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瓦尔登湖》传达的思想
（一）自然
梭罗是一位细心的自然观察者，发现并表达了自然各个部分协调统一的生态学思想，因而被人称为“生态学创立之前的生态学家”。梭罗提出了建立公园的设想：“每个城镇都应该有一个公园，或者说是一处原始森林，要有500到1000英亩大小，这里哪怕一根树枝都不能砍了做柴火，而应永远作为一块公地，用做教育和娱乐。”
自然是自足的，它的存在并不需要人类旁观者的欣赏，“大自然极其寂寞地繁茂生长着，远离人们居住的乡镇。”梭罗对瓦尔登湖平静的湖面作了这样的描写：“一条鱼跳跃起来，一个虫子掉落到湖上，都这样用圆涡，用美丽的线条来表达，仿佛那是泉源中的经常的喷涌。那是欢乐的震抖，还是痛苦的颤栗，都无从分辨。”
梭罗把自然看成是医治道德罪恶的灵丹妙药，因为道德的恶是在社会中滋生出来的，所以需要自然来解毒，正如印第安人把中毒的羊埋在泥里，让自然或泥土把毒气从羊身上拔出来一样，“我们也应该时不时地挪动挪动，到田野和森林里远足，以晾晒我们的生命，饿死我们身上的罪恶”。
在1836年出版的《论自然》一书中，爱默生论述了自然对人的功用。自然固然可以给人提供物质享受即充当商品，但是这是自然的最低级的作用。它的更高的意义是精神方面的。在人和上帝的沟通中，自然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爱默生采取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包括灵魂和自然）是精神性的普遍存在（上帝）的流溢，是对最高的普遍存在的反映，因而都是精神性的。自然反映了精神的存在，能够传达出关于上帝的知识。
自然和人的灵魂同出于普遍精神的创造。自然是统一的，其根源在于创造自然的普遍精神是统一的。爱默生把自然视为对人有益的、良性的，诗人可以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忧伤的人可以在自然中得到治疗。
梭罗在1837年春天曾两次从哈佛图书馆借阅爱默生的演说集《论自然》，并且深为其观点所吸引。1837年，梭罗从哈佛毕业后回到了康科德。他几乎每天都步行外出，足迹遍及康科德地区周边的乡村、田野、湖泊、河流，尤其是瓦尔登湖林区的每一个角落。他在日记中记下他所见所闻的各种自然现象：何时花开，何时鸟叫。
梭罗一生最著名的经历是1845年至1847年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度过的两年两月零两天。他自己种菜，有时去附近的村子打点零工，用大部分时间来观察自然，阅读和写作，并详细记录自己的观察、活动和思想，后来写成了《瓦尔登湖》（1854年）一书。
《瓦尔登湖》：“把一切不属于生命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简化成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删繁就简，去伪存真，当一个人把对物质的欲望降到最低，内在精神的价值才能凸显出来，也是这种价值，使他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
“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的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然后从中学习，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
梭罗没有爱默生那样系统的哲学论述，他的自然思想体现在他众多的自然作品和笔记中。梭罗和爱默生一样，认为自然是宇宙精神的创造，自然和人的精神是相通的，他们都强调自然的精神意义的一面，强调自然能给人美的享受和道德的陶冶。
印第安人的世界观是万物有灵论的，他们认为自然中处处都存在神灵，因而对自然充满敬畏。梭罗曾多次考察康科德地区的印第安人的历史，几次缅因森林之游都请印第安人作向导。
梭罗说：我每天不花上至少四个小时——通常比这还要长的时间来穿越树林，翻过小山和山野，让自己完全远离世俗事务，我就不可能保持身心健康。梭罗漫步，总是选择到原野和树林。梭罗认为，公园和林荫路都是“大众场所”，不能完全地释放自己，身体和心灵都不能得到纯粹的解放。
（二）自由
梭罗的《瓦尔登湖》，以春、夏、秋、冬四季为线，串联起他在瓦尔登湖畔进行经济实验的始末。他试图证明：人可以活得更简单，更从容，不必为着追求物质文明的发达，而丧失了人是万物之灵的崇高地位。
梭罗隐居瓦尔登湖，是一种目的明确的实验，一种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挑战甚至挑衅——他要向自己和同时代的人们证明，在没有任何通常的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情况下，他仍然可以过快乐的生活。他分析了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由于过分关心物质得失而导致灵性窒息的病症，开出了“自愿贫穷”的药方。
梭罗澄清了读者对“自愿贫穷”的误解。“自愿贫穷”并非某些宗教徒所选择的苦行，并不是一种厌弃生活的否定姿态。恰恰相反，“自愿贫穷”的选择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它并不是故意剥夺自己享受物质的权利，而是当生活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将心灵的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更有价值的领域。
他解释说，自己到瓦尔登湖隐居，是因为“生活太宝贵”，他要“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吸吮生活的精髓”。积累物质财富最终也是为心灵的修养提供外在的条件。自然风景，可以让人们从世俗事务的焦虑与紧张中摆脱出来，逐渐领悟到自己内心的真实。
梭罗鼓励读者勇敢地冲破传统，获取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刻意的贫穷，会将注意力放到物质财富的多寡上。“自愿贫穷”的精髓在于超越这种物质多寡的算计，摆脱为物质利益而奔忙的被动局面，将生命的重心放到追求精神独立和自由、丰富自己的心灵上来，做自己生命的真正主人。
梭罗无情地嘲笑人们为一个遥远的将来拼命工作、拼命攒钱的行为，因为他们最后会发现，等“遥远的将来”到来时，他们又得为更遥远的将来奔波了。在未实现内心充实的情况下，诸如电报、报纸之类的东西只能成为传播无聊信息的工具。只有“自愿贫穷”的生活方式才能将人们从这种荒谬的处境中拯救出来。
他祛除了“自愿贫穷”的宗教色彩，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独特视角作了新的阐发。他意识到，苏格拉底以来的许多哲学家在劝人向善时，总是从幸福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宣扬只有遵行内心善的知识或律令，才能获得幸福。只有过一种简单的物质生活，人们才有可能找到自然的这些微妙美丽、不可穷竭的财宝。
他用大量事例让读者意识到，畏惧贫穷、追求财富的生活并没给他们带来快乐，反而使他们长久地限于苦恼甚至苦痛之中。因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需要人们浪费大量的时间做对身心毫无好处的事，而且患得患失的心态会使他们错过许多最美妙的东西，虚度短暂的一生。
物质主义导致人们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以此来衡量生活的价值。过分追求物质和经济利益的人不但丧失了审美的眼光和精神的提高，甚至还失去人身的自由。当人缺乏内心生活时，交谈就成了闲聊，只不过是把我们从报纸上和邻居那里听到的东西转述给另外一个人。
梭罗坚持每天只工作两三个小时，挣得自己的衣食所需，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观察、读书和思考。梭罗非常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他说：“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