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3.4.15 张居正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15、张居正（公元1525—1582年）

  明朝著名法家、有作为的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江陵[1]人。出身破落地主家庭。神宗时任内阁首辅[2]十年。他身处我国封建社会日益衰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萌芽的时代。当时官僚大地主大量兼并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压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造成经济危机；政治上推行礼治，吏治极其腐败；思想上抬出王守仁“心学”和复古倒退历史观，妄图麻醉人民革命意志，反对法家变革。张居正在农民革命斗争的推动下，批判了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反动路线，坚持法家路线，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他反对复古倒退的历史观，痛斥王守仁之流“务称三代云云”是“腐儒不达时变”，是“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指出董仲舒的历史循环论“此言非也”。他坚持法家的进步历史观，提出“事极必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天下之事，役则必变。”[3]他肯定秦王朝的建立是合平历史发展的必然自势，说“周王道之穷也，其势必变而为秦”，“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4]他认为历史发展的趋势难以抗拒，“治之势成，欲变而之乱难。乱之势成，欲变而之治难。”[5]他提出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由“简”到“巨”，说“大抵天下之事，其发始也常简，其将毕也必巨。”[6]

  他反对法先王，主张法后王。他公开痛斥当时儒家鼓吹“法先王”。他认为治世的“法”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法制无常”[7]。他提出“法后王便也”[8]。他所谓法后王，就是继承法治路线。他称赞秦始皇“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也就是称赞秦始皇的法治路线。他认为秦始皇继承者如果能够“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9]，秦朝就不会这么快灭亡。他还肯定荀况、汉宣帝刘询、明太祖朱元璋的法后王。他批判儒家的“仁政”，主张“明赏罚”，“法所宜加，贵近不宥。”

  他反对官僚大地主世袭官位，坚持“凡皇亲授官，无论大小，皆不得世袭”。主张地主阶级的“亲贤”，“惟贤是用”，“才有所用，孤远不遗。”他制定考成法，考核官吏，坚持“凡官员有才德出众，屈在下僚者，许监司官保举拔用”，“廉能官员，破格奖赏”；主张“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这都是为贯彻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他批判孔丘轻视农耕，主张“重农”。指出“农生民之本也。”[10]他注意兴修水利，任用治河能手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淮河，取得较大成绩。为了发展农业，也注意发展商业，主张“厚农以资酯”、“厚商以资农”。他为了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和隐田漏税，增加国家收入，还在全国实行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改进征税办法。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当时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他反对官僚大地主苟安卖国，主张“饬武备”，“御夷狄”，加强边防。他坚决抗击日本倭寇侵略和西夏贵族集团骚扰。除调任抗倭名将戚继光等镇守东南、西北边防以外，还提倡训练乡兵，使与军队同守战壕；主张发动百姓保卫边疆，做到“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政而兵足矣”。另外，他还主张边境开垦荒屯，供给军需。

  他批判孔孟及其后继者宋明儒家的唯心论。他反对王守仁“心即理”的谬论，认为“心不能化万境，万境反化心也。”[11]他反对王守仁以“心”作为是非的标准，提出“不以我为是非”，主张“是非可否，一以理法为断”，“据实分别真伪”。他还驳斥了儒家的“灵魂不死”和迷信鬼神的谬论，指出：“夫人死则精神消散，魂气飞扬，其奄然僵卧者体魄也。”“体魄无知，何所爱憎乎，又何关于生人之休戚乎？”[12]他认为葬地要看风水、行动要择吉日以及雷惩罪人等，都是欺人之谈。他揭露封建统治者搞“神道设教”的实质，是“用以诱导愚俗，阴翊皇度”，因此智者“毋泥其说”[13]。他还反对儒家所谓人言“可畏”，认为人言“不足畏也”。这都是为实行地主阶级革新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他还驳斥了朱熹所谓“中庸”、“至善”和“止”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事物常常在变，没有一成不变的“中”，而是“随时处中”，没有永远不迁的“止”，“不迁则滞矣”，也没有绝对不变的“至善”，“有在昔以为善而在今为不善者矣；有在此以为善而在彼为不善者矣。”[14]他对“物极必变”、“相反相成”也有所论述，认为“事极必变，势穷斯通”，“事有顺而相贼，反而相成”。他继承孙武的思想，认为“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敌，可以取胜。”[15]他提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这都说明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张居正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的改革所起的进步作用是有限的。它既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也不可能改变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他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坚持“谨名分”，兼用儒家礼教，并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影响。他污蔑起义农民是“盗贼”，主张“盗者必获，获而必诛”，残酷地镇压过农民起义。他的思想还杂有唯心论的天命论，说“天者主在造物”[16]，“命之所在，虽圣人有所不能违。”他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说“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这都是由时代和地主阶级的本性决定的。

  主要著作有《四书集注直解》、《杂著》、《辛未会试程策二》等，汇编有《张文忠公全集》。

注：

[1] 今湖北江陵县。

[2] 宰相。

[3] 《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4] 《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5] 《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6] 《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7] 《张文忠公全集·辛未会试程策二》。

[8] 《张文忠公全集·辛未会试程策二》。

[9] 《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10] 《张文忠公全集·农学园记》。

[11] 《张文忠公全集·后记》。

[12] 《张文忠公全集·葬地论》。

[13] 《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14] 《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15] 《张文忠公全集·论边事疏》。

[16] 《张文忠公全集·送大曹长旸谷南先生赴留都考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