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书继续讨论我在《反对方法》一书中提出的论点，并进一步加以发展。其中有对批评的回答，有我为该书平装本所准备但未能利用的新材料，还有对相对主义及科学(理性主义)在自由社会中的作用的进一步的讨论。跟《反对方法》一样，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消除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对不同于他们自己的传统所造成的障碍，以便作好准备，将专家(科学家)本人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证明理性只是许多传统中的一种，而不是所有传统必须遵守的标准。第一部分发展了关于科学的论点，第二部分将这一论点扩展到整个社会。在科学和社会中，基本的理论问题都是理性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唯心主义假定，实践(科学实践，艺术实践，说一种自然语言，与正式法律相对的习惯)是要由理性加以塑造的原始材料。实践也许含有理性成分，但是这些成分是以偶然的零散的方式包含在实践中的，正是有意识地、系统地将理性用于在一定程度上有结构、又在一定程度上混乱的材料，才给了我们科学，给了我们一个值得在其中生活的社会，给了我们一部由处于最佳状态的人所创造而可引以为自豪的历史。

另一方面，自然主义假定，历史、法律、科学已经达到了它们所可以达到的完善程度。人没有思想便不能行动，他们总是试图尽可能好地推理。结果的不完美，部分是由于不利的条件，部分是由于在他们行动之前没有想出好的主意。试图用头脑中某些明确的合理性理论来重新安排科学或社会，就会打乱思想、感情、想象力与它们在其中得以运用的历史条件的微妙协调，就会造成混乱而不是完善。这就是赫德(和哈曼)对启蒙运动的批评，这一点是由莱辛看到的，尽管他有理性主义的偏见；这就是伯克对那些想借助于精心构造的蓝图来改革社会的人所提出的反驳；这就是波拉尼、库恩及其他人为了反对唯心主义的科学哲学而再一次提出的异议。自然主义者说，为了理解理性的所有可能性，人们必须观察它的活动，必须分析历史及其临时性的产物，而不是遵循那些对科学、诗歌、语言、习惯法等等的丰富性仅略知一二的人的贫乏思想。

唯心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缺点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各自是对方的镜象)。但是，把自然主义和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假定理性和实践的相互作用，就可以消除这些缺点。第2节解释什么是“相互作用”及其如何起作用。第3节到第6节提出科学中的例证。例如，第3节证明，甚至最抽象的标准，包括形式逻辑标准，也可以被科学研究所批评。第5节继续讨论所谓“哥白尼革命”，并揭示为什么它不能被纳入任何合理性理论之中：表达了概念间的相同关系并以同一些著名假定为基础的同一论据，即使在某个时候可能被人们接受、甚至受到称赞，而在另一个时候也可能完全失败。哥白尼声称发展了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部分都与所有其他部分完美无瑕地相适应，改动任何一个部分都会毁坏这个总体。这一声称对反对他的人来说几乎没有意义，这些人确信自然界基本规律在日常经验中显示出来，因而把亚里士多德和哥白尼之间的冲突看成是对后者的决定性反对，对不相信常识的数学家来说，哥白尼的声称意义很大。天文学家们仔细阅读了哥自尼的著作，他们瞧不起当时那些无知的亚里士多德派，并轻蔑地看待亚里士多德本人——他们无疑没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对哥白尼的个别反应所作的分析表明，一个论据仅当得到了一种适当的态度的支持时才是有效的，当这种态度消失时，该论据便失去了任何效力(除了愿意倾听论证、以及与接受论证的前提无关之外，我所说的这种态度必定起作用)。科学变化的这一主观方面与客观的性质是相联系的(虽然永远不能用客观的性质作出完全的解释)：每一个论证都包含著必须相信的宇宙论假设，否则该论证看起来就是不可信的。没有纯形式的论证。

相互作用论意味着理性和实践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历史。理性不再是指导其他传统的力量。它本身只是一种传统，它要求进入舞台中心的权利与任何其他传统同样多(或同样少)。作为一种传统，它谈不上好坏，它仅仅是一种传统。这同样适用于一切传统——它们谈不上好坏，它们仅仅是一些传统。仅当从某个其他传统的观点来看时，它们才成为好的或坏的(理性的/非理性的；诚的/不虔诚的：先进的/“原始的”；人道的/邪恶的；等等)。“客观地说”，在反犹太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作选择没有多大意义。但对人道主义者来说，种族主义是邪恶的，而对种族主义者来说，人道主义是乏味的。相对主义(在古老的、简单的普罗塔哥拉的意义上)对由此产生的情形作出了一个恰当的解释。具有迫使其他传统就范的手段的强大传统对于价值判定的关系特征当然几乎是没有用处的……(为这些传统作辩护的哲学家们借助了某些相当基本的逻辑错误)而它们还能使其受害者忘记这一点(这被称为“教育”)。但假如受害者们变得强大起来，假定他们复活了自己的传统，上述表面上的优越性就会像梦一样消失(梦的好坏要视传统而定)。

第二部分发展了关于自由社会的思想并定义了科学(知识分子)在自由社会中的作用。自由社会是所有传统都具有平等权利和进入权力中心的平等机会的社会(这不同于通常的定义：人人都有进入由一特殊传统——即西方科学和理性主义的传统——所规定的地位的平等权利)。一种传统获得这些权利，不是因为它对局外人具有重要性(也可以说，现钞价值)，而是因为它对那些参加该传统的人的生活具有意义。但它对局外人也可以有利益。例如，某些形式的部落医学可能有比现代科学医学更好的诊治(精神的和身体的)疾病的方法，有些原始字宙论也许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因此，给各种传统以平等权利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最有益的。

给所有传统以平等权利的社会如何才能实现？怎样才能取消科学现在所拥有的统治地位？什么方法和什么程序将是有效的？指导这些程序的理论何在？对我们新的“自由社会”中必然会产生的那些问题作出解决的理论何在？这就是人们试图摆脱异种文化所强加的限制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假定了必须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它们非常巧妙地暗示了，理论必须由专家即知识分子提出：知识分子决定社会的结构。知识分子说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知识分子告诉每个人要做什么。但在自由社会中，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传统，他们没有特殊的权利，他们的观点没有特殊的重要性(当然对他们自己来说除外)。问题不是被专家们解决的(虽然他们的建议不会被忽视)，而是被有关的人们按照他们所重视的思想、根据他们认为最适当的程序来解决的。许多国家中的人民现在认识到，法律给他们的余地比他们设想的要多；他们逐渐夺取了迄今一直为专家们所占据的自由空间，并试图进一步扩大。自由社会将从这种活动中产生，而不是从那些极欲获得显赫地位的理论方案中产生，也没有任何必要以一种抽象观念或哲学来指导这种发展。当然，那些参与这一发展的人也要运用观念，不同的集团将努力互相学习，他们也许可以使自己的观点适合某种共同的目标，这样，较为统一的意识形态就可能暂时产生。但这些意识形态将是由一些具体的、常常是不可预见的情形中所作出的决定而产生的，它们将反映做出这些决定的那些人的感情、欲望和梦想、专家集团的抽象思想不可能预见到这些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将不仅反映出人们的要求及他们的为人，而且它们将会比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帕森斯论者，等等)、政治学家或任何知识分子在办公室中所梦想的更加灵活、更加适应特殊的问题。这样，那些努力把灵活性和尊重一切传统的态度结合起来的特殊集团将会逐渐破坏这样一些人狭隘、利己的“理性主义”，这些人现在正在用税款来摧毁纳税人的传统、毁坏他们的心灵、破坏他们的环境，并相当普遍地把现存的人类精心培养成他们自己那种乏味的生活方式的奴隶。

第三部分收集了对评论者的答复。这些评论者的反应可以认为是有代表性的。我的答复多数作了重写，我发表这些答复是因为它们发展了我在《反对方法》中仅仅作了暗示的一些观点，因为甚至单方面的辩论也比文章更有教益，因为我想使更多的公众知道某些“内行”的惊人的无知。历史、古典语言学、数学领域中的评论，商业评论，诸如《科学》、《现代物理学评论》或更为通俗的《新苏黎世报》中所发表的那些评论文章，都显示了对所讨论问题的胜任、理解力和牢固的掌握以及以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困难问题的能力。它们可以使人们对一个学派、一本书、一篇文章知道得一清二楚，并帮助人们以一种批判的方式来看待它们。但是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却已成为无知的自我表现(当然用的是令人生畏的专门术语)的渊薮。第四章的第3节试图说明为什么会这样。这一节还部分地说明了从马赫到维也纳学派到波普尔及其信徒的科学哲学的退化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