口资源的长久发展。在家庭关系中，法典保护子嗣的权益。根据《法律选编》的规定，父母在准备孕育孩子之前，要先将财产的四分之一储存起来，以确保子女成长时有相应的钱财保障；父母死后，无论有无遗嘱，子女都能从父母遗产中获得一定份额；父母的债务子女无需偿还。这一系列看似不合理的条款都体现出帝国保护子女权益的决心。在家庭关系之外，社会上存在大量孤儿，帝国同样采取诸多措施，保障他们的成长。国家首先会安排他们的亲属承担监护人责任，在20岁之前负责他们的教育和成长，并替他们照料财产。在亲戚都无力抚养的情况下，帝国则安排其他国家机构，比如孤儿院、救济院、教会或者修道院来承担监护责任。圣徒“公主”安苏萨（St. Anthousa Princes）就收养照顾了很多孤儿。
除此之外，帝国致力于弘扬多生孩子的社会风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帝国宣扬，在选择妻子时，应着重考虑女性的生育能力。皇室家族首先做出表率，在为皇帝选择妻子时，采取“新娘秀”（bride-show）的方式。具体而言，拜占庭统治者安排人员前往各个区域、各个阶层，为皇帝挑选比较合适的新娘候选人，将她们带到皇宫中，然后再从中确定皇后人选。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考察她们家族的生育能力。基于此，家境并不算高贵的塞奥多拉（Theodora）成为皇帝塞奥菲鲁斯的妻子，因为塞奥多拉的家庭给皇室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便是家庭健康，人丁兴旺，这说明家族中的女性生育能力都非常好。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塞奥多拉在10年时间内便生育了7次。
通过法律文本和圣徒传记的宣扬，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多生孩子的风气。这一结论通过梳理这一时期的圣徒传记，便可直观得出。圣徒塞萨洛尼基的塞奥多拉（Theodora of Thessaloniki）有1个哥哥和1个姐姐，她自己在婚后育有3个孩子；圣徒米哈伊尔·新凯罗斯（Michael the Synkellos）有“许多”姐姐；皇帝君士坦丁五世是“公主”安苏萨的父亲，他育有多个孩子，仅第三任妻子尤多吉娅便为他生下6个孩子；圣徒莱斯沃斯岛的大卫（David of Lesbos）的父母虽然不是显赫家族，却育有7个孩子。费拉里图斯的传记也能折射出当时的这一社会风气。根据记载，他的一位穷苦同乡村民需要“养活妻子和9个孩子”。费拉里图斯本人也拥有一个大家庭：他自己有一儿两女，其中长女有4个孩子，次女有6个孩子，儿子有4儿3女共7个孩子。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各个阶层的家庭普遍育有如此多子女，显然是社会风气使然。无论是贫困还是富有，无论是平民还是皇室，都希望多子多孙。
概而言之，在黑暗时代，鼓励多生育成为数代皇帝一以贯之的国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以君士坦丁五世为代表的一些皇帝大肆打击修道生活，将更多婚育适龄男女驱赶到世俗世界。利奥三世、塞奥菲鲁斯等皇帝则提高母亲在家庭中，儿童在社会中，已婚女圣徒在教会中的地位，从而鼓励婚姻和生育，弘扬多生孩子的社会风气。拜占庭统治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从根本上解决帝国的人口危机。
结语
人口资源是审视中古帝国兴衰变化的重要晴雨表，为我们考察帝国的时代变迁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视角。对于中古帝国而言，人口资源意味着经济基础，进而关乎帝国的命运。3世纪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古罗马帝国境内可以使用的人力资源不足。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锐意改革，给予奴隶一定程度的自由，使之成为隶农，将其固着于土地上，从而提升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危机中的人口资源问题，奠定了拜占庭早期持续发展的基础。“查士丁尼瘟疫”的出现代表了拜占庭人口发展的一个拐点，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发展势头遭到遏制，开始下行趋势，这集中体现在6世纪后半叶的动荡之中。
从7世纪开始的250年时间里，由于“查士丁尼瘟疫”的多次复发和外敌的频繁入侵，拜占庭帝国遭遇人口困境，帝国的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全面衰退，经济基础动摇，拜占庭帝国出现财政危机，濒临灭亡，是为黑暗时代。换言之，拜占庭帝国的黑暗时代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帝国最重要的人口资源在短期内急剧减少，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拜占庭统治者从帝国治理的角度，制定诸多政策，以有效增加帝国的人口资源。为了在短期内迅速补充核心区域的人口资源，帝国实行了人口迁移政策，并借机吸引或争夺外邦人口资源。与此同时，帝国统治者通过法典、教会，提升女性和儿童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鼓励婚育，倡导多生孩子的社会风气。
事实证明，拜占庭统治者的人口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帮助帝国成功实现了“衰后复兴”。学术界对此达成共识。哈特利（Hatlie）指出，君士坦丁堡人口在8世纪下半叶开始持续增长，至8世纪末人口已经实现翻倍，达10万人；拜占庭帝国的经济从8世纪最后10年开始改善，并在黑暗时代末期实现经济扩张。特雷德戈尔德在其著作《拜占庭的复兴，780-842年》中认为，人口增长解决了帝国的财政问题，是帝国复兴的首要原因。换言之，马其顿王朝的“黄金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黑暗时代帝国成功的人口政策上。
从这个角度而言，对拜占庭帝国黑暗时代人口政策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这一时期帝国统治者的形象。在拜占庭帝国的黑暗时代，大多数统治者与教会认可的政治品德或正统信仰并不相符，例如伊拉克略、康斯坦斯二世因为“一志论”（monotheletism）问题备受教会指责，而伊苏里亚王朝和阿莫利王朝的统治者则因为毁坏圣像运动而被斥为异端，因此拜占庭史料对他们存在诸多偏见，其治国理政的才能经常遭到无视，一些措施更是遭到歪曲。以上述人口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为例，查士丁尼二世因为残忍对待政敌、迎娶异邦公主等行为而遭到质疑，史料中称其为“愚蠢的管理者”（ἀβούλως τὰ κατ’αύτὸν διοικῶν），将他对塞浦路斯岛实行的人口迁移政策视为“不理智”（ἀλόγως）。尼基弗鲁斯一世因为推翻了伊琳尼的统治（伊琳尼是恢复圣像崇拜的“正统者”），而被视为“无耻之徒”（τὸν ἀλιτήριον），他的人口迁移政策被列为“十大恶行”之首。君士坦丁五世因为坚定地毁坏圣像而受到教会谴责，史料对他的治国之策多有歪曲。例如在赢得内战之后，为了缓解前文提到的市场秩序失衡的问题，他有意识地进行了物价调控，压制农产品价格。但牧首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 the Patriarch）谴责君士坦丁五世的这一行为，称其为“不人道的病态”。这些被“正统”史料谴责的皇帝们的不义之举，如果从黑暗时代的人口困境来看，都是针对帝国的根本问题采取的有的放矢的措施。我们在研究黑暗时代统治者的形象时，应尝试摆脱史料中呈现的“正统”偏见，通过分析时代危机和应对效果来解析他们的行为和政策。换言之，人口问题能够为我们研究黑暗时代拜占庭帝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一条重要的、体现时代特征的线索。
庞国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