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和本体论的相对性”

 

在奎因的哲学中，在他对语言性质的看法和他关于本体论和科学的目的的概念之间有一种密切的相互联系。他会说，一个人不可能对存在什么给出一种说明，除非他同时对给出这种说明时所使用的词予以特别的注意，即对语言本身的使用有关条件、机制和可能的局限性予以特别的注意。

       奎因对语言的处理方法是一种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处理方法。他强调需要彻底地、经验地研究个体在学习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对各种特定的语言和非语言刺激所作出的行为上可为大家观察到的反应。这种刺激和反应被引入特殊的语言倾向，并构成了宣称某人已经掌握了一种特定语言的基础。正是这种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成了他接受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和整体论的根据，从而认为本体论和科学领域中的所有知识主张都是合法的。

       奎因用“博物馆神话”这个比喻来描述关于语言作用的一个普遍错误。按照这种看法，语言给作为精神实体的“意义”提供标签，但因为标签是可以调换的，所以标签的任何变化都不会影响到所指称的对象，想博物馆陈列的展品一样。

       只要我们把一个成人的语义学看成是在他心灵中以某种方式确定下来的、而同可能内含于他们公开行为倾向中的东西无关的话，语义学就被一种有害的心灵主义所败坏了。但正是这种有关意义的事实，而不是实体所意指的实体，应根据行为来解释。在内含于人们公开行为倾向中的东西之外，既不存在意义，也不存在意义的相同或差别。

       跟随奎因用一种更为可靠的、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说明来取代关于如何学会语言以及语言如何行使其功能的博物馆神话，我们就会随之认识到，在语言的每一种使用中，以最普遍和最日常的使用，到最复杂最深奥的使用，都存在某种形式和程度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因素。

      

       一般来说，关于不确定性，我们的理解是：即使在最小心控制的条件下提供某种特定的、公开给予的刺激，也不能发现面对这些刺激的不同语言反应在意义或指称上彼此是完全相当的。总有可能留存着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和“多出来”的解释，而企图，求助于比较面对同一刺激的不同语言反应来发觉和把握它们是不可能的。表达这一点的另一种方法是说：在我们对语言和信念的接收和使用中，有一种“经验的呆滞”，这些东西，通过纯粹的观察和感觉经验是不足以确定的。奎因喜欢用来说明他所指的“不确定性”的方法是指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假定这两种翻译，加上再每种中的可观察行为符合得同样地好，假定它们不仅同实际观察到的行为完全一致,而且同有关说话者所表现出的所有行为也完全一致。按照这种假定，就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两种翻译中的某一种是对的，另一种是错的。

       奎因清楚地表明，即使一个人调集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来缩小不确定的范围，那种不确定性再某种程度和形式上仍是完全不可能消除的。在奎因看来，翻译的这种不可能避免的不确定性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这种意义在于它对我们可以称为“概念相对性（或原理）”的强调。它构成了奎因说明“本体论相对性”概念的基础。

       奎因清楚表明概念（或本体论）相对思想的一种方法是：把在详细说明意义和所指时作为“参考系”的某种特定语言同确定物体的位置和移动的坐标系相比较。理解意义和指称观念的第一步是要认识到：我们用来传达这些概念的工具是相对某种特殊的、随意的或按惯例选择的语言参照系的，而不可能用一种绝对的方法来完成这一点。也就是说，不可能希望完全回避和放弃对这些工具的使用。

       只有相对于某种背景语言，我们才可以有意义地提出这个问题，而用绝对的方式提问则是无意义的。

      

       如果我们随意采用某种参考系（空间的、语言的或任何其他东西），就马上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能把给定的参照系归入（翻译、置入和重新表述）于另一个参考系之中，如果认识到我们能够的话，那么我们是否由此进入了一种无穷倒退？奎因的回答是：这种无穷倒退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认识到：引起这种无穷倒退的那种找到某种最终的、绝对的和唯一正确的基地的希望是一种幻想或虚假的追求。没有这种最终的绝对的参考系。

       那么我们是否卷入了一种无穷倒退呢？实际上，我们通过指示那样的手段结束了坐标系统的倒退。而在讨论指称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通过对我们母语的默认以及取其词的表面意义结束了背景语言的那种倒退。

       空间关系学说。没有绝对的位置或速度，只有各个坐标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奎因认为，类似关于指称的问题需要一种类似的回答，即一种关于理论的对象是什么关系理论。有意义的不是说一种理论的对象绝对说来是什么，而是说一种关于对象的理论在另一种理论中怎样可加以解释或重新加以解释（相对主义论点）。

       不存在“绝对的事实”。在确定指称的情况中，奎因把这一点表述为“指称的不可测知”学说。离开了对某种概念（语言）系统的指称方法的使用，就不存在可独立加以测知的东西。我们至多只能试图把一种背景“理论”或一种随意选择并采用的概念系统“翻译”成另一种，而且也不能保证它们相互之间是严格等同的。

 

“指称的含混性、模态和本质主义”

经典的命题和谓词逻辑的基础是弗雷格所建立的。这种逻辑包含两组中心思想：关于命题的二值真值函项系统的思想，以及在使用量词中表现出来的概括的思想。

替换原则。如果我们有一个等同陈述，等同记号把两个单数项联在一起，那么替换原则就断定：“给定一个真的等同陈述，它两项中的任一项在任何真的陈述中可以被另一项所替换，而其结果也真。”表明为等同的项是可以没有真值变化地相互替换的。

 

两个表达式将会指示同一个个体，如果它们每个都被直接地，或以一种纯粹指称的方式用来指称其对象（它的所指）。另一方面，如果一个词不是以一种直接的，或纯粹指称的方式来使用，它就会具有奎因称为指称含混性的那种性质。因此，为了使替换原则站得住脚，必须以一种纯粹指称的方式来使用单数表达式（如名称），它在指称上决不能是含混的。“显然，当我们用任何其他名称来指称一个对象时，对于这个对象能够予以肯定的任何东西仍然是真的。”

 

奎因的主要论点是：在量化模态逻辑中形式化和符号化了的，含有表达式“必然”或“可能”的模态句子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它们也蒙受或导致了指称的含混性，并由此破坏了使用量化变项的合理性。

“必然地”：

（1）     形式上陈述了一个逻辑上永真的原理。

（2）     描述了一种本质上属于某个个体的性质。

 

 

“必然”或“可能”的de dicto用法作为一个整体的某个命题的真或假有关；模态词的de re用法则同事物或事态有关，同所提到的性质是否本质上属于一个对象有关。

de dicto:有关断定或命题的。

De re:有关事物的。

 

存在概括原理：如果我们有一个句子，其中的谓词表达式附加在一个名称之上，并称谓由这个名称所指称的对象，我们就可以运用概括原则，去掉那个名称，而用一个由存在量词所量化（约束）的变项来代替。

在谓词逻辑中引进量词这种方法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消除这种令人讨厌的范围上的模糊性。

 

□（ョx）Fx，模态词处于量词的至于之外，起着句子算符的作用。

 

奎因对量化模态逻辑的疑问和批评主要是关于处于量化变项范围之内的模态词的用法。他强调量化模态逻辑的整个计划和纲领是“非法受的孕，它是哲学的私生子，应该被抛弃”。

 

克里普克建立的一个主要思想是“严格指示者”的思想。

凭直观感到的这种差别被严格和非严格指示者之间区别所揭示，并由之而明确起来。“严格指示者”意指，它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虽然“9=行星数目”这个句子表现为一种等同，但它是一个含有两个不同类型的指称表达式的句子：“9”作为一个数字指称数9，是一个严格指示者；另一方面，短语“行星的数目”是一个非严格指示者。    

语言可以被不同地加以使用。说一种描述可以指称某种不同的东西，指的是：在我们的语言中，当我们在描述一种逆事实的场合中使用这个描述时，可以有一个不同的对象满足我们为指称而给出的描述条件。

 

克里普克刻划严格指示者特征的一个方法是说：这是一个所有可能世界中都只是同一个对象的表达式。那么，我们怎样理解可能世界的观念呢？非常粗略地说，一个可能世界是一种逆事实的场合。根据克里普克的处理方法，在关于“可能世界”的所有谈论中的一个关键思想是：我们从这个现实世界的观念出发，从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中的对象出发，通过描述或规定一种逆事实的场合而建立起我们关于一个可能世界的概念。在我们对那个可能世界的描述中，我们保留这个现实世界的某些实体或特点——但不是全部。一个可能的世界不是某种有其自身独立的存在方式的东西，我们不能脱离现实世界的一切关系来发现它。

因此，我们不是从各种世界（它们以某种方式被想象为是真实的。它们的性质、但不是它们的对象，对我们来说是可以领悟的）开始，然后询问连通各种世界的识别标准；相反我们从我们所具有的对象开始，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是可以加以识别的。然后我们能够问某些事情对这些对象来说是否可以是真的。

 

人们怎样能够提供一个识别标准，把那边门口可能的胖子或者可能的秃子的数目辨别出来？回答将是：人们不能有意义地讨论那边门口一个胖子或一个秃子的抽象概念，或讨论就此而言作为完全根据某些性质来描述的抽象实体的那边门口的几个胖子或秃子，而仍然把个体对象的识别标准运用到它们身上。

 

如果某个对象存在于所有可能世界中，克里普克会说这是一个必然存在物，或它具有必然的存在。另一方面，有些单个实体存在于某些世界中，但不必然存在于所有可能世界中；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单个实体将被说成具有偶然的存在。

如果我们识别一个个体对象存在于这个世界，并且还想象一个或更多的包含这个同一个个体的可能世界，那么用来指称那个既存在于现实世界，又存在于那些可能世界中的个体的表达式将被说成是一个严格指示者。

当使用严格指示者观念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被指示的对象必然存在。意思是：在该对象确定存在的任何一个可能世界中，在该对象将会存在的任何一个场合中，我们使用严格指示者来指示那个对象。在那个对象不存在的场合，我们就应该说那个指示者没有所指，而如此予以指示的该对象不存在。

在克里普克看来，专名总是严格指示者，而指称个体的其他方式则不一定是严格指示者。

 

克里普克提出对许多哲学家来说，“先天的”，“必然的”，“分析的”，“确定的”这些词可以互相替换，用来描述整个一组陈述的特征。正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将会归入这批人中间。另一方面，像奎因那样的哲学家会否认这种截然的区别是有意义的。克里普克则认为这两种哲学家（经验主义者及其反对者）由于没有做出某些区别，都同样除了错。

称一个陈述是必然的，我们意谓着什么？我们只是意谓着：首先，该陈述是真的；其次，它不可能成为另一种样子。当我们说某种东西，是偶然地真时，我们意味着：虽然事实是如此，但它成为另一种样子也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想把这种区别归属于某个哲学部门，那我们应该把它归属于形而上学。与此相反，有一种先天真理的概念。先天真理被认为是能够独立与一切经验而知道其为真。注意：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对所有可能世界说了任何东西，除非把这放进定义中去。它所说的只是：能够独立于一切经验而知道先天真理对现实世界来说是真的。属于认识论，它同我们知道某些事物事实上为真的方法有关。必然的东西是能够先天知道的东西。

如前所述，它们属于不同的哲学领域。其中之一同我们以某些方式所知道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东西的知识有关；另一种同形而上学有关——世界可以是怎样的：假如它是它所是的那种样子，它是不是可以以某些方式成为另一个样子？奎因则主张：这两种陈述事实上没有一种是包含在另一种之中的。

 

关于本质主义问题，克里普克清楚表明：既然必然性问题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并且由此要同涉及我们关于某种事物知识的认识论问题区别开来。为什么人们不能说，例如，一个特定的对象必然具有本质上（de re）属于它的某些性质呢？否认这一点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本质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只有当我们一方面在后天和先天真理，另一方面在偶然和必然真理之间作出严格区别之后，它才能够是正确的。因为虽然这个讲台（如果它确实存在）不是冰做的这个陈述是必然的，它却肯定不是某种我们先天知道的东西。

克里普克试图表明他所作出的区别之价值的一个方法和对等同陈述的理解有关，特别是那些被称为“偶然等同陈述”的等同陈述。

最后，这种等同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要记住必然不同于先天，偶然不同于经验根据），克里普克的观点是：有些等同陈述是必然的，而不可能是偶然的，如果它们由作为严格指示这的名称所组成，或确实由任何类型的严格指示者所组成。只要它们同一种客观的，形而上学的de re场合有关，即同一个对象与其本身的等同有关，这种等同就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等同陈述是偶然的，这只能是由于用来固定指称的表达式是非严格指示者，而不指称一种本质属性。一个陈述认识上的特点，即一个等同陈述的真理之被认识到得到证明的那种方法，并不因此告诉我们那个特定的等同陈述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因为后面的这种差别是形而上学的差别，而不是认识上的差别。有些必然等同陈述是先天知道的，有些是后天知道的；有些偶然等同陈述可能是先天知道的，有些则是后天知道的。

 

经验信条最终可能是错误的。经验陈述由此必定是偶然的。克里普克主张：某些名称间的等同陈述，如果真的话，虽然常常是后天地知道的。并且也许不能被先天地知道，事实上确实必然的。如果名称是严格指示者，那等同的必然性就没什么问题，因为“a”和“b”将是一个特定的人或物x的严格指示者。这样，即使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a和b都将指称这同一个对象想x，而不是其他对象。

 

为了进一步澄清必然等同陈述和偶然等同陈述之间的差别，考虑一下“西塞罗是塔利”和“痛斥卡特琳的人是在三年的拉丁文课程中阅读的某些著作的作者”之间的差别。第一个是必然等同陈述，第二个是偶然等同陈述。

 

把等同陈述当做偶然的理由就是对摹状用来固定其指称的一个名称和一个词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当成了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