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比韩国人，更会拍复仇题材。

从2000年后韩国电影开始崛起，朴赞郁拍出“复仇三部曲”，在国际范围内打响韩国电影的名头，到去年双宋对决的剧集《黑暗荣耀》和《财阀家的小儿子》，再到今年大火的剧集《模范出租车2》，以及近期热度较高的《假面女郎》，都是复仇题材。

从内容来看，复仇题材的针对内容也是无所不包，从校园霸凌到阶层固化，从司法失序到贫富差距，从男权文化到女性主义，几乎所有现实主义的内容，都能被囊括进这些复仇故事里。

韩国人为什么热衷拍摄复仇题材？

或者说，这背后是不是有更深的历史文化传统？

仇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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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一直是韩国影视创作的重要母题。

韩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也就是1919年的《义理的仇讨》，从名字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这部由韩国导演金陶山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说的是男主角因为枉死的母亲，而向继母复仇的故事。

在事实上的母亲和名义上的母亲之间，做一个复仇的抉择，冥冥中成了韩国影视的寓言，既暗中契合了韩国千百年来屈辱的历史事实，又开启了后续百余年来韩国影视的叙事母体。

说白了，这个围绕在复仇主题上的文化基因，就是“恨”。

熟悉韩国历史就会知道，从千百年以前，韩国就一直作为中国的附属而存在，且时不时就要遭受被征讨的命运，比如导致隋炀帝覆灭的三次东征高句丽，基本上就集中在现在的韩国半岛。

清朝末年，日本崛起，这里又成了日本觊觎中国东北的军事跳板，在日本占领东三省并开始全面侵华以前，韩国半岛早已在日本的铁蹄下被蹂躏多年。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苏两国又把这里视为意识形态的桥头堡，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暗中较劲，最终酿成了朝鲜内战的全面爆发。

历史上经年被迫害的事实，让韩国半岛的文化传统里，被浸染上“仇恨基因”。

这种“仇恨”，不是简单粗暴的怨恨、憎恨和复仇情结，它还包含了耻辱、悲哀和空虚等情绪。

用韩国学者崔吉城教授在《恨的人类学》里的话说就是：“‘恨’是沉淀在自己内心的情感，没有具体怨恨谁那样的复仇的对象。”

也就是说，在韩国文化里，“恨”是人生连续失败导致的不断积累的悲哀，这是在韩国普遍存在的一种民族情绪。

从这个角度来说，韩国的影视人，确实在“恨”这个问题上，比其他任何地区的人，都更有得天独厚的创作优势。

复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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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也就是韩国半岛被日本占领时期，韩国电影人就喜欢讲述阶级矛盾的故事，比如开启韩国民族电影浪潮的《阿里郎》（1926），就是其中的电影代表。

这部在制作上使用了隐喻、暗示和象征等蒙太奇手法的电影，表面上说的是年轻人反抗地主压迫的悲剧故事，但内里埋藏的其实是被日本殖民的韩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和对独立的渴望。

韩国独立以后，尤其是韩国废除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并确立“文化立国”的政策以后，以朴赞郁“复仇三部曲”为代表的韩国电影开始崛起。

朴赞郁的“复仇三部曲”，分别是《我要复仇》（2002）、《老男孩》（2004）和《亲切的金子》（2005）——这些电影既把韩国电影提升到国际的程度，又拓宽了韩国复仇故事的叙述空间，并加深了复仇议题的层次，让复仇故事变得更多元起来。

所以在此后的电影和剧集方面，复仇题材开始跟家庭伦理、宫廷争斗、财阀垄断、司法腐败、政治压迫等更现实的问题开始结合。

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就是古装宫斗剧《大长今》（2005），和家庭伦理剧《妻子的诱惑》（2008），和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2010）。

其中《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堪称这一阶段韩国复仇故事的杰出代表。

它直抵人心的人性之恶，和刺激感官的视听画面，以及充满隐喻的故事内核，把韩国人烙印在骨子里的仇恨与反抗，表现得淋漓尽致。

观众可以从这部电影里，感受到仇恨的起源，以及复仇的癫狂与爽利，还能感受到所有后来的韩国复仇故事的套路与模版。

在故事前半段，通过金福南的悲惨遭遇，写满了弱者的悲情与凄凉，她始终处在被掠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况里，以此来堆叠能够让观众共情的悲愤。

这也就解释了，韩国影视为什么极其擅长拍摄悲情或煽情作品的原因。

因为仇恨文化本身，不仅有着对受虐的深刻理解，更在很大程度上有强烈的自虐倾向，以至于到了镜头前，他们会尽一切可能调动能够触发悲愤情绪的细节，借此来渲染“恨”的合理合法性。

所以到了故事后半段，当不堪其辱的金福南用镰刀割下他人的头颅，往死人身上涂厚厚的大酱，那种复仇的爽感，一下子就满足了观众的期许。

这同样解释了，韩国影视为什么热衷于讲述以暴制暴的故事。

因为经年的历史事实，以及现实的沉疴重压一再证明，弱者没办法在合法途径里寻求正义，他们能做的就是靠血刺呼啦的手刃敌人，来换取快感十足的复仇。

多元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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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之后，贫富差距的现实问题，和女权意识的全球化浪潮，在韩国愈演愈烈，这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刺激了以复仇为母题的韩国叙事。

在韩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财阀对社会的垄断上。

财阀垄断导致财富和机会分配不均，结果就是韩国的阶级固化越来越严重，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少，向上跃升的概率几乎被堵死。

在韩国社交媒体上，韩国年轻人自嘲自己是生活在“地狱韩国”，阶级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这种弥漫在韩国社会里的积压情绪，越来越成为韩国复仇故事的选择对象。

比如李沧东在《燃烧》里，觉得充满快感的复仇也没办法解决这个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索性就绝望地用一把大火给烧了个干干净净。

相比于李沧东用大火去文艺复仇的办法，奉俊昊显然要更冷血。

在《寄生虫》里，他花大力气建构一则寓言，把上下两个阶层的对立状况摹刻得入木三分，转头就用精心策划的谋局，和心狠手辣的虐杀，把故事给终结掉。

而女权意识的普及，也让女性变成复仇的主角。

只不过在这之前，女性复仇就已经是韩国故事的重镇之一，比如此前提到的《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

但这前后还是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在这之前的女性复仇，更喜欢强调复仇时候的血腥场面，喜欢靠视觉刺激来寻求复仇的快感。

除了《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还有《亲切的金子》。

但女权意识也加入后，它们就开始擅长勾勒更生活化的日常，强调女性如何被细节凌虐，然后她们靠自己的智慧谋局，开始复仇和逆转。

在这个过程里，以女性为黏合的元素越来越多地被加入到复仇故事里，出轨、整容、家庭暴力、校园霸凌、鸡娃教育和阶层固化，都能被打包到女性复仇故事里来。

回想从《顶楼》到《黑暗荣耀》再到《假面女郎》，走的就是这条线。

这些复仇故事里的女性，在隐忍与低声下气中厚积薄发，最后以恶制恶，以暴制暴对抗资本与男权，完成了对个人的救赎，也为韩国女性观众在日常的压抑中找到了情感出口。

尤其要提一下《假面女郎》。

严格来说，这是个品相一般且叙事错乱的故事，所有角色都处在一股莫名其妙的动机里来推动故事。

但是，它却很好地把女性感受最明显的容貌焦虑，以及对男性凝视的厌恶，和弥漫在底层人之间互相伤害的状态，用一个复仇的故事挥洒得酣畅淋漓。

只要你愿意享受复仇的爽利，你就能忍耐剧中那些缺陷。

也就是说，正因为由来已久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以及没有出路的现实困境，才让韩国影视里充斥了大量随处可见的“以暴制暴”的私刑，弱势者对强者的反叛、底层民众对强权的颠覆，以及女性对男权的反抗等复仇故事。

本质上，它们并不是要解决问题（当然影视也解决不了），而是要让观众在这种社会情绪里，找到宣泄悲愤的出口——看一个复仇成功的故事，就是在精神上追求一种自我满足感。

说得更难听一些，这种复仇故事，不过是阿Q的一种精神胜利法罢了。

否则也不会出现我们总是说“还是韩国人敢拍”，但拍来拍去还是什么都不改的情况了。

但是，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复仇故事价值，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要说，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复仇故事的爽利上——作为创作者，要警惕自己陷入创作上的思维定式，并避免落入精神胜利法的窠臼，同时在最大程度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

在这一点上，李沧东和朴赞郁都是值得去学写的对象。

作者丨毛头

所见即所想。

编辑丨毛头    排版丨lmx    媒体统筹丨佐爷灵魂贩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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