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论，乌有的终点，关于不可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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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二节：乌有的终点
“当有人试图描述一种乌托邦时，我们就生造出反乌托邦这个词来诋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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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理想实现的终点，人类放弃说话。这并不代表空气于动力学上的缄默，而是在语言的发出端，主体不再宣示自身的特异性，对于任何一段理想的“语句”来讲，只存在于它所指向的对象。如同当下的任何一种计算机中的汇编语言，它的主体不再是任何个体，也不会使用任何浮动的标准，而是指出“汇编者”这一对象集体，无论担当这个身份的个体有多么与众不同，一旦他们面对汇编语言所面向的对象时，他们和它们之间便不再有任何除汇编语言之外的隔(介)阂(质)。
在这种语言中，词句不再有任何能指，而只保留所指。换而言之，这是一个光靠语言就能解释整个世界的环境。对于这样的一个环境，人们存在着很多的误解，可以说任何一种对本体仍抱有想法的学术讨论，最终都会回归到这些误解上。
要想逐步澄清这些误解，首先要从莱布尼兹开始。我们知道，莱布尼兹出于一种我们称之为本体论的考虑，将世界误认为了这样的一种环境，从而归纳出了二进制的数理语言，这种数理语言具有描述这样一种环境的能力，但在这个时候莱布尼兹所渴望的，是基于我们的语言来创立一个具有这种数理特质的改良语言（实际上二进制也算是一种改良语言），而非让人们直接改用数理语言，也正因如此，他才作为最早一批把研究目光转向东方的人而闻名于后世。但随着莱布尼兹的离世，这一宏大目标并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在当代，造语除了面向机器，就是作为一种以“变形”为主题的艺术，关于这两者我们之后会再详谈。
紧跟着莱布尼兹身后的是叔本华，虽然两者可以说是在理性的问题上完全背道而驰，但两者都对于人们所言及的“世界”抱有着极度接近的看法，这必然与他们的理论对东方文化的汲取有重大关联。在莱布尼兹看来，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尽可能好的世界，因为它总是得到了自洽。而叔本华则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最糟糕的那个，因为它冷漠，它的意志无法战胜，我们总是被它所裹挟。从这一点来看，我们都能察觉到无论是莱布尼兹还是叔本华，都对“世界”进行了“命名”，这种出于本体论的想法无时不刻在驱动人们行使命名的权利，又或者说，将世界建构为一种之于人的环境的权力。而施行权力这件事对于哲学家来讲犹如天性，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加擅长看自己想看的，以及说自己想说的东西。
在西方哲学紧接着于尼采那儿受创后，物理学家以及数学家在相同的时间段内试图在涉及相同问题的自身领域内完成这种“语言”。由此衍生出两个重要的笑话，一个是物理学的天空，还有一个是数学的大厦，这两者加上社会学的乌托邦，常出现在各种用于表达“不可能、不存在”的场合。
第一件事是经典物理学于19世纪末趋于完成，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只要解决宏观物理定律在微观粒子层面的适用性问题，物理学就可以说是铁板一块，不会再有任何关于物质规律的问题亟待解决了。但随着争论的逐步激化，不仅经典物理在微观粒子层面的适用性问题没有解决，反而由于观测水平的提升而在极宏观的天体物理上发现了多个重大纰漏，由此导致经典物理最终成为了只在“人们眼睛看得到”的层面发挥作用的基础规律，从而彻底失去整个前沿科学的地位，包括既往以实证为重的研究方式都连带遭到了巨大冲击。
再者是数学沿着莱布尼兹对于数理逻辑的研究，如今也来到了一个木石俱备的状态，康托尔的集合论使人们有望看见用数字来解释世界的一天，得益于数学与物理学在很多层面上具有高度交叉的特性，伙同对方，数学也就集合论为中轴试图将世界换算为由诸多元素为基础的复杂集合，这个集合能很好地解决潜在与实在的无穷与有限问题，但结果并无悬念。数学先是紧接着在20世纪初叶末分裂为三大流派，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处理集合论所无法解决的悖论问题，其中包括广为人知的ZFC公理系统在内的诸多方法，但都不尽如人意，因为这些系统只能有条件地解决悖论，保证理论的基础实践不受到影响，而不能扶持或替代集合论在理想的真理层面重建数学的大厦，从以严谨著名的数学看来，这无疑是失败的。随着1931年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以及1927年物理学家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定理的提出，这个“敞开”的问题一直搁置至今。
从前述中，我们很明显的发现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所犯的错误是，他们将自身所能及的环境视为了世界。他们所倚仗的公式及定理要么并不泛用，要么不够精准，这种数理语言只在有限的环境中生效，它不仅无法替代这个世界，甚至需要前提，而这个前提是这种语言必须要消弭的对象，用一种魔力在促使我们消弭一切前提，基于这种魔法般的驱动力，我们生来就憎恨一切的不平等，我们渴望消去任何一种在我们之前的前提，渴望消去某种被裹挟的状态。今天我们不再去谈物理学与数学至今仍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性质相同的问题，我们在社会学中谈及，我们谈一种完备且自恰的人类生态，我们谈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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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这不仅是一个拟造的专有名词，又或者一本试图描写语言终点的书中，依据各种诸如不存在、美好、理想所托等词根的符号的象征意义彼此拼合而出的，一个不存在于这本书以纸墨形式，而实际存在的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地方的假想地名。它本身还是一句格言。
它从最普遍的形式展示出了一个所有人所希冀的终点的海市蜃景，由于水汽折射角度的问题，实际上每一个人所看见的虚像都是通过不同的光线路径所折射的，但人们对于不同景象却抱有相同的命名，上世纪的直觉主义者们从这种人类共性中敏锐把握住了想象的奥秘。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想象拥抱了实际，尽管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见沙漠彼方的关于蜃景的真实样貌，但是蜃景的出现本身却通过“海市蜃景”的百科知识暗示了其本体的存在。现在，我们明确地洞悉了想象的本质，它不再有任何的神秘性，又或者说它的神秘性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实实在在的容器当中。而面对一种被捕捉的东西，人们只会对捕捉它的另一样东西感兴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大脑充满好奇。
除去以对现象研究出名的胡塞尔和直觉主义数学家与文学家们外，一系列的神经科学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并非是在下意识想象的时候才想象，而是我们无时不刻都在想象，可以说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闻到的、所感触的，全部都是添油加醋后的东西，三级感觉皮质不断循环那些由海马曾写入到其神经网路本身中的东西，它向前渲染色彩，向后生成比喻，任何在康德那里所谓的“物自体”都被拟态成似曾相识之物，而这些似曾相识则来源于我们从头足纲的神经元集团发展到今天的复杂神经网路所一直遵守的底层逻辑，来自于神经电生化的生命基础本身，当这种生物的机械性转换发生在康德这些人的身上时，我们说，它来自于理性。
就以事实而言，我们的大脑本就在缸中，在骨板与颅神经孔编织的复杂钙磷盐结晶的迷路之内，但只有那么一刻，那么一瞬间，我们产生怀疑，又立刻释怀，继续想象。
对于一个拥有美式精神动力学派所推崇的“健全自我”的正常人来讲，怀疑是一种强迫性症状，它只有在表达一种一过性活动时才是正常的。在这种一过性之中，它持续停留在所指的表层中，而没有反复去刺激那些遵循赫布规则被刻入到逻辑链环中去的能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古老发生的杏仁体并无过度地活动。
而在具有典型病理性强迫症状的人身上，神经解剖又或者功能核磁成像研究表明，他们的杏仁体大多是功能亢进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还相信精神动力学的科学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联系两者，从而慎重地对待这一焦虑的发生器官。无论是从组织发生的角度，还是从精神动力学对于焦虑的看法，我们都知道这代表一种原始的冲动，代表着我们生命最起初的东西，包括趋利避害、繁衍后代等等的基础本能。现在这种生命本能在报警，对无时不刻都在进行的想象程序发出抗议，它通过边缘系统那非特异性的广阔带宽往新皮质联合中挤入大量的冗余进程，试图打断任何一个正常的、充沛着想象的认知活动，就结果来看，表现为一种无法再集中精力处理任何一件其它事情的强迫症状。对于罹患这种不幸疾病的人来讲，这是一件过于痛苦的事情，并且在它的一系列过往称之为“神经症”的同类疾病中，也尤为难以医治。所幸，就像杏仁体之于整个神经网路、之于整个“自我”一样，乌托邦之于整个语言符号体系，之于整个人际的信息系统，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起初，在人类还没有望向这么一个“乌有的终点”之前，这样的类比还没有发生，但从柏拉图开始，从一位哲学家做起白日梦并试图捕捉梦境开始，随着我们的“进化”，语言和人际网络也罹患了这种强迫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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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当最初的“乌托邦（或者说理想国）”开始，一种巨大的落差与颠覆就在生成，先是古罗马帝国起初所引用的“共和国”，我们知道这个词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一词由希腊文转换成拉丁文而来的。在这个转化过程，也即在这个把一种不存在于现实中的理想给“实现”的过程中，对语言的诋毁便悄然发生。理想国变成共和国，所有人都能幸福的虚假国度成真了，它变成了罗马共和国。
虽然我们不能太带有感情色彩地去评价一个过去的国家，因为这样会不尊重一种好像很重要的时代局限性，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说罗马共和国是理想国，因为它不是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幸福的地方，也许是他沿用的奴隶制并没有把所有智人都当做人来看待，但归根结底，还因为它实际存在了。
这是一种强迫，强迫我们否决理想的可实现性。起初这种诋毁和否决还隐藏人们的心中，以至于以一种“实现”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人们才后知后觉地察觉到其间的落差。但在后世，它甚至不再需要这种隐藏，它直接以语言的形式明目张胆的出现，它在不同的人那里变幻着样貌，以至于今天仍有多个词语用来表达这个意思，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采取了与“乌托邦”类似的词根，从发生的角度来讲，完全就是在乌托邦的基础上更改或者新添了前缀，这种手法直白而恶劣，却很容易予人一种幻觉，那就是反乌托邦与乌托邦是不同的东西。
但在今日，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来试图如柏拉图那样做着白日梦试图归纳一种乌托邦式的人类生态，在读者看来，都只会强迫性地引起一种恐惧与焦虑，并为了合理化而对立这种躯体转换性的不适，使得这样一部被写出来的“乌托邦”遭到“反乌托邦”的指认。因为，如今我们已不得不在语言的范畴内进行这种强迫性的仪式行为了，我们指认的任何一种反乌托邦实质上都是乌托邦，反之亦然，这些跃然纸上的乌托邦只犯下了一个过错，那就是它不该被写下来。我们的贬斥，是针对这些“作者”的过度想象的攻击，正是这些作者的想象引爆了人群中的、人们大脑中的杏仁体，诱发了集体性的强迫发作。
一旦这种强迫蔓延到整个人群中，我们就不再将其当做一种“疾病”，而只是成为一种偶尔遭受批评家指谪的“病态”，从而归因为具有时代色彩的小情绪。换句话来讲，这种强迫性症状被反向形容了，它不再是急需医治的东西，因为人们已经接受了它的普遍存在，就像没有人会去治疗一种“正常病”，这类名词在拟造之初就攻击了其自身，而被整个系统所遵守的公理前提给否决了。
也正因为这种强烈的冲动，使得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对立愈加剧烈，这个话题不断发酵，吸引着哲学家将无处打发的权力欲望向其投射，并最终指向关于终点的哲学研究，其中的能言善辩者挟持着历史、挟持着理性、挟持着他们所能说出来却又够不到的任何东西，凭空捏造任何一种由此在推理既在并终将永在的终点。
——尽管其与任何一种崇尚末日学说的神学看法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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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那里，终点愈发显现出它那理想的形态，唤起每个人那拥抱名为聚居的生命道标的渴望，也正是从黑格尔开始，玩弄可能性的艺术形式从未在曾经的任何一个时刻表现得如此鲜活，相比之下，古罗马共和国只能算是线稿，直到19世纪末开始，才是上色的阶段。
你可以想象，游荡在聚落上空的，不只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而是一幅巨型宗教壁画，它描绘的不是摩西走在红海的岸边，也不是诺亚的一叶扁舟，它描绘的是恐怖的现在，和恐怖持续的将来，是具有超级写实主义风格的现世地狱。面对这种活灵活现的恐怖，人们习惯性地借助一种也许显得有些过激的认知行为疗法来克服它，这种行为有很多美好的称呼，以回应被治疗者的暗示性需要，但总的来讲，我们习惯称其为“战争”。
从回顾性角度来看，战争既是一个灾难性事件，也是一个恢复和得到治疗的信号，它暗示了日子会变好，隐喻了恐怖即将落幕。战争的发生代表了又一次邪不胜正，说出了我们举步维艰却又从未倒下的英雄壮举。仿佛，战争杀死了那究极的恐怖。
遗憾的是，就像所有热心于战争的人所吹捧的无法被杀死的超实体存在一样，恐怖也从来就无法被消除，它只能被接受，在我们仍被围困在时间这条无止境的单向牢笼中的现在，任何创伤都只会是蒙太奇手法中下一帧的瘢痕愈合。这说明恐怖并不渴求另一种对立通过强迫来扰乱它，恰恰相反，它通过这种扰乱洗去自身的极性。上世纪可怕的战争不是一种悲惨且不幸的冲突，而是用于彻底清洗历史、清洗立场的戏剧性的障眼法，通向终点的“聚居”行为在这之后已经不留痕迹地铭刻在了智人的“文明”当中了。
就事实而言，野蛮战胜文明又反被文明吸收的这个历史过程是被战争所激化了，战争提供了一种显像的模式，这种模式对立出了两者，构成一种基于光影的可视性影像，这种具象化的形式可以说是人际关系对于事物的一种认知方式。而文明，则是在这个过程中人际关系替自身披上的皮套。
在今天，亦不乏有本能地抗拒着这种文明的人，他们大多年轻而富有活力，叛逆而不拘于成规，他们像是在混泥土的废墟中如担子菌门生物一样地野蛮生长，一旦时机成熟就播散极具传染性的外生孢子，把不羁和糟糕弄得到处都是。这确实让这座历经战火的废墟大为困扰，但从未动摇过文明的根基。因为我们已衰(进)退(化)到无法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自由地”在原野、密林、山岳中奔跑了，他们的肆虐除了在荒废聚落的温床中自限性地出现，亦无能再做出任何抗争。
在这些可爱的反抗者不懈努力的时候，对于整个人类聚落而言，不过是免疫系统的一丁点微小地波动，就像前哨淋巴结的炎症反应并不总是遭受了什么严重致病菌的感染一样，文明很好地消化了反文明，又或者说，反文明这个词从一开始就“生长”在文明的基质上，这个前缀在取补集的时候就已经肯定了它的参照物，这使得它在被说出时永远都那么的苍白而无力，一如镜中的虚影，永远依赖光(认知)的运动，处于持续的派生状态。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无法说出文明的终点，这并非是我们离其还相距甚远的原因，而是我们早已临门一脚，直到当终点被消去的那一刻，我们便身处终点之中，不能言明的这种东西成为我们所能言及的边界，故而，当它还存在于语言中的时候，它便不存在于每一个一点四千克的大脑里，偶尔会在一过性的常态想象中闪现，时而被谬称为“乌有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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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现在，再让我们做出一次口头上的僭越，我们出于消解强迫的目的还想再谈谈“乌有的终点”。
很多时候，事物表现出繁茂而多样化的发展形势，这被称之为一种“运动性”，认识这一点并不困难，但应用它在每一个多样化的枝丫上是异常困难的。有些人可能能够明白人类渴求获得幸福、希望平等，但他们就会忽视人们同样渴望怜悯、渴望特权，尽管后者常常是获取前者所必须的手段。从这段被修正过的语言中，我们通常认为它包含了数段跳跃，又或者说，启动了复数的防御和投射机制。
正如最开始时我所提及的那样，事物本身的“运动性”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从不解决问题，只创造答案，所以“运(yùn)动(dòng)性(xìng)”这个词本身就是我们给出的答案。事物的运动性就是我们所得出的终点，我们不可避免地再次拉高视角，以矢量本身解释了一种持续运动的状态。从而把“除了矢量运动和静止以外是否还存在其它物理状态”这个问题给拔高，放在一个我们暂时不希望处理的理智的暗面，因为答案是用来遮掩问题的，而不是用来变易问题的。
乌有的终点完美地遮掩了所有的问题，它组成一个令人满意的环境，而我们沉溺在其中，自由地提问，自由地解答，所有的答案都在环境之中，世界的智慧任我们索取，幸福使得我们遗忘幸福，美好使得我们忘却美好，我们作为个体构建整个世界，并非是通过双手，而是通过我们自身，我们与世界真诚地互动，我们组成一个巨人，就像每一个细胞组成我们。但巨人不思索我们的想法，一如我们不思索我们细胞的想法，直到巨人组成更为宏大的存在，祂才会重新走一遍这个“语言”的过程，但与我们已无任何关联。
在我们尚且还残余有语言的能指时，我们感到一种被裹挟感，还在说着形容终点的呓语。但我们终会沦为体制的奴隶，被我们所络合的智能给代表。如果说有什么不幸，那么幸福就是最大的不幸，生发出这种荒谬来的，正是我们语言的错误，而这个错误正等待着被写入错误指南中，这将是关于给我们施以“药物”、关于让巨人保持健康的由巨人所撰写的另一本医学专著，它也许会将关于细胞信使和生物电生化的内容换成针对认知行为和人际网络的描写，但两者又有什么不同呢，从逻辑角度来讲，它们都只是一种命名和解释，并且它们所遵循的底层逻辑是类似的，这种把问题归咎于底层的二元逻辑就是我们所解释和揭示的世界的根本真相，因此，我们也深陷其中。
我们所幻想的人工智能对我们施以的残暴统治，难道不正是我们施以给我们躯体的吗。
据此，生命已向它的主人和它的奴隶展现出了它的一切，尼采的鞭子并没有被攥在一个穿皮套的小丑身上，更何况他远在没落之初就已经从钢丝绳上摔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