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乡土本色

土，是有泥土之意，生长着千年农业文明所积淀下的中华民族的根，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社会不同，与择地而居的工业社会不同，农业社会将整个民族牢牢捆绑在这片土地定居下来，聚村而居，有了稳固的食物来源，形成稳定的生产方式，基于公共事业的合作和基于土地的生息繁衍，催生出经济和社会制度。空间上的不流动，生发了所谓土气，孤立和隔膜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家庭作为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分工是弱分工的，并非专业化的分工。乡土是有机团结的（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与有机团结不同，为完成任务而结合的社会），被称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不同），也即是现在所谓的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不同），社会约束依靠的是习俗（长久以来的习惯）。地域上的限制，区域间的生活隔离，形成孤立的社会圈子，生活是终老是乡，周围是一个熟人社会，生活环境中的关系是与生俱来、无须选择。“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生人社会中的彼此不了解，规矩和礼俗无从谈起，才需要法律和契约。在乡土中人们，长久不变的社会结构，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和与土地深刻联系的风俗习惯，依照惯常中的相处方式和行为逻辑（礼俗）即可以“承欢”也就“心安”了。而现代社会的激速变迁，社会生活的变化，文化思想的变化，传统的中国，乡土的社会，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当今时代，传统的东西也无法被接受现在思想的人们所理解，乡、土、俗，成为人们嗤之以鼻的东西。

文字下乡

“愚”是指智力的不足或缺陷，智力是学习的能力，而知识上的不足常被认作是“愚”，认知和学习的可能都是受到环境影响的，不能仅凭在某些方面的学习就判断智力的高低。在长期城乡发展不均衡，国家区域性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乡村的人对城市的现代化的东西认知不足，就轻易地被城市人称为“愚”。城乡间的空间上、社会上的阻隔，制度上的差异，正是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源头。乡村的社会是典型的面对面社群 face to face group ，在日常互动，由于彼此熟悉、相互认同，无需用到文法繁复严谨的文字，文字之外的符号，如声音、语气、表情、气味、动作、象征物等符号，足以在一定语境中表达任何复杂的多样的信息。文字作为传情达意的间接工具，是需要语境的，当两者的语境不同意思是无法准确传达的，甚至产生误解，文法和艺术就是在减少文字被误解的可能和减少双方语境的差异。语言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象征必须包括多数人公认的意义，因此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有着他们特殊的语言，而群体越大，共同的基础越有限，语言也就越简单化。同行中有行话，亲密关系中同样也有特殊语言，依靠动作、神态可使不明说的传达意义，语言和文字不是唯一的传情达意的工具，同时这些工具是有局限性的，现代的文字是具有现代性的工具。

再论文字下乡

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阻隔，其中时间的阻隔是个人今昔之隔和社会世代之隔。“学”是对本能的方式的一套模型加以改造的过程，“习”是反复的做，在时间中磨练，使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这是打破时间阻隔的。当前的人是从过去时间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积累就是记忆，具体的情景被抽象成概念形成了象征体系。人们依靠象征体系和记忆来相互学习、积累知识、传递经验，打破时间的阻隔，文化就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没有文化的动物是依靠本能来生活的。“记”是当前为了将来而有用而加以认取，“忆”是为了当前有关而回想到过去经验，记忆是实用的，是为了生活的。乡土社会是历世不移的，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以同一方式反复重演，走前人走过的路，经验口口相传。语言足够传递世代的经验，文字在生活中没有需要，当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差序格局

中国乡下人最大的问题是“私”，用公顾私，公私混同。西方社会像田里的捆柴，每个人都能找到所属的团体，是这称为团体格局。乡土社会则是差序格局，社会关系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退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水的波纹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人伦即是“水文相次有伦理也”，这个关系网络以“己”为中心，富有伸缩性，“推己及人”区分出远近亲疏不可变革的格局。差序格局是自我主义的，没有团体的概念，也就无法区分出个人的概念，因此“己”和“人”是相区别的，是互斥的，儒家在明确格局的同时鼓励格局的扩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私到公的过程，公私是相对而言的也是浑然一体的，只在于划分“己”和“异”的范围，在于自我关系网络的边界。

维系着私人道德

团体格局是从部落形态的游牧经济而来，每个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生活，团体对于个人的关系就象征神对信徒的关系，团体中每个人都是同等的，管理团体的人是神的代理者，代理者的代理资格来源于团体中的道德体系，也就是保障个人的权利，在规范中就明确了权利和义务，也就有了宪法对代理者的约束。差序格局中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和别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不同的场合的不同结合程度，道德体系是从自己出发的，所谓克己复礼，“礼”就是规则和道德，所谓仁者爱人，“仁”是孝、悌、义、忠、信等私人关系道德要素的总和，所以“克己复礼为仁”，私人关系的网络上每一个节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但却没有总体的笼统道德观念，面对不同的对象就有道德要求也就不同。

家族

社群是一切有组织的人群，与团体相区别，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是扩张的家庭 expanded family，也即是（小）家族，由二代人形成的为核心家庭，三代人则为扩张家庭。家庭，是由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是结构，生育是功能，抚育孩子的目的就在于结束抚育，因之是暂时性的，而其功能却具有长期性。但在任何文化中，家庭这个社群总是附有生育之外的其他功能，两性的结合必然伴随着经济的、情感的合作。西方的家庭是以两性关系为主的团体，主要功能是生育儿女，两性情感成为了家庭的生活中心。乡土社会的家庭是以亲子关系为主的社群，根据父系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社群，由此形成了氏族，家庭具有了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功能。乡土家庭发挥着社会的近乎全部功能，工具理性注重效率，纪律排斥私情，彼此关系是有等级差别的，同性同辈间更容易形成亲密关系，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由此情感的表达不常流露于表面。

男女有别

情感定向，是文化所规定个人情感可以发展的方向。情感的紧张状态包括感动和愤怒，情感的激动改变原有的关系。维持稳固的社会关系，就要避免情感的激动，需要了解而不是情感，即接受同一的意义体系。当刺激频繁发生，感情的强烈程度就会下降，所以感情发生在新反应的尝试和旧反应的受阻中。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是了解和习惯，同样的刺激引起同样的反应，指受同一意义体系。乡土社会中，人们相互了解，共同生活，唯一阻碍了解的是两性差别。《西方陆沉论》的两种文化模式：阿波罗式 Apollonian 认定宇宙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人不过是去接受它、维持它，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而现在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浮士德式 Faustian 把冲突看成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这是现代的文化；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两性的分别在于双方内在生理上的不理解。两性的分别在于对内在生理性的不了解，两性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而生育又需要两性的结合，两性的共同生活，愈向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度也越深。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是一项探索，是一种追求，是不断的克服阻碍，使双方情感激发，而生育事业摇摇欲坠。阿波罗式的家庭生育功能，需要两性来组建，两性的差别和彼此的激情，在破坏家庭和阻碍生育，由此需要家族代替家庭，以同性间的组合为主，即父权统治和父系继承，男女有别是在维系着传统社会结构中繁衍的功能。爱的存在，就在不断发现阻碍和克服阻碍中，是一种斗争的体现。爱情被浪漫化为两性间纯粹的感情，实际应指涉任何主体间的最高级别的情感。

礼治秩序

法治与人治在人们印象中是相对的。法治是指人和人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法律是依靠权力支持、人力执行，现代法律应用于实际的，存在法官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其解释的内容包含个人见解、身体状况和社会舆论。人治是不依靠法律的统治，但社会秩序是难以单独依靠人力或不依靠任何力量而维持的，如若是确实的“人治”，那么人和人的关系便没有划分的依据，人们的行为权利和义务没有依据，陷入社会混乱。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于依靠人还是依靠法律来治理，在于维持秩序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秩序是没有或不需要法律来维持，老子认为把社会范围缩小，社会秩序便无需外力维持，古典经济学中自由竞争也是在无规则下维持经济秩序的，无政府也就是一种不需要规律的竞争，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秩序，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社会。小国寡民、鸡犬相闻的社会，所谓的“无形的手”和“无为而治”并不是冥冥之中自然形成秩序，没有法律而有规范，是为礼治。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礼的力量是传统，乡土社会安土重迁，人们只知道四季轮换，而不知时代更替，祖宗制定的成法、先辈积累的经验不断被证明为有效，不加推究、怀有信念，于是“言必尧舜”，对传统生了敬畏，遵从的行为成为仪式。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从示从豊，示是仪式，豊是祭器，是从教化中养成的敬畏之感，是主动服从的秩序规范，也即是社会的文化了。法律是特定权力加之于个人，违法者可能心怀侥幸，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背德为耻，礼是由个人惯习所维护，失礼便是大错大非。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传统无法应对新的问题，便随之失去了适用性，这就需要法律的力量来引导每一个人，现代的法治社会和乡土的礼治社会，都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

无讼

讼师常和“挑拨是非”、“作笔刀吏”等恶行联系起来，现代则称为律师，两者工作相似，性质却完全不同。法律是是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普通人们也不可能完全熟知各方面的新旧法律，所以出现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团体，律师就是将法律这种专门知识为普通民众提供法律支持的。维持理智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把规则内化为习惯，注重修身克己，矛盾的出现必然是愉逾越了礼的秩序。乡里的官司就是一种调解，是一个教化的过程，将责任归咎于双方的道德缺失，依据伦理礼法来判决惩罚，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使无讼乎。”，礼治就是要达到无讼的境界。西方的法律是判例 test case 法，采用平等主义，目的不是明辨是非，而是厘定权利，在环境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判例可以作为参照。在乡土推行法治，礼治便遭到破坏，新制好处未显，破坏旧制的弊病却已出现，制度的效用不仅在于其设计还在于如何使用。

无为政治

以冲突论来看，不同阶级间存在冲突，权力是冲突过程的持续，是休战状态下的临时平衡，是统治者统治的工具。横暴权力，是在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中，一种以暴力建立的支配和服从的关系，是统治者用于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从功能论来看，社会分工可以通过较少的劳动获得较大的收获，但同时也使自身卷入社会协作，做好分内的工作，要求他人也被他人要求。同意权力，是在社会合作的分工与协作中，发生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共同授予的权力。社会是冲突和合作兼具的，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可以在同一权力机构共存。权力是具有诱惑性的，在于其能获得极高的荣誉名声或经济利益等激励，是被支配者有足够剩余才会有统治者施展权力。农业帝国是稳定、平和的，人口不断增加，剩余也随之减少，公共事业对国家剩余的消耗是巨大的，横暴权力无法在剩余不断减少的地方持续施展。于是有了帝国兴衰、天下分合之大势，人口随之周期波动，长期的平和积累剩余成就盛世，生育了过多的人口耗尽剩余而无法抵御风险，结构的紧张引发冲突以致战争，战争动乱之后复归修养生息、积累剩余，皇权的维持产生了无为的政治。受经济基础的约束，皇权不下乡，乡土社会的公共事业让渡给了同意权力，而乡土的分工简单，同意权力的管辖范围极小，在这封闭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是切实的为积累剩余，乡土的治理是无为的。

长老统治

教化权力，是长老统治，是父权式 paternalism 的，既非横暴又非同意，是发生在社会继替中，即在社会成员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使人们接受并共享同样的行事规律和文化习惯的教化的强制力。当孩子的意志和人格未被社会承认，他就不能进入同意秩序之中，“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人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生育制度》。教化是代替社会去陶炼出合于一定的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文化是先于他们而存在的，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的，文化的基础是同意，文化对于社会新分子是强制的，是教化的过程。在变化很少的社会中，文化是稳定的缓慢变化的，完全由传统所规定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只有教化。“为政不在多言”、“无为而治”是描写政治活动的单纯，“苛政猛于虎”是横暴的，“为政以德”是教化的，“为民父母”是父权的。年长者必定经历过相同的问题，教导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年长者对年幼者就有了教化的权力，于是“出则悌”，对年长者都需恭敬顺从。长幼之序，区分出兄弟姐妹、叔伯姨嫂，就是教化权力的分层。在现代社会，变化的环境使传统不再适用，教化的权力也随之缩小，习惯是适应和变通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因循旧制带来的是生存机会的威胁，社会远离了乡土性，乡土也带来了污名。很大程度上，晚辈反而比长辈更加的能够适应变化，具有更多元的认知方式和适应能力。

血缘和地缘

在缺乏变动的社会中，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社会是稳定的，依靠血缘来规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在物种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完成职业、身份、财富的血缘继替。血缘的关系是天然的、天赋的、不容选择的、不可更改的既存事实，这样的事实被作为秩序，形成结构，内化进了社会。地缘，是血缘的投影，“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决定了“地”，地域的相近也是血缘亲疏的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在方位上分出尊卑，“地位”用来描写人在社会中的占据的据点，“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随着人口繁殖，一定地域上聚居的社群不断向外扩张，环境资源承载有限，区域阻碍了生产，农业高度内卷，社群便在区位上分裂了。移民的人客居他乡，地缘成为了关系也成为了标识，只有在当地有了土地、进入氏族关系，才属于当地人。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社会的活动，在共同生活中相互依赖是多方面和长期的，授受之间是人情往来，无法清算，没有了人情和绝交无异。社会关系的权利和义务需要到达动态平衡。云南的上賩钱会，就是为了减轻社会关系的负担，避免人情的往来，通过信用来借贷钱款对冲风险。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人际间欠下的信用可当场清算，货币的流通领域扩张开来就成为商业。血缘亲密的社会中，交易是通过人情来维持的，是符号的互动，使用符号的货币。集市是陌生人间的交易，陌生人间的清算才可以避免社会关系的牵涉。所以在社区的边缘容易形成商业活动，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陌生人之间的约定，契约需要信用和法律，需要理性而不是情感，从血缘到地缘的转变，是社会性质的转变。

名实的分离

乡土社会变化速率缓慢，呈现出静止的特性，社会继替是人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两者是同时存在的，而其变化的快慢对权力也有显著的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发生在环境的变化之上，旧有的习惯是有惰性的，新的方法需要被发明、被检测，才能被接受。新旧交替之际，人们是惶然不安的，是失范的，时势造英雄，“意见领袖”、“文化英雄”们由群众授予的时势权力，他们的统治是卡里斯玛型统治。父死“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孝道是无违，是承认长老统治，当社会变迁速率和世代交替速率相等，传统可以缓慢的变化而不需要革命。教化是有知对无知，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教授的方法是有用的，教化就自然有了权力，反对便不会发生。同意权力中，反对是必须的，是获得同意的必要步骤，横暴权力中，反对是被压制的，时势权力中，反对体现在不同方案间的争斗，不同意识形态的对垒，正如春秋的百家争鸣、近代的多次论战。无论多缓慢社会始终在变动，传统的适用性是在不断减弱的，不容反对的教化权力的维持，是通过注释来注入变动的内容。形式的不变和内容随注释而改变，表面的无违和原意的故意曲解，这是文字上的文章，便有真假虚实、口是心非、挟天子以令诸侯，名实分离了。

从欲望到需要

乡土社会中人靠欲望行事，现代社会人依据需要去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的重大变迁。人类行为是欲望-紧张-动作-满足-愉快的实现过程，从欲望生发出来的行为是不自觉的，是满足人生存的。食色性也，为了种族绵续，人会有两性之爱；为了营养，人会有五味之好，“无形之手”发挥的自私就是遵从欲望的。人类先有行为后有思想，从试验和错误中积累经验，经过自然淘汰，欲望便符合生活的需要。社会的缓慢变化，可以容许人们从容地盲目试错，欲望只是满足的条件，发展则要从需要开始。功能，是客观看待行为对个人和社会所发生的作用，是分析的结果，现代社会科学、理性和计划，是根据手段和目的来行动，知识即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