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修询   原载《解放日报》2022-06-02

今年1月6日、2月3日，张继青、顾笃璜二人联袂西行了。

或许人们尚未意识到：此二人对新中国戏剧文化所作的贡献无可替代。由于张继青从前辈那里继承了《痴梦》、又经顾笃璜推陈出新，使《痴梦》这出传统冷戏成为中国戏曲独到的文化价值之典范性展示。这出戏成为各地昆曲名家竞相仿效的热门，一时间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纷纷上演同一版本《痴梦》；不仅如此，包括京剧在内的全国不少剧种纷纷将这出戏移植至舞台。甚至如王朝闻、冯牧、阿甲等新中国第一代文艺理论名家几乎同时发表文章，异口同声地对张继青的《痴梦》作出极高评价；还有欧洲多国邀请张继青前往演出，其成功效应外溢至西方文明重镇，赢得世界性的欢呼和赞美。

顾笃璜和张继青的昆曲故事，开端于20世纪50年代之初。

1954年我因公赴苏州，当时还在苏州市文联工作的顾笃璜告诉我：在一群稚嫩的青年学员中，发现张继青天然地具有一种端庄而舒徐的舞台气质，舞台感觉自然而良好，是很有希望的好苗子。当时我所在的江苏省文化局正在筹建戏曲演员训练班，培训青年演员便成为我们的共同话题。

张继青出生于1939年，时当日寇侵华，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和苏、浙一带沦陷。战乱中，她以演唱苏滩为生的祖父、母亲、姑母组成的家庭小班难以为继，生计艰难。她十多岁就被母亲送到浙北乡下，给一个农户当童养媳。新中国成立后，祖母将她解救回上海，后来她又经历过一段家中无米而挨饿的困难时期。其时，姑母参加民营苏剧团，为了“有饭吃”，她被送到姑母身边，做一些剧团的杂活。因她做事认真，剧团又让她夹在别人中间上台跑龙套。更使她高兴的是，她居然还有机会扮一个丫头，站在“夫人”“小姐”身旁。

当这个民营剧团由苏州市文化部门接手成为“苏州市民锋苏剧团”以后，顾笃璜调来领导剧团，一心从事剧团导演和青年学员培训工作。他顺利地邀请到沪、苏等地的昆曲名家耆宿，来给青年学员们传授昆曲遗产和有关文化知识。如上海的昆曲大家徐凌云、俞振飞，苏州的饱学前辈贝晋眉、钱大赉、宋氏兄弟、俞锡侯、吴仲培，还有民国年间“全福班”老艺人尤彩云、曾长生和诸多“传字辈”等。

新中国成立前，顾笃璜还曾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接受过当代话剧教育。他在传统昆曲及有关知识和技艺培训中融入斯坦尼体系的合理成分，结合排练教授，以心理体验方法，将传统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之学艺方式和体会融通的“两段法”合并在排练过程中，有效地提高了青年学员的培训效果。

张继青是从这种培训方法中获益最多的。她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同一句话：“顾笃璜先生对《痴梦》的加工，在我的演出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她所说，顾笃璜的成功，首先在于从原传奇出发，用心理体验的方法突破和纠正了剧中人崔氏那种违背剧作原意而沿袭已久的角色定位。据查，《痴梦》原作并没有将崔氏设定为纯批判性角色，她上场的引子是：“行路错，做人差，我被旁人作话靶！”这是一个心情纠结、知耻自责的妇人。古代高明的扮演者为深度刻画人物及加重梦幻情境的需要，大胆地突破昆曲行当的家门规范，匠心独运地设计出以正旦为基础、兼采老生、大面（“雌大花脸”）的特定矩矱，从多个维度丰富崔氏的特殊精神状态，以增强感染力。可惜的是，后来流传下来的崔氏形象歪曲了传奇原意而成为负面的怪异模样。

正是顾笃璜去芜存菁的处理，使这出“授徒教材小戏”成为闪耀异彩的杰作。这折戏就是要调动昆曲丰富多彩的表演技术，去表现封建社会一个命运多舛而企望挣扎的卑微灵魂。所以顾笃璜仅仅替换掉崔氏乖张怪异的情感内容，但并不改动原有的一字一句、一招一式，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拭去旧时灰尘，使一度被埋没的明珠重放异彩。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曾恭请向张继青传授《痴梦》的沈传芷老师按这出戏的原来面目完整地演了一遍，证实了这种合理化改变所取得的判若云泥的舞台效果。

由于理顺了崔氏的情感逻辑，入梦的《渔灯儿》一曲中果真出现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好事。她斜掖红官衣，大摇大摆、恣意挥洒，出现了全剧最精妙的华彩段落。中国戏曲舞台的虚实法则之表现功能在这里得到充分展示。人们赞叹：这是中国式的“意识流”“先锋派”，古老的昆曲其实非常先进。

我与顾笃璜相识近70年来，我们在昆曲遗产继承和创新方面的想法思路高度一致，“过云楼”留下了我们追怀流连的足迹。1982年春，重建“苏州昆剧传习所”后不久，他针对当下昆曲编剧不谙曲律的现状，举办了一届填词谱曲学习班，延请上海老曲家朱尧文、陆兼之两位先生来苏授课，教务工作由我主持。我先后两次小住他的朱家园老宅，在院里那株珍贵的木兰花树前，我那以个人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中国昆曲为世界非遗的想法，得到他的赞同。后来我申报的文字于2001年12月发表后，他从苏州打电话来祝贺。我与他的合作甚至在他身后的今天也未结束——他曾要我为一部《沈传芷表演艺术》加工定稿。只因资料不足，至今尚待完成。我们的昆曲情缘甚至还感染了他的高堂老母。当她老人家得知我因1957年倡言保护昆曲遗产而遭受不公正待遇时，翌晨在给我准备的早餐里多了一个水潽蛋——那可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啊！

我和张继青相识，则是在我重返工作岗位以后。那时，她声誉初起，有关艺术活动的文字全部由我承乏。她为人恬淡，从不关注演戏以外的事。当我为写她的艺术传记《笛情梦边》而采访她时，她总是表示“无啥好说”。倒是她母亲在旁提供了一些往事。我因这本书而获得她的信任，后来有关方面为出版“昆剧艺术家传记丛书”向她组稿时，她再次邀我接手。但其时我已年逾八十，手上还有一部著作有待完成，对于她的信任我只能婉辞，心中难免歉疚。如今她已西行，真是“自古恨难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