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原理》马尔萨斯（六）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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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上一章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葛德文先生依据人类的自觉行动源于信念这一命题推论出的那些政治真理，显然就是不能成立的。
他的五个推论是：“
正确的推理和真理，若能得以适当地传达，必将战胜谬误；
正确的推理和真理是能够适当地传达的；
真理是全能的；
人类的罪恶和道德上的弱点并不是无法战胜的；
人是可以完善的，也就是说，是可以不断改善的。”
前三个命题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三段论。如果所谓“适当地传达”指的是能对行为产生适当影响的信服，则就承认了大前提而否定了小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其结论即真理是全能的，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如果所谓“适当地传达”指的仅仅是人由于有推理能力而相信真理，那么大前提就被否定了，而小前提只有在能够加以证明的情况下才是真的，因而结论还是不能成立。
据葛德文先生说，第四个命题即是前一个命题，只不过叙述方式稍加改动而已。若是这样，则它必然也就和前一个命题一样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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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结合本书的主要论点深究一下的，我们到底依据哪些特殊原因认为，人类的罪恶和道德弱点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无法根除。
按照葛德文先生的说法，人是一种生物，之所以会成为现在这种样子，完全是由从胚胎开始发育的那一时刻起接受的连续不断的印象所造成的。假如能使人处于一种不受坏印象影响的环境下，那么尽管在该环境下是否会有美德是令人怀疑的，罪恶到最后还是会被根除的。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葛德文先生论述政治正义的那本书的主旨是要证明，人类的罪恶和弱点大都由不公正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引起，如果能废除这些制度，能进一步启发人的理智，则这个世界上便会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诱人作恶的事情。
然而（至少在我看来），正如前面已经证明了的，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念，不管政治或社会制度如何，大部分人在固定不变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必然会受到作恶的诱惑，这种诱惑除了产生于情欲以外，还产生于匮乏；根据葛德文先生对人的定义，此种坏印象以及印象的组合，在这个世界上的散播，必然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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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葛德文先生关于品格形成的见解，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使人都具有高尚的品德，就如同掷一百次骰子，想要得到一百回六点那是不可能的。
连续不断地掷骰子，可以得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组合，我以为，这可以恰当地代表这个世界上必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品格，因为按照葛德文先生的假设，人成为现在这种样子，是由于其出生以来所接受的各种不同印象造成的。
这种比喻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假设例外会成为通则，假设极其罕见的组合会经常出现，假设各时代凤毛麟角般的大仁大智者会如同雨后春笋涌现，都是荒谬透顶的。
我猜想得出，葛德文先生肯定会反驳说，这种比喻在下一点上是不准确的，就掷骰子而言，前因或更准确地说前因出现的概率总是相同的，因而没有理由认为后掷的一百次骰子会比先掷的一百次骰子有更多的六点。
但是，人却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可以影响那些品格形成因素的力量。凡来到世间的品德高尚者，通过其必然具有的影响力，会使产生另一个有德者的可能性得以增加，而后掷的一次骰子肯定不会比先掷的一次骰子更有可能得到六点。
我承认，就这一点来说，我的比喻有点不准确，但却不能因此完全推翻我的比喻。经验已一再告诉我们：品德最为高尚的人虽然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其影响力却很少能抵御强烈的作恶诱惑。毫无疑问，会有一些人受到影响，但比这多得多的人却不会受其影响。
假如葛德文先生能证明，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消除作恶的诱惑，我就将放弃我的比喻，或至少承认，人们掷骰子的方法会大有长进，以致每次都能得到六点。但只要影响品格的大多数印象如同掷骰子的方法一样，不受人类意志的支配，那么，虽说试图计算未来世界上善与恶的相对比例，是愚不可及、极端狂妄的，可却能十分有把握地说，从整体上来看，人类的罪恶和道德弱点是不可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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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命题是前四个命题的一般推论，既然其基础已坍塌，它也就不攻自破了。按葛德文先生对“可完善的”这个词的理解来说，决不能断言人类是可完善的，除非能精确地证明前四个命题是正确的。
可完善性这个词还有另一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是可以完善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类是可以不断地被改善的，可以确信无疑地说，人类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将来也不会有那么一个时期，能说进步已经达到了极点。但却决不能据此说，我们改善人类的努力总是会取得成功，更不能得出，人类在绝大多数时代都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趋于完善境界的结论。
所能得出的惟一推论是，我们不可能知道这种改善的确切界限。此处，我不禁要提醒读者看到一个区别，这个区别我认为就目前讨论的这个问题来说应格外加以注意。我指的是，无限的改善与无法确定界限的改善有本质上的不同。前一种改善就人类现有本性来说，不适用于人类，后种改善则无疑适用于人类。
如前所述，人类真正的尽善尽美可用植物的尽善尽美来加以说明。我以为富有雄心的花匠，是想把花的大小、比例和颜色统一起来。即便是最为成功的改良者，恐怕也不敢声言他栽种的石竹花在这些方面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完美程度。
同样，使用高效力的肥料诱致法国爆发大革命，使人类的心灵得到更大的自由，更具有活力，从而胀破了人类的花萼，致使社会不再具有约束力；尽管单个花瓣长得很大，或少数花瓣很壮很美，但现在却是一个松散的、畸形的、互不相联的整体，没有统一、匀称和颜色的和谐可言。
谁也不会否认增加人类的幸福是极为重要的。在这方面，每一个极微小的进步都有很大的价值。但有关人的试验与有关非生物的试验仍然是极不一样的。一朵花胀裂，是小事一桩，马上会有另一朵花顶替。但是，社会的约束力被破坏，却会造成社会各组成部分分崩离析，致使千百万人遭受巨大苦难，要经过很长时间，忍受极大痛苦，伤口才能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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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考察的五个命题，可被视为葛德文先生构筑的大厦的基石，其实可以看作是其整部书的主旨，因而，不管他那显得不偏不倚的论证多么妙不可言，我们都必然认为，他所要达到的宏伟目标完全落空了。
人的复合性质，给葛德文先生设定了种种难题，对此他根本无力解决，不仅如此，我所反对的人类和社会的可完善性的论点也未受到其论证的丝毫损害。
我充分相信自己的判断，认为人和社会是不可完善的，不仅就葛德文先生所理解的这个词的广义来说是如此，而且我认为就连整个社会的状况与结构，也不可能向着好的方面发生明显而惊人的转变。
所谓整个社会不可能向好的方面转变，我是指，下层阶级，即人类最多且从总的观点来看最为重要的那一部分人的生活境况，决不会得到巨大而显著的改善。
我敢断定，在任何古老的国家，不管富人作出多大的牺牲或努力，下层阶级人民的生活也不可能达到三十年前美国北方各州人民的那种水平。倘若我能活1000年，而自然规律又保持不变，则我敢肯定，根本不会发生与我的上述论断相矛盾的事情。
在未来的某一时期，欧洲的下层阶级也许可以得到比现在好得多的教育，也许会以更好的方式利用自己所能支配的那点闲暇时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闲暇时光都泡在酒馆里，也许会在比以往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更完善、更平等的法律之下生活，而且我认为他们或许会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非常大）。
但是，从事物发展趋势上说，他们却不可能很有钱，很富足，以致全都得以早婚，确有把握能很容易地养活一大家子人。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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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说，虽然不能期望任何事情都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但在眼前竖立起一个尽善尽美的模式，总是有益无害的。
这种观点表面看来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我甚至怀疑它是否适用于一个很可能会出现的最明显例证。年轻画家临摹完全画好的画儿，是否能像临摹线条较清晰、涂色方法较易辨识的画儿收获那么大，对此我表示怀疑。但是，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完美模式不同并优于自然存在的模式，我们肯定会朝这种完美模式有所迈进。
不过，由于我们的双眼盯着这个无比完美的模式，我们在其他方面的进步很可能会因此而受到阻碍。一种具有高度智慧而无需吃饭、无需睡觉的生物，肯定要比人类完美得多，但人类倘若要模仿这种生物，不仅无论如何也模仿不来，而且还会由于尽力模仿不能仿效的事物，而对其力图改善的那点理智造成损害。
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从本质上说有别于世界上迄今所流行的任何社会形态，就像不吃、不睡的生物从本质上说不同于人类那样。
即使我们改进当前的社会形态，我们也丝毫不会趋近于葛德文先生描述的那种社会状态，这就好比两个人平行前进，永远不会走到一起那样。所以问题是，假如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当作“北斗星”，那么最后究竟是会促进还是会阻碍人类的不断完善？在我看来，葛德文先生在其《询问者》一书论述贪欲与浪费的那篇文章中已得出了于其观点不利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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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博士非常正确地指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会由于节俭而变富，由于浪费而变穷，因而每个节俭者都可视为其国家的朋友，每个挥霍者则是其国家的敌人。
他给出的理由是：节省的收入总是会用来增加资本，因而这部分收入不会再投入供养非生产性劳动，而会用于供养生产性劳动，即用于生产有价值的商品。
显而易见，没有比这再正确的解释了。
乍一看，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讨论的问题与这有点相似，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他认为，浪费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不必赘述，应该加以比较的是贪财者和花钱者。
葛德文先生所谓的贪财者同亚当-斯密博士所说的节俭者相比，至少就他们对国家繁荣的影响来说，是迥然不同的。节俭者把收入节省下来，增加资本，是为了赚更多钱，因而他或者亲自运用这种资本来维持生产性劳动，或者借给他人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他由此而使国家受益，因为他增加了国家的总资本，因为财富当作资本使用要比当作收入使用，能调动更多的劳动，而且调动的劳动也更有价值。
可是葛德文先生所说的贪财者却把财富锁在柜子中，无论是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都不能调动。这种区别是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如果亚当-斯密博士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就显然是错误的。
葛德文先生肯定也会想到，把供养劳动的钱锁起来，会带来某些危害。所以，他能够削弱这种反对论点的惟一方法，便是对照比较这两种人，看哪一种人能使人为平等的幸福状态尽快到来，在葛德文先生看来，我们的两眼应时刻盯着这种平等状态，视其为我们的北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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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在前面已经证明，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完全是空中阁楼。那么，在政治领域的茫茫大海中，把它当作我们的向导，当作我们的“北斗星”，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理性会告诉我们，往往最后得到的，仅仅是愈刮愈大的逆风，无穷无尽而又毫无结果的苦役，船只经常失事，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实际上我们非但丝毫不会趋近于那种完善的社会形态，而且还会因为白白浪费精力与体力总是遭遇失败，甚至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遇难，显然我们反倒会阻碍那种实际上可以施行的社会改良。
显而易见，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在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必将分裂为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
仁爱取代自爱成为社会的推动力，非但不会带来有益的结果，反而会使人对这一漂亮字眼感到失望，而且还会使整个社会所感受到现在只是一部分人感受到的困苦。
天才人物的全部卓越努力，人类心灵的所有美好而细腻的情感，实际上，文明状态区别于野蛮状态的一切东西，有哪一样不是人赖于现行的财产制度，有哪一样不是脱离了表面狭隘的自爱心呢？
现行的财产制度和自爱心是人类得以攀登到目前这一高度的梯子。文明人的本性尚未发生足够大的变化，使我们能保证他现在或将来可以抛开这个梯子而不至于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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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超越了野蛮状态的每一个社会，都必然存在着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那么很显然，由于劳动是劳动者阶级惟一的财产，因而凡是可能降低这种财产价值的事物，必然也就趋于减少劳动者阶级拥有的财产。
穷人谋生的惟一方法是运用自己的体力。体力是穷人能用以换取生活必需品的惟一商品。因而很显然，缩小这种商品的市场，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降低穷人拥有的这一财产的价值，必然会使穷人受害。
葛德文先生也许会说，整个交换制度是肮脏卑劣的。如果想要从根本上解救穷人，就应亲自分担穷人的劳动，把自己的钱分给穷人而不求相应的回报。
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即使能够劝说富人采取这种方式帮助穷人，其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富人虽然自以为很了不起，但其人数相对于穷人来说却很少，因而分担他们的劳动只能为他们解除很小的一部分负担。
假设所有生产奢侈品的人转而生产必需品，假设这种必要劳动可以适当分配给每一个承担，那么每个人承担的劳动确实会比现在轻；然而，这种分担劳动的方法固然很好，可我想象不出根据何种切实可行的原理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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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证明，仁爱精神，在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那种严格而无私的正义的指引下，若发扬光大的话，将会导致整个人类陷入贫困与苦难的深渊。
让我们来推想一下，如果所有者为自己保留一份适当的财产后把其余财产分给穷人而不要求他们用做工来回报，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且不说广泛采用这种作法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带来的懒惰与罪恶，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出产的土地产品，会诱使劳动者过何种奢侈的生活，这些都暂且不谈，还有反对这种作法的另一个理由。
如前所述，由于人口原理的作用，缺穿少吃者将永远存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使每一个人都吃饱穿暖。富人的剩余也许能养活3个人，但可能有4个人想得到施舍，因而不得不从4个人中挑选3个人，由此而使被挑选上的人受到了眷顾，必然会感到受了别人很大的恩典，于是便产生了一种依附感。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会感觉到自己拥有权力，穷人则会领会到自己的依附性。
这两种印象对人类心灵的危害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虽然我完全赞成葛德文先生的观点，认为艰苦的劳动是一种罪恶，但我仍觉得，艰苦的劳动同依附于他人相比，是一种较小的罪恶，不会使人类心灵堕落得那么厉害，而且我所读过的全部人类史都确切无误地表明，让一些人持久地握有权力是极其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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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有人需要劳动的时候，某人为我干一天活给予我的恩惠，和我给予他的恩惠是同样的。我拥有他需要的东西，他也拥有我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友好地互相交换。穷人可以由此而可以感到自己的自立，可以抬起头走路，同时雇主的心灵也不会被权力欲所玷污。
三四百年前，相对于人口而言，英国劳动者的人数无疑要比现在少得多，依附性要比现在大得多，我们现在之所以能享有这么大的公民自由，也许正是因为制造业建立后，穷人能够用某种东西来换取大地主的食物，而不是依赖于大地主的施舍。
即便是贸易和制造业的最大敌人（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贸易和制造业最忠诚的朋友）也得承认，随着贸易和制造业在英国的建立，它们也给公民带来了自由。
以上所述没有一点贬低仁爱之心的意思。仁爱之心是人类心灵中最高尚、最神圣的品质之一，也许是从自爱之心缓慢而逐渐发育产生出来的，随后成为一项一般法则，其生而有之的作用是帮助克服其生身父母的自爱之心的种种毛病，缓和其乖僻，矫正其暴躁，抚平其皱纹；这似乎就是整个大自然的投影。
也许没有一项自然法则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罪恶，至少我认为是这样。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时常看到，大自然的某种慷慨赠予会以另一项一般法则的出现纠正前一种法则造成的不平等。
仁爱之心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削减自爱之心带来的恶，但不能因仁爱之心而摒弃自爱之心。如果人只有在完全弄清了自己的一种行为，是否比另一种行为更加有利于公共福利之后，才能有所行动，那么最聪明的人也难免茫然不知所措，愚昧无知者则会一个大错接着一个大错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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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葛德文先生并未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原理，据此可以将必要的农业劳动分配给全体劳动者阶级来承担。因此，他这样泛泛地反对雇用穷人干活儿，似乎是指望通过现在的大恶来追求未来可望而不可及的善。
因为，如果谁雇用穷人，便会被看作是与穷人为敌，看作是压迫穷人，如果因此而宁愿要守财奴而不要花销者，那么，为了给社会谋利，现在的消费者就应转变为守财奴。假设有10万名雇主，每个雇主雇用10个人，如果他们把钱锁入钱柜，则显而易见，将会有100万各行各业的工人丢掉饭碗。
即便是葛德文先生恐怕也不会否认，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这会引发巨大的灾难，因而葛德文先生或许很难证明，这种守财行为要比消费行为更加有利于“使人类处于所应处的状态”中。
但葛德文先生说，守财奴实际上并没有囤积什么，人们未能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财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前有关财富的定义不适用于说明这一问题。
他给财富下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定义，说财富是人类劳动生产的商品。
接着指出，守财奴既没有把谷物锁起来，也没有把耕牛、衣服、房屋锁起来，但他却把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锁起来了，这实际上同把这些东西锁起来没有区别。
诚然，与同一时代的人会照样使用和消费这些东西，就像他是个乞丐那样，但是，如果他投资开垦更多的土地，饲养更多的耕牛，雇用更多的裁缝，建造更多的房屋，则与其同时代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物品使用和消费。即使暂且假设，守财奴的作法不阻碍真正有用的东西的生产，也会出现这样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即：所有那些失业者将用什么东西来换取社会生产的食物和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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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看法，现在世界上穷人付出的劳动大大超出实际需要的劳动数量，即使下层阶级一致同意每天工作不超过六七个小时，人类幸福所必需的商品也照样能被生产出来，数量丝毫不会比现在少。
但我们却很难想象有谁会遵守这种协议。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有些人必然会比另一些人更贫穷。儿女多的人肯定想多干两小时活儿，以换取较多的生活资料。怎样来阻止他们做这种交易呢？若订立明确的规章来干涉，人类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那就是侵犯人类拥有的最为基本和最为神圣的财产。
所以，除非葛德文先生能提出某种切实可行的方案，这种方案可以使社会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得到平均分配，否则，他对劳动的诅咒，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则已，一旦引起人们的注意，便必将引发更多的恶，而根本不会使我们趋近于那种人为平等的状态。
葛德文先生把这种人为的平等状态视若“北斗星”，他认为，我们现在就应把它当作向导，以此决定人类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我要说，航海家若以这样的北斗星为向导，很可能会触礁遇难。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特别是其下层阶级，最能获益地利用财富的方式，也许是改良土地，使本来不值得耕种的土地肥沃而多产。
假如葛德文先生运用其雄辩的口才来向那些雇用穷人生产奢侈品的人描述雇用穷人改良土地的价值和效用，那么每一个开明人士肯定都会为他欢呼。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必将有助于改善穷人的境况；如果增加的劳动用于改良土地，则穷人非但不会为八小时的报酬工作十小时，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劳动者以前养活一家老小需要干八小时的活儿，现在只要干六小时就行了。
生产奢侈品的劳动，虽然有助于分配全国的产品，不会以权力败坏所有者的道德，不会因依附性降低劳动者的人格，但却无助于改善穷人的境况。
制造业劳动的大幅度增加，虽然比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更加有助于提高劳动的价格，但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食物数量不可能相应增加，因而穷人得到的利益仅仅是暂时的，因为与劳动的价格相比，食物的价格必然会上涨。
关于这一问题，我不能不谈到亚当-斯密博士的《国富论》，假如我与这位政治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分歧，那我实在不胜惶恐。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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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亚当-斯密博士公开宣称，他是为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而写《国富论》的。不过，与此同时，他间或还进行了另一种也许更为有趣的研究，我指的是他有时还研究影响国民幸福或下层阶级幸福与安乐的种种因素。下层阶级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人数最为众多的阶级。
这两个问题无疑是紧密相关的，一般说来，有助于增加一国财富的因素，也有助于增加下层阶级的幸福。但是，亚当-斯密博士也许把这两者的关系设想得过于紧密了；至少他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些情况，即有时社会财富（就他给财富下的定义而言）的增加，丝毫不能增加劳动阶级的幸福。
我并不想从哲学角度考察构成人类幸福的各种要素，而只想考察其中两个大家公认的要素，即健康和对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支配权。
穷苦劳动者的安乐由供养劳动的基金的增加决定，并完全与这种基金的增加速度成比例，这一点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或者说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增加引起的对劳动的需求，会在市场上引起竞争，从而必然提高劳动的价值。
在生育扶养出所需的追加工人之前，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了，而分享这种基金的人数却保持不变，因而每个劳动者的生活将较以前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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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当-斯密博士认为，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引起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固然，这种剩余资本或收入，总是会被占有这种剩余的人看作是追加的基金，可用来供养更多的劳动者；但是，除非增加的全部资本或至少其中的绝大部分，能转变为在数量上与此成比例的食物，否则，增加的收入就不会成为可用以供养追加劳动者的真正有效的基金。
而如果收入的增加仅仅是由劳动产品的增加造成的，不是土地产品的增加造成的，增加的收入就不会转变为食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数与土地所能供养的工人人数然就是不同的。
且举一个例子来阐明我的意思。
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给国民财富所下的定义，一国的财富是由该国的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构成的。显而易见，根据这一定义，财富不仅包括土地产品，而且还包括制造品。
现假设某一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把每年节省的年收入仅仅添加入制造业资本中，而不增加用于土地的资本，那么很显然，根据上述定义，虽然该国也会变得更富，但它没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劳动者，因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也丝毫没有增加。
尽管如此，每个制造业者却有能力，或至少自认为有能力扩充其原有的营业资本，或增添新业务，因此而引发的劳动需求必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是，如果该国食物的年储存量没有增加的话，劳动价格的上涨很快就会变成仅仅是名义上涨，因为食物的价格必然也会随之上涨。
诚然，对制造业劳动者的需求增加，会诱使许多人脱离农业，从而会减少土地的年产品，但是，我们假设，农具的改进将完全抵消这种结果，从而食物产量将保持不变。
当然制造业使用的机器也会得到改进，这一因素，加上制造业雇用的工人增加，会使该国劳动的年产品总体上大大增加。因而，根据上述亚当-斯密给财富下的定义，该国的财富每年会不断增长，而且还能保持很快的增长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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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由此而增加的财富对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是否有帮助。
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是，在食物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价格的普遍提高，只能是名义上的提高，因为食物价格必然也会很快随之相应提高。所以，我们所假设的劳动价格的提高，将几乎不会或根本不会使穷苦劳动者获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
在这方面，他们的处境将几乎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处境会更糟。更多的穷苦劳动者将投入到制造业中工作，因而农业部门的劳动者将减少。
我认为，大家都会承认，职业的这种变换对于身体的健康极为不利，而健康对于人类的幸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此外，由于人的爱好变化无常，由于战争的爆发或其它原因，制造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相比更加不稳定。
有人或许会说，我所假设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食物价格一旦上涨，一部分增加的资本会立即流入农业部门。但这是极其缓慢的，因为劳动价格的上涨先于粮食价格，这会阻碍土地产品价值的上涨对农业产生有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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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人或许会说，该国资本的增加会使国有能力进口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它雇用的人。像荷兰那样的小国，若拥有强大的海军，内陆交通运输发达，确实可以进口和销售大量的食物；但是在这些方面条件较差的大国只有在食物价格非常高的情况下，进口和销售食物才能有利可图。
也许从未出现过与我的假设完全相符的情形，但我确信，不用费很大力气便可发现与其相类似的情形。实际上我认为，革命以来的英国就可以作为我的论点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
我国的商业，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在上个世纪有了很快发展。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当然也有很大提高。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提高的主要是劳动产品的价值而不是土地产品的价值，因而，虽然我国的财富迅速增加，但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增加得很慢，结果是不言自明的。
我国财富的不断增加几乎没有或丝毫没有使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得以改善。我认为，他们拥有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不比过去多，却有比革命时期多几倍的穷苦劳动者在制造业中干活儿，拥挤在不通风的、对身体有害的工作间里。
普赖斯博士认为，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假如我们相信他的这种说法，那么很显然，在其它了方面的财富增加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在不断减少。
因为在我看来，一条一般性规律是，如果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有所增加，也就是说，如果不仅资本可以雇用更多的劳动者，而且土地也可以养活更多的劳动者，那么很快就会生养出较多的劳动者，即便发生普赖斯博士所列举的那一场场战争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所以，如果某一国人口处于停滞状态或不断减少，我们就可以很肯定地说，不论其制造业方面的财富有多大增长，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并没有增加。
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可是所有证据都证明，英国的人口即使有所增加，也是极为缓慢的。在这一问题引起的论战中，普赖斯博士当然要比其对手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更全面，更精确。
仅仅由这场论战来判断，我认为应该说，普赖斯博士的观点要比霍莱特博士的观点更真实。事实真相也许在这两种主张之间。我们认为，自革命以来人口的增长同财富的增长相比一直是很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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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会相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土地产品在不断减少，或处于绝对静止状态。
圈占公有地和荒地确实促进了我国食物的增加，但一直有人相信，圈占公有田地常常会产生反作用，以前谷物产量较高的大片土地，转变成牧场后，雇用的人手比圈占前减少了，养活的人口也比以前少了。
一条公认的真理是，在肥沃程度相等的情况下，一块土地用于放牧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比它用于种植谷物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要少，假如能确定无疑地说，由于对上等鲜肉的需求不断增加，引起其价格不断上涨，所以每年有更多的良田用于放牧，那就可以肯定，由此而导致的人类生活资料的减少，或许已抵消了圈占荒地和农业的一般改良所带来的收益。
当前鲜肉价格高昂，并非是由于鲜肉稀少，同样以前鲜肉价格低廉并非是由于鲜肉充足，这是毋须赘言的。价格今昔不同，是因为牲畜今昔上市所需的费用不同。
不过，一百年前我国家畜的数量也许比现在还多，但毫无疑问，现在上市的优质肉的数量要多于以往任何时候。过去鲜肉价格低廉时，家畜主要是在荒地上饲养的；除了供应某些大市场的肉外，家畜也许还没有上膘就被屠宰了。如今在一些边远的郡出售的小牛肉，价格很低，但与在伦敦购买的小牛肉相比，除了名称相同外，别无相同之处。
从前，鲜肉的价格不够补偿在荒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更不用说补偿在可耕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了，现在的价格则不仅能使在很好的土地上使家畜增膘的费用得到补偿，甚至能补偿在高产田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
不同时期屠宰的相同数量的家畜，甚至相同重量的家畜，消费（恕我使用这样的表达方法）的食物数量却是大不相同的。用法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一头膘肥体壮的家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非生产性劳动者，所谓非生产性劳动者就是不为其所消耗的原料增添任何价值的人。与我国土地的一般肥沃程度相比，当前我国饲养家畜的方法较之过去的饲养方法更严重地减少食物数量。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以前的饲养方法能够或者应该继续采用。鲜肉价格的提高，是农业全面进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仍坚持认为，当前对优质鲜肉的大量需求，还有每年用以生产优质鲜肉的良田之多，当今众多的马匹用于娱乐，这些都是致使我国的粮食数量不能随土地肥力的提高而增加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改变一下风俗将会对我国的粮食数量产生影响，进而还会影响到我国的人口数量。
大量肥沃的土地用于放牧，农具不断得到改进，大农场日趋增加，特别是全国各地小农的数量不断减少，这一切都表明，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很可能不如革命时期那样多。
因此，增加的人口肯定绝大多数都被吸收到制造业中了，而制造业是否需要更多的人物，仅仅是取决于时尚的变幻无常，例如过去人们喜欢丝绸，现在则喜欢鞋带和暗扣。这些再加上行会和教区法对市场的限制，经常迫使成千上万的人靠救济为生。
其实，济贫税的大幅度提高就能有力地证明，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未得到增加。就此而言，穷人的境况与其说得到了改善还不如说恶化了，此外，现在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穷人在大制造厂内干活儿，他们无论是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都倍受摧残。
若考虑到以上两点，就不得不承认，近年来财富的增长对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没有丝毫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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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次增长，并不意味着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的增长，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利的影响。把这一论点应用于中国，会得到很清楚的说明。
亚当-斯密博士指出，中国也许很久以前就已经富裕到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的程度，如果改进法律和制度，如果重视对外贸易，中国也许会更加富裕。
但问题是，财富的这种增长是否会使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也增长，从而也能使中国的下层人民过较富裕的生活？
显而易见，如果中国非常重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则由于劳力充裕和劳动价格低廉，中国可以制造出大量产品以供出口。同样明显的是，由于其所需的食物数额巨大，由于其领土面积大得惊人，中国无论进口多少食物，其每年的食物总量也不会有明显的增加。因此，中国主要会用其巨大数量的制造品与世界各国交换奢侈品。
当前在食物生产方面，中国似乎未节省任何劳动。相对于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力来说，中国的人口过于稠密了，劳力非常充裕，也就无需费力节省劳动。由此产生的结果也许是，土地在其能力所及的最高食物产量内产生。
节省劳动力的方法虽然说也许会使农民能向市场供应一定数量价格较低的食物，但却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总产品，因而在农业中，节省劳动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更应当看作是有利于私人，而不是对公众有利。
中国若运用大量资本建立制造业来为出口制造产品，势必要从农业中吸收大量劳力，致使上述状态发生变化，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减少国家的总产量。
制造业对劳力需求的增加，必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由于食物数量没有增加，因而食物价格会以相同的幅度上涨，而如果食物数量实际减少，食物价格上涨的幅度甚至可能会超过劳动价格上涨的幅度。
中国的财富显然会增加，其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也会逐年提高，然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将保持不变，甚或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
从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说，穷人的状况会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会有许多穷人脱离了有益于健康的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
上述论点应用于中国之所以会显得更加清晰明了，是因为中国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早已取得了大家的共识。
就任何其他国家来说，若任取两个时期作对比，哪个时期财富的增长较快，总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观点，穷人的生活境况正是由财富的增长速度决定的。
不过显而易见，两个国家的年土地产品和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是可以按完全相同的速度增加的，然而如果一国以农业为主，另一国主要从事制造业，那么供养劳动的基金，从而财富增长在这两个国家所发生的效用，将会是迥然不同的。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穷人会过上很富裕的生活，人口能够迅速增长。在主要从事商业的国家，穷人得到的利益相对来说则少得可怜，因而人口的增长也很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