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The Art of Gunnery in Renaissance England，Steven Ashton Walton，第三章

前言：

  研究都铎之陆军，就如研究瑞士国之海军”

 

  尽管英格兰在十六世纪未如欧陆列强那样热衷于投入战争是为史实，然而并非代表其对陆上军事全然漠视。纵然对于一个无有参与国外事务的国度而言今人会抱有如此期待：即其不太可能有需投入行动而足以放心的称为如是；然而尽管如此，面对全国各地的叛乱、勉强臣服的爱尔兰人、与法国结成亲密同盟的北方邻国以及与罗马教廷的决裂，伊丽莎白时代之人相信是国随时会被投入军事行动之中。尽管在此国土可能并无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这种冲突绝非无有。然而，与此同时，英格兰人亦被斥为纸上谈兵（armchair soldiers），但是这种癖好则是表现在大量的军事主旨的作品的产出之中——从关于战争与勇士题材的戏剧到古希腊与罗马时代的军事史，再到普通士兵的操典中莫不如是。而在此中，最后一类书籍与本篇的主旨密切相连；而在都铎时代炮兵方面，此主旨局限于英格兰一切军事活动中之某一狭隘的范畴，而其细节亦难以寻觅：考虑于此中的书籍所涉猎的对象是为当代的炮术践行者——换而言之即是司铳者（gunner），因而这类书籍往往涉及炮手的弹药与作业，而非是炮兵的战术或是其于战略上的使用。为此，今人需要转而求助于事关当代军事编制最为常见的史料来源之一：“回忆录”（memorials），这些文书往往很少被刊印成册而对陆军之一切职务与其质量与职责所在罗列在目。于最直观的方面，这些回忆告诫其同时代的古人与现代读者在关乎炮兵事宜方面一名“炮师”（master-gunner）对于火炮当“了然而熟手于装填、施放、冷却、调整、装炮上架”（be skilfull & ready in chargeing, dischargeing, cooling, leuelling, & mounting），并知悉“炮弹、火药、药铲、棉塞......与架与车”（balle[s], powder, ladells, sponges… cariages & wheeles）；而在另一方面，这些记账也着实指出这些炮师在专精于炮艺的同时亦身兼火炮的管理：“the mr gonner must be expert in that Science at all pointe[s] placing and apoingting such men to be Canoners as haue like experience [and] be able to governe the same as to that conyng science appertayneth”。这些炮师往往会对包括炮手在内的每一个人评头论足：从最卑微的车夫至于炮械总官（Master General）皆正直、虔诚并戒掉一切恶习：酗酒、口吐脏言与寻花问柳而毋庸置疑，还当“专其技”（expert in his arte）。对于这种“专技”，这类回忆录给予了某种足以管中窥豹的方式：并非是直观的揭示当代的炮手所做为何与与所知何时，而是其他军部对其如何看待与从中看见其所做为何。而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这些叙述是为为下文的炮艺方面的印刷书册与接下来所涉及的炮手手稿给予了实用的背衬。

  譬如，托马斯·奥德利（Thomas Audley）便撰写了许多注诸如此类的回忆，尽管这些从未出版，而除此之外关于本人亦无有确切的生平信息。尽管这些回忆录从未被刊印成册，却依然有大量的副本流传于世，这表明此类读物对于特定的读者着实有着吸引的同时伊丽莎白时代的书商却不认为其与公众息息相关。换而言之，包括托马斯在内的军事作者对将官与其他军事领导人所述之言中炮师应当“通晓炮兵的方方面面”（expert and skilful in all points [of] cannonry），而这些信息对于读者而言近乎无用，因为他们并不期盼于知晓“炮兵的方面”涵盖何种。另一方面，当炮师训练其下属的所有炮手（cannoneer）之时，还需确保“指派于任何火炮之炮手当需如对炮械本身一般精其所涉之绝学”（every cannoneer apointed to any piece of ordnance is able to govern the same as to that cunning science appertaineth），而这再度让对着对于这类绝学（cunning science）无从了解。着实，托马斯明确卓明了诸炮手所当需了解的内容：他当需对火炮“熟练的掌握其火药与炮弹的称重，与及炮口的抬高”（skillful in the weight of his powder and shot, and the height of the mouth），并知道火药的“配比”（receipt）与“威力”（authority）。令人惊奇之处，在于托马斯补充道，每一寻常炮手应当检查所操之炮是否钻好，及是否此中无有“honeycombing ”——即铸炮内部的空腔。这种翔实的信息与对高阶僚员较为模糊的叙述形成了鲜明的比对，不过尽管如此，这些回忆录中所提供的要素通常不涵盖炮兵技艺的细节：其所涉猎范围从火炮的命名（如最常见的隼炮、小炮、鹰炮、长炮、半长炮、全加农与半加农）到火药的混合（硝石、木炭和硫磺），到调平火炮的方式（即在炮膛前端配加一个与炮尾齐平的瞄具）再到各种燃烧装置（包括天火“wildfire ”和“fire-works”，后一个词汇在当代涵盖如今的烟花）的成分。阅读非专业于炮兵的英语军事读物往往留与人如此印象，即当代的炮兵是为另类而与是时的战争主流背道而驰；其因在于这类读物往往很大程度上关注于陆上战役与围城攻守的大局并着重于古典的军事科学史料，而后者显而易见不可能涵盖事关火药武器的主题。

  都铎时代的作者们撰写大量事关军事的书籍，并由书商刊行为册，这表明有着一定的阅读群体的存在，并且这些读者愿意花钱将其购买。十六世纪是时正处于风化（cultural）与知识（intellectual）之于历史上的十字路口，而相较于上一世纪，普罗大众愈发能读会写；而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与制造这种需求，越来越多的书籍、册子与大报（broadsides）被书商量产刊发。尽管关于识字率的估计直至十六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方才始有，然而伦敦的工匠的识字率由这些印刷书籍被估算为之于60％与80％间（尽管伦敦以外的只有20％至50％），不过出于成本的限制，购买这些书册的人往往是为富裕，因而这些人群之于社会中常受过更多教育。尽管事关军事的书籍只是当代印刷书中的一小部，而涉猎炮兵的书籍亦只是前者的所涵盖的一小范畴，不过仍能对这一种类的书册做出某些总结：

  先是，关于英格兰于时迟钝的论点需予审度。当约是1454年约翰·古腾堡的印刷店于美因茨开张时，无人能预料到未来印刷机会如此迅速的传遍欧洲。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Wiliam Caxton）在伦敦开张了英国的第一家印书店，而在短短四年之内伦敦、威斯敏斯特、牛津和圣奥尔本斯皆已经有之；而到了十七世纪，伦敦至少已经有300家印刷场刊印书卷（世纪末可能仍有一百家仍在活跃生产），英伦三岛的其他28个城镇亦有印书的厂子。至于十六世纪中叶，之于欧洲大陆上的印刷书上产来说，英格兰的产出相对于其人口不遑多让。就军事书籍而言，这类读物往往会被人认为是为英格兰人于是恝然置之而少有刊行，即使业已刊行亦很少再版；然而之于另外的角度看待支持这一理论的数据之时，这些数据也可以给予另外的解释。

  于是时的英格兰，军事书籍的刊行往往时断时续。本世纪的差不多一百多年前，Maurice J.D. Cockle所编纂了其著《1642年前的军事权威参考文献书目》（magisterial Bibliography of Military Books up to 1642），该作在1957年做了修订，而一直以来都是该主旨的权威参照。这些史料着实唾手可得，而令人惊奇之处在于历史学者并无有作不费吹灰之功分析英语读物的产出样貌（production patterns），却只是叹息痛恨于英格兰的迟钝与其出版著作的贫乏。如此的埋怨皆为对英语印刷书籍的生产之品查所烟消云去。尽管人们主要到并非所有的欧陆作者之著都为原创，而英语的原创著作也不容小徐，然而对于英国作者剽窃欧陆先人所著的指控却并非无中生有。英国本土的印刷厂所刊行的第一本军事读物为为皮桑的克里斯蒂娜（Christine de Pisan）于1489年所著的《兵器武艺与骑士之风》（Boke of the Fayt of Armes and Chivalrye）(C1)，该著作是为对15世纪早期的一本法语书著的翻译，而这部法语作品又是对维盖提乌斯（Vegetius）之《军事概论》（Epitome rei militaris）不忠原文的意译。这部分作品并非完全是威廉·卡克斯顿的印刷厂所产，其自亨利七世的一部手稿翻译而成，而一事实毋庸置疑表明了在十五世纪后期促进军事的推进力仍来自于社会的最高阶层——换而言之即传统的骑士精英。不过到了下一世纪末，这种样貌将天翻地覆。

  在这本书著之后，英国的出版几乎至于停滞，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整个四十年仅有两本军事书籍问世。然而可能是出于1540年代对法国的最后一次侵略扩张（burst of militarism），在亨利八世的统治结束时候便陆续有七本军事著作面于世人，所涉猎的范围涵盖了自维盖提乌斯书著中所得的战令，而至对1544年护国公萨默塞特公爵（Protector Somerset）对苏格兰的远征行动。不过对于本篇的主旨而言，1545年才是为英格兰本土的军事读物出版的真正开始，因为是年罗杰·阿斯卡姆（Roger Ascham）出版了他的《射艺指南》（Toxophilus; The Schole, or Partitions, of Shooting）一书：该著被认为是为英格兰的经典之作，而就内容而言其也是英格兰的第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军事教材。作为年轻的伊丽莎白公主的太傅与都铎王室的幕僚，阿斯卡姆清楚异常的意识到对于射箭技艺的描述广泛存在于外行之中，无论是之于历史还是现实皆为如是。《射艺》一书中大量运用方言（vernacular）并不奇怪：事实上，当代的几乎所有的军事书籍都是用方言著成，这本是就是这些书著不可或缺的特质，而阿斯卡姆也不出于此，并非是书著之缪。就其本身而言，射箭这项活动是为典型的英格兰国民运动——或者更准确的说其本就如此：民族神话使时人将射艺奉为克雷西大捷（Crécy）与日后在波瓦第尔 (Poitiers)、阿金库尔（Agincourt）以及不久前的佛洛登之战（Flodden Field in 1513）大获全胜的关键之要。然而到了亨利八世朝的末期，普罗大众对于弓箭的兴趣逐渐退去，因而倘若说阿斯卡姆之所著是在满足人们对于射艺的阅读欲望，那么于此同时也是作为一种英国品德的典范而以应对日益咄咄逼人的外国军事影响——尤其是新式的意大利战争艺术：当代的意大利所影响的最显著之一的内容便是火炮，而意大利人亦被视为当代最好的炮术大师（artillerists）。不过尽管如此，阿斯卡姆并无有直接贬低这种新式的火药武器，而是建议将枪炮与弓箭协同以守卫英格兰的国土，纵然就使用者的效用而言后者更为受青睐。最终，自此之后，一系列事关机械技艺的论著问世而出，这些作品以平铺直叙而按部就班的方式为读者阐明何以专其艺的器物与程式：正是出于这层意义，而非是其所含括的公开的卫道（moralistic）与国民性（nationalistic）之内容，罗杰·阿斯卡姆功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英格兰技术写作（technical writing），而《射艺》一著亦是为“军事教材”（military textbook）传统之先河。

  在《射艺》之后短暂的沉闷期后，英格兰的出版时经常刊行与军事相关主旨的内容。在1587~1591年间，出于与西班牙的紧张局势与对西班牙远征舰队的恐慌，军事书籍的产量达到了巅峰，而纵使在詹姆斯时代的头十年这些书籍的产出出现的短暂的下坡，但是在之后的20年代、30年代与40年代依旧继续蓬勃发展；而尽管无人为1642年后的印刷版本做如卡克斯顿的参考，不过对于非主流书目汇总（Wing Catalogue）的简单调研表明军事印刷书籍在整个十七世纪都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内战的因素。不过，在1489年到1642年间，所出版的印刷书籍仅仅有166个与军事主旨相关（不含括日后的再版），平均算来一年只有一部出头：英格兰似乎着实并不多产于军事方面的书著。

 然而在考虑同一时期欧陆对岸的产出时，这种观点难以为继。图3.2描绘了十五世纪70年代至于十七世纪40年代间英伦三岛与欧陆军事书籍的产量及两者之于总产量上的比率，其底部的图表表明欧陆方面的产量自1470年代到1540年代缓慢而持续的增长，而后增幅至于恒定，步入十七世纪之后则稍有放缓。另一边，英国本土所产的印刷书籍（中表）起步缓慢，不过在1540年代起产量猛然剧增，到了90年代增幅更为不均衡，而比例的涨幅则更为迅猛。尽管之于绝对数量上这些读物的产量仍旧不足，不过将英国本土所产出的印刷书总量将较于欧洲大陆的产出总量，英语读物的数目开始显得尤为可观（顶表）。不过虽然如此，需谨记当代的英格兰军官阶层大多都会阅读法语和拉丁语，并且极有可能还涉猎于意大利语，因而足以接触国外的书著；另一方面，尽管如此，至于本世纪末，英语读物的产出样貌清晰异常的表明了大众对于方言读物的需求日益上升。之于十五世纪，英语读物的产量只占了欧陆产量很小的比率（且其样本量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毫无统计意义），不过到了十六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英语书著的产量增长到欧洲大陆总量的20％，且在下一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占了总量的三分之一强。鉴于1600年当代英伦三岛的人口仅仅六百万余，而整个欧洲大陆保守估计有7500万人口，就此而言出产四分之一的书著绝非易事（换而言之即以1/12的人口出产了1/4的书著）。而诚然，Cockle在他的汇总中所含括的军事书籍并不包含以军事为主题的小说与戏剧：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涉及于军事话题，尽管关乎炮兵的并非寻常；而另一方面这些书目中亦不含括之于欧洲大陆战争的新闻书册，于尼德兰独立战争期间的尤为如是。正如J.S. Nolan最终所正确总结的那样，“至于1603年英格兰的国家军事建筑已然奠基，而这些建筑将成为十七世纪政治斗争的争论之焦点”：他所谓的“建筑”是之于社会、官僚与政治，而这里亦当理所应当的添加上满足于对军事信息需求而所出版的那些军事印刷书籍。         

  暂且撇开复温的英国军事出版业不谈，让我们先专注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之前欧洲的炮术书籍，这一十年正是炮兵时代的一段开始与结束：这段时期罗伯特·诺顿 (Robert Norton)所著之《大炮的艺术》（The Art of Great Artillery ，1624; C100）与《炮兵实践》（The Gunner, Shewing the Whole Practice of Artilerie,1628; C114）问于人世。后一本著作主要是迭戈·乌法诺（Diego Ufano）《炮兵论》（Tratado del Artilléria，1613布鲁塞尔版; C684）的一本，其作为了英格兰最为完整的炮学手册而对于欧洲大陆的炮兵践行做出了总结——此时可以恰当的称为如此，因为英格兰已在尼德兰独立战争中与后来的法国宗教战争中迅速崛起。对于英国政治史而言，这段时期亦可恰到方便的将其看待。1625年查理一世登上王座，并通过对加的斯（1626年）和雷岛（1627年）的攻略恢复了一段时间的扩张策略，而尽管两次远征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二者均标志着詹姆斯一世相对和平的统治之后英国政略的转折。后来，英国陆军在内战期间习得了关于炮兵的诸多知识，并最终将欧陆对岸的发展融入于陆战之中，所衍生的便是后来诞生自1645年的新模范军。出于下列对炮学的凭证多局限于1620年代前，因而R.Norton之所著再次给予了一处恰当的时间界点（terminus ante quem），而《炮学手册》艺术作为基准独立于研究之外，后世的的作品可以与之较量，某种意义上更早期的作品亦是如此。A.R. Hall曾直言不讳的声称自1540年的塔尔塔利亚后“直至17世纪中叶再无有炮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然而H.J. Webb更加正确的指出应当加上托马斯·迪格斯（Thomas Digges）、阿拉瓦和维亚蒙的迭戈（Diego de Álava y Viamont）、柯拉多（ Luys Collado）、比林古乔 (Vannoccio Biringuccio)、卡尔达诺（Gerolamo Cardano）与圣特贝奇（Daniel Santbech）诸人的“微小贡献”，而1628年R.Norton的《炮兵实践》则将这些“撰为一册，以供人用”。正因如此，该著是为炮学著作的缩影，而这些早年的炮学书籍无不于摸索中前行。

  在下文中，关乎技术层面的剖析将被搁置到最低的限度，以便着重于这些作品的读者受众与呈示风格。本篇的主旨实质上是对于技术产物的消费者的研究，而非对生产者或开发者的研究，因而可以将这些近代早期的炮学手册谨慎的视作一样作业手册， 并提出下列问题：即这些书籍的受众读者与践行者是为何人。

 

彼得·怀特霍恩的炮兵训令

 

  第一位以英语写著炮学书籍的作者的荣耀并非如绝大多数作者一样认为应当理所应当的授予炮手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而当是士绅彼得·怀特霍恩（Peter Whitehorne）。1562年，自称为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怀特霍恩翻译了马基雅维利的相关著作，并将其名之为《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re ，C13），是著与后来的1573年与1588年两度再版的版本都附有译者本人的作品，题为《对炮兵的某些训令》（Certain Waies for the orderyng of Souldiers in Battelray,C14）。由于这一作品只是作为马基雅维利著作的附录出现，正如Cockle所说“该作作为一样独立的作品几乎被完全忽视”，而事实上是著也从未获得过属于自己的STC编号¹。然而，这部作品却着实侧重了马基雅维利所忽略或是可以掩盖的内容，并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将之处理。在原书（即《战争的艺术》的原著Arte della Guerra）的第七卷中马基雅维利谈及了火炮的运用与围攻，不过却只是局限于理论与防御，而怀特霍恩缩写自始至终都是为围城者与践行者所写，换而言之即马基雅维利基于战略，而怀特霍恩出于战术。

  关于怀恩霍特本人的身份，今人所知之甚少，但是他似乎一位上流身份的探险家（gentleman adventurer），更可能是一名雇佣兵（mercenary）。在《战争的艺术》一书献与伊丽莎白女王的献词中，我们了解到他在1550年（“about .x. yeres paste”）左右第一次接触到马基雅维利之著，是时他正在投身“对卡拉布里亚、莫纳斯特里奥与阿非利加的围城与得胜”（siege & winnyng of Calabbia, Monestrerio and Africa），大抵是作为查理五世的麾下投入到对土耳其人的作战中（a.iii）。而似乎同一时间，怀恩霍特在1549年到1550年期间曾以上流身份旅于意大利，并时常与托马斯·霍比爵士 (Sir Thomas Hoby)结伴。1549年的9 月，霍比爵士抵达锡耶纳，在那里他发现怀特霍恩已经与其他一些英国绅士同住。 11月，霍比爵士、怀特霍恩、亨利·帕卡（Henry Parkar）与威廉·巴卡（William Barkar）诸人一同启程前往罗马，见证教宗保禄三世的继任者的选举（主要竞争者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兼红衣主教雷金纳德·波尔（Reginald Pole））。次年 1月，人群似乎继续一起前往那不勒斯和卡普阿，而霍比爵士以“for the tung’s sake”的缘由离开了同伙并前往墨西拿。3月底，当霍比爵士返回那不勒斯时与怀特霍恩重逢（此人似乎从未离开自己的队伍）并于另外两名英国人一同前往阿马尔菲 (Amalfi)，而亨利·帕卡与威廉·巴卡二人已离开队伍回到锡耶纳，在该地的一处西班牙驻戎中，他们受到了卡皮斯特拉诺侯爵的“热情款待”（gentlie receave[d] with loving entertainment），后者是为爵士在锡耶纳的熟人。在侯爵的促成下，在放回那不勒斯的途中，一行人观摩了“基督教世界中最坚固与最值得光顾的要塞之一”（one of the strongest places and worthiest to bee seene of all christendom）的伊斯基亚岛上的堡垒，并在那不勒斯当地因皇帝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外疆得胜而送“三百门大小铜炮”（iij hundrethe brass peeces great and small）至时亦在现场。随后显然怀特霍恩动身前往了佛罗伦萨，而霍比爵士则在7月份重新与之相逢，尽管中间的某个时候爵士因被退役军人（ex-man-atarms）兼臭名昭著的骗子威廉·霍斯曼（William Horsemandon）骗取了借款而不得不返回锡耶纳。到了1550年夏天的某个时候，怀恩霍特在查理五世最著名的海将安德里亚·多利亚的陪同下游弋阿非利加的海岸，并在1557年返回锡耶纳，在西班牙连队长的提携下作为战士参与了对城池的解围。后两条信息至关重要，这表明怀特霍恩本人曾是查理五世麾下西班牙军队中的一名佣兵。

  怀恩霍特唯一已知的独立作品是1563年对奥纳桑德（Ὀνήσανδρος）的著作《将军的要职》（Office of the General Captain）所作的意大利语译本（C14）。从中我们得知，作者还曾拜访过奥斯曼土耳其境内并到过君士坦丁堡。从他发表的两篇序言中，他都将自己称之为法学院的门生，而从其他活动来看，他所参与战斗时的身份似乎更像是一名战士而非是观战的绅士。在《训令》一作中，他的主旨是“使渴求战争之人受益，而非取悦辩士书生之耳”（profite the desirous man of warre, [rather] then to delight the eares of the fine Rethorician, or daintie curious scholemanne， [a.iv]）；除此之外，他还触动了英国人对于外国人不信任的神经，言“对于君主与王国而言，由于专人之缺乏而被迫信赖陌生的夷人是何其危险而更有害”（how daungerous and pernitius it is for a Prince & his Realme, to be driven to truste to the servis of straungers, for lacke of sufficient skilfull men of their owne），因而声称他的唯一意愿便是“使同胞国民在战争知识方面不逊于任何人”（naturall countriemen not to be inferior to any in warlyke knowledge，N.i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是《训令》中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从他建议王国的君主不要信任的外国人中获取，而在十六世纪中期，如若一个人想研习战争艺术，那么欧洲大陆是唯一之所。他所构想与阿斯卡姆无异，是为筑成英格兰本土的学识，而以《训令》数篇为其根基。

  《训令》的内容不拘一格，除了标题中所涵盖的排兵布阵（marshalling）的内容外，还含括新式防御（new fortification）、硝石、火药与焰火的制作与“其他事关作战的要旨”（other thynges apertaining to the warres）。在九十六页的内容中，怀特霍恩至少并行书写了三样不同领域的话题，这意味着没有一个话题的内容深入透彻，而与之相反，这些训令只在为接受过教育的读者给予对现代化战争形势的基础理解，但受众并非一定是现役的军人。考虑到怀特霍恩的著作驸于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之后，因而这些读者受众的身份完全合乎情理，而尽管作为伟大的意大利作者马基雅维利本人经常被世人视作军事方面的权威，但实际上他首要的身份是政治家的外交官，而为马基雅维利所漠视并为怀特霍恩重新拾起的军事问题可能比前者的空谈方法更为实用。在某些情况下，是著确实如此。在关乎战场上士兵的排列的问题方面（Aii-Diiiᵛ, 26pp），怀特霍恩的说明简洁明了，只是附有由字母的排序组成的所需阵型的图示；然而在城防篇（[Div]-[Fiii], 13pp）中，重重装饰的环形城池的木刻画无论是对围城者还是守御者，甚至是对未来的城防而言都无有真正的实用价值。实际上，城防篇的内容只是指引读者依照图片的提示攻打一座城池，作者反复提到的城防的“样式”（fation）而非实践则再度暗示了某种肤浅的论证。如果读者受众假定为上流身份的下层军官，那么这些人可能会被要求在“炮阵”（battelray）中排布士兵，却不太可能被要求对一个城镇进行进攻，更不太可能被要求将之巩固。尽管如此，任何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兵都被期望于对这些事宜有所了解，除此之外，没有军事背景的读者无疑也会想听闻事关城防的最新风尚。

  如此便引出了怀特霍恩书中大部分内容的意图所在，换而言之即事关火炮的部分（[Fiv]-Miiiᵛ, 53pp）。在这些内容中，作者并未如后世的其他作者那样理所应当的处理火炮的种类与尺寸，而是直接进入了更为基础的讨论，即如何制作、提炼硝石并籍此制作火药，其中所介绍的物料含括了硝石匠所需的详尽份额，而胜过士兵可能合乎情理将其使用的范畴。如此行文风格的变化似乎表明了读者从旁观至于实践者的变化，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作者书写之时仅仅考虑了一方面的受众。如若是此，那么当合理假定这些读者对于焰火与燃烧物的切实要素感到兴趣，而非城池防御本身；或是换而言之，这些读者本来想了解的便是硝石与火球（fireballs），而非马面（bastions ）与月堡（ravelins）这些新式的工事如何。这些细节足以使人摆正炮兵事务的定位，或者至少可以将之视作十六世纪中期英格兰炮兵事宜的一部分范畴。

  在讨论硝石的制取时候，作者用了七页的篇幅介绍了硝石房的建造与净化硝石所需的缸（tubs）、壶（kettles）、笊篱（strainers）等相关设备、与硝石在威力测试方面的质量及如何对硝进行二次精炼，后一种硝石“足以制作火药，而却在其余方面不尽人意”（which shalbe good saltpeter to make powlder withall, but not verie commendable to enie other use，G.iii）。简而言之，作者声称“此章所示是为我所见事关制硝的全部内容”（that [which] I have declared in this chapter, is as muche as I can saie of saltpeter,G.iiiv），而这些事关制硝的描述比下一世纪的任何事关炮兵技艺的普通英语书籍更为全面。与之相同，接下来作者用七页的篇幅介绍了火药的生产，接着给出了23份独立的火药配方，并提供了每份配方中硝石（即硝酸钠sodium nitrate或硝酸钾potassium nitrate）、硫磺（硫sulphur）和 "coles"（木炭）的份数（[H.iii]-[H.iv]ᵛ）。这些火药的配方涵盖的范围从“古老的配方”到“最新式的配方”：从硝、硫、炭1:1:1的“最早被发明与最古老的制作粉状火药或炮药”（The first invention and oldest maner in making of sarpentine poulder, or poulder of ordinaunce）的1号配比，到10:20:37的9号“新式的粗火药”（Grose poulder of a newer sorte），再到近似现代黑火药配比的比例为8:1:1的19号“精细而威力更足的手铳药”(finer and stronger handegun poulder)，后最后一种配方特别规定“取榛树嫩枝剥其皮而制为丸”（Coles of yong hasell twigghes having their ryndes pilled of），即用去皮的榛枝做为木炭的原料。这些火药的配比天差地别，以至于使人怀疑这些配比是否真的能制成火药，图3.3中偏离右下角的那些数据点尤为如是，其中的硝石含量低于50％。尽管作者足有笔力大谈硝石与火药，不过这些配方却让现代的读者怀疑其是否能真正理解所写的事物；而无论如何，显而易见作者本人认为为这些配方有必赘述，且以表格的方式列成每一样配方，而非如通常那样以文段的形式简单的描述不同。

到了《训令》的第三分之二部分时，作者终于向读者阐明了书写此著的目的：

 

  For as muche as if Gunners shulde chaunce to be slaine or otherwyse lackinge, to the intente that every souldier in time of nede maye know how to serve in one of their stedes, I have thought it good and necessarie, to shewe and declare the maner of charging and shooting of peces of ordinaunce.

  （出于司铳者或可能毙命、或可能缺乏，为了使每一士兵知于紧急情况何以坚其岗位，释明如何装填放炮绝有必要）

 

然而尽管如此，这则声明并不能解释前面32页对开页的内容，因为如果在战场上炮手不幸殒命，就不可能指望普通的士兵会制取纯硝；或者换而言之，就这些事宜而言，炮手是否应当如此而为，而事关制硝方面的内容仅仅只是围绕着读者对该主旨的固有兴致而立。不过在这里，怀特霍恩似乎在重新为他的著作寻得定位，转而为亲临战场的士兵而用，并承认上述要点早已为他们有可能不得不替其职位的炮手所了解。着实，他在事关火炮如何开火的方面与先前关于如何进攻坚固的城镇一样简单明了，仅仅是说通过从炮膛往下看以瞄准。诚然这种瞄准方式在直击炮程（point-blank range）内足以够用，不过他却省去了后来炮兵技艺的基石：调炮平准（disparting）²与调整仰角（elevations）。

  随后，作者有转向一个相当深奥的问题，但是似乎又一次是针对实战者而为而非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如何修复钉死的火炮（de-spiking cannon）。如果守御方被进攻方赶跑而被迫放弃火炮，那么在撤离之前便会用钉子钉死火炮的点火孔使其无法使用，以免为进攻方转而用这些火炮朝撤退的守军开火。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提供了一样简单而实用的建议：用油润松钉子，随后从炮口处点燃火药，以使得钉子从火孔处吹出。

  在这点上作者似乎转向了了一篇实用的炮学论著，而这一印象在结尾事关焰火的方面得到了证实。不过在此之前，他用八页的篇幅中断了他的炮艺论述，转而叙述“当今的军队当重视火炮至于何种程度，以及人们对这些火炮的共同看法是否普遍正当”（How much the artillerie ought to be esteemed of the armies now adayes, and whether the same opinion of them which is had universally be trew，L.iiv-K.ii）。作者通过从十六世纪上半叶的欧陆战争中的海量战例及古罗马时代战争的典故（非是从古典作家，而是如奥纳桑德著的译本）中得出结论：“当古老的勇气与之交融时，炮兵可胜大用；而若缺乏勇气，即使与懦弱的军队交战，炮兵依旧最不可用”（artillerie is proffittable in an armie, when the auncient vertue is mingled therewith, but without the same, against a pussante armie, it is moste unproffittabell）。这种“古老的勇气”（auncient virtue）就是士兵与敌短兵相接的胆气，而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炮兵不可避免的将获得胜利(cap. xxvij)。有趣之处，在于怀特霍恩从未提及海上的炮技。不过再一次，作者改变了所预想的显而易见的读者，不过却并非是在配方、战术或是指挥层面的哲学思量，而是基于必然（inevitability）与纪律（discipline）。

  在《训令》的最后一章，作者谈论了一样与火炮切实相关的话题，而这一话题往往在对炮兵历史的调查中为人所漠视：焰火（fireworks）。在这层意义上，怀特霍恩作为首位研究炮兵技艺的英国作者而对早期学者所拥戴的辉格历史观（Whiggish historiographical）的盲目之处给予了批驳。:后者并不关心都铎时代的炮手究竟做了什么，而是关心于这些炮手对他们所知的重要事物做了什么。事实上，在整个都铎时代，焰火与天火（wildfire）似乎是炮手的主业，而非如十七、十八世纪的陆军那样更擅长于野战或炮阵。怀特霍恩之作作为事关焰火种类及其用途的入门异常详尽（K.iiiv-M.iiiv, 17pp）。在这一节中，读者当了解到建造这些装置的具体配方和说明，在某些案例下，包括绝对单位（磅、盎司）的量，而非是用于火药配方和测量的相对单位（如"像一个人的大腿一样大"）。然而有趣之处在于，在大多数配方的末尾作者都给予了使用时的建议，而后世的焰火作者却并不总是如此。我们了解到，一种被称为“火杖”（trunks）的安装在木杖上的发烟筒状的设备是为“在海上航行或扰乱敌骑队伍的绝佳用具”，该焰火武器则带有陶瓷制的火盆，如后世的凝固汽油弹，而作者则警告“需注意将其掷出之前，必须点行点燃”，这表明这类武器并不如人所预想的后世的自燃黏附燃烧弹一样；而以金属铸造外壳的手雷这被认为是绝佳的反人员武器，尤其是当其被扔过城墙时，但是作者同样警告，出于引信的定时不保险，因而必须实现进行测试以确定点燃引信与手雷爆炸之间时间差。在其余例子中，作者对依旧难以说明的配方的成分与用途给出了一些答案：“猪油”（hogges grease）可“生火而使焰燃得更久”（maye make the fire to [en]dure the lengher）；为了让使用者观察到火龙从固定在护盾周围的黄铜管中喷出，护盾必须以“黑硬麻布”（blacke buckeram）覆盖，这表明这类焰火武器燃烧的不甚明亮；火花枪（fire-lances）则通常能喷出两码长的火龙，尽管通常使读者认为与上述的“火杖”有许多相似之处；除此之外还有关于“贤人土”（lutum sapientia）的原料与制作的长篇大论，是为一种在熔炉中密封容器的粘土。

  在最后一章节中，怀特霍恩的预设受众的问题再度出现。在一方面，作中的一些配方似乎是为在战斗中使用而特制，使参战的士兵从中受益；然而在另一方面，其他的配方中的制作方式包括将装置埋于粪堆下一到三个月这样的步骤，这表明即使其他配方是即时的军事运用，那些一知半解的外行读者也无不考虑于中。事实上，《训令》的之后两个主题更是承接了这一主旨：是为一种用于披甲士兵渡河的内置管状漂浮装置与一种使用一两个灯笼而可多次闪烁的加密通讯设备。作为首位炮艺著作的作者，彼得·怀特霍恩开创了英语军事出版读物的作者，其中主题的多样（heterogeneity）足以给现代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与现代教科书从基本原理到成果的逻辑过程不同，作者提供了其日常作业的缩影，而与其认为这种写作风格粗糙原始而不拘一格，不如假设此实际是为当代的特色；而与其因为怀特霍恩无有写出我们其期盼于的那种教学书籍而将之忽视，不如继续将他的方式视作一种时代的模式，而非是一种反常。

 

威廉·伯恩的炮学手册

 

  与之同时，另一位研究炮艺的英国作者收获了比他应得更多的赞誉，而这种荣耀并非为之应得。1587年，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出版了《重型火炮的射击技艺》（ The Arte of Shooting in Great Ordnaunce）一著而被誉为英国炮兵之父；而如Cockle所说，是著“值当高度称赞.....在此之前我们语言著成的书籍，无有一册可作承接，而为炮手之指引”（deserves great credit…. Until it appeared, there was nothing printed in our language, in a connected form, whereto a gunner could go for instruction，C35; p.30）。然而就如前文怀特霍恩所展现的那样，当代的“炮手”是否会去这些印刷书中寻求解决依旧是个问题。通常认为，威廉·伯恩撰写《射艺》一著是对1585到1587年间西班牙战争的直接回应，而于1587年出版之时正是西班牙舰队危机之刻，这种构想与英国人所想的以精湛的炮艺将敌击败的想法法不谋而合。在《射艺》的所有副本之中，标注的写作日期都为1587年，而唯一一份标注为“1578”年的副本则被认为是印刷时的错误。然而尽管如此，更早的日期是为真实出版时间的证据却明确而令人信服：首先，早于1582年威廉·伯恩便已去世，次年其妻紧随其后，尽管遗作司空见惯，但是显而易见该著在其生前便已出版；另一方面，早在1573年时，威廉·伯恩便向伯利男爵递交了一份被时人称为“伯恩的军火之书”的手稿，这表明作者早已作成，而如E.G.R. Taylor所言已然构成《射艺》之实。更具体言之，在他写于1581年的《未来十年的年鉴与预测》（An Almanacke and Prognostication for x. yeeres）的序言之后，附了一段“关于作者威廉·伯恩所著已刊印书籍的笔记”（a note of such books as have been written by the Authour William Bourne, that are extant in Print）的文字，而这其中所包括的一本书便名为The Art of Shooting in great Ordenaunce；而在同一处，则是提到了他的另一本名为《军器与发明》（Inventions and Devices）的书著（C24），其中的内容便包括各种各样的“火炮的设计”，而尽管同样没有副本存世，是著似乎也出现于1578年左右，并于大约1590年再版。除此之外，英国书商工会（Stationer’s Company）的抄本记录显示在1578年的7月22日《射艺》一书授权与印书商Henry Bynneman，而在这年他的第三本书《旅人之宝》（Treasure of Travellers）也出现了。最后，著名的约翰·迪（John Dee）曾记下在自己的图书馆中藏着一份1578年版的副本，可能是为威廉·伯恩本人作为相识而赠与。因而，是于怀特霍恩的16年而非大多数人所认为的25年后，第二本以英语著成的炮学书册诞于人世。

  诚然，作为第一本事关炮兵技艺、而编纂了炮术实践的所有细目的威廉·伯恩之著着实值得赞誉，尽管称其“为英格兰的炮兵科学奠定根基”有些许名过其实，而考虑到作者卑微的出身，人们对其生平出人意料的了解。威廉·伯恩大约出生于西元1535年，自称为“一名贫寒的炮手”，尽管他在伦敦下游30英里处的格雷夫森德 (Gravesend)经营客栈谋生。是时，泰晤士河北岸的格雷夫森德与提伯利堡垒（Tilbury blockhouse）是为伦敦城抵御西班牙舰队入侵的最后一道防线，因而当地常有炮手驻扎理所应当，不过出于二地仅仅只是筑有堡垒，因而驻守的炮手更像是预备队而非是正规军，就如伯立克（Berwick）与伦敦塔里炮手的岗位那样（后两处为英格兰的主要筑堡）。因而，我们当期盼于驻格雷夫森德的炮手能以其他的行业养活自己，就如开店迎客的威廉·伯恩与作为船匠的贾斯珀·梅（Jasper May，另一位驻扎在当地而名字流传至今的炮手）一样。

  作为当地两个大家族的联合，威廉·伯恩与妻子朵洛西·比尔·伯恩（Dorothy Beare Bourne）生活相对富足，其本人曾经担任过一届该城镇的港务长（port-reeve），这一职位在如今相当于市长。不过虽然如此，他在何处何时成就数学上的造诣依然完全不为人所知。尽管如加布里埃尔·哈维 (Gabriel Harvey)所称他“没有在学院或书本里受过教育”（Unlectured in Schooles or Unlettereed in Booke），不过可以肯定伯恩本人一定通晓意大利语与发育，因为他的《军器与发明》与《重炮的射艺》的内容主要分别来自于塔尔塔利亚的《问题与发现》（Quesiti et Inventioni）与雅克·贝松（Jacques Besson）的《火炮所运用的场所》（Théâtre des Instruments）。显而易见，伯恩与都铎时代最为人敬重的数学家之一的约翰·迪相识，不过却与另外两名的托马斯·狄格思（Thomas Digges）与伦纳德·狄格思（Leonard Digges）却并不相识；另一方面，伯恩无疑无往来于格雷夫森德的士兵与水手有着交集，不过据所知他从未离开当地，仅仅只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Upnor堡写过信，可能是在海军大臣爱德华·克林顿（Edward Clinton, Lord High Admiral）的赞助下一直为这些炮手与海员提供训练。关于他本身是否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则是毫无证据，他自己与妻子的遗嘱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如何处理这些书籍的指示；海军大臣爱德华这可能是他在最近的英语著作与欧洲大陆的书籍方面的提供者，不过这仅属猜测。可以肯定，威廉·伯恩在数学方面的造诣涉及多重学科：航海（navigation）、观测（mensuration）、流体静力学（hydrography）、天文（astronomy）、水文（hydrography）与测绘（surveying），以及最后亦并非不重要的——炮兵技艺（gunnery）。

  在《射艺》之后，威廉·伯恩又写了两本书，读者受众相当明了，即那些研习数学的学生。造考虑到本土语言著成的炮术书籍的情况下，伯恩本人使得二者的联系明确相关，尽管他可能是在约翰·迪为亨利·比林斯利（Henry Billingsley）于1570年刊行的《欧几里得数学》所写著名的数学序言（Mathematicall Preface）中受到了启发。尽管约翰·迪仅仅只是作为火药武器作为一种衍生，而合乎情理的纳入于数学的范畴之中，而伯恩本人则在与读者的序言中明确的表示打算纠正是时英格兰炮手所犯下的错误，因为这些炮手往往无能确定目标相对地面的高度、火炮的绝对高度与火炮至于目标间的距离（Aiii- [Avi]v）。更进一步，尽管其本人对于炮手有所怨言：

 a number of them that be Gunners, waying and considering with my selfe what a number there bee, that will take upon them to be Gunners, yea and that maister Gunners, that are not sufficient nor capable in those causes, but are in respect altogether ignorant, standing upon no other thing but their antiquitie, that they have served as Gunners so long time

  （究竟有何多之将成炮手、或已为炮师之人，为炮手而服役如此之久，而即不习得炮法，亦盲然无知，以至于仅知以祖宗之法施发铳炮者）

 

不过却依然认为王国当需为其提供一些“有用的指引”（[Aiv]ᵛ）。然而就如前文所述，炮手是否会购买或者阅读威廉·伯恩的炮学书著尚且存疑，而尽管那些现役的炮手着实是为《射艺》一著合乎情理的受众，但是就如作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对于实战的需求而言过于简单，甚至完全不相干（见[Av]）：

 

  I [have] written this little treatise, not to the intent to teach them that be cunning, but to give instructions unto them that be of the simplest sorte

  （非为教得精通老练而著此小论，而仅与生手以指引）

 

如此便给出了一个问题：那些“将成炮手”（will take upon them to be Gunners）而作为接替之人究竟为何许之人，以及这些人应当习得何种技能。对伯恩在书著中所涉及的一切要旨做复演毫无用处，而与之相反，不如考虑这些假定的读者究竟需要何种类型的知识。

在分作二十六章的书著中，伯恩将内容分作四类：重型火炮与火药的物理特征、这些性能的数值计算、炮学的仪表以及炮弹飞行中的物理过程（最后者包括测距和测高），而作者并没有按照现代人所认为的逻辑顺序来编排内容，只是在他认为合适的时机来回穿插。涉及物理特征部分的内容零零散散的贯穿全书，而非如现代书籍编排的那样集中于篇头，与之相反，伯恩以关乎重型火炮十方面的“考量”（Considerations）作为开篇，尽管这些内容十足重要，不过却同时也语焉不详（B-B2v）。这些炮手当需考量的内容仅仅是简单的格言，或是为失误提供本质上的解释，或是产品所需牢记之事：例如，在一处作者指明如果火炮品质不好、炮弹太小或是炮尾内陷，那么炮弹射程就会很短；除此之外，还提醒炮手当注意火炮钻膛与瞄准器的放置是否得法（即是否能提供合适的观瞄）。然而这十条格言并不直接对应下面的章节，尽管他在一处提到了格言所指涉的具体篇章（#10 to ch. 2），却未使人感受到技术实用手册发达的逻辑，而这些手册此时在英格兰已经通行了十年之久。

  作为比照，伯恩在1573年与新代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的手稿中涵盖的内容大致相同，不过印册成书的版本却增加了九个这章节，而这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对于该书作为指引手册的用处聊胜于无。尽管该书可以为炮手可能需要询阅的细节（如给定直径的铸铁炮弹的称重与各种火炮的尺寸与装药量）提供一些参考，而自诩为一本教学书籍，不过却更像是一本涉及炮兵技艺的漫谈散文。另一方面，与伯恩的另一部名为《为海上作战的兵团》（A Regiment for the Sea，该著在1574到1631年间有11个版本，其中包括3个荷兰语版）而已28个定义开篇、而以紧密相承的概述形式处理所涉每一主题的著作相比，《射艺》将内容分作数章，然以相互关联的形式贯穿全文，因而尽管涉及火炮本身的重量与所需炮弹与装药的称重之间联系的内容是为第三章的内容，但是却从第二十章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赘述。毫不奇怪，1573年给予伯利男爵的手稿中并无第20章的内容，该章是为补充，因而这里的问题与其说是内容如何，不如说是如何呈现；而不幸的是，伯恩的炮艺书著在编排声称为训练生手的内容方面不如人意。

某种程度上，此中造成的种种困难源于当代的印刷技术。与活字相比，表格通常难以编排，因而尽管在许多手抄稿中可以表格的形式列出数据，但是在印刷书籍在这方面的尝试却举步维艰。例如，在讨论不同直径的炮弹的称重时，手抄稿除了使用题头来标注外无有使用其他文字描述，而是在尺状的图表适当的划线处填入重量的数值，随后读者通过约定俗成却因而未精准标识的标尺图注来理解，譬如标注为“5”指的是炮弹的直径约为五英吋的炮弹（在本例中重16磅9盎司），而接下来的三个刻度指的直径分别为是5 ¹ ⁄ ₄、5 ¹ ⁄  ₂与5 ³ ⁄ ₄吋的炮弹，且标注5 ¹ ⁄  ₂吋的炮弹的划线自然而然的是其余两者的两倍；然而在印刷版中32段复述的文段内容中，相同的内容表述如为“A shot.5.ynches a quar. high, doth wey.17.lb.5.ounces”，这使得读者相较于手抄稿更难以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某种程度上，这相当于更正了伊丽莎白·特波认为基于逻辑设计的页面最早出现于十七世纪的观点（见The Emergence of a Tradition: Technical Writing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1475-1640），而这种形式在更早的时候便出现于手稿之中，而活字印刷却实质是其在印刷书中的“技术反退”（reverse salient）。同样，手抄稿中的插图往往比印刷书中的更为详尽、更为精美，而印刷书中木雕版画的成本却高的令人望而却步。

  与怀特霍恩所不同的是，威廉·伯恩专门书写了一本关于炮兵技艺的书著，而着实涵盖了炮手所当需了解的一切内容。在这点上，后者名副其实，而尽管历史学家对此颇有微词，未能尽善尽美却合乎情理，因为这样的书著告诉我们直到1578年炮兵技艺被军事作者认为是一门独立而有门槛的艺术，因而大概也被普罗大众认为如此。更进一步，即使普通读者以前可能将炮兵技艺视作战争艺术的一样分支，那么伯恩书著的刊行则立刻将炮艺定义为独立的学科。通常的军事书籍的显著特征即是在阐述作战时几乎完全无视炮兵的作用，尽管至于十六世纪末任何投身军事行动的作者都应当注意到炮兵是任何海军陆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作者对于将炮兵技艺忽略而过并不感到有什么异常，这表明对于他们来说此是一门为独立存在的领域，而在某种程度上运输、募兵、后勤与步兵战术却并非如此。尽管威廉·伯恩作为英国炮兵艺术的奠基人名过其实，但是作为炮术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师祖却当之无愧。

 

居普良·卢卡尔

 

  如果说威廉·伯恩的问题是杂乱无章，那么下一位英语作者居普良·卢卡尔（Cyprian Lucar）就应当因为内容过于冗长而为人贬低。卢卡尔于1588年的《炮技扣答三书》（Three Bookes of Colloquies concerning the Arte of Shooting ，C38）是为塔尔塔利亚《各种问题和发明》（Quesiti et inventioni diverse）1546年威尼斯初版（C660）的一到三册的翻译合著，并附有“不同语言的各色优秀作者”的军事问题汇编，名为卢卡尔附录（A Treatise named Lucar Appendix），甚至附录比翻译本身还要冗长许多。局普良·卢卡尔生于1544年，是为伦敦圣约翰浸信裁衣商会（Worshipful Company of Merchant Taylors）的一员，11 岁起便在温彻斯特神学院就读，1564 年成为牛津大学新院的研究员，到了1568年迈入伦敦律师学院之一的林肯学院。除了这部作品外，在1590年他还出版了另一本名为《卢卡尔的科学之论》（A Treatise named Lucar Solace，原文或为拼写错误）的书著，涵盖如建筑（building）、切材³（timber）、测量（measurement）、绘测（surveying）在内的多重实用数学。《炮技扣答》一著是为献与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而译，由卢卡尔的书商刊行，后者敦促其在尼德兰担任督军⁴（lieutenancy）时凭是著发挥大用，这表明他的书商至少将实战用途视作市场之一。而在另一边，到了十六世纪80年代，塔尔塔利亚凭借着对弹道学的贡献声名显赫，因其在1537年出版了关于弹道理论阐述的《新式科学》（Nuova Scientia），直至后来才为伽利略所取而代之，而九年后他的《问题和发明》则是《新式科学》的修正和延续，如果说后者是从严密几何逻辑中规范了炮弹在火炮任何仰角时发射出的运动，那么前者则是将这些数学上的构想扩展到现实，将其纠正，以便更令人信服的阐明火炮是如何工作。

卢卡尔分字不差的翻译了《问题和发明》的一到三册，而如当时的许多书籍一样，这本著作写成了一系列对话的形式，这些对话模仿门徒和师傅的形式，让不同的角色向渊博的塔尔塔利亚提出各式各样的疑问，而当“门徒”进一步天真的斟酌自己所认为的“真相”时候，塔尔塔利亚便会迅速回答并轻风细雨的加以纠正。奇怪的是塔尔塔利亚在著中得意的声称一生之中从未接触发射任何铳炮，而是为1531年一位来自维罗纳的“娴熟炮手”所煽起来话题（见sig. ∴3v）。从表象上看，如此说法提供了一样外验的证明，即实践者向数学家寻求关于现实问题的答案，例如炮弹的轨迹如何；然而如若暂且假定塔尔塔利亚并不坦诚，并考虑如果那位“娴熟的维罗纳炮手”后这句话意味着什么，那么就足以构建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即如果没有一个实践者向塔尔塔利亚征求建议，那么其本人一定是出于某种原因而产生浓厚兴致，但却又想把如此形制归因于某位不见经传的践行者。塔尔亚里亚对于炮艺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不言而喻，炮弹飞行的问题实质便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受力物体的自然运动（natural versus violent motions）问题的缩影，而自十五世纪九十年代征服意大利时引进火炮以来，现世发射更为新式、沉重、更具威力的发射物无不当需考虑。具体而言，塔尔亚里亚将自己的兴趣使然归因于践行者有着双重目的。首先，这是向读者暗示著中所含括的信息实际关乎现，因为《新式科学》中提供的材料的实用价值实际微不足道。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第二点：告知读者是有实践者提供这些信息，实质以暗示观众应当向数学家咨询此类。从这层意义上，刊行出版的书籍先行进入了践行者所试图达到的技术领域，而非是该领域被要求有特定类型的书籍供之使用。

  就目的而言，卢卡尔所给出的出版书籍的动力比塔尔塔利亚的更关乎现实。与威廉·伯恩的第二版著作及当代的其他书籍一样，卢卡尔之译著的出版与英格兰和西班牙之间的动荡局势有关，两国于1585年公然开战，这促成当代的作者开始谈论军事话题，不过许多书籍直至西班牙舰队远征的一两年后才出现；而之所以选择呈献塔尔塔利亚的书著，很大程度是出于后者对于亨利八世的贡献及即使在英格兰那些关注于炮兵技艺之人对其名望的追捧。然而尽管如此，卢卡尔的附录中并没有给出翻译的理由。该作并没有专门的章节，甚至连给予莱斯特伯爵的献词都是由书商约翰·哈里森 (John Harrison)所代写，而非译者本人。附录的第一章开篇便是关乎从“好色”（lustie）、“耐劳”（hardie）、“耐性”（patient）与“谨慎”（prudent）的炮手的素养再到炮车轴好坏的确认，随后则是记录所有与火炮相关的供需与支出。出于既没有用作者给与读者的序言进行介绍、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说明，因而必须通过内容来判断是著的内容如何。书中的内容与伯恩所著的炮学手册不同，也完全超乎出怀特霍恩的点到为止，不过行文风格却非常如伯恩的另一本著作《军器与发明》非常相像，内容不拘一格的接踵呈现与读者，而无如今天所被理解的那样按部就班。不过尽管如此，卢卡尔却在在文章中加入两样辅助：一是每一章节内对主题的小注，另一样这是在讨论工具而非程序时与主题密切相关而自然的木雕版画。因而，尽管卢卡尔的附录仍难以称之为第一本炮学教科书，但是依然可以称之为是初代英语炮艺参考手册。

  《炮技扣答》全书分为三册，分别讲述了“炮击的艺术”（即火炮的瞄准与安装）、测距与炮弹的直径与称重、火药的制取与将其颗粒化的方式；而另一方面，书后的附录则包含123章，涵盖的内容从火药的进一步细化到焰火的配方、火炮的尺寸、与铸炮相关的物料的加工、炮手的管理以及火炮瞄准测距的具体细节。卢卡尔承认，这些材料是由许多外国作者中汇聚而成，并列出了九位意大利语著作的作者与十一位拉丁语作者；亦有四位英语作者：其中便包括彼得·怀特霍恩及“狄格斯的托马斯与伦纳德”（Thomas and Leonard Digges），而显而易见将后两者视为一人。有趣的是，所列出的英国作者中却无威廉·伯恩之名，但却包括罗伯特·雷科德（Robert Recorde）与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前者是当代最受欢迎的基础数学书籍的作者，著中便包括如何绘测；或者却根本无有涉及军事内容。因而，尽管居普良·卢卡尔常因缺乏原创而为人苛责，但是做做出了将分散的资料汇聚成册的贡献；另一本著作《科学之论》与之类似，尽管是著中作者声称原创的材料更多。最终，卢卡尔在1580年代末对炮术的见证表明该领域在是时已经发展到了头：怀特霍恩标榜自己为一名法学生，但却在查理五世治下的地中海履行战斗，其军事方面的见闻附于马基雅维利之上；威廉·伯恩这是一名活跃的炮手，因而撰写炮术书籍不足为奇；而卢卡尔这是发现了一样恰到好处而又无人发现的空间并将其填补，其本人并非投身实战的炮手，而据所知也并非士兵与绘测员，他的专技之处在于意识到如此话题会有读者受众，所接受的教育也允其有许多欧陆对岸的书籍中集成，以便更到好处的教会本国炮手如何。

 

伦纳德·狄格思＆托马斯·狄格思

 

  接下来关乎炮兵技艺的书籍成对出现，于 1570 年代首版印刷，到了1590 年代进行了大幅扩充并发行了第二版，这些作品出自伦纳德·狄格思（Leonard Digges）与托马斯·狄格思（Thomas Digges）父子二人之笔，而正如下文所见，关乎炮兵方面的内容主要归功于其子。这两边书分别名为《几何学实践》（A Geometrical Practice, named Pantometria⁵，1571; 2nd ed. 1591; C16)与《军事算数论》（An Arithmeticall Militarie Treatise, named Stratioticos，1579; 2nd ed. 1590; C25）。狄格思家族二人背离了既定的传统，而开创了炮兵技艺的第二分支：即炮术本质上是一门数理科学（mathematical science），因而足以运用该学科中的工具处理其中的难题。尽管更早的炮学书籍亦将炮术以数学看待，然用意却更为广泛。卢卡尔提醒炮手应当“精通算数与几何”以尽可能以数学的角度处理受众的问题，而对于狄格思父子来说炮兵技艺则即是需要用到数值与度量仪器、又可运用严密逻辑进行分析的一门科学。尽管二人并非唯一持有如此信念之人，然却是首位付诸实践者。

  尽管没有学者将其编撰并着手研究，但狄格思父子的生活轨迹着实有趣且有据可查。伦纳德·狄格思出生于肯特郡一个古老而非显贵的家族，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离开时没有获得学位），并于1537年为林肯律师学院所录取，后以数学和建筑方面的才干在当地富有盛名。然在1554年加入小托马斯·怀亚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的行伍反叛玛丽·都铎的通知后，他被剥夺了财产并被逐出英格兰，直至伊丽莎白统治初期才被赦免，而显然直到1571年左右才返回母国，并在返图或是不久后离开人世。其子托马斯·狄格思继承了新近恢复的家族庄园，而又富有活力的秉持其父对于数学的热疹与出版的兴致，重新恢复了家族在都铎末期与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二世时代政府中的地位，其本人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在低地为其效命，其子伦纳德与达德利爵士则在斯图亚特王庭担任各种要职；不过就本篇的主旨而言，所当关注的还当是托马斯本人。

  托马斯·狄格思1530年代生于伦纳德·狄格思与布里奇特·狄格思所组的家庭之中，分别与1551年和1557年获得剑桥大学皇后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伊丽莎白时代，托马斯成为为人敬重的城防与建筑方面的权威，并于158年代被任命为重建多佛港的首席监工。或许是在莱斯特伯爵的直接赞助下，托马斯在低地国家的战场上担任了一名募兵总管（muster-master general），并在莱斯特伯爵被可耻的召回中于战场幸存。可能是为了一次最终未能实现的南极大陆发现之旅，1594年春托马斯被释放，并于次年8月份离世。他的著作范围涉及数学技艺到占星学，1590年为莱斯特伯爵在斯勒伊斯丧地做匿名的道歉，大部分内容本质是数学方面范畴，然尽管着实用拉丁语写了三篇关于天文学、低地战争与养生学的论著，然其余大多以英语方言著成。显然托马斯·狄格思比其父更兴趣于炮术，在许多处承诺将出版一本关于“焰火与火炮”（Martiall Pyrotechnie and great Artillerie）的书而“将行出版”（hereafter to be published），然而从未现世，可能是因为作者过早的离世。该著就目前所知，尽管他声称书中大部分内容事先写成，然在遗留下的论著中无有如此一本书的草稿。在1571年版的《几何学实践》中，托马斯·狄格思首次提到炮兵的技艺，然并非主旨，只是将其视作测长艺术（art of Longimetra, or lengthmeasuring）的范畴；然而在八年后的《军事算数论》初版中，狄格思父子在其中加入了一段关乎“炮兵技艺的重要问题，通过与经验相融的数理科学而进行辩论探讨”（Certeine Questions in the Arte of Artillerie, by Mathematical Science joyned with Experience, to be debated and discussed,Z.iij-[&.iv]）的内容。然而，从火炮的实际使用者的角度看之，此中仍有许多不足。与早期作者的教科书式的方式不同，狄格思父子才用了亚里士多德式的方法，开篇便介绍了炮弹运动的“动因”（causes）（见Z.iij）：

 

The diversity of the force & violence of great Artillerie, & of the farre or nigh shooting & variable randge of their Bullets, doth chiefly arise & grow of these 4 principall causes: Powder, Peece, Bullet, & Randon. In Powder is considered Quantitie & Qualitie. In the Peece the length & proportion of the Cylinder. In the Bullet his waight & Quantitie. In Randon the degrees of Altitude from the Horizon or plain wher the Peece must play. These may be called the Prime, substantial or effectuall causes.

  （铳炮之炮力之别，及之铳弹炮程之远近，主有四因：炮药、铳身、铳弹及最大之炮程；于炮药中当需考量的是量与品质，于铳管中考虑的是柱体之长与比例⁶，于铳弹中是为重量与装入之多少，于最大炮程之中是为铳身抬高地面之高度，此四者是为本要之因。）

 

因此，当其他炮学书籍专于考虑火炮的类型及一门如半长炮的火炮当需装填多少磅药以为“装药合宜”（due charge）时，狄格思父子反过来质问为什么加农炮也会像他们对长炮所作的那样一般运作。更重要的，是归纳的原因有四种，而亚里士多德亦将运动归结为四类本质原因，甚至于狄格思父子更进一步，开门见山的涉及了一些“次要或非主要的原因”（secondary or accidental causes）：空气或侧、顺、逆八面风的“稀或稠度”（rarity or Density）；火药的装填方式与夯实与否；地面、炮台或车轮平整与否；火炮的钻膛是否得当；“炮身是冷是热”（the distempering of the Peece hot or cold）；及弹丸与膛径是否相配。不过在具有专业素养的学院派文述中，作者向读者保证这些因素“可通过实践与使用以习得要法，及以谨慎小心更正其谬”（by Practize and use [may] be learned, and their errours by discretion reformed），因而影响火炮性能的因素可简化为四个变量：火药、火炮、炮弹与最大炮程。

  尽管托马斯·狄格思承诺当去繁就简，然于《军事算数论》第二版中却没有完全实现。在是章的剩余部分，作者恰合时宜的讨论了四个主要原因，并针对每个要素提出了7到20个问题：

 

  Powder（7）(Z.iijʳ-ᵛ)：

   铳药七问：

 

  2. Does a piece shoot the same distance repeatedly, using the same charge, ball, wadding, and elevation?

 第二问，当一门火炮填入相同的装药、弹丸、填料与调整相同的仰角，反复炮击后是否炮程相一？

 

  4.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distance and charge weights – linear, quadratic, or cubic (or no relation)?

 第四问，炮程与填入的装药量是何关系？一次相关、二次相关、三次相关亦或无关？

 

  7. Are ranges proportional to some “commixtion” (i.e., ratio) of the variables?

  第七问，炮程是否与某些变量的共同作用呈一次相关？

 

  Piece (10) (Z.iijᵛ-[Z.iv])：

 铳炮十问：

 

  2. Do longer cannon shoot farther, all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第二问，如果其余一切条件相同，更长铳炮的炮程是否更远？

 

  [5]. Do equal weights of corned and serpentine powder give the same ranges?

 第五问，当填入等重量的粒化药与粉状药后，火炮的炮程是否相一？

 

  [7]. Is the range proportional to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cannon or the vacant length in front of the charge, ball, and wad?

 第七问，炮程是正比于铳炮的总长，亦或与装入火药、铳弹、木马后的余长呈正比？

 

  Bullet (16)([Z.iv]-&.[i]ᵛ)：

 铳弹十六问：

 

  1. Does a lighter (i.e., less dense) bullet fly further than a heavier one?

 第一问，较轻或是密度较小的铳弹，炮程是否比较重者更远？

 

  7. Is the ratio of ranges for a lead and an iron bullet constant for different charge weights?

 第七问，分别使用不同的装药量，铅弹与铁弹的炮程之比是否一定？

 

  9. Will a saker shoot the same distance as a falcon of equal length?

 第九问，一门鹰炮的炮程，是否与等身管长的隼炮相当？

 

  15. What quantities of powder will cause two known (but different) guns to shoot the same range?

 第十五问，当装入何等量的铳药，使两门已知然却不同的铳炮的炮程相一？

 

  Random (20)(&.[i]ᵛ-&.ijᵛ)：

 炮程廿问：

 

  1. Are the “right lines”⁷ equal or proportional for elevations of 0° and 45°?

 第一问，炮击直程的距离是否与0°仰角到45°仰角的炮程相等或呈比？

 

  3. Is the right line at 45° the average of the right line at 0° and 90°?

 第三问，45°仰角的炮程，是否为0°仰角炮程与90°仰角炮程的平分？

 

  7. Is the maximum range attained at one (numerical) elevation, regardless of the inclination or declination of the ground under the piece?

 第七问，最大炮程是否只需考虑某一数值的仰角，而不必考虑放置铳炮的地面的倾斜角度？

 

  9-10. Does a ball fired at x° also land at x°?

 第九问第十小问：以10°仰角发射的铳弹，着地时的角度是否亦与之相同？

 

  11-20. What conical sections occur in trajectories?

 第十一问第二十小问：铳炮的轨迹中分别出现了那些圆锥曲线？

 

正如本章标题所广而告之的那样，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正面回答，而是需辩论与探讨。然而，作者并没有回答任何其中的问题；与之相反，托马斯·狄格思以一篇短文结束是该章节，该问以火炮的主题为开篇，徘徊于其父伦纳德的才干与苦难，最后承诺与读者“当将如此技艺去繁就简以至完美前，还当需进一步研究测验以解决此中诸多玄学....我当尽力完成这门新式科学的论述，以掌握这一强悍之军器，及罕有的火药发明”（there are yet many Mysteries that by farther profes and trials Experimental, I must resolve, before I can reduce that Art [artillery] to suche perfection as can content me.… [M]y first endeavours shal be entierly to finishe the Treatise of that newe Science of manedging this newe fourious Engine & rare Invention of great Artillerie，[&.iv]）。

托马斯·狄格思苛责实践的炮手，指责其“对该门科学的第一要旨浑豪不知”（how far off… [they] are from the first Elements of that Science），且因为足有能以施发铳炮，“因而视己为专技之人”（thinke themselves therefore perfit Masters），尽管他自己亦没有提供什么直接的帮助以指引这些炮手学习炮技的“第一要旨”（见&.ijv）。作者认为即使是阿基米德也许通过“经验、长期实践与反复试验”（Expereince, long practise, & sundrie trials）才能发现其中的本真，例如“由受力运动与自然运动结合成的铳弹的圆弧曲线或其与初末位置两点直线距离之比，据炮击烈度之不同，变化无穷无尽”（mixt Helical Arcke or circuity⁸ of the Bullet, componed of violent, & natural motions, receyving infinite diversitie, according to the several proportion of their Temperature）。这着实将炮兵技艺带入到一样全新的领域，而非如怀特霍恩、威廉·伯恩甚至提出塔尔亚里亚理论的居普良·卢卡尔，使之更接近于践行者的水准。且具有典型例子的，是塔尔塔利亚亦为托马斯所轻蔑：

 

  albeit he were an excellent Geometer, taking upon him to deliver sundrie Demonstrations in this new Science, yet for want of Practise, and Experience, [he] hath erred even in the first Principles, and so consequentlye in the whole substance of his discourse.

  （尽管是人专于几何，而以为这门新式科学进行各种演示，然出于实践与经验的匮乏，甚至于本真之原理亦有缪处，以至于整篇论述之中亦为之缪）

 

一名数学家指责另一名数学家缺乏实践经验（尽管塔尔塔利亚承认如此），而对于显而易见坚信炮术足以被去繁就简为一门科学的读者而言如此做法显然似乎并非如伪君子然（hypocritical）。

  如果说托马斯·狄格思在1579年通过五十多个问题来引起读者的兴趣，以使炮兵技艺成为一名科学，那么当十一年后该书再版时，他却未能为读者提供足以令人心满意足的答案。在1590年版的《军事算数论》，同样的问题与注解被逐字印出—“与读者些许鼓舞以使其尝试得出结论”（to give parcticioñers some Encouragement to try Conclusions）——然而托马斯依然通过回答问题而为其中的约一半添加了小注；然而尽管作者对这些答案做出了回答，然却只有最简单的形式，通常仅是“是”（yes）或“否”（no）。在某些情况下，简单的肯定与否就能提供问题充分的答案，如各种火炮的炮程是否如一，而非具体每一门火炮的炮程如何；而在某些情况下，作者语焉不详，如对于更长的火炮的炮程是否更远，托马斯仅仅只是回答“并不总是”（not alwayes）。对于等量的粉末状黑火药与颗粒药的效用是否相同，作者称非是，但是托马斯甚至于没有提供显而易见的“答案”，即孰强孰弱、强出几何。作者对这一学术发展的缺陷的解释是“尽管有诸多原因是我不得不出版我之关于炮艺之论....我解决了这门科学的大部分问题，并简述了这门科学的许多技秘”（albeit there are divers Reasons that move me not to Imprint my Treatise of great Artillerie… [I have here] resolved the greater part and briefly opened divers great Secrets of that Science），并承诺于后来会出版一著加以说明。然而如前所述，该书从未出版。

  然而尽管如此，托马斯·狄格思着实给出了一个独立于原初问题的额外文段，他在其中讨论了他度过的“许多来丁语、荷兰语、意大利语与英语的炮术论”（many Treatises of great Ordinance both in Latin, Dutch, Italian and English）中的荒谬之处。然而不幸的是，在讨论他在外国作品中所发现的五个“下作而显而易见”（foul and gross）时，仍未更正次此中的错误，仅仅只是对其中的主张加以否定。不过由此，读者从相信于炮弹飞行的轨迹是一条至于极点的的直线、随后是一条垂直于地平线的垂线的观念中被“纠正”（corrected），而了解到炮程并不简单的与火炮的身管长度呈正比，正确的答案当是“诸多因素成比例的共同作用”（proportion mixt），然“目前进入这一问题当花费过多时间，因为光是这一问题就足以书一巨著”（it were now too long to enter [into that discussion], for this matter alone would require a large Treatise）；读者同样了解到不同装药量的炮程各不相同，然却未能从此中得出准确答案；而关于最远炮程的角度，读者了解到最大炮程绝非是45°，而是“略大于45°一、二、三、四度弱的度数”（more then one, 2 . 3 . or 4 . degrees lesse then 45）。最后，作者以夏至与冬至间日影长度的变化为喻，抨击了火炮射程随海拔身高而直线增加的观点；而在最大炮程的问题上，作者再度运用了这一天文学的凭证，再度表明了他所接触的读者受众究竟何人：尽管受过专用专业教育的上流人士足以接受作者事关“天球赤道”（Æquinoctiall line）讨论的训练，然当成为司铳者的炮手却并非如是。事实上，托马斯的结论是为如此：

 

 the Theorike of these circuits of Bullets mixt of violent and naturall motions being farre more intricate and diffuse, and such as require many mo [sic] and more strange varietie of cocnentrike Epicicles and Excentrike Circles or rather Arkes Helicall, then either that of the Sunne, or any other Planet

  （由受力运动与自然运动结合而成的弹道轨迹之论，远复杂乏味而甚于太阳或其他天体的运行之理论，以至于需要更为繁杂、更为古怪之螺旋曲线乃至于本均之轮变化组合唯可释明）

 

通过这段话语，作者掩盖了他对于复杂的天文数学方面的不足之处。

   逾年托马斯·狄格思出版了他对于炮术的最后一尝试，是为《几何学实践》的第二版，尽管作为炮学手册仍有诸多不足。如果说在《军事算数论》作者的语言组织是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那么《几何学实践》的再版中作者理论的根基便是欧几里得。然而作者却没有兑现曾反复提及的对火炮进行单独研究的承诺，而是给出了40个定义与51个定理以“作为引导我之聪慧同胞理解这门新科学的途径”（as Pathes to leade my ingenious Countrimen to the understanding also of this new Science，Aa[1]）。其中所声称的章节标题是从他的“军火与铳炮书籍”（booke of Pyrotechnie Militarie, and great Artillerie）中摘录而成，前20个定义来自第三本书[Aa1v]，后20个定义来自第五本[Aa2v]，依顺排序；然而这些定义的不完备与趋近于定理结末的弱相关表明尽管作者有着更好的打算，却发现根本不可能将之完善。

  尽管如此，而是著再版中虽有欠缺，然其格式却具有浓厚的教育意义。托马斯花费了将近一半的篇幅用于定义，而将自己的写作目标定得过高，显然其显然之意图完成。第一组定义的所涉及的内容从火炮的膛口（head）、膛尾（tail）、膛颈（neck）到内膛（bore）的现实描述，再到铳管的“实轴线”（axis of the body）与内膛的“虚轴线”（axis of the soul）及二者间的度量（如果两条轴线平行则测量两者间的距离，如果不平行则定义两条相交轴线的“高度差”（altitude）与“黄纬”⁹（latitude））。第二组定义则事关他所整编炮弹轨迹的尝试。显而易见，托马斯正在列出进一步分析火炮时候所有可能需要的用语，用以简洁明了：即将无论射击前后的炮术不仅建立与算数的基础上，更使几何学为之基石。两者具有关键之别，因为在托马斯之前之后的炮学手册的作者都满足以通过严密的算数引入这门艺术以使炮兵技艺趋于数学化，而其本人则开始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以几何学为工具使之数理化。换而言之，托马斯即是首位尝试于讨论将弹道学与炮兵技艺相较的英国作者。显然，这一尝试可以追溯于塔尔亚里亚 ，不过居普良·卢卡尔很大程度上试图尽量减少其著中的几何学内容（先是翻译《问题》而非《科学》的部分内容），托马斯的任务即是规范弹道学足以运用于英语白话文之中的变量，其之所尝试意味着都铎时代炮学的第二股热潮，而在是著问世的几年后托马斯·哈里奥特 (Thomas Harriot) 开始沿其思路，尽管是在印刷书籍的领域之外。

  关于托马斯·狄格思的贡献，还当需补充一后记。1620年代罗伯特·诺顿的书籍为都铎时代的炮兵技艺画上了恰合时宜的闭幕，而其中一本《大炮的技艺》（Art of Great Artillery）对托马斯的工作作了褒奖：在是著的副标题中，诺顿宣传其为“对最卓越与不可或缺的定义和问题的解释，这些定义和问题由那位举世罕见的士兵与数学家托马斯·狄格思所提出，在他所书二著之中”（The Explanation of the most excellent and necessary Definitions, and Questions, pronounced and propounded, by that rare Souldier and Mathematician, Thomas Digges,… in his Stratioticos, and Pantometria）。罗伯特·诺顿是为斯图亚特时代英格兰的炮手、工程师、作者与翻译家，其本人身上体现了查理一世时代两种炮学书籍的交融，前者所考虑的是弹道学理论，而后者所考虑的是火药成分与药铲尺寸诸类实用之物。之后诺顿晋升为英格兰的炮师，却并非足以证明他自己的时间经验，但当托马斯在低地国家担任募兵总管而本该接触火炮与其使用者时，这本该使诺顿的任务便是购置、调试、使用火炮与火药。在《技艺》一书中，作者将托马斯的著作放低姿态至于普通炮术的水平，为他在《几何学实践》第二版中所提出的“复杂定义”（dificill Definitions）给出了相同的解释，并对两版《军事算数论》中“晦涩定理”（obscure Theorems）与“疑难问题”（subtil Quetions）中或是或否的“含糊答案”（darkly resolved）给予了阐明。尽管对于《几何学实践》第二版中的定义诺顿着实作了扩充，不过对于51定理则仅是重新刊印，并无做进一步的解读，不过《技艺》的主要部分却是抨击了《军事算数论》出版中所列的问题，并为托马斯在第二版中所给出的称是称否的答案提供了解释。然而尽管如此，诺顿却未有（或能力不足以）给出托马斯所有命题的答案，那些射击炮弹轨迹几何学形状的问题为之忽略；着实诺顿补充了自己所认为托马斯所当提出的问题的答案，然而《技艺》却仍然是描述了十七世纪早期的炮学门径，这种方法不仅在更为实用、更为完善的司铳者所写是手抄稿中取得了成果，更在如本杰明·罗宾斯（Benjamin Robbins）在内的“学究”（scientists）更为严谨的研究中亦结出了果实。

 

托马斯·史密斯

 

  都铎时代的最后一位炮学作者只需稍作提及，因为尽管作品具有实用，却很容易加以定义。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在他的生平中写了两本炮学书著，第一本出版于1600年，名为《炮兵技艺》（ The Arte of Gunnerie ，C73）；翌年又出版了一著，名为《对炮学书籍的一些补充》（Certaine Additions to the Booke of Gunnery，C74）。尽管Cockle的书目中出现了这些书，然而却没有作过多的注解，只是指出史密斯的《炮兵技艺》历经三个版本：1600年版、1627版与1643版。与其他炮学书籍所不同的是，是著做到了吸引读者，而这单表明其对于炮艺的特殊对待方式颇具吸引，而与之前的所有方法所不同的是这种方式是基于算数。在粗花呢河畔贝里克（Berwick-upon-Tweed）的驻地中托马斯·史密斯自诩为“最为懂行的炮手之一”（but one of the meanest soldiers，Aijᵛ），然而根据《国民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由其所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特色，作者可能从未服现役；而除了所出版的这些书籍外，人们对他的生平一无所知。

  尽管除了怀特霍恩之外，所有前述的炮学作者都有意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于数学领域支行，然而在算数方面的表现却远不如托马斯·史密斯这般明确。在书的开篇作者便宣告了关于长度、面积和重量与一维、二维、三维事物的度量，随后引出了关于开立方根的话题，随之以现代每一孩童都熟知的“故事题目”（story problems）为引子在给出特定直径、周长、体积或类似计量的情况下求出炮弹的称重。其中的重点是物品的计数量（quantities），而非品质（qualities）或趋向（tendencies）。尽管之前的托马斯·狄格思可能想将炮学简化为一门数理科学，然而他的回答如前所述仅仅只有诸如“多”（more）与“少”（less）、“更远”（farther）与“更近”（shorter）这些含糊不清的答案；与之不同，托马斯·史密斯则指引炮手如何对他的问题得出精确的算数答案。

  托马斯·史密斯之所著远不如托马斯·狄格思那般雄心勃勃，而仅仅只是涉及平面和立体的几何形状与之重量之间的比例及装药量、炮弹尺寸及炮程之间的相称关系（proportionalities），而不会涉猎如炮弹轨迹的几何形状之类更为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托马斯·史密斯的正本是都是带故事的问题的汇编，旨在为炮手提供可通过运算得出答案的所有方式，因而表明在现役的炮手中存在着计算的迫切愿望，或者更重要的是自诩为足以计算出炮兵技艺中的解决方案。事实上，由《炮兵技艺》出版后的8年，一份手抄的副本在作者为数不多的插画中添加了自己的一些画作，少数是关于火炮，而大多数是对书中计算的细心解释，每一问题的答案都附在卷轴状的插图中，这表明每个问题之于算数上的答案得到了解决。（见图3.4）

  在许多情况下，作者的解决方式简单明了，大概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算数需求。例如，在关于预测任何仰角度的火炮射程时，托马斯声称每抬高一度，就会多射出平准炮击到最大炮程（45°仰角）之间1/45的距离，换而言之炮程为仰角度数的正比函数¹⁰。如此断论在数学上可能易于解释，然而很难称之为正确，正如托马斯·狄格思所言“即便是生手也知道是为荒谬”（an errour known even to the first practitioners），而尽管如此，在某些方面这种简单化的近似处理对于作者而言很有帮助，因此简单的正比函数的假设不足为现代人所奇怪¹¹。不过他的书著并非全部建立于数学之上。在这些故事问题中还夹杂着一些关乎现实的附言，包括给定火炮的当前装药量 (67)、斜坡墙体（battering walls）(69)再到各种军火官僚所应有的指责（74-6到94-7），并认为“他们应当对于数学有些许了解，以便于更好教会那些现役之人”（they ought to have some sight in the Mathematicalles, the better to teach and instruct such as would shoote at all randons，[74]）。在其他地方，他添加了一些注释，使现代读者足以窥见当代的通行管理，例如大多数炮手所使用的象限仪使用的是12等分圆周的度数（即一度=30°），而不是360°

  在书中的最后一部分（第97-103页），托马斯·史密斯偏离了纯数学方式，以图解决托马斯·狄格思提出的诸多问题，尽管没有承认这些问题的出处。这些注释是对于“事实”（fact）的陈述， 几乎很少解释或根本没有，这与该书作为炮学算数入门书的形式背道而驰，而本质上，这些还以一种不适合教学的形式出现。在次年的《补充》中，托马斯继续在《炮兵技艺》末尾的工作，因为这本书基本是方谱（recipes，取广义）的集成。书中的第一部分涵盖“属于炮兵技艺的某些要点”（certaine principall pointes belonging to the arte of gunnerie），然却没有任何语言组织或文字线索足以使读者轻松的寻找到其中的“原则”（principall）；第二部分这是“某些耐用的焰火装置”（devices of certain serviceable fire-works），依相同的文段格式，而插入了许多描绘焰火装置的雕版画，使读者更容易辨识。最后则是关于测距(range-finding)与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其中末尾部分包括各小节的一些“题头”（titles），尽管其中大部分写的是“另外的方式”（Another Way）。实际上，整本书就如同托马斯一系列灵感与收集的要点。

  书中的前两部分的内容与其说是炮学的规则 ，毋宁称之为建议或是格言，其中许多是对于威廉·伯恩所提到的主题直接明了的概括，诚然可以用以训练炮手，但仅限于那些事前了解这些事物之人。例如，作者给出了如何瞄准目标的建议，然却非是按部就班，而是根据一般的瞄准规，给出了关于如何装填、描述与发射火炮的叙述，并提到了火炮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特质¹²。对于焰火部分，作者也提供了其中的配方，然而却依然没有任何文字组织、说明与逻辑，仅仅只是在各自而无标题的文段中一个接着一个的介绍，而尽管那些插图大幅强化（甚至足以代替）了文字说明，然而更多仅仅只是走马观花而非试图教会读者如何。此中留与读者的印象是一位曾当过炮手或至少在炮兵中服役过的老兵在纸面上书写精心修饰的要点，然此却非一定是任何专门为指引生手所写的系统论著的炮兵技艺本身。

后记¹³

 

  现代读者可能会重新思考炮兵的“艺术”（art）究竟是由何构成。彼得·怀特霍恩在其所翻译的马基雅维利兵法中后记中添加了“微不足道的文述”（nuggets），然而所添加的这些内容却涵盖了马基雅维利未曾遗漏的话题；威廉·伯恩写了一本相对简明而分作简短章节的炮学书著，涵盖了事关重型火炮的要素，除此之外亦作了一本关于“发明与设备”的书籍，除其他外均可同于重型火炮的管理与“使之趋于完美”（perfection），该书分作多项发明的“章节”。居普良·卢卡尔除了直接翻译塔尔塔利亚所著之外，还为相对各不相同的炮学主题集成提供了一条又一条的规则；而托马斯·狄格思在将炮兵技艺这一话题划分为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范畴后，仅仅只是喋喋不休的讲述了他脑海中所浮现的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即使在十多年后他要么选择、要么几乎不能将这些构想扩充到任何形式的相关的炮兵技艺之中。托马斯·史密斯尽管精通算数，然而除了计算基本的比例之外却几乎什么都做不了。这并非是称炮兵技艺原始或落后，而是说这种“原始粗糙”（primitiveness）的特征是十六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段时间的“高端技术”（state of the art），而只有托马斯·狄格思似乎注意或关心到这是一个问题。托马斯·史密斯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候出版了两部作品（并非偶然，这两部作品后来经历了多个版本），这表明他的读者满足于将炮艺视为一系列的要点，而非连贯的叙述。那么，就不能认为对一门技艺的逐点阐明必然是为原始的体征。在理论架构缺失或是不可能出现或无关紧要的技术中，不应当强加没有理论这门技术就毫无用处的现代观点。文艺复兴时代的炮兵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他们手中的技艺并非毫无用处：他们摧毁城墙、击沉船只、轰杀敌人、卖艺于人。即使是对司铳者有所埋怨，也是出于人数太少而非无用。如果发炮不准，那么正如罗伯特·诺顿所言“除非操作不当，否则错误不在炮手，而在铳炮，而司铳者当需以其判断与得当的处理来加以纠正”（unless some of these over-ruling causes or accidents cause the contrary,… then the fault is not in the Gunner, but in the Gunne, which hee must with judgement and good disccretion rectifie）。对于十六十七世纪的践行者而言，炮兵技艺是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意即足以预料而可控；然而这种掌握是通过对炮艺的逐点阐明来实现，而非是如今人所期待的那样的完整逻辑理论的发展。

  自然而然，那些试图通过这些炮学书籍、特别是仅仅看过这类书著的来了解炮兵技艺之人会受到退伍老兵的鄙夷。如莎士比亚笔下的伊阿古便嘲弄“大算数家”凯西奥道：

 

  [He] never set a squadron in the field,

     Nor the division of battle knows

     More than the Spinster; unless the bookish theoric

     Wherein the toged consuls can propose

     As masterly as he. Mere prattle, without practice,

     Is all his soldiership”

 

  （他未曾排兵布阵，所知战阵不比老修女了解得多；只懂纸上谈兵，然文官又何不能如他一样说的动听；空谈而不践行，这就是他的全部战功）

 

如此这样的埋怨充斥着早期炮学的发展。托马斯·史密斯便埋怨，许多人相信“军事艺术足以在两三月的实践中完美掌握”，然而事实上“即使一名水手有着七年的航海生涯却依然难以称为航海家，一位工匠尽管作业多年也远非能称为完美”。尽管托马斯·史密斯本人满足了士兵们在无服役的情况下学习这门艺术的需求，然对这层挖苦的缓和却是其继任者罗伯特·诺顿在提供炮兵技艺这门艺术的细节时所言，称“许多愚蠢的炮手从未听过这门艺术的深层，毫不吝啬的自诩为知道的足够多，蔑视学习，尤其是不尚清楚艺术或践行的首要原则时”（many silly Gunners that never sounded the deepe Channell of this Art, will not sticke to say, they know enough, and scorne to learn more, when they God knowes understande not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od Art or practice）。那些从事炮学写作的数学作者陷入了一样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希望于通过出版书籍施展他们的才干，一方面又要考虑那些未曾参军然却显而易见有军事知识需求的普罗大众，于是他们所出版的炮学书籍即复杂而又简单。他们的产出实际上是一个领域的规范，更进一步讲这是一个领域的两样分支；然而他们所规范的与后人的方式完全不同，即那些数学上如何看待外弹道学。

   如果说怀特霍恩、威廉·伯恩、居普良·卢卡尔与罗伯特·诺顿是为后世实用炮学手册的先驱，那么伦纳德·狄格思、托马斯·狄格思以及水平基础的托马斯·史密斯则是炮术分析的师祖。尽管托马斯·狄格思对于外弹道学本身的研究的贡献至于多少不得而知，然而他们却着实规范了如此一样领域的存在。这样的分析不仅需要期盼于后世更为精妙的数学工具，还需等待书中所展现出的思维程序更普遍的灌入实验者与践行者的脑海之中。他们并没有把实践科学视作简单的数字表格，而是必须将其看作是公理的分析，并用这些数据作为他们理论的证据。印刷书籍本身具有标准化和编纂的作用，不仅之于语言，还在于意义和构想。如托马斯·狄格思在谈论炮兵技艺的序言中所说，在对待“像炮兵技艺这样的新式科学”，必须“被迫运用一些奇特的用语，而这些用语可能并不为最熟悉这门技艺的工匠所理解”（bee also enforced to use sundrie strange termes, not understande perhaps to the verye Artificers themselves that most Manedge that kinde of Engine）。对于司铳者，他写道他们“有足够丰富的词汇来表述自己的构想”（have wordes good inough to expresse their owne meanings），然而一旦这种构想需要向其他社会成员传播（无论受众是谁）时，这些“用语”（wordes）便需被规范与商定。随着托马斯·史密斯将狄格思父子的理论与炮手的用语交融在一起，这种努力便足以成为现实；然而那是十七世纪所发生的，而非是十六世纪的故事。

注：

1：即A.W. Pollard与G.R. Redgrave于1972年至1992年间所汇《1475-1640年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印刷的书籍和在国外印刷的英语书籍简明目录》（hort-Title Catalogue of Books Printed in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and of English Books Printed Abroad）第二版，简称STC，作为内战前夕英国印刷书籍的标准书目参考

2：即在炮膛前端或炮耳处安装一金属瞄具，以使得施炮者的视线与炮膛的中轴线平行

3：即精准切割木料到合适的外形，以便建筑或造船

4：“lieutenancy”为英格兰军职，通常掌管一个郡县（County或Shire）的“民团”（band）；见《都铎英格兰民兵制度研究》

5：“Pantometria”与“Stratioticos”即分别为希腊语中的“测距”与“军用”

6：可能指火炮的模数比例，即炮身各部分相应的厚度数值的比例

7：在序言中，作者将“right line”定义为“炮弹首先猛烈击出，而没有明显下坠的一段距离”（the bullet first violently issueth out a good distance directly without making any sensible declination）

8:“circuity”在此可能指炮弹的轨迹距离与初始位置间的直线距离之间的比值

9：作者再度化用了天文学的名词形容火炮，“latitude”指的是天体之于黄道平面的角度，这里可能指不平行的火炮身管的轴线与内膛的轴线二者间的夹角

10：换而言之即炮程Rn=n·（R₄ ₅-R₀）/45，其中n为抬高仰角的度数，Rn为在n度仰角时火炮的射程，其中仰角为45°时达到最大炮程；见托马斯·史密斯The Arte of Gunnerie原书44页

11：例如在第55到58页，作者给出了一则在给定火炮身管长度(l)与仰角 (α)的情况下求出炮口抬高高度 (h)的公式：𝓱 =2𝓁·π·α/360（即将高度近似为弧长），给出了0°到10°的范围内略少于正确数值0.55%以内的高度值；显而易见，他的方法不甚正确，因为现实中的火炮是在耳轴（trunions）处旋转，而非是如他的几何方法中所假设的那样仰角α是为斜边长为l、对角边为h的直角三角形的正弦角（即Sinα=h：l），事实上，作者的答案通过一个关于耳轴位于身管的相对位置的变量相应的提高计算高度（例如耳轴位于身管的中点，则所求的高度h为火炮绕耳轴旋转所抬高的高度的2倍）

12：例如，包括据所知对音爆（sonic boom）的最早描述：“铳弹的受力运动如此猛烈，以至于飞过离房屋三四百码高的地方常使屋子摇晃不止，窗上玻璃震碎，凳子上的盘子或类似的东西掉到地上”（The violent motion of a bullet… passeth with such a strong motion… that flying over houses three or foure hundred yardes above the same, doth often shake them insuch sort, that the glasse on the windowes wil breake in peeces, and the platters on the benches or such like things standing loose will fall downe）

13：原标题为On the “Art” of Textual Gunnery (or the “textual art” of gunn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