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译】渤海行动战记（三）

　　本文译自《第三海军营1900至1901年镇暴战记》（Die Kämpfe des III. Seebataillons während der Wirren 1900/01），系关于庚子国变以及德国海军步兵之一手史料。原作者为时任（1902年）第三海军营少尉军官赫伯特·冯·克莱斯特（Herbert von Kleist）。

　　本文旨在以德方视角来展现当时的历史事件，以便读者对相关历史事件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文中观点不代表译者本人观点。

　　就在北京周边的仇外运动十分迅速，且令人不安地愈发愈烈的同时，天津方面的外国人处境也越加危险。自六月七日起，北京与天津之间的铁路以及电报线路不再对一般交通开放，两市之间须设立邮政快递服务。德国驻天津总领事钦莫曼在给驻北京的德国公使的正式报告中提到，形式已经异常严峻，为了安抚德国侨民的情绪，以及减轻志愿队伍（Freiwilligenkorps）（译注：即外国侨民自己组织起来的自卫团体）的压力，请求调集更多的德国正规军前来。

　　德国海军分舰队的司令官（译注：即德国东亚分舰队（Ostasiengeschwader），或称太平洋舰队）也尽可能地满足了这篇报告中所表露出的迫切需要增援兵力的愿望。自六月四日，便已有一小支上岸水兵分遣队驻扎在天津，指挥官是海军上尉库内（Kühne）。而就在六月十日，也就是海军上校乌泽东（Usedom）率领他手下的上岸水兵连离开天津，加入海军提督西摩尔麾下的增援北京的部队前不久，有25名来自第三海军营的海兵在海军营少尉文策尔（Wenzel）的率领下抵达，以增强天津的兵力。

　　这支海兵队应海军分舰队司令官本德曼（Bendemann）中将的要求，于六月九日上午六时，在青岛搭乘“格菲欧”（Gefion）号轻巡洋舰启航，六月十日晚抵达大沽口，次日换乘驳船前往塘沽，并在此搭乘火车前往天津。在“伊蕾妮”（Irene）号轻巡洋舰的上岸水兵的陪同下，他们进入了天津，随后被安置在位于大沽路的英国租界中。

　　随着文策尔少尉率领的海兵队的到来，德国驻军的兵力已增加至6名军官，135名士兵。此外，租界内的救援部队（Hülfskräften）还有160名俄军、233名英军、105名美军、65名法军、40名意军、74名日军、77名奥军，共有869名军人守卫租界。

——未完待续

关于西摩尔远征队：

　　一九零零年六月九日，在北京的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向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求援，描述北京的状况已是愈加严峻（hourly becoming more serious），请求部队从海上登陆，并立刻做好一切准备，前往北京。（troops should be landed and all arrangements made for an advance to Peking at once.）

　　作为对求援的回应，西摩尔从多国军舰的人员中组织起了两千余人的队伍，于六月十日出发前往北京。远征队包括916名英军，540名德军，312名俄军，158名法军，112名美军，54名日军，40名意军，25名奥军。

　　对于西摩尔远征队的目的，则有十分丰富的探讨余地。我国自媒体流行的说法认为西摩尔远征队此行的目的便是进攻北京，控制清廷。不过，通过对各国史料（包括我国史料）的分析，发现了与上述说法相冲突的细节。

　　无论是在五月末，八国各自派遣象征性的数十人兵力进驻北京的使馆区，或是在六月初出发的西摩尔远征队，这两次派兵，各国均告知清政府，清政府也知道会有外军前来。不过，在以上时间点，清政府的态度可以说是中立或者模糊。在本文《渤海行动战记》的第二章，提到了冯·佐登伯爵率领的德国海兵队在搭乘火车前往北京的路途中见到部分车站被烧毁，但清军已经进驻。

　　在我国史料《拳匪毁京津铁路记》有如下记载：“（聂士成）遂于某日率兵沿路巡辑。行至落垡，见有拳匪多人各执军械阻路，军门谕令速退。不听，乃令各兵冲突而前以恐吓之。并又谕之曰：‘铁路乃国家产业，并非洋人之物，何得任意作践！’

　　匪等仍然不听，反破口大骂，谓必得有洋人贿赂，故此仇视华民云云。并将砖石乱掷，复又开放枪弹，竟被击毙军士二名，哨弁一人。军门及大怒，知非可以理论，立命部下开枪，毙匪十余人。匪等非但不惧，反分四路来攻，致又被毙兵士六七人……”

　　根据上述记载，清军在当时与义和拳众非但不是友军，而且因义和拳众毁坏铁路以及其它设施，曾与义和拳众刀兵相见。

　　根据英美史料，西摩尔远征队在离开天津的时候，附近的清军也表现出了友善的态度，未对远征队发动攻击（ friendly and did not attack）。可以说，直到六月初，各国部队仍将清军视作友军。　

　　另外，无论是先行派往使馆区的各国分遣队，或是西摩尔远征队，都没有作战的意图，准确地是说没有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意图，更没有与清朝正规军战斗的准备。两批部队均是轻装上阵，虽然是搭乘火车出发，但只携带了基础数量的弹药，并没有往火车上装载更多武器弹药以备不时之需。

　　部分我国史料也记载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根据《直隶提督聂军门死事记》记载：“自是聂军大队专守杨村，遏匪南侵。至十四日，英提督西摩尔统各国兵入京，过杨村。聂欲阴之，电告裕禄，裕不可……”

　　上述引文翻译为普通话的大意是：“当时聂士成部队的主力负责驻守杨村，遏制拳匪南侵。到了农历五月十四日（公历六月十一日），英国提督西摩尔率领各国兵士前往京城，路过杨村。聂士成想阴他们，发电报给裕禄（时任直隶总督）请示，裕禄没有允许。”

　　由此结合可推断出，直到六月初，双方确实没有实质性的敌意行为。

　　那么西摩尔远征队此行的目的，也是外国史料给出的说法更为可信，即是应英国公使的请求信，前往北京进行撤侨行动，或是增强保护使馆区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