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岁，人生的另一场战争

何家弘承认自己很有受挫感。

69岁的他来到年轻人流行文化的领地，成为了一名B站“UP主”。2021年4月，第一条视频发出后，弹幕像雪花一样飘满屏幕，“大佬来了”“巨佬”。视频里的何家弘有着法学家的严谨，连服装都是笔挺衬衫，或者领带西装。

何家弘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被称为“证据法学泰斗”。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代法学家，他是中国大陆首个获得美国法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主编了中国第一部《证据法学》，至今是许多法学院本科和考研的核心教材。

目前他还没有退休，在学生介绍下，他一步步接触网络。“一开始我在今日头条有个账号，做普法宣传，后来学生跟我说，让我在B站做视频，B站上有很多年轻人，”何家弘说，“但我不会用这些新鲜的东西，一位人大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就帮我录制视频。”

只是没想到，原本为了普法而来的何家弘，却遭遇了网络世界最独特的违法攻击：网暴。

一个“过时的人”遭受网暴

在“何家弘说案”这个账号里，何家弘一直在讲解四十年来研究过的传奇罪案——他说，里面藏着能让世界变好的秘密。

何家弘接触过不少大案要案的一手资料，在节目中，他披露了黑龙江石东玉案、“亡者归来”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案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

2022年7月，备受关注的“错换人生案”尘埃落定。

据新华社报道，2020年2月，江西青年姚策确诊肝癌，母亲欲割肝救子，结果检查时，发现孩子并非自己亲生。经调查，才揭开28年前，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生产时的错抱婴儿事件。

这起事件，在网上引起巨大争议。网友们甚至根据案件细节，提出了很多猜测和质疑，进而，也延展出一些未经证实的观点，比如“故意偷孩子”等。

8月，何家弘受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邀约，就其中的证据问题发表了一些个人意见。采访中，何家弘对证据问题一一进行了剖析，讲了十几分钟。因为考虑时长的原因，最后节目只截取了一分多钟的片段。他在里面提到，应该尊重法院判决，“法院要挺直腰板，不能被民众的意见左右”。

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网友提出“杜新枝一家（抱错孩子的另一家人）办假证”“医院的病历有涂改痕迹”，所以天然觉得他们一家是有罪的一方。明确表示应该尊重法院判决的何家弘，则被视为力挺“杜新枝一家”。进而，想象力丰富的网友还脑补出一系列黑暗背景。

“有人造谣说，我是驻马店人……和杜某某有亲戚关系，”何家弘说，还有人造谣说，“我收了杜家的钱财而为其说话，但又提不出任何证据。”

造谣之外，是谩骂和攻击。有人称他为“何砖头”，有人拿他留学经历进行侮辱，有人对他的博士学位提出质疑，有人诅咒他“必有灾殃”，还有人用他的头像拼制成低俗的裸体视频。后来，甚至有人给人民大学打了举报电话。

何家弘说自己是一个过时的人。日常生活中的他，和网络是绝缘体。他的手机长时间关机，每天只开机两三次处理必要的事务。他没关注过网红，不知道什么是App，也不知道什么是流量——只能望文生义，“某视频前流动的人的数量”。

至于什么是网暴，他也只听说过，并没有详细了解。但这一次，这个词不再是一个遥远赛博世界里的名词，而成为他生活中的动词。

写小说的法学家

收到采访函后，何家弘隔天就发来一篇近5000字的文字回复。他觉得这样可以节省双方时间，见面就可以针对具体问题深入聊。

这种不愿浪费时间的习惯，是他从年轻时就养成的。

1969年10月5日，他和其他知青一起到“北大荒”下乡务农8年。因“成分问题”好不容易回城，又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当水暖工。直到中国恢复高考，1979年，何家弘考进中国人民大学。他原本喜欢文学，可那时候，“人大一分校”没有文学系，何家弘糊里糊涂地选择了法律系。

对于那个刚刚开始重建公、检、法的年代，法学是个全新的学科。何家弘说，经历过动荡的时代，越学越觉得法学重要。

何家弘拼命想弥补被耽误的青春。他读到硕士留校任教，两次出国访学。1992年，何家弘到美国西北大学攻读法学博士（SJD）学位。一般人需要三到五年拿下的学位，他只用1年零10天。回国后，何家弘又开始主编了第一部《证据调查》和《证据法学》。

这位法学专家严谨却不古板守旧，相反，他的兴趣很广，愿意尝试新方向。正如他在全民上网的时期，愿意尝试做UP主一样；在全民文学热的1990年代，他也曾提笔写小说。

和很多犯罪文学作家不同的是，他的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比如他的第一本小说《血之罪》，就是从当年曾经轰动一时的“石东玉杀人案”中获得灵感的。

1989年，护林防火员关传生的尸体被人发现，他的邻居石东玉成了重大嫌疑人，并被判死缓。判案的物证是石东玉衣服上的血迹。当时中国没有DNA鉴定条件，仅凭血型就判定石东玉为凶手。1994年，真凶被发现，相关部门重新审理此案，将石东玉的血衣送到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检测，发现这是一起冤假错案。1995年，石东玉被宣告无罪。

这起案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一项司法原则——无罪推定被确定下来。有人如此评价：错案是司法的阴影，而何家弘则用小说透视司法的阴影。

1994年到1998年，他一下子写了5部小说。其中，《血之罪》被英国《卫报》列为“亚洲十大犯罪小说之一”。

何家弘喜欢把自己定位成“写小说的法学家”。他的书房叫“痴醒斋”，人生格言是“当痴则痴，当醒则醒”。法学的理性和文学的感性，在他身上共存。

现在，已经69岁的他，每周三、周四的上午仍有四个课时的课程——将近3个小时。过了六十岁，何家弘延迟退休了三次，他总有些时不我待的危机感，甚至曾在2020年一年内发表23篇论文，其中包括9篇英文论文。

何家弘坦诚地说，“最近真的想退休了”，身体的精力不允许了。他已经规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离开喧嚷的北京，找一处僻静的风景优美之地，写人生中最后一部小说。

法律有固定的框架，文学更开阔自由。何家弘想把那些没有规则形状的人生感受寄托在小说里。他说，“虽然我大半辈子的时间都在从事法学研究，我希望，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走向死亡。”

只是，还未等离开喧嚣地，网暴风波朝他扑面而来。

“你没法说服一个故意跟你吵架的人”

何家弘手抖的毛病已经有几十年。上了年纪，症状更严重。他拿起手机，每个动作都像慢镜头，手指颤颤巍巍，总是点不准屏幕上的一个小按键。

手机并不是一个会让他天然亲近的事物，更别提沉迷其中。一开始，他甚至有些排斥网络。

以前，他校外讲课的任务很多，比如国家行政学院的省部级干部研修班、公检法系统的培训班，疫情之后统统取消。一下子，他觉得自己好像待在北京没事干了。

那段时间，有人向他介绍了人大法学院毕业生徐晶帮忙录制视频，徐晶在做法律方向的内容创业，深感普通人需要通俗易懂的普法内容。

B站曾建议何家弘开收费课程，他在斟酌之后拒绝了。

“我在网上宣讲不是为了赚钱，主要就是为了普法。”平台提议讲刑事司法大案的课程，何家弘答应了，他想趁机梳理中国刑事司法在过去四十年的改变和进步。

何家弘并没有采取短视频形式，而是像给学生讲课一般，详细地讲解每起案件。他曾用了7期、近2小时分析轰动全球的辛普森案，光是对自己收集案件资料过程的阐述就长达11分钟，这也是“何家弘说案”的一个鲜明特点，被网友评价为“全网质量最高的讲解”。

他的讲解风趣活泼，就像是和年轻人唠家常。讲解过程中，他还向网友“安利”辛普森有关的电影，让大家觉得“能插得上话”。但同时，他也有法学家较真的本性，有时剪辑掉了一句话，导致逻辑不够缜密，他要在下一期视频中一一解释清楚。

对社会热点，他也会有选择性地跟进。去年，何家弘在一期视频中谈到不久前一审宣判的北大学生吴谢宇弑母案。其中对死刑问题的看法，引发了网友激烈反应。

何家弘认为，废除死刑应该是司法文明的目标之一。

这样的看法在国内外法学界都不罕见，甚至早有部分共识。但大众还难以广泛接受。这期视频播出后，网友提出了强烈质疑，甚至不乏辱骂之声。弹幕里，评论区里，百分之八十的声音都认同直接判吴谢宇死刑，而不是改成死缓。

现实中经历过无数风雨的这位69岁法学专家，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再一次体会到了狂暴且喧嚣的民意。

何家弘是一个直率的人。遭到网暴后，有人劝他不要再回应。他第一时间把自己将近30分钟的证据分析发在了B站上。一开始，他还一一回复网友的质疑，还专门为这起案件，录制了两期长视频，耐心对案件中所涉的证据等问题，进行解释。

直到发现有些人其实根本不会完整看他的视频，更不在乎他的观点，他才意识到，“你没法说服一个故意跟你吵架的人。”

“因为，我信仰法治”

此前，一直有网友建议何家弘谈一谈“错换人生案”，甚至希望他介入关于此案的调查。

“我曾回答说，第一，我不能参与这个案件的调查，因为我是教师，不是律师，没有调查的身份。”何家弘后来回忆道，“第二，我现在还不能评论这个案件，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原则，法院没有终审判决的案件，我一般不公开发表评论。特别是涉及到案件中的事实和证据问题，我们都认为司法机关应该独立审判。我们就不应该干扰法院的审判。”

因此，直到该案终审判决之后，何家弘才愿意公开发表意见。

这是何家弘坚守了一生的法治理念，成为UP主后，自然也不愿为互联网时代的传播退步半分。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在网络表达越来越情绪化、极化的网络时代，这样的严谨、冷静，很可能不受欢迎。

1993年底从美国留学回国之后，何家弘认为中国非常需要普及法律知识，特别是要讲法治精神，这成为他终身的信仰。

“90年代初，中国法治百废待兴，法学教育面临断层。

那个时候，无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正当程序等都是很陌生的概念。中国传统打官司，公检法都是查明案件事实，我明白就行了，这事儿就是这样，就定了，而不是说我得用证据。”何家弘回忆道。

多年来，何家弘一直想努力推动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对很多具体的证据规则、刑事错案司法制度、庭审制度都提过具体建议。

2005年，何家弘在中国人民大学带领一帮青年学者做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他说，之所以关注刑事错案，是因为人类总是从错误中反思，聂树斌、佘祥林等冤案，是个体的巨大悲剧，更是全社会的补习课。何家弘认为刑事错案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撬动证据规则完善和司法制度改良。

与此同时，他也做了大量普法的额外“工作”，包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参加一些电视台的普法节目等。他认为，没有民众的法治意识，就不可能有现代法治国家。

何家弘说，rule of law（法治）和rule by law（法制）还是存在巨大的区别。前者的含义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治理国家，是真正的“依法治国”。后者的含义是把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其本质还是“以人治国”。法治不能仅写在纸上说在口中，一定要渗透在人们的观念里，落实在人们的行动上。法治的观念也不是一声令下或一纸法律就能灌输到人们大脑里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教化，必须在法治环境中养成。

这次网暴事件成为他普法生涯的一小道坎，也让他意识到了普法之路的艰巨。

“我不知道那些网评算不算网暴。”何家弘说，也有朋友问他，要不要找平台，删掉那些恶意的评论，“我说不用了，我不喜欢他们的言语，但我尊重他们发表意见的权利。”

切身经历过之后，原本对网络一无所知的何家弘，也开始关注互联网的社会生态。何家弘说，现在的网络环境反映出，虚拟的网络空间太缺少法治。现在网络和我们现实的生活已经非常紧密，所以更不能放任。现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奉法者不强。

10月25日，经过一番内心的沉淀，他又发表了题为《我为啥普法28年》的文章。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从1994年算起，我已经坚持普法28年。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会继续此项劳作。因为，我信仰法治。我的最大梦想就是看到中国成为繁荣昌盛的现代法治国家。我期盼着，努力着，快乐着。这就是我的晚年生活。”

（本文发表在2022年11月18日出版的第31期《看天下》杂志｜记者 李慧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