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下部）
尼·雅·马尔把语言是上层建筑这样一个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把语言有“阶级性”这另一个同样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同各民族历史和各语言历史全部进程相矛盾的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给语言学界带来一种为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不谦虚的、骄横的、妄自尊大的腔调，这种腔调轻率地空口否定尼·雅·马尔以前语言学中的一切成就。
尼·雅·马尔大肆叫嚣，污蔑历史比较法（注：历史比较法是十九世纪初开始采用的一种研究语言史前史的方法。它通过亲属语言或方言的比较，揭示其语音对应规律，构拟原始语的系统，以说明亲属语言和方言的形成和演变。）是“唯心主义的”。其实应当说，历史比较法虽然有严重缺点，但是毕竟比尼·雅·马尔的真正唯心主义的四要素分析法（注：四要素分析法即尼·雅·马尔的所谓四要素古生物学分析法。马尔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发音成分不外四个要素，每一要素由两个辅音组成，按原来图腾部落的观念和名称分别称作сал，бер，йон，ро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是由这四个要素发展而来的。）要好，因为前者还推动语言研究工作，后者却只是要人躺在炕上，围绕着标榜一时的四要素去胡思乱想。
尼·雅·马尔妄自尊大地贬斥研究语言类别（系族）的任何企图，认为这是“原始语” （注：原始语亦称基础语，母语或祖型语。按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一般理解，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都是由同一原始语分化发展而成的。）理论的表现。其实，语言的亲属关系是无法否定的，例如各斯拉夫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无疑是存在的；研究这些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会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给语言学带来很大的益处。当然，“原始语”理论同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听了尼·雅·马尔的说法、特别是他的“学生们”的说法，会使人以为在尼·雅·马尔以前不曾有过任何语言学，语言学是从尼·雅·马尔的“新学说”出现以后才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要谦虚得多，他们认为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前时期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科学发展的产物。
因此，这次讨论在另一方面也是有助于我们的事业的，因为它暴露了苏联语言学界的思想错误。
我想，我们的语言学愈快地摆脱尼·雅·马尔的错误，就能愈快地摆脱它现在所遭受的危机。
取消语言学界的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抛弃尼·雅·马尔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我看，这就是苏联语言学健全发展的道路。
载于1950年6月20日
《真理报》第171号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答叶·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对你的问题回答如下。
1.问：你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指出：语言既不是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那么，认为语言既是基础所具有的，又是上层建筑所具有的一种现象是否恰当？还是认为语言是一种中间的现象更正确些？
答：当然，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具有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固有的那种共同特点的，这就是说，它为社会服务，正如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为社会服务一样。但是，一切社会现象所固有的共同东西，其实也仅限于此。再进一步，便开始了各个社会现象之间的严重差别。
问题在于，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还有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基础的专门特点就是：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上层建筑的专门特点就是：上层建筑以政治、法律、美学等思想为社会服务，并且为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设施。语言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专门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工作。这些特点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正因为它们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语言才是独立的科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没有语言的这些特点，语言学就会丧失独立存在的权利。
简短些说，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
语言也不能列入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现象一类，因为这种“中间”现象是不存在的。
但是语言也许可以列入社会生产力一类，譬如说，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吧？的确，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点：生产工具，象语言一样，对于各个阶级表现出一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并能同样地服务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不管是旧的阶级，或是新的阶级。根据这个情况是否可以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呢？不，不可以。
有一个时候，尼·雅·马尔看到他的“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公式遭到了反对，就决定“改造”一下，宣称“语言是生产工具”。尼·雅·马尔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是否对呢？不，他完全不对。
问题在于，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的类似之处，只限于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点。但是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而语言则什么也不生产，或者只是“生产”词而已。确切些说，有生产工具的人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但是同样这些人如果只有语言而没有生产工具，那就不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不难了解，假如语言能够生产物质资料，那么夸夸其谈的人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了。
2.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语言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编者注），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编者注）。马克思说：“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注：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上册第109页。——编者注）依据你的意见，语言学应当在哪种程度上来研究语言的含义方面，研究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以及修辞学呢？或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应当是形式吗？
答：语义学是语言学的重要部分之一。词语的含义方面在研究语言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应当保证语义学在语言学中应有的地位。
然而，在研究语义学问题和使用它的材料时，千万不可过高估计它的意义，尤其不可滥用它。我指的是某些语言学者，他们过分沉醉于语义学，无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同思维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他们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硬说语言在消亡着，没有语言也行。
请注意尼·雅·马尔所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以声音表露出来；思维的活动没有表露也可以进行。……语言（有声的）现在已开始把自己的职能让给那些绝对战胜空间的最新发明了，而思维则借其未加利用的过去的积累和新的成就而上升，并且将排挤和完全代替语言。未来的语言就是在不依赖于自然物质的技术中成长起来的思维。在它面前，任何语言，甚至有声的、仍然同自然规范相联系的语言也会站不住脚。”（见尼·雅·马尔的《选集》）
如果把这种施展“魔力”的玄妙莫测的话译成普通人讲的话，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
（二）尼·雅·马尔认为，人们的交际，不用语言，而借助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不依赖于“自然规范”的思维本身就可以办到；
（三）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又使思维“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他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有些人说，思想是在用言语表达出来之前就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是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外壳、可以说是以赤裸裸的形态产生的。但是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思想的实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谈到同语言的“自然物质”不相联系的思维，才能谈到没有语言的思维。
简短些说，过高估计语义学和滥用语义学，使尼·雅·马尔走向唯心主义。
因此，如果保护语义学，不象尼·雅·马尔和他的“学生们”那样加以夸大和滥用，那么语义学对语言学就能有很大的益处。
3.问：你十分正确地指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和道德原则是截然相反的。这些现象的阶级性质必然反映在语义方面（有时也反映在语言的形式上即词汇上，如你的文章中所正确指出的）。在分析具体的语言材料时，首先在分析语言的含义方面时，可不可以说，语言表现了概念的阶级实质？特别是在讲到语言不仅表现人的思想，而且也表现人对现实的态度时（这时人的阶级属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可不可以说，语言表现了这些概念的阶级实质？
答：简单说来，你想知道：阶级是否影响到语言？阶级是否把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人们依据阶级属性而赋予同一词语以不同的含义的情形有没有呢？
是的，阶级影响到语言，并且把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有时也对同一个词语有不同理解。这是不用怀疑的。
然而，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对于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发展会有重大的意义，它们会削弱全民语言的意义或改变它的性质。
第一，这种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在语言中是极少的，未必能占全部语言材料的百分之一。因此，占绝大多数的其他所有的词语以及它们的语义对于社会各阶级是共同的。
第二，在言语中应用带有阶级色彩的专门的词语时，并不是按照某种“阶级”语法的规则（这种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而是按照现有的全民语言的语法规则。
因此，专门的词语的存在以及语义上的差别的事实，并不推翻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相反地，是证实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
4.问：你在文章中完全正确地评价了马尔，说他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这是不是说：语言学家们，包括我们这些青年在内，应该抛弃马尔的全部语言学遗产呢？可是马尔仍然作过一些有价值的语言研究（契科巴瓦、桑热耶夫及其他一些同志在讨论中都曾写到这些）。我们在批判地研究马尔的同时，是否还可以吸取他的有用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呢？
答：当然，尼·雅·马尔的著作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尼·雅·马尔之所以犯了极重大的错误，是由于他把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塞进语言学中去，他企图创造一种独立的语言理论。但是尼·雅·马尔有个别优秀的、写得很精彩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忘掉了自己在理论上的野心，诚实地而且可以说是很有办法地研究了某些语言。在这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显然，这种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应当从尼·雅·马尔那里吸取过来加以利用。
5.问：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形式主义是苏联语言学停滞的基本原因之一。语言学中的形式主义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如何克服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很想知道你的意见。
答：尼·雅·马尔及其“学生们”责难一切不赞成尼·雅·马尔“新学说”的语言学者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当然是不严肃的和不聪明的。
尼·雅·马尔认为语法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认为那些把语法构造当作语言基础的人是形式主义者。这就是极端愚蠢了。
我认为“形式主义”是“新学说”的创造者们为了便于同自己在语言学界的对手作斗争而捏造出来的。
苏联语言学停滞的原因，并不是尼·雅·马尔及其“学生们”所发明的“形式主义”，而是语言学界的阿拉克切也夫制度和理论上的缺陷。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是尼·雅·马尔的“学生们”建立的。尼·雅·马尔及其最亲近的战友们给语言学带来了理论上的混乱。为了不再有停滞现象，就应该把两者一起铲除。铲除这些溃疡，才会使苏联语言学健康起来，才会使它走上康庄大道，才会使苏联语言学能够在世界语言学中占第一位。
1950年6月29日
载于1950年7月4日
《真理报》第185号
答同志们
答桑热耶夫同志
尊敬的桑热耶夫同志：
答复你的来信太迟了，因为你的信昨天才从中央机关转给我。
你无疑是正确地解释了我在方言问题上的观点。
“阶级”方言，正确些说，应当叫作习惯语，并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而是为少数社会上层分子服务的。此外，它们没有自己本身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不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
相反地，地方（“地域”）方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并且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наци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语言。例如，成为俄罗斯民族语言基础的俄语中的库尔斯克—奥廖尔方言（库尔斯克—奥廖尔“话”），情形就是这样。成为乌克兰民族语言基础的乌克兰语中的波尔塔瓦—基辅方言，也应该说是这样的。至于这些语言中的其他方言，则丧失自己的独特性，溶入这些语言，并在这些语言中消失。
也有相反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нация)，它的统一的语言由于该民族( народность)国家的崩溃而瓦解；在统一语言中还没有消失的地方方言，却活跃起来并成为形成单独独立语言的基础。例如，统一的蒙古语可能就是这样。
1950年7月11日
载于1950年8月2日
《真理报》第214号
答德·别尔金和斯·富列尔两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
你们的错误是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并用另外的题目偷换了我给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的答复中所研究的题目。
1.我在那封复信中批判了尼·雅·马尔，因为他在谈到语言（有声语言）和思维时，把语言同思维分割开来，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由此可见，我在复信中所说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我并且断定说：这种人的思想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在会讲话的人那里，是不存在同语言材料没有联系的赤裸裸的思想的。
你们没有接受或驳斥这个论点，却举出了不正常的不会讲话的人、聋哑的人来，这些人不会讲话，当然他们的思想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由此可见，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没有讲到也不能讲到，因为语言学所涉及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而不是不会讲话的不正常的聋哑的人。
你们用没有讨论过的另外一个题目来偷换正在讨论的题目。
2.从别尔金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词的语言”（有声语言）和“手势语言”（照尼·雅·马尔的说法叫“手”语）同等看待。看来他认为：手势语言和词的语言是同等的东西；人类社会有一个时期是没有词的语言的，当时“手”语起到了后来出现的词的语言的作用。
但是，如果别尔金同志当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始终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语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哪怕是最落后的社会，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民族学不知道有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народец)，哪怕是象十九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注：澳洲人指澳大利亚土著人。他们在十九世纪时还保存着原始氏族公社制度，崇拜图腾，各部落有自己的语言。据调查，澳洲土著人的语言不下百余种。
火地人指南美洲南端火地岛的印第安人。他们是十六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从南美洲大陆驱逐到这个苦寒地区的，以数十人的亲属集团为单位营渔猎生活，十九世纪时仍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那样原始的或比他们更原始的民族(народец)，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出动物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的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
由于所谓的手势语言极端贫乏和有限，它在这一方面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语言，甚至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替有声语言的语言代用品，而是人们有时用来强调自己言语中的某些地方的辅助手段，这个辅助手段在表现方法上是极其有限的。不能把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等量齐观，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锄和带有五铧犁和条播机的现代的履带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
3.由此可见，你们所注意的首先是聋哑的人，然后才是语言学问题。显然地，正是这种情况使你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好吧，如果你们要坚持，我不妨满足你们的要求吧。那么聋哑的人的情形到底怎样呢？他们的思维是否在活动，思想是否在产生呢？是的，他们的思维是在活动，思想是在产生。很明显，既然聋哑的人不能讲话，他们的思想就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这是不是说，聋哑的人的思想是赤裸裸的、同“自然规范”（尼·雅·马尔的用语）没有联系的呢？不，不是的。聋哑的人的思想的产生和能够存在，只能根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象、知觉、观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就是说，它是不存在的。
1950年7月22日
载于1950年8月2日
《真理报》第214号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
由于工作很忙，答复稍迟了些。
你的信是从两个没有说出来的假定出发的：第一个假定认为，引证某一作者的著作时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第二个假定认为，从研究一个历史发展时期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发展时期都是正确的，因而应当是一成不变的。
应当说，这两个假定都大错特错了。
举几个例子来说。
1.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多少平稳地在向上发展，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发生作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原理。
可是在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无法克服的弱点，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这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它们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某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问题的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他们会说：这两个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应当消亡。（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编者注）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内的一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便以此为根据，开始要求党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国家尽快地消亡，把国家机关解散，把常备军取消。
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研究，得出了结论：在资本主义包围存在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所有其他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要想不被资本主义的包围击溃，就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大力加强自己的国家，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和军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恩格斯的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胜利而言的，当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他一切国家仍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这个公式就不适用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公式。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会说：这种情形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状况，必须抛弃其中一个绝对错误的公式，而把另外一个绝对正确的公式推广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切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因为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公式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是正确的，而恩格斯的公式则对于下一时期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陆续的胜利将导致社会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内的胜利，从而造成实行恩格斯公式的必要条件。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
对于霍洛波夫同志信中引证斯大林的不同著作中关于语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公式，也应该这样说。
霍洛波夫同志引证斯大林《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著作，其中作了一个结论：譬如两种语言的融合，其结果通常有一种成为胜利者，而另一种则会死亡；可见两种语言的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其中的一种保存下来。其次，他又引证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另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说：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即当社会主义巩固起来并深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各个民族语言就必不可免地会溶合为一个共同的语言，这个语言当然不会是俄语，也不会是德语，而是某种新的语言（注：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0—321页。——编者注）。霍洛波夫同志把这两个公式对照了一下，发现它们不仅彼此不一致，而且互相排斥，于是失望了。他在信中写道：“从你的文章里我理解了语言的融合永远不会产生某种新的语言，可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根据你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讲话，我曾确信：在共产主义时期，各种语言会溶合成一个共同的语言。”
显然，霍洛波夫同志发现了这两个公式间的矛盾，并且深信矛盾应当消灭，于是认为必须丢掉公式中的不正确的一个，而抓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都正确的另一个，但是究竟抓住哪一个呢，——他不知道。好象是走投无路了。霍洛波夫同志根本没有想到：两个公式可能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常常就是这样，他们不深入问题的本质，不管引文中所讲的历史条件而只作形式上的引证，就必然会走投无路。
然而，如果分析一下问题的本质，就没有任何根据感到走投无路了。问题在于：斯大林的《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小册子和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所指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因此所得出的公式也不相同。
斯大林在他的小册子中论及语言融合问题的那个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的时代，这时剥削阶级是世界上的统治力量，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仍然很厉害，国家的区别使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根深蒂固，民族平等还不存在，语言的融合是通过争取一种语言的统治地位的斗争进行着，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和平与友谊的合作条件还没有具备，摆在日程上的不是各种语言的合作和互相丰富，而是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有胜利的语言和失败的语言。斯大林的公式说：譬如两种语言的融合，结果不是形成新的语言，而是其中一种语言胜利，另一种语言失败，这一公式正是指上述这些条件。
至于说到斯大林的另一个公式，即他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论及各种语言溶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这一公式，那么这里所指的是另外一个时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那时世界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剥削阶级将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将被消灭，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将被各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平等将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很明显，在这些条件下，根本谈不到一些语言的被压制和失败与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在这里我们遇到的将不是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遭受失败而另一种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从这些语言中将首先产生出一些最丰富的统一的区域语言，然后这些区域语言再溶合为一个共同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是德语，也不是俄语或英语，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
因此，两个不同的公式适应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而且正因为它们是与之适应的，所以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要求这两个公式不彼此矛盾，要求它们不互相排斥，这是何等的荒谬，这就象要求资本主义统治时代同社会主义统治时代不彼此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互相排斥一样。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看作教条的汇集，这些教条是不顾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永远”不变的。他们以为，如果他们把这些结论和公式都背熟了，并把它们胡乱地引证一番，那么他们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指望背熟了的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场合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没有看到它的实质、背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而没有懂得它们的内容的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1950年7月28日
载于1950年8月2日
选自《斯大林文选》
《真理报》第214号第520—5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