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与桨船 第三章 地中海世界的物质、经济与社会
地中海自身的地理条件，对于海上作战在军备技术与战术上所催生的演化之道前一章业以述及。十六世纪的黎明始，地中海桨帆船——或者从广泛的含义所指涵盖了几乎所有大小的划桨战船，在自古以来的地中海海上冲突中始终扮演着主要的角色，然而即使是在十五世纪时分出现的舰载重炮也未能动摇其根本，一系列因素最终所催生的便是前文所述的战术框架的内容。不过除了纯粹的军备技术原因之外，造成这种结果的还有另外的因素。
一艘桨帆战船的武器与人员的配置，无论其由私人团体还是国家机器所持有，都需要以抽调其他社会生产活动中的经济与社会的资源而完成，而这种资源分配上的权衡正是任何建立武装力量与将其动用的决定因素。一支武装部队的创建，无不需要权衡军事上的预期价值与其在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上的调动成本。不过，这些成本并非仅仅是以货币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与资源需求总额变量的简单应变关系，这在十六世纪与二十世纪如出一辙。正如所料，支撑起一支桨帆船舰队所需的资源在类型与数量上的受到特有的限制。这些从未被严密的深究，不过依然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某些泛化的定性定量的探求，而以对十六世纪的地中海海上对抗的概念框架在本质上的正本清源大有所助。
合理的剖析入手之处或许是这些战船的母港。前文已经谈及海港与桨帆船舰队在战术上相依相存的根源，而下文将从战略的角度将这种关系进行剖析。舰队与母港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勤与社会平准，换而言之，便是舰队通过港口获取的人力、粮食、武器弹药的量与质。出于船上所携的口粮会不日告罄，桨帆船舰队在空间上受到其港口的羁绊；而以时间的尺度视之，若干种更为微妙的社会与经济因素将二者联系。将十六世纪地中海海上战争的本真归结为海滨要塞——尤其是设防的港口与舰队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毫不为过，而本章的目的便是探求此种关系的本质与其在更为广度的战略上的影响。
在二者的诸多依存关系之中，桨帆船舰队的作战半径体现的最为明显，在这方面桨船舰队与风帆舰艇组成的舰队之间的对比直观而彻底。一艘帆船，其行动能力来源来自于其舰体自身与船上的风帆、武备，而尽管船上的火药、炮弹、沥青、纤绳、索具与风帆会被不时消耗，却只是在需求的基础上偶尔进行补给。而对于桨帆船而言，不仅有着这些物质上的需求，而更出于其动力与作战能力的源自于人的血肉之躯，船上携带的酒、淡水、干粮、橄榄油、鱼、肉、奶酪则会要么被迅速吃光，要么会不日腐败变质，要么兼而有之，而弹药、沥青、绳索与帆布却能几乎无限期的存放使用；而加之庞大船员的规模与其身体状况与气力对于船只的作战能力何其重要，更加之划桨船只上存储空间的狭隘，桨帆战船的作战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并牢牢的为其母港所缰锁。对于贸易私掠中的船只而言，这些限制并不严重，尽管理论上这些船舶的巡航半径取决于因获取淡水的刚需而在两周或者更短时间内航行的路途，不过就一两艘来说，找到一处不设防的海滩、陆地并从中获取淡水并非难事。小规模的船队也可以付诸于与在海上与陆地掠夺足够的口粮以维持其作战，而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在第一章便已提及。
然而对于大舰队而言，这一问题截然不同，一整支舰队的行军速度由其最慢的船只所限制，相对而言，其行动更为缓慢、也更为可被预测。尽管几乎所有地方的山泉淡水都能满足单艘船只所需，然而满足短时间内供给五十艘甚至更大规模的舰队的水源，不仅其所在之处人尽皆知，而且为数不多；而如果仅仅只是在岸上劫走牲畜或是在俘获的船只上索取口粮便能维持一艘小型桨船的行动数周，那么整支舰队的供需则并非简单四处游荡便可解决。更进一步，舰队的行动又为士兵与水手间爆发的疾病所限。在历史的无数次证例中，一艘桨帆船队的指挥官在抵达特定的港口时，由于疾病的原因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或是花费数周让他的船员好生修养。1570年，由于舰队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交恶后不久就因为疫病的爆发而丧失大量船员，威尼斯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依附于与目标相左的盟友，而这起码导致了尼科西亚（Nicosia）与法马古斯塔 (Famagusta)的沦陷。船上的桨手如同食物和淡水一样，只有供需缺口很小时才能方便的补给。
以上这些，都可以归结于一点，即桨帆船舰队的行军路途实质受到后勤因素的严密限制，而与相关的舰队规模呈现出反相关的关系。一支桨帆船队的规模越大，其行动半径就愈短，而在最后几章中将表明这一限制在十六世纪变得更为严苛，并且伴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舰队规模与其作战半径之间的关系在此需要详细说明。这很快引入了两个随之而生的难题，即一般而言港口对于舰队的人力、后勤支持之能与舰队对于港口不可或缺的军事庇护需求之间的冲突，以及通常意义上的海上作战（naval warfare）与小规模冲突之间在军事支持需求上的比对，二者密不可分。至少从理论上说，在小规模的冲突中进攻者的港口要塞实质可有可无而非必须，海滩与海湾附近的临时基地足以支撑起一场袭击，正如小亚细亚的穆斯林海寇（原文为ghazis）在十四十五世纪时那样；不过在实际作战中，坚固母港的优处显而易见，利于维持的基地是袭击作战中的重要一环。需要首要考虑的是这些基地的地理位置。一般而言，突袭者的基地距离军事行动目的地愈近，成功的可能就愈高，无论是在狭义上的战术还是在广义的战略效益方面都是如此。即使是在难以出航的冬季，距离基地不远的小型桨帆战船也可以仪仗这座基地而维持作战，而设防的港口则为袭击者提供了一处遭到敌舰队攻击时的庇护之所。出于桨帆船自身的局限之处，这些袭击者总能顺利的进出他们的港口，因为实质上不可能有围困与长期的封锁。正因如此，马汉主义者对于私掠战的定性在这里被排除，而这些长期的以经济消耗为动机的小规模冲突则是十六世纪地中海的准则。一方或是另一方试图夺取对方的战略基地以图突袭的行动几乎贯穿了所有典型的十六世纪地中海海战史。
针对袭击活动的通常反制措施也需要一座母港。在北地中海的海岸，西班牙便从直布罗陀直至墨西拿建立了一连串的海上基地，而在巴利阿里群岛与撒丁岛上的前哨站亦是为了支持从穆斯林的袭击下庇护海岸的舰队而设。威尼斯在十五世纪末期的黄金时代也几乎拥有连贯的港口，这些海港从东地中海的亚得里亚海东岸延伸至摩利亚，而沿着克里特岛北部的海岸一直延至塞浦路斯，而这些海港亦为威尼斯的贸易活动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并为保护贸易活动的小规模舰队给予后援。
这些为数众多的小型基地非常适应于突袭与反突袭的小规模作战，不过在此需强调，这其中涉及的军事力量通常来说并不过分。在十六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的时光里，威尼斯的常设舰队在休整期（原文为“和平时期”即time of 'peace' ，不过如第一章所述，十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实质无战争与和平的明确分界）通常只维持29艘大型桨帆战船，而这其中还包括任意时候处于搁置维修中的四五艘。这些战船被拆分为数个分舰队，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支位于威尼斯的本土而只有十数艘。相比之下其他舰队的规模则要小得多，如驻扎在干尼亚（Canea或Khania）的只有四艘。而对于西班牙来说，通常情况下提供海上保护的西班牙本土舰队的兵力很少超过十五艘，而驻扎在墨西拿的西西里分舰队似乎从未超过十艘。限制舰队规模的主导因素与其说是这些舰队的支出成本，不如说是他们后方基地的后勤限制。
在谈及其他之前，先将这种适应小规模冲突所需的军事动员力量与大规模远征所需的进行比对。1535年查理五世远征突尼斯的大军之中，包括71艘大型桨帆战船、30艘小型桨帆战船、150艘圆船及许多更小的运输船，载着二万五千名士兵与两千匹马；而奥斯曼土耳其在1565年大举入侵马耳他岛时，从君士坦丁堡航往马耳他的海上力量则有130艘大型桨帆战船、18艘小型小型桨帆战船、8艘maona（一种桨帆运输船）及14艘大型圆船，满载着二万士兵与其攻城火炮。然而在小规模冲突战的环境下，维持小规模袭击舰队与规模同样小的反制舰队的后勤基地显然不足以支撑起这样的远征行动。其因有二。首先，最直观的原因，是只有庞大而背临丰富资源内地的港口才能给予一场大型远征所需的经济支持。正因如此，地中海诸国的海港城市的数量与城市规模直接限制了其所能维持的远征规模，而大小港口规模上的差异也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十六世纪地中海世界诸国海上力量的此消彼长。第二点相对来说则较之更为复杂。由于维持舰队的支出高昂，因而平日的舰队实质仅仅只是保持数量较小的规模，然而要发动一场大规模远征却需要庞大的兵力，因而在短时间内扩军的能力至关重要，而这除了必要的庞大人力与后勤的预备之外，必不可缺的专门工场的规模与动工效率也是维持海上力量的决定因素。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建造相当数量的战船并将其委任，船厂必不可缺，而为了将其武装，铸炮厂必不可少。火药作坊必须维持足够的存储能力，以便为随时为远征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为船员供给饼干口粮的诸家烤厂亦是如此。最后一样透露出关于地中海世界的诸多信息，其反映了对于人力而非器械的高度重视；而对地中海诸国处理干粮方式的观察，则足以了解到这些国家在眼界上的有趣差异。
干粮或者干脆说是饼干，在诸多配给食物中具有独特的重要之处，因其不仅是船员的日常主食，更是诸类食物中几乎唯一或多或少不易腐败的。威尼斯对于干粮的重视之处体现在其海军编制人员中供给饼干的员寮“Proweditore sopra i biscotti”（意为干粮供给者）的地位之中，这些员寮是为威尼斯最高级别的海上军事行动的机构Collegio alla Milizia da Mar（意为海军事务委员会）的正式成员而负责后勤供给。另一处更具暗示的证例在奥斯曼土耳其，其负责后勤工作的部门Mevkufat Kalemi中存在一个独立的名曰“peksimet emini”员寮编制，意即为干粮管事；尽管在理论的等级制度上这些管事的地位低于其在威尼斯的同行，不过相比之下这些管事的职位更好的适应了作业，对于海事官僚中并无此位置的西班牙而言更是如此。奥斯曼的peksimet emini通常负责记录烘制干粮的供应状况及其所辖烤炉的生产状况，并经常协调采购与生产。与令人奇怪的与舰队掌控无关的威尼斯相关后勤机构以及直接受制于督抚的西班牙供给者不同，peksimet emini实质通过后勤部门的主要官僚机构直接向卡普丹帕夏负责。奥斯曼土耳其的舰队无疑是十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中最规模最大、也是最具进攻活力者，而其对于干粮供给的负责认真引人启发。而相比之下西班牙在其属地内对于干粮供给的权力下放则表明其海上力量实质基于防御，并伴有某些固有的官僚主义局限。
为舰队提供保障的工场如烘烤厂、大型铸炮厂、船厂及火药作坊的重要之处无论如何强调都毫不过分。由于维持桨帆船日常开支的费用及其高昂而在平日里动用的军事力量规模相对小得多，因而动用此诸类工场来扩充舰队以发动进攻或者将入侵者击退的能力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桨帆船本身的特点使得要做到这点容易的多，桨帆船本身的船体相对较为便宜，而每艘战船只需配置数量较少的富足经验的船员，常设舰队的水手可以直接分配到新委任的战船之中充当骨干而训练新船员。同样的扩编能力也能适用于划桨队伍之中。大约从十五世纪中期始，地中海桨帆船上的划桨系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其从船上的划桨手各自划桨转为所有的桨手都坐在划桨长凳上划桨，这种转化大约发生于1550年后不久，而直接对老练的划桨手的人数需求直接降低了三分之二或更多。自此之后，只需要一位坐在长凳上靠最内侧的熟练桨手划桨与控制划船速率，而其他划桨手不必拥有相关职业技能，但是可以被驯化直至足以堪用，这种关键区别将在第四章详细论述。根据战时需求从陆上部队抽调部队则相对简单，不过这一切亦必须由船厂、枪炮厂、火药作坊与烘烤厂组成的高效后勤机构提供支持。地中海诸国的后勤部门的规模与品质直接决定了其海上力量覆盖的范围与其本质，而就这些事物的本质而言，对于以上诸多讨论则引出了地中海诸国在战略此消彼长的话题。
如前所述，一座能支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后勤基地，要么是同时兼有富饶内地与优质港口设施的重要港口城市，要么是拥有发达贸易网络为其供给。在十六世纪的地中海，毋庸置疑只有三座城市能满足以上条件：巴塞罗那、威尼斯与君士坦丁堡，这绝非偶然，这些城市是指是桨帆船时代其背后海上强国的核心；而或许与其说是西班牙、威尼斯共和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主导着地中海的海上作战，毋宁说是这些城市本身。
其他城市或许可以满足以上需求，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榜上有名：亚历山大港无论是在马穆鲁克埃及还是奥斯曼土耳其治下都未曾发展为卓越的海军基地，其中的部分原因无疑是造船与制木桶所需的合适木材的匮乏；萨洛尼卡（Salonika）尽管是一处专门的攻击基地与陆上部队投入海上作战的集结点，然而却缺乏相应的技术设施。而尽管里斯本显然满足了所有要求，然而这座城市却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直接介入地中海的海上对抗，尤其是1535年查理五世对于突尼斯的远征；其海上力量主要活跃于远在东方的亚丁湾、忽里模子与印度东南海岸，其本身对于地中海的态势实际上是间接介入。除了这些大城市外，还有一些港口较为堪用，这些城市具有一切质上的先决条件，然而要么经济资源相对匮乏，要么某些情况下政府只能收获少量的效益：这些城市有塞维利亚、马拉加 (Málaga)、马赛、热那亚、土伦、阿尔及尔、那不勒斯、墨西拿与士麦那(Smirna)。尽管这些地方往往只能支撑起规模甚为逊色的远征队伍，然而却是那些重点港口绝佳的前沿集结地。
接下来是那些更为庞大的小型港口，其足以驻扎一支分舰队而或在拥有足够资源的前提下可以作为远征队伍的集结处。相比经济资源，这些小港本身的设施与战略位置更为重要，在前文提及小规模冲突时那些满足需求的驻扎地大多属于此类；而除此之外还有那些由其本身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规模更小的港口。所有这些都具有两样特性，其一，这些港口宽大并能在恶劣天气下将舰队庇护，因而足以作为一场大规模远征活动的集结处或是私掠作战的中心；其二更为重要，这些港口的地理位置使得敌人陆军几乎不可能与之靠近。第二点至关重要，这些据点大多数坐落于小型岛屿上，而仅仅凭借海军的力量就足以将其夺取或控制。这其中的上乘者有罗德岛、克里特岛的干尼亚、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摩利亚西南端的Coron、筑有要塞的科孚岛、突尼斯与其入港处河谷口（即La Goleta，1535年西班牙军队攻占该地并修筑要塞）设防的岛屿、杰尔巴岛、马耳他岛与坐拥马翁港（即Mahón，原书为Puerto Mahan）的梅诺卡岛。所有这些据点的重要之处，都源于海陆联合的远征队几乎无力征服远离其基地的任何广袤领土，而这一限制的性质或许可以用几处例子来具体说明，其中既有合理的假设，也有真实的例证。
首先，是十六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并控制墨西拿的企图，而这显然是荒诞不经；即使不是出于其行政上司，那些老练而称职的指挥员也对此了然于心。奥斯曼土耳其仅仅凭借单支远征队的力量几乎不可能占据整个西西里，而西班牙在这座岛上却有深厚的根基，仪仗含括几处可供支援部队登陆的港口的海岸，西班牙军队轻而易举的从后方袭击入侵者。这点尤为重要，墨西拿不仅比邻那不勒斯，而热那亚也近在咫尺；而由于十六世纪的桨帆船足以在短途运送超过400名士兵并几乎可以使其在任何滩涂登岸，因而只需动用小规模的海军力量便足以完成这项支援作业。因而即使奥斯曼土耳其在战斗中击溃了西班牙的舰队，要夺取墨西拿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即使侥幸攻占了这座城市，土耳其守军也不可能长久的据为所有；与之相类的还有西班牙与威尼斯的联军对黑桥地区（Negropont）的进攻。
不过这种情况却并非适用于奥斯曼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和罗德岛的征服。尽管两座岛屿尤其是塞浦路斯的自然资源绝非能称之为匮乏，然而二岛却过于靠近奥斯曼土耳其的本土，且距离支援部队的驻地过远而难以解围。塞浦路斯和罗德岛二地的守军所能指望的无非是依仗充裕的人力物力支援，使围城变得漫长持久而迫使其对手难以支撑，1480年医院骑士团在罗德岛的解围便是如此，不过该岛随后在1522年苏莱曼的全力征服下宣告沦陷；而尽管法马古斯塔在安东尼奥·奎里尼（Antonio Quirini）精妙的解围缓解了守御的压力，不过从1570年9月18日到次年8月1日，这座城市在坚守了一年之后依然沉沦。这些岛屿的城防坚固异常，而要将其夺取的耗费也相当巨大，1480年的罗德岛之围尤为如此；不过这些城市的守御与驰援却完全基于被动，如果得到支援，其获得援助无非少量援军与给予守军的补给，而非是足以从围困阵线突破而使其解围的独立力量。
奥斯曼土耳其对马耳他的围城与基督国家对于突尼斯和杰尔巴岛的行动则有所不同。尽管这些地方相对来说靠近敌方的驻地，然而其本身的地理位置却足使具有优势兵力的围城舰队阻止任何援军登岸的企图，即使增援部队顺利的抵达海岸，围城者也能迅速离开其阵位而以登岸作战使前者陷入窘境。一支围城者的登陆部队配以强大的舰队在援军身后出现，足以使最勇猛的地中海将官心惊胆战，而也是出于这种顾虑，唐·加西亚迟迟未将决定性的援助投入马耳他。这也隐密的解释了马耳他围城战对守军的第一次增援的力量为何如此微不足道。只有在奥斯曼帝国的桨手人力资源、弹药与兵力在对岛上的圣米歇尔堡和圣比尔古城最后一次近乎绝望的进攻中近乎消耗殆尽之时，最后的增员才姗姗来迟，因为土耳其人已经腾不出手应对增援舰队。
以上例子表明了十六世纪地中海作战思想的核心之要，其围绕着可动用的军事力量、军事目标与敌我双方驻地的距离以及目标本身的战术实力与战术价值间的相互作用而展开，而其重中之重正是与马汉主义所规范的架构背道而驰。
除了补给后勤的因素外，另一样限制桨帆船作战范围而不足以灵活应对的制约因素则是季节。尽管补给的压力可以通过建立前沿基地与庞大的后勤队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缓，然而季节的影响却不是凡人所能克服。地中海作战的时节很短，最早不过三月中旬，而最迟不过十月中，桨帆船舰队只能在其基地附近航行，而在冬季暴风雨时节来临之前就必须返航，舰队距离基地越远，其在不得不返回之前花费在目标上的时间就越短。时间的因素至关重要，因为每一次大规模远征行动的目标几乎都是重点要塞，而要消耗其力量却可能需要长期的围困。尽管历史学家们早已意识到这种因素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在陆上军事行动决定性的制约，然而对于海上行动影响的认知却姗姗来迟，直至1966年专于奥斯曼帝国的A. C. Hess才首次详细论述了这种因素对于海上行动的作用并点明其重要之处。正如他所论证的那样，奥斯曼土耳其的海军对于上述因素的认知异常透彻；而正如下文所展现的那样，西班牙人同样对桨帆船队的局限之处有着切身体会。
地中海作战时节的限制不应该归于航航技术不佳或是对于出于对汹涌大洋的极度恐惧。地中海本身的自然条件使得在夏季运作高度专业化的战舰成为可能，历史也是如此；然而正是这些使得桨帆船在夏季具有高效作战能力的设计特点，在冬季却成了其抵御诸多不测的障碍。通常的作战时节，在其刚刚步步入或是结束时，其所爆发的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足以吹散舰队并将其摧毁：1541年抵达阿尔及尔前的24至26三日，查理五世的舰队便遭遇了一场风暴，十四艘桨帆船与不少于130艘大小运输船被海浪拍到岸上而失事。这样的例子或许最为震撼，但绝非孤例，前文提及的普雷韦扎之战两天后海雷丁的舰队同样遭遇的一场风暴，这场风暴将土耳其人的舰队拍到了阿尔巴尼亚的海岸上而损失亡惨重，尽管可能对其兵力未有影响。
对于作战时节的制约，同样限制了远征舰队在无有可供过冬的永久驻地时可行军的距离。1574年，重新征服突尼斯的奥斯曼土耳其舰队与该年5月15日离开伊斯坦布尔，11月返航，其中一个月又一个星期的时间花费在了单程路途上，而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可用以军事行动。这次行军的极限——从母港到目的地不过一千英里的距离，代表了十六世纪晚期桨帆船舰队足以投入力量对付军事目标所能进行的最大远征路径；而尽管对于更小规模的舰队受到的制约并非如此严苛，不过其作战能力也相应弱小。由此，季节因素、地理环境及桨帆船与其所组成的舰队的内在特点共同构成了地中海的战略框架。
如果不是出于由于政治意向或者虔诚于宗教信仰的上司，地中海的海上指挥官则将敏锐的意识到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1564年，当该年的作战时节结束之时，一份事关西班牙战略形式的评估报告由海上元帅（Captain General of the Sea）托莱多的唐·加西亚（Don Garcia de Toledo）递交给马德里，而其本身将对使人理解这些有所帮助，而这也将自然而然的引出接下来对于马耳他之围的剖析。这份汇报综合了对时局的估量与对未来将采取的行动的一些列建议，而其本身则结合上述种种以诡谲之方式论及的种种因素。由于出于一位老道的军官之手，其基于对手已知的作战能力而甚于敌人在未来可能意图；而由于这份文件书于奥斯曼土耳其在海上的兴盛期，该评估几乎完全涉及防御：
首先，这份报告文书顾及于奥斯曼土耳其的舰队对于西班牙可能的种种危险，及如何应对的策略。该部分令人启发。其包括一份清单，上面列出了每一座可能遭受土耳其海军袭击的港口与要塞（十六世纪的西班牙语中，要塞“fortress”的单词即为plaza）；首当其冲的便是马耳他岛。
根据唐·加西亚所述，如果丧失马耳他岛，那将是“对基督教世界的重大打击”。尽管文中并未明确说明原因及马耳他在战略上为何易遭攻击，不过造成这些这些原因却隐匿于唐·加西亚的逻辑链中而异常清晰。由于马耳他相对靠近奥斯曼的海上力量，因而土耳其人足以发动持久的强攻；而又由于这座岛屿比邻西班牙的利益势力，因而在奥斯曼土耳其的控制下其足以对西班牙产生严重威胁。而由于岛小地狭，这种危险更为严重，唐·加西亚也对这点明确万分：面对一只强大的敌舰队，该岛恐怕难以解围。
而对于突尼斯的河谷口，以狭隘的战术眼光视之，奥斯曼军队更容易攻占该地。不过对于土耳其人而言，其效益远不如马耳他，后者则是奥斯曼苏丹永远的眼中钉；然而考虑到后勤与战略因素，要将攻占马耳他岛未必简单。出于河谷口中西班牙堡垒的独特位置——其坐落于被敌方港口包围的小岛之中，若非强大的舰队，援军几乎难以驰援。唐·加西亚显然未曾考虑这种情况，因而他仅仅只是建议在冬季派遣增援并对城防进行巩固。
梅诺卡岛则与之截然不同。尽管这座岛屿的沦陷将对西班牙造成沉重打击，不过梅诺卡岛距离西班牙舰队的基地足够近而足以及时驰援；而离奥斯曼土耳其舰队的母港则相去甚远，不足以维持长时间的围攻。据唐·加西亚所述，尽管岛上的堡垒缺乏兵力，不过他坚信在援军抵达之前也足以坚守。
位于非洲西海岸的奥兰（Oran）与Mazarquivir港（即阿尔及利亚凯比尔港）面临的威胁则更小的多。奥斯曼舰队面临的出征问题严峻而战略收益甚微，倘若驻堡垒的防御保持良好，那么将高枕无忧。最后为了保险起见，唐·加西亚的文书中包括了地中海的每一处西班牙领地应对奥斯曼土耳其袭击的措施——需牢记，这里假设西班牙舰队处于劣势：
依我之见，自 Velona（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处港口，与靴子状的亚平宁半岛的脚后跟隔海相望）至于此（指巴塞罗那）所面临的压力有所缓解，只因舰队上足以布置大量的兵力；因而尽管这些港口与要塞（原文为“plazas”，当代意指要塞）尽管处于危险之境，时常面临入寇之险，然而仍可登陆而自陆上守御海上之所不能及。
此中的守御范式相当明了。唐·加西亚的整个海军战略围绕着诸港口的进攻、防御与救援而展开，其策略基于海陆联合的两栖作战而非纯粹的海军行动，正如“自陆上守御海上之所不能及”所表明的一样。而显然，其构想也与苏丹最亲密的幕僚与其敌手皮雅利帕夏不谋而合，正如唐·加西亚所预料，奥斯曼土耳其的首要打击目标便是马耳他岛。
不过比起所述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份文书未曾述及的：唐·加西亚无论在何处都未曾考虑全面舰队交战的可能。这并非是实力羸弱而避战，而是其认为西班牙舰队根本不是奥斯曼舰队目标。在唐·加西亚看来，如果皮雅利帕夏放弃直接进攻上述目标而直接与西班牙舰队寻求交战，要么玩忽职守，要么愚蠢，而显然唐·加西亚认为皮雅利帕夏绝非二者。今人时常断言十六世纪的地中海将官不过率领乘船的陆军因而对海上作战一无所知，这种说法纯粹站不住脚，直到这很久之后，荷兰英国的指挥官才撰写出如此明晰准确而复杂的战略评估。此是意料之中，1564年统帅将帆船舰队的技艺已经相当成熟，而统帅风帆舰队的技艺却几乎还未催生。
在探研了限制桨帆舰队在空间上运用的因素之后，现在将目光转向时间上。除了地中海的气候对舰队施加的季节性制约外，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限制有影响了作战的时长；甚至从长远来看，这类限制比气候的因素更为严苛。这类限制以两种方式出现。首先，尽管桨帆船上投入无休无止的小规模冲突的水手、桨手与士兵或多或少都是专职的人员，不过其中只有少数人如同海上乞丐或是英国的海狗一样不用为生计而投入其他作业，况且这些人本来就稀缺。其因有二。其一是地中海的海洋生物的密度远远低于大西洋而无法支撑远洋渔业，及结果便是水手人力资源的稀缺；其二则是出于地中海的海上战争具有时节性质，许多参战的人士会在桨帆船中止出航的五个寒冷月份里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如船上的酒贩子和理发匠便倾向于上岸讨生意。不过还有其他不太明显的例子，如为人知晓的18世纪早期法国的划桨奴隶中的娴熟者便被允许在冬季从事其他工作，其他则被许可在港口从事体力劳动，这显然有充足的理由被认为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习俗。
冬季的商贸活动往往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其涉及范围相当之广。从阿尔及利亚挖掘农渠的桨帆船奴隶，到签订契约登上商船的威尼斯桨帆船上充当水手与划桨手的自由人，再到摩利亚利用寒冬时节督促采邑（即timar）上农务作业的土耳其士兵皆是如此。地中海海上作战的节律往往与年复一年的经济周期相适应。舰队偶尔也会在冬天的几个月作战，这种精心算计的冒险往往能收获回报，不过充其量也是种经常使用而不会导致严重经济脱节的手段。赖私掠以为生的小规模海军团伙——尤其是马耳他医院骑士团与北非的海盗封建主则相对不受这种限制。
其次则是一种长期性质的制约，而与第一样制约因素的影响加到一块所产生的限制更为苛刻。正如前文所见，小规模冲突的作战需求由专职的人员来满足，这些人的其他经济活动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然而一场大规模的远征却非如此。大量的青壮被征召起来以在规定的时间服役，其离开赖以生活的岗位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脱节，而这种脱节在长期内不能容忍。
地中海的三大海军强国——威尼斯、西班牙与奥斯曼土耳其，其发动一场大规模远征或是将远征来犯之敌击退的能力基于迅速扩充部队的基础之上，而这是通过扩充将帆船舰队本身与发动大量的帆船（通常是征用的帆船）来得以实现，后者为部队提供后勤支持与负责运输。二者产生的长期性经济影响大致相同，当是时，采邑的地主离开了他们的土地，渔民离开离开了他们的村庄，划桨的只有人离开了羊群与田地，海上的商人远离了贸易，其造成的经济危机难以忍受，因而许多年内只能征召那么多次。 两个对于海上战争的周期性限制因国而异。奥斯曼土耳其的舰队的规模最不稳固，因而受到长期性的经济限制的影响最大；而西班牙舰队的规模常年保持常设，因而或许受到的短期性影响最大。尽管并不完全，然而却依然有令人启发的证据来证明这点。
自十六世纪第二十个年头新大陆涌入大量贵金属之后，西班牙足以有充裕的财政来长期雇佣那些或多或少终身受聘的带薪专职人员，尤其是那些职业的士兵。这是一样显著优势，尤其是考虑到奥斯曼土耳其富有效率而灵变的相关制度后更为必要，西班牙足以如1571年至1573年那样征召大量的士兵用于海上，而在威胁退去之后将其投入其他用处。与奥斯曼土耳其迥异，西班牙无有能足以每隔两三年迅速扩充并在每年的出征时节结束之后将船员复原的相关财政组织与灵变的社会结构；而出于军事因素，西班牙不可避免的难以承担起大规模复员活动本身的奢侈。除此之外，奥斯曼土耳其在十六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掌握着海上的主动而得以随心所欲的计划进攻，以最大的限度发挥其背后的军事力量而尽可能的减少其本身带来的经济方面的脱节；然而与之不同，西班牙却不得不时时刻刻提防土耳其人的一次又一次的挑战而需庞大的常设部队，这样的部队正由新大陆的黄金与白银铸就而成。
而如果相对富足的贵金属使得西班牙免受长期战争带来的困扰，那么这种优势也使得其兵力在季复一季的作战中特为脆弱。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奇怪的经济回弹，丰富的金银在使西域足以维持充裕的常设舰队的同时，相应的也提高了船上所需物品的价格，因而众所周知，西班牙海岸旁作业的船只花费的比其他地方更加昂贵。为了弥足物价，西班牙往往在其意大利的领土上驻扎了尽可能多的战船。
季节性的经济脱节问题为人所清楚的认知。1564年，唐·加西亚在其文书之中提议其作为海上总指挥的职务与西西里的总督合二为一，并声明将经济军事二者的计划归于一人可将经济脱节带来的后果降到最小，而显然其考虑的主要是其桨帆船上雇佣的西西里水手。有趣之处在于唐·加西亚的构想显然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不谋而合，后者将卡普丹帕夏对舰队的经营与其在摩利亚的辽阔采邑相以结合。显然，唐·加西亚的请示得到了允准，其身兼将官与总督二职。
西班牙对于贵重金属的严重依赖基于其需要尽可能减小长期性质的经济困难，而这使得海军的官僚机构几乎狂热于种种减削成本的措施，此正是由菲利普二世时常敦促而成。菲利普就防止贪腐与维护资金运送所作的指示近乎荒诞，以至于宫中之人就削减开支所制定之策可笑之极，甚至某位近臣督促战船的指挥官减少在与土耳其人的作战中对弹药的花费以节流。
到了冬季，船员将被尽可能的解雇以减少王室的开支；而出于同样的原因，自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始，西班牙战船上的作战人员也被系统的减少。为了防止兵变，这些士兵必须全年领薪而被调往任何可用兵之地。
由于出于防御姿态，西班牙必须长期维持一定数量的舰队规模，因而不得不完全依赖于最低效的划桨奴隶以此减少维护的成本；而只有在绝无选择的情况下，西班牙才会雇佣专业的划桨人来装备他们的战船。这种举动不仅基于军事与经济意义，更具政治意义，西班牙正是有意识的发配罪犯到船上服苦役而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事实上，划桨的自由人的运用之于西班牙对于桨手的用法相去甚远，以至于描述前者的言语“buenas boyas”直接由意大利语“di buona voglia”借用而来。这是个褒义词，而西班牙的桨手得到的评价则与之相反。
对于奥斯曼土耳其，情况则与之相反，划桨的自由人具有许多优势。尽管划桨人在战时的开支相对高昂，不过只是偶尔受雇。奥斯曼的税赋制度也支持这种做法，在战斗中桨手为一种人力资产而非是出于苦役。尽管无法与西班牙步兵团中的精兵或是苏丹的Janissary羽林军相匹敌，不过那些意志坚强 而装备弯刀的希腊或小亚细亚的村民则时常作战的任务。无论是在围城战中作为爆破的工兵还是修筑工事，还是在强攻中扩充队伍，这些人都必不可少。这些奥斯曼人言之Azab的辅兵，似乎出于习惯而为了这些军事目的被雇佣为桨手。
自愿投军而为果腹与领取微薄军饷的自由桨手（原书为maryol）加之后备人数庞大的少量奴隶，似乎已在平日里满足了奥斯曼土耳其的绝大部分军事需求。据一份十六世纪中叶的基督教世界的呈报，在现役的130艘奥斯曼桨帆船中，40艘以奴隶划桨，30艘由领薪的基督教自愿军，余下的60艘则由征召的穆斯林桨手。而据穆斯林方面的资料，1556年Ali Burtasi的舰队中三艘战船便由奴隶划行，而其座舰与另外两艘则是由Azab辅兵，其余36艘则由受雇的希腊划桨手。这些资料特别指明，出于作战能力与安全方面的考量，在战时划桨的奴隶会被穆斯林的自由人所大量取代。
大规模远征的超绝需求被一种短期内的征召制度所填补，这种制度被小心翼翼的操控而以尽量的减小经济上的脱节。每年十二月，卡普丹帕夏的特使便会在其辖区内的村庄里作调查，以根据村里的户数与海军的需求为接下来的出征时节征召一定数量的桨手。一般而言，在特定年岁里，每二三十户人家便出一名桨手，而其生活所需则由余下的村户以一种税赋的方式而供给。这是奥斯曼土耳其国内的通行做法，同样的也适用于Azab。据奥斯曼的海军史学家Ismail Uzuncarsih所言，十五十六世纪调查过的村庄中每二十家需征税的村户里便必须出一名桨手，余下十九家则提供其军饷与生活费用。
年复一年，这样的征召体制似乎在奥斯曼的欧洲与小亚细亚的省份中交替，以尽可能的减少其造成的经济困难。1534年，由一名在君士坦丁堡的西班牙细作就海雷丁舰队的汇报中出现了这类做法的证据，其在汇报中指出海雷丁的寻常桨帆船上的桨手都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此前从未有”，而小亚细亚人的缺乏恰恰暗示了上述的征召机制。同样的方式似乎也应用于征召水手之中。
支持奥斯曼陆上军事体系的是timar采邑制，这是一种非世系的封地授予体制而已回报采邑的持有者与其扈从在战斗中充当披甲射手的服役。尽管这种体制做多少程度被用于海军依然是个问题，不过毫无疑问确实如此。无论如何，采邑制完全是奥斯曼文化的特征与其征召训练有素战士的方法，而仅仅是出于这一原因便值得关注。在原本而未腐化变质的采邑制中，其土地所有权的授予仅仅只是对其在军中服役的承认。作为对食邑内土地与民众控制与对其税赋进行管理的回报，采邑的所有者享有将盈余纳入己囊的特权，其本人也被要求在战场上服役，是为西帕西骑士；而如果其资本充裕，那么在出征时则有与之同样全副武装的扈从跟随。海战或是围城发生之时，西帕西骑士经常作为重装的步兵而战斗。尽管他们似乎如真正的骑士一般对战船缺乏信心并厌恶以下马的姿态突击城池的破口，不过在十六世纪，他们可以被诱使去完成这两样任务，而在这两方面都是一流的作战人员。西帕西骑士特殊的军事价值所在在于其对弓马的娴熟，如阿莱西奥的马特奥·佩雷斯（Mateo Perez d'Aleccio）所描绘1565年马耳他大围攻中圣埃尔莫堡沦陷的画作中中便有其身影，其为进攻的友军提供火力的掩护。除此之外，还有证据表明，在摩利亚与爱琴海诸岛之中采邑制则被专门用于海军服役。
奥斯曼的史学家普遍认为采邑制在经济上的限制正是陆地扩张的主要制约之因，采邑持有者在财政、军事与经济活动间牢不可分的关系使之不可避免，这正是土耳其社会的特点。显而易见，同样的制约也适用于海上，因而尽管奥斯曼土耳其能够通过保持主动而将海战的短期经济制约的影响降到最低，然而却比其敌手更容易受到长期制约的束缚。
随着十六世纪的发展，西班牙越来越多的在自己的战船与其盟军之中投入专职的士兵。到了五十年代，其余的作战人员似乎很少踏上西班牙自己的船上执行战事，西班牙的盟友亦是如此。与之迥异，在奥斯曼土耳其的体制中，那些受雇的职业士兵只是充当舰队作战能力的核心：勒班陀战役中，奥斯曼土耳其的舰队里大约25000名作战人员中只有4000羽林军；而作为比照，西帕西骑士则有大约12000名，其中绝大多数是采邑主而非是领取王庭薪资的西帕西。另一边，联军中的12150名西班牙士兵中则有10250人出自受薪的部队。
威尼斯面临的则是特殊的困境：其国富足，却缺乏人力。随着整个十六世纪奥斯曼人逐步占据威尼斯以往招募的兵源之地，其人力资源的状况缓慢地逐步恶化。出于本国的经济命脉依赖于海上贸易，因而显而易见，为了追逐利润，任何海上的行动都该短时而果断。这是在与奥斯曼的作战中所表现出的，一方面威尼斯最富有利益的贸易正是自奥斯曼的港口向西边流出的香料贸易；另一方面本国的粮食则严重依赖于爱琴海诸岛上的小麦，十六世纪早期尤为如此。
尽管应对短暂的战争需要一支庞大的舰队，不过其高昂的维持成本却使得威尼斯对常设舰队几乎无有必要。兵工厂绝佳的技术资源、相对廉价的舰体成本及那些可供调用的充裕资金为威尼斯提供了另一条解决之道，而通过娴熟的造船工、炮匠与其他工匠夜以继日的劳作，一支由大量战船构成的规模适当的舰队便被打造而成，并可使其保持闲置而随时调用。随后，武装船只的费用与配置人员的义务则被分配到诸领地之上，威尼斯本土承担了其中的大份：勒班陀之战时，其本土提供了61艘桨帆船与8艘大桨船（即galéasse），其余领地，克里特岛的坎迪亚辖地（Candia）提供了18艘桨帆船，干尼亚8艘，罗希姆诺（Retimo）3艘，科孚岛3艘，凯法利尼亚2艘，莱西纳（Lesina）2艘，赫索尼索斯（Hersonissos，原文为Querso意为“半岛”）、克尔克岛（Veglia）、科佩尔（Capo de Istria）、科托尔（Cataro）、帕多瓦（Padua）、贝加莫（Bergamo）、拉布岛（Arbe）与布雷西亚 (Brescia)则各出一艘；共计桨帆船106，大桨船8艘。
动员如此一支部队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威尼斯的方法与奥斯曼土耳其相类。不同之处，也是唯一的瑕疵威尼斯其缺乏保护其在希腊、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海岸主要募兵地所需的陆军，这些地方的人大量投入威尼斯的商船中，不过在军舰上却只有少数，而若战事爆发则征召划桨的自由人以充军。在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划桨商船消亡的十六世纪前四分之一段前，大量的商船桨手可供海军征召而用。打这之后，那些风帆商船上的水手似乎同样足以胜任。此外，除了那些被派去装备驻扎此处的桨帆战船而出身大城镇的人手，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小镇与村庄也将提供预备的桨手。这类招募桨手的制度与奥斯曼土耳其相类，以评估几家几户能出一桨手为基础进行。
关键之处，在于威尼斯的水手中的构成大部：其一开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自由人，而那些真正的划桨奴隶——被锁上链子的战俘是否直到勒班陀之战后才投入军中，着实值得怀疑。尽管早在1545年便有两艘桨帆船组成的实验性质的小舰队便由苦役犯所划行，然而直到1549年，威尼斯才开始将把犯罪充当桨手作为常态，而当时拱卫威尼斯的常设舰队只有6艘如此。引入划桨奴隶的原因之一便是出于经济，正如这一变革的主要支持者Cristoforo da Canal所提出的论据已然解释。尽管其他的论点还有许多，不过关键之要还是成本。其他的因素时常被忽略，因为在论战中对于威尼斯的大人物而言成本问题是多么显而易见，以至于辩论的其他内容都集中于其他方面的问题之上：Cristoforo da Canal的对手一开始似乎就成本问题对其作出让步。
即使是在常设舰队中，划桨罪犯的运用也进展缓慢，可能是出于其在战斗中令人疑虑的军事价值。到了1569年，威尼斯只有12艘桨帆船由苦役划行，而直至十六世纪末常设舰队中的诸分舰队提督的座舰仍有划桨的自由人所操。无论如何，威尼斯人显然对自由的划桨人有着偏好，而经济方面的原因也驳斥了一类观点：即认为只有苦役奴才能高效的划行。诚然威尼斯的桨帆船以其桨手操船的卓越表现而闻名于世，但威尼斯人也可以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精打细算，不过只有当经济形势变得严峻之时，威尼斯人才会不情愿的将目光投到那些苦役犯中。而正如第五章中的那样，他们也有自己战术方面的原因。
威尼斯的缺陷之处在于其缺乏船上的作战人员。尽管看起来似乎充裕，但是那些人手从来不够。船上持剑的战士，威尼斯人呼之为“壮丁”（scapoli）或“剑客”（huomini di spada），其似乎主要由希腊人与阿尔巴尼亚人和达尔马提亚的土著所雇佣招募而来，而统帅这些人的则是全副武装的威尼斯贵族。就其以桨帆战船为根本的战争体系之所限制，威尼斯人的解决之道行之有效，而其国防的致命弱点不在于技术层面的经济、财政与经济原因，却在于军事：威尼斯通常无力控制自己的募兵地。十六世纪威尼斯的海军，正如其共和国样对一场大战所以发的长期经济后果敏感异常。
诸多小型海上组织的解决方式各不相同。医院骑士团在其划桨船只中大量投入奴隶，并尽可能多的通过发动沿海突袭来获得补给。骑士团也如为人所知那样雇佣水手，这些人包括希腊人与马耳他人及其他受薪的划桨自由人，如在1565年马耳他大围攻之时，便有希腊的桨手被提及，不过情况如何尚未明晰。至少在退守马耳他岛的岁月里，小规模的机构与有利可图的私掠活动使得骑士团足以尽可能的为桨帆船配置人手，而这些人几乎都是职业的战士，其由骑士团领导而由团中的低级骑士所构成，这些人似乎是医院骑士战船上的中坚。如此，骑士团的战船上便有最高比率的老练甲士，而这些人的出现正是十六世纪下半叶地中海战船上的惯例。1600年流传下来的一份西班牙文献便以骑士团为例子作为让良家子（gente de cualidad）踏上战船有所好处的证例。不过不幸的是，占据罗德岛期间，骑士团的海军组织如何为人所知之甚少。
抛去比率高乎寻常的老练甲士，西班牙在其意大利属国的桨帆战船的配置显然于骑士团相类，教皇国的舰队与佛罗伦萨舰队于1570年进入战场时，其战船似乎也广泛的运用了效率最低下的划桨手。而这些地方的海员显然是按季雇佣，而其船上的战斗能力由雇佣兵所维持。
安德烈亚·多利亚与其侄孙的热那亚舰队似乎几乎完全将苦役作为操船的动力，这可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们已知悉，西班牙在1571年之时被迫雇佣了大量领薪的划桨自由人；然而就在同一年，乔瓦尼·安德里亚·多利亚却以每人每年35金币的价格将200名显然多余的苦役出租给西班牙。热那亚两岸的居民是船员是主要来源，在这方面多利亚的舰队所表现的出色十分。除了其显然的本职之外，热那亚的水手通常以其作战能力而享有盛誉，并经常作为战士而登上热那亚的战船，而在佣兵头子的合同中却规定西班牙的士兵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踏上甲板。唐·加西亚谈及热那亚的水手之时，认为他们在海员中独一无二，而在战斗中是为可靠的盟友；不过这也具有两面性。1564年唐·加西亚作为元帅统管海军之时，便明确督促应当注意士兵与水手之间爆发械斗而“特别注意热那亚人”。随着时间的退役，热那亚的战船上越来越多的投入西班牙的士兵，到了十六世纪中叶，热那亚船上已经习以为常的在王家的账单上雇佣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士兵，以填补代替任何佣兵团伙的武装水手。
北非海岸的穆斯林诸国面临的问题则具体的多，主要在于其身背的经济资源异常稀缺。在穆斯林最小的海盗船上，划桨的自由人被广泛的投入，在那些船上几乎所有人手都需要拉弓挥剑；而对于任何人这也有利可图。不过如galiot与galley这类更大的船只，则是几乎完全由奴隶来操船。清楚的证例在于圣克鲁斯侯爵对其麾下于1561年至1583年间俘获穆斯林的船只与一艘于1561年被俘的galiot记录之中。我们已经知道船上的基督教奴隶被释放几何、而穆斯林又有多少沦为俘虏，因而可以做出比较。在其列出的四艘桨帆船上，“土耳其人”（如第一章，其中也有改宗的希腊人）有280人，而280名基督徒则被释放；如果假设每艘桨帆船由18个桨座，那么基督徒的人数完全与桨手的数量相符。不过21艘小型的双桅Brigantine船上，圣克鲁斯侯爵的部队所解放的仅有10名基督徒，被俘虏的“土耳其人”却足足有365。这一强烈的反差证明那些较小的船只几乎完全由自由人所操行，而此中的原因有多种。
首先，出于北非附近缺乏人口稠密的穆斯林聚集区而无法按季征召大批桨手，因而必须尽可能多的投入奴隶以尽可能的减少短期的经济脱节；其次由于大型的船只上足以配置更多的作战人员，因而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船上的ciurma奴隶都难以造次。最后一点，北非的穆斯林领主似乎总能通过袭击特别是那些沿海地图的基督徒的贸易活动而获取大量的奴隶，至少在1620年代便发生过一起在爱尔兰的穆斯林海盗袭击事件，而西班牙的北部地区也偶有入寇。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发生在1624年穆斯林在西班牙靠近葡萄牙与加利西亚边境发动的一次袭击，这场袭击在当地修道院的帮助以一种西班牙的方式被击退：其中一位僧侣是一位业以退役的老练炮兵，而如果资料属实，那么他曾以一己之手击沉了一艘敌舰。
北非地区对于人力的重赋似乎止水为了提供训练有素的士兵与水手。当然，这些地方无法与安达卢西亚海岸、热那亚海岸、西西里、达尔马提亚、爱琴海诸岛、黑海沿岸与希腊地区的募兵区相提并论。而人力资源短缺的状况则能在叛逃的基督徒在北非诸侯的海上服役中所扮演的突出角色而观其一貌，那些在投奔时带来航海或是操船技艺者尤是如此。船上的战斗人员则由老道而按季出行的冒险家与那些全职的ghazi战士所构成，其中许多人装备精良，并善于使弓。除此之外还有各诸侯的常备扈从，阿尔及尔诸侯的禁卫军便丝毫不逊色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同行。后者时常现身战船之上，如1566年围攻马耳他时便是穆斯林突击队中的精锐。
顺便应该指明，北非诸侯的人力问题显然不是出于质量方面的考量。在十六世纪中叶第三分之一个年岁里，西班牙指令中特别强调对尤其是摩里斯科人（即改宗的伊比利亚穆斯林）在内的穆斯林船长的俘虏，而国王也就抓捕那些所谓的称之arraeze（对穆斯林船长即re'is的蔑称）而供以重赏。这些人出于戒严禁止在接收赎金或是交换俘虏时被允许释放，而须在船上遭受严酷对待以防逃逸。1557年王室对西班牙桨帆战船的统帅门多萨的唐·胡安的训令就此则更详尽一步：每俘虏一位arraeze赏200金，每俘获一位“摩里斯科土耳其人”则赏金150；抓获的arraeze直接绞死，而那些改宗者则被发配划桨苦役。当代200金杜卡特约是一艘现役的桨战船一个月的开支。这是对穆斯林水手的技术与军事能力最不容置疑而真挚的肯定。西班牙北非的穆斯林诚惶诚恐，以至于对那些最小的私掠船上的船长也是如此。这种恐惧也准确反映了娴熟的水手与老练行家正是桨帆战船行动的至关重要所在，而这正是下文将回归的主题。
通过私掠作战并使其有利可图，北非的诸侯足以年复一年的维持相对大规模的常备海军编制；反过来，这又使其足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其有限的经济与人力资源以应对季度形式的脱产。毋庸置疑，在这方面北非诸侯与医院骑士团相类。不过尽管如此，这些诸侯在特定战场所能集结的海上兵力的数量却受到严峻而刻板的限制：出于需要为自己的军力长远的计量，其在短时间内扩军的能力被自身严格的限制。事实上，这也意味着在作战期间这些诸侯足以抽空征召出大量的人手。这一构想为1535年Don Sancho de Leiva交予奥地利的唐·胡安为突尼斯远征的战例剖析所佐证，是役为海上作战的典范。如其所述，由于作战开始于七月份，红胡子海雷丁人手充裕，“当时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聚在其旁，只需施赏重金便足以征召大量兵马。”
以上，显而易见，经济方面的因素正是主导了十六世纪地中海作战的诸多特殊问题与其特点，支撑十六世纪桨帆船舰队所需的经济与社会需求与防范舰队所需的有着天壤之别。其结果也是如此。通过研究一者得出的海上冲突的性质，用以对另一者进行概括无异管中窥豹；而试图通过对风帆舰对的研究来寻觅某种普而便之的结论以适应桨帆舰队，那么其所产生的问题却是与所解决的一样多。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从一开始便构建纯粹的基于地中海世界于逻辑上的框架，而在此框架之内，业以对其本身的技术原因、以其产生的独到的经济与社会行为结果进行了诸多分析。
不过这种方式也存在某种危险。作为一名研究者，其不可能寄希望于在原始文献的瀚海之中寻得整个框架的全部所需。不过另一方面问题更大，因为现存的关于十六世纪海军的二级材料相对稀缺。因而，研究者需将其主要研究集中于其认为最关键的领域之上，而这取决于在前人的基础上精挑细选的二级材料。如此业以做到：首先是地理与气候因素对于海上作战技术发展的系统手段与方式之前的关系，其次是这些十六世纪存在于地中海的技术手段究竟如何，而最后则是地中海世界与战术与战略上的史实。以上这些，都与桨帆船战争于经济社会的需求紧密联系。余下的内容，便是在如此的前因后果下认真检验桨帆船本身，并试图确认哪些技术变革最终导致了其本身的消亡，如果这种变化确实存在。应当预料，如果有某种变革确确实实存在并且对其产生影响，那么这种变革绝非是基于狭隘的技术；与之相反，这种变革倒不如说是长期上经济与社会上演化的结果。
截止到本段为止，大部分对桨帆船战争的性质产生影响的军事技术因素已被故意忽略。这种遗漏有据可依。目前为止，对于十六世纪地中海海上战争的探讨都集中于其背后的地理、经济与社会因素之上，而以前大多数剖析恰恰因为忽略了这些因素或是假设这类因素同样适用于风帆舰艇之间的作战而谬以千里。后者所导致的误导更甚，因为在桨帆船的作战中军事技术的因素与其背后的经济、社会因素的联系更为紧密，而风帆时代却非是如此。对于基于地理气候因素与社会和经济能力的普遍性质的讨论正是正确考量军事技术因素的先决条件。
在技术变革之中的重中之重或许是火器——尤其是火炮的传播，而海上堪以重用的火炮的引入与推广正是十六世纪海战的核心事实。围绕这一变革及其影响，本作于论点之上的发展已被构建起来。在确立了桨帆船作战的一般适用准则后，下文将简而要之的剖析火器是如何运用、以及其于何时被引入，并涉及其背后于经济与文化之上的因果；而随之的，则是火炮对于地中海海战的影响究竟具有何种本质，又达到了何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