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献：哲学是否是一种智力疾病
Davis, J. W. (1963). Is philosophy a sickness or a therapy?. The Antioch Review, 23(1), 5-23.
在美国医学协会年会(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法恩斯沃斯(Farnsworth)提出，漫无目的，缺乏意义和目标(aimlessness and lack of meaning and purpose)，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疾病(the great sickness of our age)，我们全心贯注于探索外层空间，故意避免学习如何理解和控制自己。[1]
这个就很奇怪，医生们似乎正在接管传统上，至少部分属于哲学家的职责，因为漫无目的，缺乏意义和目标(aimlessness and lack of meaning and purpose)历来是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2]
毕竟这是苏格拉底给自己制造麻烦的原因，毕竟“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古希腊和罗马哲学实质上成为治疗病态“灵魂”的疗法。它的基本目标是指导正确的生活行为。对于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来说，这些也有这样的治疗功能。[3]
伊壁鸠鲁(Epicurus)说“那个哲学家的话若不能治愈人类的痛苦，那么他的话就是徒劳的”。正如医学如果不能驱除身体的疾病就没有益处一样，哲学如果不能消除心灵的痛苦也是没有益处的。[4]
古典和希腊时期的哲学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健康而有意义的生活所必需的目标和世界观，并因此而获得了温德尔班德所说的基于科学原理的生活艺术的实际意义(the practical meaning of an art of life, based upon scientific principles)。[5]
现代和近代哲学家更注重哲学的技术性和实用性方面，但除了少数例外，他们普遍遵循这样一个价值观“一个哲学体系，如果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没有任何影响，那么就不值得拥有”。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他们的学科是能够解决个人生活无意义问题的学科之一。[6]
这个陈述之所以有所限定，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例外，虽然哲学的实践和治疗价值得到了强调，但是一些哲学家的确否定了它，要么是完全否定，要么是部分否定。[7]
古希腊的诡辩派(Sophists)的高吉亚斯(Gorgias)是这个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他的学说可以被总结为三个命题(proposition)：[8]
没有任何东西存在
如果有东西存在，它也无法被认识
即使它能够被认识，也无法传达给他人
作者认为高吉亚斯(Gorgias)的立场将哲学降低为一种荒谬的观点，只有病态思维者才会接受。[8-1]
在现代哲学中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是一位很重要的批评者，他认为之前的哲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的结果，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人的理性当做了一种能揭示世界本质的东西，而忽视了人理性的局限性，因此他认为人的理性有种病态(sickness)，就是总想把所有事情都统一起来，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而导致了空洞和教条主义(dogmatism)的哲学系统，没有实证和经验依据。[9][10]
最近的反对者们属于实证主义(Empiricism)和分析学派(analytic schools)，他们认为传统形式的哲学是一种智力疾病(intellectual sickness)，更是一种语言疾病(sickness of language)，当胡言乱语(nonsense)变得有意义的时候，就意味着疾病的袭来。最典型的症状是将胡言乱语接受为真理(truth)。[11]
患者对于像[12]
存在即合理(The real is the rational)
宇宙是一体(The universe is one entity)
上帝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God either exists or does not exist)
人本质上是有价值的(The human person is intrinsically valuable)
这样的陈述没有任何异议。对他来说，这些伪语句(pseudo-statements)具有相当的意义(meaningful)。[12-1]
随着疾病的加重，思维可能会陷入奇怪甚至怪异的错误推理之中。人们可能会建构起庞大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和伦理体系(ethical systems)，通过这些体系来解释实证（真实）世界。在进一步和更慢性的情况下，这些奇怪的系统被接受为现实本身，而真实世界被视为具有某种派生或次要的现实。因此，真实变成了虚幻(unreal)，虚幻变成了真实(real)。[13]
在这些人身上，个人的偏好、兴趣和态度可能不再是为价值观(Values)的有效指标，他们的价值观，是非情感。这类疾病的一个特点是，一个病人和另一个病人的接触往往会加重疾病，因此成功的治疗需要将患者隔离开来。[14]
因为这些病人的思想脱离现实太久了，他们的思维体系很封闭，而且由于不接触现实又很荒谬，所以相互之间难有共识。这就导致两个封闭的体系，相互接触时很难达成调和，反而会互相看不顺眼，并强化自己的立场。[15]
这种疾病有一定传染性，但就像麻风病那样，需要有长时间的接触才会传染。然而有些人似乎对这种疾病有免疫力，不会受到影响，有些人只有轻微的症状。[16]
今天的批评家，特别是追随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语言分析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分析家，认为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人类的交流或语言行为。[17]
形而上学和价值理论(axiological theories)应该被视为行为障碍，是人类语言活动的障碍，哲学(philosophy)类似于精神病(psychoses)，尤其是偏执狂(Paranoia)和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18]
传统上，哲学教授(professors of philosophy)被认为是具有大量智慧的人，他们将自己的智慧慷慨地传授给感到困惑(confusion)的学生，在现在看来他们和学生一样都是困惑的，而且他们的问题更严重，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混乱。[19]
实证主义者和分析哲学家们认为，哲学的困惑和难题在于对语言的错误使用，具体来讲，传统哲学所回答的关于意义的问题是没有价值的，一旦问题变得清晰，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问题要么就属于科学领域，要么干脆就是个伪问题(pseudo-problems)。[20]
语言的意义就是用法(The meaning is the use)，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他们的使用方式和语言环境，而不是先验(a priori)的实体或本质，因此要了解词语的意义关键在于分析它在不同环境中的使用，许多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源自于将这些词语从原本的环境中抽象出来，只有围绕具体的语用来探讨词语的意义，才能够消除这些困惑。[21]
哲学的真正作用是分析语言的概念，而不是构建虚构的系统和回答不存在的问题。哲学不能够回答任何问题，它的任务是确保问题正确，一旦这个任务完成，哲学就应该从问题中褪去。实际上，人们应该通过抛弃哲学命题来达到清晰和正确地看待世界，以摆脱哲学的束缚。哲学只是治疗语言疾病的工具。[22][23][24]
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s)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和价值，无法被任何理性系统全面描述，西方哲学忽视了个体层面存在的非理性层面。当西方哲学将注意力都集中在理性上的时候，个体只被当做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这被他们认为是导致个体心理和精神异常的原因之一。[25][26]
逻辑实证主义者(logical positivists)、语言分析学家(linguistic analysts)和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s)共同否定传统的西方哲学，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需要接受“治疗”。[27]
作者认为，当哲学为人类独特的进步成长提供条件，为个体的建设性潜力的持续发展和生活的满足作出贡献的时候，它是一种疗法，反之则是种疾病。[28]
我对这个定义感到很失望，因为它不具有操作性，很难以这个为准绳去进行验证。另外，可以想见的是那些意识形态的狂热拥护者，估计很少有人说自己的哲学能够实现的目标与之相反，他们很会自欺欺人。
作者认为虽然哲学在很多时候的确是一种智力上疾病，需要被治疗，但是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完全满足这种需求，没有灵丹妙药(panacea)。语言分析学家(linguistic analysts)也不会声称有灵丹妙药的存在，因为分析学家对哲学的期待太低，他否认哲学能够解决人类的生活问题。他们认为，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并非是哲学问题，在将问题的含义弄清楚之后，会意识到那个问题，实际上是个伪问题(pseudo-problems)或者是需要科学(science)来回答的问题。[29]
正如我们所见，威曼教授同意存在主义者的观点,即理性无法显示最终的善，当一个人试图将人的存在塞入任何单一的理性系统时，就会导致不健康，因为这样的系统无法对作为一个人的原初经验(original experience)给予适当的关注。[30]威曼教授说：“在直接的意识中，存在着一种无法归纳为理性概括的具体充实”。[31]
我认为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每个人的感受和经历都是非常复杂的，这就导致人与人之间有很强的异质性，虽然这些东西也是实在的，从还原论(Reductionism)的角度来说，也无非就是物理的，可是这样的哲学思考，无法弥补在现实当中理性系统对原初经验无可奈何的现实，它太独特和复杂，很难描述，难以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