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康茂德和克里安德

                     紧缩时代

        （公元185——189年）

                       PART 2

        佩伦尼斯的垮台似乎也使皇帝与元老院之间的关系重新变得积极起来，元老院说服皇帝不要亲自指挥打击逃兵的行动。这反映在186——187年的钱币上，上面有“元老院之父”（PATER SENATUS）的字样。克里安德不会从这样的战役中获益，因为皇帝身边的人都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克里安德的声音只是这次会议上众多声音中的一个。

        离开罗马也就意味着留下了大量的禁卫军。正如卡西乌斯·迪奥所报道的那样，这些精锐士兵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群逃兵将他们的长官佩伦尼斯撕成碎片，因此赫罗提安更有可能做出更准确的记录，即佩伦尼斯是在深夜被斩首的。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克里安德的崛起，以及急需从拥有最多财富的元老院精英那里增加税收，元老院对他的重新认可遭到了破坏。推迟处决佩伦尼斯可能是为了让康茂德从城郊的别墅出发，前往罗马的禁卫军堡垒，在解除他们的长官职务之前确保他们的忠诚。

       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康茂德任命了奈哲尔，直到局势稳定后再进行长期任命。康茂德将恢复任命两名禁卫军长官的传统政策，因为其中一人可以监督和制衡另一人的权力。皇帝显然认为佩伦尼斯作为唯一一人滥用了他的权力。因此，奈哲尔又任命了另一位长官，可能是马尔西乌斯·夸图斯（Marcius Quartus）。然而，提图·斯隆加乌斯·鲁弗斯（T Longaeus Rufus）被指定为佩伦尼斯的长期继任者。自183年8月接替维图里乌斯·马克里努斯（Veturius Macrinus）以来，他一直担任埃及总督一职。在铭文中，鲁弗斯被描述为最为显著之人（vir emintissimus），显然是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从这个职位自然晋升为禁卫军长官。据185年的埃及纸莎草纸记载，他曾在该省审查一名于177年退伍的罗马老兵瓦莱里乌斯·克莱门斯的身份。

       调查由第二“图拉真”军团的护民官阿利乌斯·赫莫拉奥斯（Allius Hermolaos）进行，他在克莱门斯提供退伍文件后确认了克莱门斯的身份，其他退伍军人也充当了保证人。斯隆加乌斯·鲁弗斯在纸莎草纸中被描述为“前总督”，他已被任命为禁卫军长官，但正在等待接替他的人即浮士提尼厄斯（Faustinianus）的到来，后者在186年4 就已抵达该省。由于他离开埃及的时间推迟，可能需要任命一名或多名临时总督，因此《奥古斯都列传》中才会指责总督几乎每小时都在更换。普布利乌斯·阿提里乌斯·艾布提安努斯（Publius Atilius Aebutianus）也被选为鲁弗斯的长期同事。禁卫军始终忠于他们的皇帝，就像他们在整个皇帝统治期间一样。

       186年夏末，奈哲尔和塞维鲁在高卢的努力熄灭了马特努斯的叛乱之火，康茂德因此获得了他作为“英布拉多”的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敬礼。克劳狄·阿尔比努斯和赫尔维乌斯·克莱门斯·德克斯特里阿努斯在莱茵河沿岸各省使用军团和辅助部队，恢复了德意志各省的秩序。 在Agri Decumentes发现的一块年代为这一年的蜡碑记载了第八“奥古斯塔”军团军团长尤文提乌斯·凯撒努斯（Iuventius Caesianus）对叛军和土匪的判决。

       马特努斯还听说有一支军队正在集结以反对他，于是决定孤注一掷。他的军队规模不足以与这些军队进行常规战斗，因此他命令剩余的士兵从一些不常用的小路前往罗马，在那里会合后，他计划刺杀康茂德，“让自己名利双收”。赫罗提安甚至认为他对皇位本身也有企图，但这肯定是夸大其词。

       马特努斯计划利用嬉乐节庆典来掩护他的准备工作。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庆典在3月15日至 28日达到高潮。3月15日，祭司兄弟会“Cannophori”手持芦苇穿过街道，牵着一头六岁大的公牛去献祭阿提斯。随后是九天的禁欲，人们放弃了面包、石榴、猪肉、鱼和酒，可能还放弃了性爱。

       3月22日夜间，在一个供奉母神西布莉，也就是宙斯（朱庇特）的母亲的小树林里，人们会先砍倒一棵松树，再献祭一只公羊，鲜血染红了树根。伴随着dendrophori（树木旗手）的歌声和音乐，另一支游行队伍穿过罗马，旁观者哭喊着捶胸顿足。

       到达圣殿后，人们用紫罗兰装饰阿提斯的雕像，象征鲜血和死亡，然后将鲜花献给城市周围的坟墓。第二天，轮到舞蹈祭司跳舞了，他们敲打着盾牌跳来跳去，以纪念战神马尔斯。3月24日是血祭日。大祭司在单簧管和铙钹声中鞭打自己，围观者也加入其中，他们用松果击打自己，割破肩膀，将鲜血涂抹在松树和祭坛上。更虔诚的人则用尖石或燧石割破自己的睾丸，疯狂地鞭打自己。然后，松树被埋葬，就像母神西布莉对阿提斯的尸体所做的那样。之后，崇拜者们可能要守夜祈祷直到黎明。

       第二天，即3月25日，人们后庆祝阿提斯复活。嬉乐节庆典意味着欢庆，在康茂德时代，这涉及到一场盛大的狂欢。大部分卫兵都不值班，也不带武器，沉醉在民众的狂欢中。这一天的重头戏是由首都的贵族和绅士组成的游行队伍。首先是皇帝、元老、骑士和侍从，他们抬着自己最珍贵的财产穿过街道；金银饰品在春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珠宝和雕像被抬到西布莉神像后面。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主人身着不同的服饰，在乐师的伴奏下走着。历史学家Robert Turcan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景：“人们财富的象征和皇室的珍宝——材质和工艺都令人惊叹的东西——都在为纪念女神而游行。各种狂欢可以自由进行：任何人都可以乔装成他想要的任何角色；没有什么职位如此重要或独一无二，以至于有人不能乔装打扮，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装疯卖傻，让人难辨真假”。

       马特努斯和追随者希望通过这次游行，伪装成禁卫军接近皇帝。马特努斯似乎对伪装成禁卫军很得心应手，这让人猜测他在职业生涯早期曾是禁卫军成员，但被不光彩地开除了。他秘密加入了护送皇帝的帝国卫队，他们将袭击皇帝，并在随后的恐慌中逃脱。马特努斯在宗教庆典中“扮演”皇帝，现实与象征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赫罗提安和马特努斯本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计划的讽刺意味。

       然而，一个由罪犯、逃犯和强盗共同参与的阴谋是不会保密太久的。根据赫罗提安的记载，一些密谋者不想让强盗首领当皇帝，在嬉乐节之前就出卖了密谋。毫无疑问，可观的赏金是这些人的首要考虑。马特努斯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很快被抓获并斩首。康茂德在嬉乐节当天向女神献祭，以表彰女神在保护他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在完成宗教仪式之前宣布公开感恩。皇帝特意参加了游行队伍，举行了大规模的狂欢和庆祝活动。康茂德是一位深受罗马普通民众拥戴的皇帝，甚至马特努斯也认识到，由于他在民众和禁卫军中的支持，反抗他是不可能的。

       3月26日是休息日，毫无疑问，在经历了前一天一夜的狂欢之后，这一天是需要休息的。第二天一早，一尊以黑石为头的银质神像从帕拉丁宫出发，由小母牛拉着战车沿阿庇安大道运往阿尔莫河。神像和祭祀装饰品随后被清洗和净化，然后队伍就会返回罗马。八天后，在剧院会上演描绘了西布莉的生平和阿提斯的死亡的相关剧目。

       庆祝活动于4月10日结束，在大竞技场举行了战车比赛，西布莉雕像矗立在战车比赛的中央平台上。主持庆典的行政长官很可能是康茂德，他身着绣有棕榈叶的长袍。皇帝希望公开感谢女神的庇护，并将他从又一次生命威胁中解救出来。发行的钱币上印有女神坐在狮子马鞍上的形象，以表达皇帝对救世女神的感激之情。现在，nobilitas aug（usti）的字样经常出现在发行的钱币上，强调了他的高贵，他是可以追溯到涅尔瓦的皇室后裔，并强调了他出生在皇室而非收养的事实。这种对其统治命运的信念在早期的钱币上就很明显，184年中期出现了女神Providentia Deorum，183年5月30日和11月1日的Arval Acts中首次提到了这位女神。

       从184年末开始，女神的形象逐渐在钱币上消失，“Pius Felix”的称号取代了这一信息：罗马人民的皇帝是上天选中的，注定要统治罗马，他的高贵是持续安全和繁荣的唯一保证。针对佩伦尼斯的“阴谋”、不列颠和潘诺尼亚的叛乱、马特努斯的暗杀企图以及敌人散布的关于他是法乌斯蒂娜和一名角斗士的私生子的恶意谣言，这一理念在钱币中得到了重复。187年的硬币则更进一步，带有Auctor Pietatis的传说，献祭的Pietas形象代表皇帝本人，他是人民与神的恩惠直接联系的纽带。

       针对刺杀未遂事件，康茂德加强了警戒。在这种情况下，禁卫军的权力被放大了。他们负责逮捕、酷刑和处决，可以从维持治安中获利。康茂德倒台后，他的继任者佩蒂纳克斯试图对禁卫军进行统治，“他们被禁止扣押和破坏财产”，他们对无限权力的终结感到不满。”

       他们还被赋予在罗马城内携带斧头的权利，他们的傲慢遭到了极大的反感，因为他们侮辱路人，殴打那些令他们不悦的人。卫队和府门特里军团一直被用作秘密警察的前身，但在针对康茂德的阴谋增多后，康茂德显然给了他们几乎自由的统治权。嬉乐节事件之后，根据赫罗提安的说法，康茂德就很少公开露面了，而是躲到郊区或他的皇室庄园里；赫罗提安所说的郊区一定是指当初从昆提利乌斯兄弟手中抄没到的别墅。然而，赫罗提安历史的下一段却揭示了他撤出罗马的真正原因：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瘟疫袭击了意大利，但在罗马的情况最为严重，因为罗马不仅通常人满为患，而且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结果就是造成了大量人畜死亡。在医生们的建议下，康茂德暂时退居劳伦图姆，这是一个凉爽的地方，巨大的月桂树林遮天蔽日（这也是这个地方名字的由来）。医生们认为这个地方很安全，因为月桂树散发出的芬芳和怡人的树荫使这里的空气中没有传染病。

       劳伦图姆的居民奉命开始遵照康茂德医生的处方，在耳鼻中喷洒香水，并在家中焚香和焚烧芳草。人们相信，污染的空气会被刺鼻的香气驱散；盖伦正确地诊断出，疾病可以通过吸入传播。不过，尽管采取了这些所谓的预防措施，瘟疫流行还是在人群中有增无减。赫罗提安指出，此时动物也大量死亡，但是这可能只是巧合。

       瘟疫一直持续到188年，当时人们在“Pius”的祈祷上发愿，试图安抚诸神。然而，众神显然是仍然感觉到满意的，因为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请注意，康茂德只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这表明他后来在瘟疫平息后返回了罗马周边地区。然而，罗马为瘟疫的继续蔓延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卡西乌斯·迪奥在记录189年左右首都的情况时描述了可怕的场景： 发生了一场瘟疫，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严重的瘟疫；罗马一天之内就死了两千人。不仅是罗马城，几乎整个帝国都有许多人丧生。

        卡西乌斯·迪奥还描述了罪犯用沾有毒药的针头感染民众的情况。在一个没有现代科学提供确定性的世界里，疾病的原因被归结为神的愤怒、不洁的空气或社会中受诽谤群体的行为。显而易见的是，在恐惧和恐怖的氛围中，谣言有了乘虚而入的理想条件，并演变成事实事件。

       据估计，安东尼鼠疫的死亡率为7——10%，相当于多达5,000,000人死亡，而罗马本身狭窄的居住条件又放大了这一死亡率。有人认为，这场瘟疫是天花大爆发。

       但是盖伦描述的是一种覆盖全身的黑色皮疹，上面有凸起的水泡，并伴有高烧、呕吐、口臭、咳嗽和腹泻。盖伦将皮疹描述为脓疱，后来又变黑，这表明是出血性天花而非伤寒，而没有水泡则排除了鼠疫的可能性。正如赫罗提安所言，在罗马死亡的人被来自帝国尚未爆发疾病地区的新移民所取代。

       康茂德对于维鲁斯和他的父亲死于瘟疫是记忆犹新的，因此不会质疑盖伦的建议。他离开罗马后，与元老院和骑士的距离更远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发现很难参加帝国的礼节并向皇帝请求恩惠。他的敌人会指责皇帝把时间花在享乐上，而不是帝国的管理上，在他们看来，帝国的管理就是恩惠的分配。由于与其他势力隔绝，皇帝自然会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元老院羡慕嫉妒恨的皇室成员，尤其是克里安德。

       对埃及文献证据的研究表明，瘟疫对这个重要省份的人口数量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由于工人短缺，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大幅上涨，同时地租下降。在一个有据可查的村庄，158年至216年间，耕地总面积下降，而用于水果和葡萄酒生产的土地却增加了，因为人口减少导致对主食作物的需求减少。与184——185年对阿西诺地区部分土地征收的小麦税有关的文献资料显示，当时的小麦产量比以前少了很多，而小麦的价格却保持不变，原因是罗马人口对小麦的需求量很大。然而，在此期间，土地价格却大幅下降，这可能是由于难以支付更高的耕种工资。

        如果这种情况很可能在整个帝国出现，那么大量罗马土地所有者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困难，难以支付因耕种土地而增加的工资成本，大片贫瘠的土地将无人耕种，粮食供应随之减少，面包和其他主食的成本随之上升。拥有奴隶的富裕精英受到的影响不会太严重，但大多数拥有奴隶较少、在收获季节依赖季节性劳动力的小土地所有者或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这一点在佩蒂纳克斯称帝后的第一个举动中显而易见，该举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贵族的支持：

        佩蒂纳克斯的第一个计划是将意大利和各省所有无人耕种和完全荒芜的土地转为私人所有，根据接受者的要求和耕种能力分批进行分配。即使土地属于皇室财产，有能力耕种的人也将成为土地的合法所有者。农民在十年内完全免税，并享有永久的土地保有权。

       问题显然在于，由于地主负担不起耕种土地的劳动力，大片土地失去了生产价值。只有那些拥有奴隶的富裕贵族才会从这项法律中受益，因为他们不会受到工资要求提高的影响。税收收入会因为耕种面积的减少而严重缩水，对首都的粮食供应也会受到威胁。减少向符合条件的20万罗马市民发放免费谷物救济金会引发骚乱。据估计，有80万罗马人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因此导致面包价格上涨，供不应求，再次引发了首都的骚乱和动荡。

        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康茂德命令克里安德为罗马确保可靠的粮食数量。历史学家之前认为，埃及谷物运输舰队的重组始于190年，当时的谷物短缺是导致克里安德垮台的一个因素。然而，亚历山大钱币显示该船队在190年就已经存在，186年的钱币上还印有粮船的标志和 providentia Aug(usti) 字样。然而，强制征用埃及粮食可能是康茂德在《阿庇安行为》（Acta Appiani）中被指责贪婪的原因，在该书中，亚历山大的基督徒阿皮亚（Appian）在一次虚构的冲突中斥责了皇帝。克里安德还希望确保来自非洲迦太基省的谷物流通，因为埃及的谷物只为罗马提供了14万吨，仅够罗马四个月的粮食。这一时期，罗马还在非洲的省修建了更多的道路，加固了石灰岩，修复了公共建筑，以提高生产效率，并将粮食运往港口，尤其是迦太基。

       康茂德‘确实组织了一支非洲舰队，这支舰队在亚历山大港的运粮船队被延误的情况下会很有用’。这项措施的主要内容似乎是在与亚历山大港船队相同的基础上组织迦太基谷物船队，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人们担心粮食产量下降，需要提高效率。首都所需的其余粮食由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提供。为了准备运粮，船队很可能进行了检修，并提前与船主签订了合同，船主可能更愿意运输葡萄酒、精美陶器和其他奢侈品，因为这些商品的利润率更高，但他们可以避免港口税，有资格获得罗马公民身份，并免除义务公务。船只本身是大型三桅帆船，但也有小型船只。这些船只不是为冬季航行而建造的，而是在春末启航，6月从埃及抵达奥斯提亚港，但可能更早就从迦太基出发了。在法国发现的的“马德拉格·德·吉恩斯号”就是如此，长40米，可载重400吨。

       从奥勒留统治时期开始，税收减少就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但新近再次爆发的瘟疫对种植和贸易造成的影响肯定对政府的财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皇帝控制的省份的税收收入相比，“公共”国库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从这一时期开始，沉船数量明显减少。瘟疫意味着人口减少，导致生产减少，粮食盈余减少，税收收入减少，幸存的农民（尤其是武装部队腹地的农民）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需要交出更多的农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