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舞,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发表于：《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通过运用1995年、2005年和2015年三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本文以贵州省为例，考察了我国大龄未婚男性的婚配困难问题。本文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透过从1995年到2005年再到2015年的数据检视，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大龄未婚男性的数量越来越大，表明这一群体的婚配困难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

第二，既有的婚姻挤压视角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大龄未婚男性的婚配困难问题，大量实际存在的大龄未婚男性样本无法被婚姻挤压视角所推算出的样本覆盖。

第三，当前大龄未婚男性的婚配困难主要是区域挤压所导致的。区域挤压表现在直接、间接和综合挤压三个方面，无论是从直接的婚姻嫁娶的女性迁移数据看，还是从间接的工作就业或务工经商所导致的女性迁移数据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偏远欠发达地区都呈现出双向的非对称性流动，前者对后者构成严重的区域挤压，从而使得后者的适龄婚姻男性难以找到婚配对象，进而逐渐沦为大龄未婚男性。

研究设计

在数据选择上，本文将选择以“贵州省”作为个案展开叙述和讨论。笔者之所以要选择贵州省作为个案，其理由比较朴素。

一，笔者最早关注大龄未婚男性问题就是从贵州农村调查开始的。2009年在遵义市绥阳县Z镇M村的调查发现，该地“光棍”极多，2300多人的M村竟有30岁及以上的“光棍”91人。但比较遗憾的是，那次调查仅是微观层面的村庄研究。理由之二，贵州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在大量贵州人外出务工就业过程中，必定会产生跨省流动的婚姻迁移，这种情况有助于我们比较直接地观察这种迁移所带来的影响。

三，贵州省的性别比并非是严重失调的，其失调程度相对于较为严重的省份来说要轻微一些，甚至我们在微观村庄调查中也发现，当地并非如有些地区如广东、福建那样重男轻女，其男孩生育偏好要弱得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存在那么多大龄未婚男性呢？

在数据选择上，笔者主要选择1995年、2005年和2015年三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数据和部分地运用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短表数据，并且没有对贵州省的情况进行城乡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