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准后，谁会赢，谁会输？
去年新冠危机袭来时，财政刺激成功地防止了拖累经济复苏的结构性破坏。但是财政刺激赌注的不利之处在于，随着经济复苏，存在失衡风险，例如通胀或资产泡沫。
在本文中，作者提供了四种情景，描绘了工资增长、生产率增长和政策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工人、公司和政策制定者的意义。
随着超乎寻常的经济复苏的展开，要不了多久企业领导人就会面临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问题：随着工资上涨和工人对经济产出的索取要求不断提高，企业的利润是否会受到压力？
在经济紧缩的状况几乎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在后新冠时代的扩张中，员工和企业之间如何分享产出存在多种情形。下注庞大刺激计划的政策制定者也将不得不逾越前方的道路。
我们已经确定了少量合理的设想，这些设想勾勒出工资增长、生产率增长和政策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员工和政策制定者可以接受其中几种设想，但只有一种设想会真正吸引企业。
进行之中的刺激赌注
去年新冠危机袭来时，财政刺激既庞大又必要，它成功地防止了拖累经济复苏的结构性破坏。可是，即使在经济反弹好于预期的时候，拜登政府和国会还是选择了一项额外的刺激计划，以期实现经济繁荣，从而在后新冠时代的经济中增加工人的财富。这一刺激赌注不利的一面是，随着经济“增长过头”，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等经济失衡的风险就会出现。
在下文中，我们总结了这一赌注可能展开的四种方式——以及谁赢谁输。让我们看看每一种设想，然后问问哪种设想的可能性最大，以及这对企业领导者意味着什么。
1. 双赢：工资的增长由企业生产率的增长买单。
“金发女孩(Goldilocks)”设想的是，员工、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在后新冠周期中都是赢家。如果增加的工资是靠生产率的增长来买单的，那么企业不会因为工资的上涨而蒙受损失。而政策制定者更喜欢这种态势，因为随着经济潜力的扩大，目前或潜在的通胀压力都不存在。
然而，工资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这种结合并非必然之物。与此设想最类似的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美国工资增长非常强劲，但生产率增长也同样强劲，这减弱了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企业乐于顺势受益于强劲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本身是在良性循环中由强劲的工资增长推动的。
在后新冠的世界中，人们有一种可靠的预计，生产率会有更高的增长，但它能否足以有效抵消工资压力仍尚待观察。
2. 一赢一输：员工在企业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获益——扭转了长期以来的趋势。
在后新冠的世界里，如果生产率增长落后于工资增长，企业将面临成本压力。如果他们无法将这些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他们的利润将被压缩，工人在经济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将以牺牲企业为代价而增长，从而扭转了数十年来的趋势。
在最近的整个商业周期中，当劳动力市场紧张、企业利润率下降时，我们看到了强劲的工资增长。
请记住，在这种设想下，企业的利润可能会继续增长，因为强劲的经济推动了营收增长，可以抵消利润压力。可是，相比于第一种设想，这是一种吸引力较小的设想，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么多的整体经济增长。
政策制定者会赞同这种设想，不仅因为他们的政策目标是提高工资，而且因为企业用利润率消化工资压力意味着通胀压力较小。然而，他们的赞同是有条件的，因为不断上涨的工资不可能无限期地以可持续的方式被企业利润所消化，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
3. 双输：就在政策制定者应对一场即将输掉的赌局之时，通货膨胀威胁着经济周期。
如果工资压力未能被生产率的增长所抵消，且企业拥有可以将压力转嫁给消费者的定价权，那么结果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如果这种情况以适度的速度发生（比如说2%），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感到满意。但如果它在一段时间内大幅推高通胀，政策制定者届时就已输掉了他们的刺激赌注。面对过多的通货膨胀，他们将不得不提高利率，并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全方位的双输局面。
当美联储必须采取比预期更快、更强的行动以赶上既成事实的通胀时，这种“政策错误”就会发生。尽管这是一个错误，但它仍不失为理性的行动步骤，因为忽视新出现的压力有可能带来比周期性衰退更糟糕的结果。
4. 输了又输：政策制定者加倍下注即将输掉的赌局，导致灾难。
灾难性的设想是，即使在物价加速上涨的时候，货币政策制定者也不加息，而立法者为了延长周期又极力推动更多的财政刺激。
这种设想的丑陋之处在于，当压力大而持久时，周期性压力可能会打破通胀机制的结构性基础。这种“机制破坏”是一个更高的障碍，所需的时间不止几个季度，甚至不止几年。但它可能会发生，而且以前发生过——上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导致出现了一个人称“大通胀(the Great Inflation)”的时期。
如果这种设想发生，前景将不仅仅是单一一次短暂的衰退，而是更频繁的衰退、低资产估值、更高的利率，以及重新敲定通胀预期的痛苦过程。
哪种设想的可能性最大？
虽然各种设想是必要的程式化版本的未来（而不是混乱的现实），但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在工资压力几乎肯定会增大的情况下，好消息是，生产率增长可能会消化其中一部分——因为新冠疫情危机促进了新业务的学习——但不是全部，因此利润将迫于压力消化其中一部分。如果这两种结果足够多，货币政策制定者就可以在不扼杀周期的情况下缓慢加息——这对员工、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相对好的结果。
如果价格压力得以经受，而且的确产生了持久的过高通胀——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较小——政策制定者就有机会避免衰退，尽管这一机会窗口可能相当窄小。早期和均衡的政策干预可以带来“软着陆”，其间经济降温程度正好，但又不足以将其推入衰退。
只有当通胀引发了一场需要迅速扑灭的大火，而政策制定者又带来了一场衰退时，这才成为一场明显的双输赌局。（尽管情况可能会改变，但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然而，这仍然比结构性通胀破坏（短期内可能性极小）更可取。在结构性通胀破坏中，政策会对即将输掉的赌局加倍下注，并破坏通胀机制。
这对企业意味着什么
宏观经济中的利益相关者对以上我们提出的各个设想有不同的兴趣。员工会认为设想1或设想2可以接受，一些政客甚至可能更倾向于设想2，在这一设想中，工人所占的比例明显上升。政策制定者会更青睐设想1，但他们对设想2也会感到满意。如果这种设想真的发生，他们可能也愿意推动这一周期。
另一方面，企业会强烈倾向于设想1，这意味着它们必须在后新冠疫情的周期中实现更高的生产率增长。
生产率增长对企业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其他企业做不到这一点，那么通过转嫁工资压力来保利润只是一个制胜的策略。如果所有企业都能做到这一点，通胀结果将推高利率，因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阻力。因此，总的来说，企业要想成为赢家，它们就必须实现生产率的增长。
那么，公司该如何去做？生产率增长实质上就是用现有的投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者以更少的投入生产同样多的产品。这几乎总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已经给员工队伍带来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但这里有一些关键的杠杆可以用来持续地做到这一点：
抓住此次危机的具体教训。新冠疫情迫使许多公司挺过难关并适应新的现实，通常的手段是探索新的、数字化的，而且通常更有效的流程和渠道。
让从危机中学习这一程序制度化。新冠疫情还强迫企业尝试它们原本不会尝试的东西，其成本通常低得出人意料。现在是制定程序的时候了，从而在更正常的环境中产生这些经验。
要明白，通过雇用下一名员工来填补缺口的老式做法难度会很大。因此，重点必须转向通过新技术提高现有员工的生产率。尤其是，现有企业正在进行的“数字化转型”在最坏的情况下有可能增加经营成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会同时推动增长和生产率。在这方面，最大的收获将会是，商业模式在新需求和新可能性的背景下得到重新设想，而不仅仅是逐步增强。
然而，不要忽视现有的技术。通常，它们的使用可以在今天得到深化，因为以前递增的劳动力或资本投资之间的权衡不太有利于深化使用。
有效领导。让每一个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的领导工作（从运营型到激励型）也可以开启生产率的增长。
在后新冠疫情周期中避免支付更高的工资将是一个失败的策略。相反，让你的公司更具生产力，好让员工的附加价值创造来为他们更高的薪酬买单，这是企业将后新冠疫情周期变成双赢设想的方式。
*本文节选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2021年7月刊文章《后新冠时代：谁会赢，谁会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