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概论》10.4 对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批判（2）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人口和农业生产的统计材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完全是资产阶级学者捏造出来的。如果土地肥力真有递减的趋势，那么，为了满足对粮食和农业原料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就必须把日益增多的劳动力投入农业中去。换句话说，农业人口必须不断增加。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人口不是在相对地减少，就是在绝对地减少。例如，在法国，农业人口在1882年为6,913,504人，到1892年则减少到6,663,135人；在德国，农业人口从1882年的8,064,000人减少到1895年的8,045,000人。又如，在美国，农业人口从1948—1952年平均的23,053,900人减少到1969年的10,307,000人，即减少了55.3%。在同一时期内，美国谷物的收获面积也减少了，从1948—1952年平均的122,487万亩减少到1969年的88,898万亩，即减少了27.4%；但同一时期，谷物的总产量却由27,344,800万斤增长到40,534,800万斤，即增长了32.5%。这些统计材料表明，技术的进步可以使绝对减少的农业人口生产出愈来愈多的农产品。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对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最有力的批判。

  为了替这种虚伪的“规律”作辩护，有的资产阶级学者曾提出这样的“论据”：如果土地肥力不会递减，一公顷土地就能生产出全世界所需要的粮食。可是，这个“论据”并不能起任何证明的作用。因为，一定的土地面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只能生产出有限的产品，这并不是农业一个部门的特殊现象，而是一切生产部门的共同现象。在工业方面，利用一定的土地面积盖起来的工厂同样只能生产出有限的工业品，而不能生产出供全球需要的工业品。马克思写道：“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一定的空间总是必要的，并且建筑物在高度上也有它的实际限制。要超过这点来扩大生产，就需要有空间场所的扩大。”[1]尽管如此，在改进技术的条件下，在一个工厂增投一倍的资本，还是可能把产量提高一倍甚至一倍以上，正如在同一块农业用地上增加一倍的投资，可以使农业产量提高一倍乃至一倍以上一样。所以，一公顷土地不能生产出全世界所需要的粮食，并不能成为土地肥力递减的反证。

  不过，应该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很多地方土地肥力确有减退的现象。但这绝不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马克思指出：“肥沃绝不像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2]这就是说，土地肥力的增加或减退，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分不开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由于土地的资本主义的掠夺式经营，必然要导致土地肥力的衰退甚至枯竭。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滥用和破坏地力的现象，从而使土地肥力逐步提高，使单位面积产量逐步增长。解放以来，我国在改良土地和农业增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最好最有力的说明。

  由此可见，“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根本不存在的。庸俗经济学者在这个“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切辩护性论调，都不过是空中楼阁。地租量的增长阻碍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但这种情况不能归咎于“土地肥力的递减”，而只能归咎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正是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才使得越来越多的超额利润必须以地租形式转归地主阶级所有。同样，劳动人民的贫困化也不能归咎于“土地肥力的递减”或“自然界恩赐的减少”，而只能归咎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本身。

  马克思的功绩之一，是他使级差地租理论彻底摆脱了同这个虚构的“规律”的联系，并且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条“规律”的存在。这样，借助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就使我们有可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真正障碍和劳动人民贫困化的根源，从而为消灭这些不合理的现象找出正确的途径。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12页。

[2]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