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转折点

         （公元180——182年）

                       PART 3

        尽管与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布里人和雅济吉斯人领土接壤的罗马边境现在已经安全，但达契亚行省的边境问题依然存在。

        一万两千名达契亚人被邻近的部落赶出了自己的土地，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入侵属于罗马的达契亚行省了。175年，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起义之初，该省总督维提乌斯·萨比尼亚努斯急忙赶往罗马，以确保康茂德的安全。然而，随着省外部落的入侵，省内的达契亚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战争全面爆发。卢修斯·佩斯切尼乌斯·奈哲尔和德西穆斯·克劳狄·阿尔比努斯这两位未来的皇帝都在与“达契亚等野蛮人 ”进行的战斗中都赢得了声誉，由于两人同时被提到，这表明他们是该省两个军团——第五“马其顿”军团和第十三“盖米纳”军团的指挥官。按照《奥古斯都列传》的说法，达契亚人被征服，该省的叛军也被驻该省的副将镇压了下去。

        康茂德作为统治者在钱币上的第五次致敬可以归功于182年末这场战争的成功结束，钱币上印有战神马尔斯的形象，他手持长矛和战利品向右前进。182年执政官昆图斯·提涅乌斯·鲁弗斯（Q Tineius Rufus）用希腊语向埃及的theoi synnaoi kai symbomoi献祭，以祈求康茂德的安全和胜利，这可能指的就是这场冲突。迪迪乌斯·尤利亚努斯在176——180年担任达尔马提亚行省总督以负责剿匪之后，又继续被任命为下日耳曼行省总督，他之前曾在那里与考契人作战。根据科隆要塞中的碑文记载，在他担任总督期间，该要塞的重建工作已经完成。

        瓦尔肯堡（Valkenburg）和兹瓦默尔丹（Zwammerdam）的要塞以及沿岸的要塞很可能也是在这个时间里此时得到了重建，以抵御考契人的进一步入侵。康茂德和他的顾问们在任命指挥官时，显然是首选了那些经验丰富、才华横溢的指挥官。严厉的纪律主义者乌尔皮乌斯·马塞勒斯正在恢复不列颠的局势，但直到184年，康茂德才在他的钱币上使用了不列颠尼亚征服者的称号。181年的钱币上印有“壮丽”（Magnificentia）的字样，而新出现的钱币类型则定义了康茂德的新统治，强调胜利与和平（钱币颂扬Securitas Publica、Felicitas、Libertas、Annona 和 Aequitas）。这与康茂德在多瑙河和达契亚的战争圆满结束以及在罗马举行的庆典活动相吻合。

        埃及是罗马的粮仓，它的安全始终掌握在忠诚高效的骑兵手中。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元老们甚至不得进入该省。最后一次这样的请求是马可·奥勒留批准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提出的，目的是让卡西乌斯率领他的叙利亚军团前往镇压尼罗河三角洲的牧民和土匪叛乱。

        这位未来的篡位者高效地完成了工作，但他也借此机会建立起了一个由知名支持者组成的阴谋团体基础。该省是最早为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放弃马可·奥勒留的省份之一。康茂德深知埃及的重要性，但他似乎怀疑这位缺乏必要经验或声望的骑士总督的能力。埃及总督是一位骑士的职业生涯中最有声望的任命，位居第二，仅次于执政官。他的老导师桑克图斯很可能已经被名不见经传的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皮索取代。181年7月，德西穆斯·维图里乌斯·梅克里努斯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埃及长官。他以前似乎没有争位者么经验，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因此晋升如此之快。他曾担任帝国小省廷加塔纳的总督。

        Birley根据碑文碎片为这一不寻常的任命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维图里乌斯实际上同时担任了廷加塔纳和毛里塔尼亚两个行省的总督。另一种说法是维特里乌斯在处理摩尔人入侵或有效解决附庸王国的继承权争议方面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这在Volubilis的一个祭坛上有记载，维特里乌斯将该祭坛献给了康茂德皇帝（名字后被凿去，但是又被考古人员复原了），祭坛的日期是180年10月13日。祭坛上描述了一位名叫卡纳塔的人，他是Baquatium的首领（principe constituto gentis Baquatium）。似乎被选为巴夸特人的首领，并被册封为皇帝的荣誉养子。

        作为此类争端的仲裁者，维特里乌斯肯定担任过非常高级的职位。在他于183年结束埃及地方长官的任期后，就没有关于他所担任职位的记录了，直到他再次出现时，迪迪乌斯·尤利亚努斯皇帝已经任命他作为第三任禁卫军地方长官，同时，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也向他发出了任命他担任相同职位的信函。两位争位者争夺此人的友谊这一事实表明，在康茂德余下的统治时期，他仍然拥有很高的职位、威望和影响力。在叙利亚，对卡西乌斯叛乱支持者的持续追捕终于落下了基本的帷幕，篡位者的拉丁文书信负责人曼尼乌斯被抓获。

        皇帝拒绝听取俘虏的恳求，即使他提出了卡西乌斯的主要支持者的名字。相反，康茂德遵循他父亲的政策，而且毫无疑问也听从了他的元老院朋友们的建议，下令公开焚烧所有信件，一封也不读。罗马的许多元老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康茂德提醒世人他的母亲参与了这场阴谋，并没有什么好处。安提阿建造了名为 “康茂德迪亚努姆”（Commodianum）的大型公共浴场、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和带有座椅和柱廊的室内运动场（Xystos），这表明了对叙利亚行省动乱的持续恐惧以及康茂德的伙友庞培努斯的持续影响。雅典娜神庙也得到了修复，并为重新组织该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其他节日提供了资金。

        从他的行为中可以看出，父子的政策之间有很大的连续性，反映了马可·奥勒留的老顾问们还在继续提供建议，希罗迪安用 "克制 "一词来形容这种政府方式。普通执政官名单显示了马可·奥勒留的朋友们权力的延续。181年，康茂德与妹夫布鲁斯共同担任了执政官，182年，另一位姐夫、贵族马库斯·彼得罗尼乌斯·苏拉·马默蒂努担任执政官；而另外一个执政官的位置则是分配给了名不见经传的昆图斯·提涅乌斯·鲁弗斯。

        182年，康茂德分配了下一年的执政官职位：他父亲的伙友奥菲迪乌斯·维克多里努斯第二次当选上了执政官，他将与皇帝共享这一荣誉，而同样出身于贵族元老家庭的马库斯·埃格纳提乌斯·波斯图穆斯（Marcus Egnatius Postumus）将获得一个副执政官职位。从180年到193年，皇室成员只担任过七次普通执政官，因此有更多机会表彰和奖励其他元老贵族成员：其中包括184年的卡西乌斯·阿普罗尼乌斯（Cassius Apronius）、185年的阿提卡斯·布拉杜阿（Atticus Bradua）、190年的卢修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Lucius Septimius Severus）和192年的昆图斯·蒂尼乌斯·萨克雷多斯（Quintus Tineius Sacredos）。

        他们都是显赫贵族家庭的成员或杰出的指挥官。皇帝还派岳父布鲁提乌斯·普拉森斯到西班牙的乌尔索担任城市事务官，可能是为了恢复摩尔人在马可·奥勒留统治期间入侵造成的破坏。阿皮乌斯·萨比努斯（Appius Sabinus）被任命为非洲自由城市的矫正官，著名元老提图斯·克劳迪乌斯·坎迪杜斯（Ti Claudius Candidus）被任命为尼科米底亚和以弗所的储运会计（logistes），可能负责管理地震造成的大量重建资金。

        坎迪达斯曾负责马可·奥勒留和康茂德恢复多瑙河战争的后勤工作，他的职业生涯非常辉煌，最终为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皇帝效力。康茂德在晚上举行宴会，邀请元老院的精英成员参加，这样他们就可以接触到他，为了巩固他这些姐妹的婆家人和皇室之间的关系，庞培努斯的一位亲戚与露西拉的女儿订了婚。

        然而，元老贵族的影响力受到了索特鲁斯权力和影响力增长的越来越大的挑战。

        帝国的自由民和奴隶不同于元老院和骑士团的地方行政官和同僚，他们是帝国政府真正的专业官僚，为皇帝提供所需的专业技能。难怪康茂德开始如此倚重他的司寝侍卫和其他自由民。康茂德通过 ius aureorum anulorum 赋予前奴隶虚构的自由人身份，这无疑是应自由人的要求，试图提高他在社会精英眼中的地位。

        根据卡西乌斯·迪奥的记载，索特鲁斯的影响力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从元老院获得了在庆祝一些节日的时候负责有关竞技大赛的车权力，并在尼科米底亚城建立了一座康茂德神庙。尼科米底亚出土的钱币证实，这一请求还允许建立一个与竞技相关的神职，即“neocorate”

        因此，这一请求更有可能首先引起康茂德的注意，然后由他将问题提交给元老院。但是史学家Talbert对于索特鲁斯是否必须对皇帝施加影响，才能获得将问题提交元老院的权利这个事情提出过质疑。

        答案很简单，他对两者都有影响力。

        通过与皇帝的接触，索特鲁斯本可以成为元老院成员的强大靠山，而这些成员本身并不是皇帝的伙友，或者他们的靠山是皇帝的伙友。

        这些有抱负、有野心的元老会寻求这些皇帝的近侍的庇护，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在皇帝身边的影响力为自己或自己的客户谋取利益。

        与皇帝的个人接触对于请求和请愿获得批准至关重要，而这些类似于司寝侍卫的近侍是疏通皇室恩惠的理想人选，后者甚至能拒绝议员去觐见皇帝。

        皇帝的元老朋友们将自己视为帝国赞助的合法经纪人和调解人，这使他们能够建立起自己广泛的朋友和客户网络。因此，元老们热衷于在元老院中支持索特鲁斯，以获得他的恩惠，并希望他日后能回报他们的恩惠。

        一个复杂的互惠关系网络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并融入罗马社会的。

        即使是神灵也需要献祭来报答他们的恩惠，无论是好运、繁荣还是在暴风雨中的生存。亲元老院的作家们对于元老院同僚遭受到的这种屈辱表示强烈不满，他们不得不向帝国妇女、自由民或奴隶寻求恩惠，以促进自己的事业。罗马社会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平等关系，表现为以友谊为纽带的“友情”（amicitiae）语言；另一种是赞助人和客户关系，其基础是客户的社会地位低下。

        资料本身尽量避免使用“客户”和“赞助人”这两个词，因为这被认为是对社会下层人士的贬低和羞辱。罗马诗人马蒂亚尔在描述公元早期的拉票活动时，对那些寻求担任国家最高职位的骄傲的元老所遭受的羞辱作了一些说明：

        如果你想当执政官，你就必须废寝忘食，四处奔波，亲吻别人的手，在别人的门前腐烂，说许多不体面的话，做许多不体面的事，给许多人送礼物，每天给一些人送礼物。到头来你会得到些什么呢？束棒，在法庭上坐三、四次，举办竞技大赛，在篮子里分发晚餐。

        向一个被认为社会地位低于贵族出身的骑士或元老的自由人寻求这种恩惠，被视为一种社会倒置，因为必须接受赞助人的恩惠，或向曾经是奴隶的人行贿。这些元老们不得不用“amicitiae”（友好）的语言来对待索特鲁斯，这意味着社会地位平等，但他们会觉得，社会地位高的人被置于社会地位低的客户的地位。曾在尼禄宫廷中做过埃帕弗洛狄托斯奴隶的埃普拉图斯写道，元老们被迫培养这样的客户，成为了“奴隶中的奴隶”。

        元老院和骑士对索特鲁斯权力的怨恨与对康茂德的怨恨一样与日俱增，因为康茂德居然允许这些下等人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成为了与贵族元老院家族竞争的强大赞助人。

        在皇室内部，基于社会地位和宫廷优先权的怨恨也在增长。此时，康茂德的妻子克里斯皮娜和他的妹妹露西拉之间的矛盾也开始不断的升级。克里斯皮娜本人可能已经怀孕，这将进一步削弱露西拉在皇室中的地位。露西拉曾经嫁给过一位皇帝，而她自己又是一位皇后和一位皇帝的女儿，出身高贵，她自然而然的会认为自己应该比一位来自庶出家庭的女性享有更高的地位。

        皇帝的女儿对皇位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皇位继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家族关系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与皇帝和皇亲国戚的血缘关系所产生的巨大政治声望，可以为心怀不满的贵族团体提供理想的凝聚点，使他们团结在一起，推举出另一位皇帝和继承人。如果皇帝的女儿与任何贵族发生关系，对皇帝的威胁都可能非常严重。

        马可·奥勒留意识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当他强迫露西拉嫁给出身低微的庞培努斯时，为了安抚露西拉，他允许露西拉保留她之前在做奥古斯塔时期的所有徽章，尽管维鲁斯已经去世。康茂德也同意了这一安排，允许她在剧场的御包厢里占据显要位置，在城市或各省活动时，她面前会有御火、御旗（vexilla）和由侍从官抬着的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