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千年之谜：到底办过多少案
载自《包拯千年之谜》作者春江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善断疑案是文学艺术反复描写包拯的一个内容。不管什么难断的案子，到他手上都能准确无误地断好，故而包拯才有“东方福尔摩斯”之称。
一千年来，广为传颂的包拯断案故事有好几百个。这中间，哪些案子是包拯亲自办的呢？这只有翻阅史书，细心查找了。
史家笔下的包拯断案
关于记载包拯生平和业绩的史料，最真实、最权威的当推《宋史·包拯传》。我们逐句逐句地认真阅读、查找，发现与我们文学创作中所描写的断案故事相去甚远。在《宋史·包拯传》中，包拯并没有断过什么曲折离奇的疑难案件，而是只断了一桩并不是太复杂的牛舌案。
包拯在天长任知县时，有一头牛的舌头被人割去了，牛的主人告上县衙。包拯听了牛主人的叙述，仔细推断这是仇人所为，他便对牛主人说：你可以回去，就说案件没法破，悄悄地把牛杀掉，我来给你破案。牛主人按照包拯的话去做，悄悄把牛杀了。很快就有人跑来举报，说牛主人偷杀耕牛。按照当时的法律，私宰耕牛要治罪。包拯劈头就问他：“你好大的胆子，为何割人牛舌又来告状？”一句话把告状人问懵了，只得如实回答：“与牛主人有仇，割其牛舌。”在审判这件案子当中，包拯善于捕捉犯罪人的心理，并以此设下圈套引蛇出洞。
包拯那时刚入官场，就能巧断此案，从此名声大噪。
这桩案件，并不十分复杂，也不算重大，可是，它却表现了包拯的智慧、冷静和清晰的判断推理能力。
有关包拯断案的记载主要是在开封。但是，宋人所撰写的《国史本传》和元人所撰写的《宋史本传》对包拯在开封的记载都非常简略。直到1973年包公墓开掘，墓志的出土为开封断案的故事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初，朝廷决定由包拯出任开封府知府。次年三月，包拯开始上任。包拯做开封府尹前后时间只有一年半，但他明察事理，执法严明，一时间威严震京师。
1055年、1056年（嘉祐元年），京城连续两年大水。嘉祐元年，大雨从五月一直下到六月，大水淹没了街道，只能用木筏来渡人。官民房屋毁坏数万间。嘉祐二年（1057年），夏秋的大水不小于头年。当时的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他的家里，上漏下涝，无法就寝，通宵达旦向外戽水，戽了两夜。街道里一片浩淼，行人无法步行出入。
这种现象，过去是没有过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人们一致认为，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灾难，就是因为惠民河堵塞。
惠民河，又名蔡河，是东南地区进入京城的重要水运通道。粮食、货物的运输十分繁忙。在这个黄金水道的两岸，生意兴隆，商贾云集，简直是寸土寸金。有些人便在两岸的河堤上盖起了楼台亭榭，招财进宝。建筑物越来越多，河道越来越窄。有的地方水流不畅，暴雨一来，河水流入城内，灾难便形成了。是什么人在河道上违章建筑？当然是权贵人物。在这以前，也有人作过动员，要拆去这些违章建筑，但由于权势者的反抗，始终行不通。
包拯摸清了情况，便首先向仁宗皇帝上了奏折，提出要全部拆去这些建筑。仁宗批准了包拯的建议。包拯发布命令，宣告全城人民，限期拆除。大部分人家执行命令，按期行动。最后还有少数权贵人物，拒不拆除。有一个大宦官，硬说他家的建筑物是合法的，有地契，没有侵占公地。在嘉祐年间，宦官是天天站在皇帝身边的信臣，经常得到皇帝的支持，权势很大，许多大臣都不愿得罪他们，而且还要想尽办法与他们搞好关系。包拯不去考虑这些人事关系，要那位拒不执行命令的大宦官拿出地契来。经过认真的审查、丈量，发现这家的地契，事先做了非法涂改，扩大了面积。包拯抓住这件事实，向仁宗皇帝送上奏折，并提出弹劾这个宦官。这个宦官的违章建筑全部拆除，并因此而被免了官职。这件事的处理，又一次震动了整个京城。那些权贵人物纷纷行动，非法建筑物被一扫而光。
有个大臣贪婪成性，看到人家有好东西，就说借我看看，可总是借而不还。谁要是去索取，他就装赖，还说根本就没借过，于是有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赖大臣。一天，这个赖大臣又拿了一家货主的货物，长期不肯偿还。货主气极了，只好告到开封府。包拯公开审理这个案件，依法下了批文，要这个大臣如数偿还货主。这个大臣，在审讯时既不到堂，在审讯以后接到判决也不理睬。他依仗自己的势力抗拒命令。包拯面对这样的形势，毫不手软，立即派衙役把这个大臣传到堂上，与原告当面对质。在事实面前，这个大臣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只好立即偿还货主的货物。
一个普通的货主，在大堂上告倒了一位大臣，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黎民百姓又惊又喜，都跑来询问货主：“你是托谁打通关节的？”货主回答说：“我谁也没有托，只是请人写了一张状纸。”人们又问：“你去感谢包大人没有？”货主又说：“去感谢了，送去的东西全部退回，还挨了一顿批评。”黎民百姓奔走相告：
“包大人铁面无私！”
“关节不到，自有阎罗老包。”
“包青天！”这个名字，也就越喊越响了。
包拯办案，最大的特点就是注意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一旦情况掌握了，他就大胆地、果断地进行审理。
在许多案件当中，有一个并不算太大的案件，却是一个十分难解的疙瘩。有两个人在一起饮酒，一个是老张，会喝酒；一个是老李，不会喝酒。会喝酒的老张，想大喝一场，又怕自己醉了，保管不好身上的金子。于是，他便把身上的金子，悄悄交给不会喝酒的老李暂时保管一下。因为是好朋友，他把金子安排好了，就大喝起来。老张果然喝得酩酊大醉，老李便扶他回了家。第二天，酒醒以后，老张去向老李要金子。这个老李把脸一翻：“我哪里见过你的金子？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件事本来是秘密进行的，两个人争吵起来，别人不了解情况，无法作证。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就打官司，来到开封府。
包拯听了两个人的诉说，又做了一番调查，把两个人的平常表现，大体上也掌握了。他耐心地做工作，希望藏金子的人主动交待。可是，谁也不愿承认。老百姓都说：“抓不到罪证，这一下把包大人难住了。”“罪犯不开口，神仙也难下手呀！”
面对难题，包拯想出一个计谋：把原告和被告都留在府内继续审问，另派遣两个府役来到老李的家里，对他的家人说：“你家的主人，已经交待，承认了事实。快把金子交出来！”
家里的人一看，包大人已经判定，主人已经承认，只好如数把金子拿了出来。
到了公堂，把金子向大堂一摆，原告大喜：“这就是我的金子，一点不差。”包拯大喝一声：“还不快快招来！”被告老李顿时汗流如雨，只好低头认罪。
这是个小案件，可是它在群众中流传很广，史书上也作了记载。再回想一下那个牛舌案件，人们就更加佩服包拯的智慧了。
真是一个“包青天”呀！
“包大人能掐会算。”
“神鬼皆怕他三分！”
人们喜欢包拯，夸张的语言、幻想的手段，也就很自然地冒了出来。人们抱着美好的理想，热情地塑造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包青天”这个神奇的形象也就这样产生了。
包拯在开封府执法如山、不畏权贵，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而且形成了独特的“以威严为治”的风格。
包拯在执法当中，态度严肃，很少有笑脸。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也是平静严肃。人们都说：“包希仁笑比黄河清。”也就是说，想看到包拯的笑脸，是很少能够见到的。
包拯在开封府执政一年半，调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
包拯离任以后，来开封府接任知府的是大文学家、思想家欧阳修。欧阳修学识渊博，很有文采，是一代宗师，威信很高。
欧阳修治理开封府，与包拯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欧阳修的儿子有过这样的记述：“先公知开封府，承包孝肃之后。包拯以威严为治名震京师。而公为治循理，不事风采。或谓公曰：‘前政威名震动京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风采。公未有动人者何？’公曰：‘人才性各有短长，岂可舍己所长，勉强其所短，以徇俗求誉？但当尽我所为，不能则止。’”
从这段话里人们可以看到，包拯的执政风格，是多么鲜明。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欧阳修被当时的社会，誉为圣人。他也有自知之明，他只能“循理”、“尽力”而为，如果要让他像包拯那样，他做不到。包拯的长处，他是学不来的。
不仅仅是欧阳修，任开封府尹的有许多位名臣，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包拯那样“威名震动都下”，有“赫赫之誉”，“真得古京兆尹之风采”。
包拯的执政风格，和他的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是统一的。他严肃，同时又能够耐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只要你的意见对，他也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接受你的意见。他有一颗诚实的心。他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他时时刻刻注意调查研究，接近普通的人民群众。他严肃中有宽宏大度、仁慈忠厚。因此，他威严而不凶狠，果断而不高傲，特别受到黎民百姓的欢迎。后人记载：开封府竖有石碑，上刻历任开封府尹的名字，近千年来，参观的人爱用手指指点点他们喜爱的人名，结果“开封府题名，独包孝肃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这是人民、最普通的黎民百姓自觉地、发自内心的行动。
为什么在许多名臣当中，黎民百姓这样喜爱包拯？这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哲理？这不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吗？
神奇的东方福尔摩斯
包拯故事的流传是一个不断扩增的过程。从他去世后主东岳速报司的传说开始，到明清两代160多种故事，以及后来不断增编的难以计数的故事，真是越编越多，越编越好。这种增扩的情形，胡适先生称之为“滚雪球”，是十分形象的比喻。
胡适先生对包拯故事的不断扩增，对包拯被顺理成章地塑造成为一个富于理想色彩的侦察官尤为赞颂，称之为“东方的歇洛克·福尔摩斯”。
对于这一称号，包拯是当之无愧的。我们阅读包拯故事，犹如阅读一部形象的刑侦教科书。不仅故事生动有趣、扣人心弦，而且包拯断案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更让人拍案叫绝，分明是山穷水尽，顷刻间又柳暗花明。
包拯所处的时代，刑侦技术比较落后，不像现在有好多高科技手段与科学的方法去查找证据。而罪犯往往又很狡猾，他们一方面对自己作案的“高明”手段沾沾自喜，总以为无人知晓；另一方面又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心理战术就成了对付他们的重要武器。包拯是一个使用心理战术的高手。他在破案时常用的战术有以夷制夷、投石问路、引蛇出洞、饿驴寻主、长线钓鱼、暗渡陈仓、毁物睹情、听话听音等多种。这些战术体现了包拯谙熟罪犯心理，并善于掌握、利用。他对待不同的案件，对付不同的罪犯，能灵活运用多种心理战术，或精查细访、顺藤摸瓜；或深谋远虑、穷追不舍。下面请看在戏曲说唱里面包拯是怎样运用这些心理战术来侦破疑难案件的。
以夷制夷
罪犯合伙干坏事，总是心怀鬼胎，各有各的私利。当他们的利害发生冲突时，特别是在强大的法律攻势之下，他们之间就会出现各种矛盾，显示出蛛丝马迹。包拯很善于发现罪犯间的矛盾，运用攻心战术，以夷制夷。在《遗帕》中，就记述了这样一个案例。
富家子弟赵嘉宾平日奸淫赌博，一日看见已外出经商的丘四之妻曾氏容貌美丽，顿生歹意。他先以银子10两欲行调戏，遭到一顿斥骂。后又约来两个无赖之徒，假扮盗贼，将曾氏劫至山上轮奸。谁知匆忙中丢失手帕一方，上面有他的大名。包拯审理此案时，赵抵赖说手帕是3天前遗失的，自己并未强奸曾氏。包拯将他收入监牢，暗中嘱咐禁子留意谁来探监。果然，过了不久，另外两个同伙来探望消息，被禁子拿住。两人抵赖，包拯将他们远押廊下，又押来赵嘉宾。赵见同伙在押，以为他们已经招认，只得供认强奸曾氏的真相，钻进了包拯设下的圈套。
在这件案子里，包拯以心理战术为基础，利用同伙之间的矛盾和间隙，使案犯供认。赵嘉宾3人在犯下罪行后，肯定互相表示无论如何绝不能供认，但他们之间都害怕和怀疑同伙会供出自己。这时，包拯略使小计，使双方都以为对方已供认出自己。在他们心理防线崩溃之时，让他们招供，也就轻而易举了。
投石问路
杭州商人柴胜贩布3担，住在开封府吴子琛店中。近邻夏日酷将布盗去，柴胜将吴子琛告到开封府。包拯辨明吴子琛无罪，但真盗又是谁呢？他生下一计，令张龙、赵虎将一个石碑抬入二门之下审问。这一异举引来了众多人的好奇围观。这时，包拯将围观者一齐拘住，取为首4人登记姓名，卖米者罚米，卖布者罚布。待罚物交上来后，其中有布一匹，柴胜认出这正是他的。包拯寻访出布主乃是徽州的汪成，而汪成又回答此布乃是夏日酷卖给他的。于是，线索终于通向了盗布者身上，再也难以逃遁。
上述案例出现在《石碑》中。审石碑只是一种手段，用所投之“石”，其目的是探“路”，探出赃物，探出罪犯。盗物者必要销赃，若能得到赃物，再顺藤摸瓜，就可使案犯在劫难逃。
引蛇出洞
是蛇总是要出洞的。包拯善于寻觅、设计诱物，诱蛇出洞。既然是罪犯，犯过一次案，还会再犯。对于那些一时找不到罪证的罪犯，包拯不仅耐心等待，还想方设法布下天罗地网，让其自投罗网。《三宝殿》中记述的就是这样一则故事。
章达道去世后，他的妻子陈顺娥，请龙宝寺一清和尚到家中念经，超度亡灵。一清居心不良，竟向陈顺娥求欢，遭到拒绝后，便将顺娥杀害，并将人头藏于经担中大摇大摆而去。顺娥的哥哥误告达道之兄章达德强奸杀人。县官昏庸，将章达德打入牢狱，逼他交出顺娥人头，并假说只要交出人头就立即将他释放。达德之女王姬为救父亲，竟自缢而死，让母亲黄氏将她的人头交给县官，岂知县官得此人头，反定了章达德死罪。后来，案子报到包拯那里。包拯问明顺娥被杀那天一清和尚曾去念经，便让黄氏假意到寺中祈祷许愿，以便引好色的一清上钩，诱他说出人头藏匿之所——三宝殿后面。这个好色凶残的罪犯终于落入法网。
抓住罪犯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点，引蛇出洞，获取证据和真情，是包拯断案的常用方法之一。
饿驴寻主
动物有其不受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然习性，特别是那些与人的关系密切的狗、猫、猪、牛、羊、马、驴等。包拯在审案时，很善于利用动物的某种天性来破获赃物、捉拿罪犯。
在《骗马》中，包拯故意将一匹瘦驴饿3天，让它去寻觅每天在那里吃食的驴槽，寻觅喂养它的主子，寻觅那个真正的骗马贼。这个案例讲的是大户富仁的仆人兴福，一天骑了一匹上等骒马，路遇一汉子姓黄名洪，骑瘦驴一匹。歇息时黄洪自称识马，欲借一试。兴福不知是计，将马交与他骑乘。黄洪快马加鞭，逃之夭夭。案子告到包拯手里。他将那匹驴子饿了3天，然后又牵到黄洪骗马的地方，放开缰绳，兴福与衙役跟随。驴子径奔归路，回到主人黄洪家。于是，这个拐骗马匹的不良之徒就这样被包拯擒获了。
长线钓鱼
有些案件一时难以查出真凶，只有等待时机，创造条件，放长线钓大鱼。《包袱》所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夏昌时和高季玉的父母为同乡好友，两人指腹为婚。不料孩子长大以后，夏家贫寒，且父亲过世，高季玉之父高科便要退婚。为遮人耳目，高科假意提出须备六礼方可完婚。高季玉暗自与夏昌时约会，讲明打算资助他银两完婚。夏昌时回去后异常兴奋，将此事告知好友李善辅。人面兽心的李善辅将夏昌时灌醉，冒充他前往高家花园，夺银杀婢，回来后还假睡在床上，迷惑夏昌时。夏昌时醒后如约前往，见丫环秋香已被处死，惊慌而走。次日，高家发现秋香被杀，高季玉只得说出暗约夏昌时之事。高科心中大怒，将夏昌时告为杀人犯，知府将他判了死罪。
三年后，包拯巡行各地，微服到牢中得知夏昌时冤枉，问明只有李善辅知道季玉约他取银，便假意善待李善辅，时时召见将近半年。一日，包拯对他说，自己为官清拙，女儿出嫁苦无妆资，让他代办一些，并叮嘱道：“汝是我得意门生，外面须为我缜密。”李善辅深信无疑，不知是计，就将在高家劫得的首饰银两送给了包拯。包拯即唤高科父女来认，果是他家之物。李善辅只得供认罪行，夏昌时与高季玉终成眷属。
此案中知府大人也是够糊涂的，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将夏昌时判了死罪。包拯微服私访，得知冤情，虽已知道案犯嫌疑人，却又一时苦无证据。但包拯放长线钓大鱼，花了近半年的时间终于换取李善辅的信任，让他交出了物证。
暗渡陈仓
在《杀假僧》中，包拯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法，破了一起疑案。
董顺之妻杨氏与孙宽私通，密约私奔。孙宽见杨氏带了财物，竟将她杀死，弃尸于枯井之中。当夜，留宿于董家的一个和尚夜里起来，误跌入枯井中。天明后，董家将和尚救起来，却又将他指为杀媳凶手，告入府衙。包拯日夕根究，难获真凶，便将狱中另一个已判死罪的囚犯剃去头发正刑，声言和尚已被杀，然后密派公吏四下探察。他们听一茶店的婆子叹息和尚屈死，便问原因。婆子告知是孙宽与杨氏私通，谋财杀人。后经查实，终于捕捉了真凶。
在这件案子里，包拯预设假相，迷惑罪犯和知情人，然后暗中调查真情，结果是杀了一个假和尚，捉住了一个真凶手。
毁物睹情
物为人所有，人对物有感情。当某一物件很难判断归属时，包拯有时就干脆毁物睹情，看谁对此物有真情，借以确定此物的真正归属。
在《夺伞破伞》的故事中，包拯利用罪犯与受害者不同的心理反映，终于判明到底谁是伞的主人。
罗进贤雨天出门，撑了一把雨伞，半路上为光棍邱一的花言巧语所蔽，让他同在伞下遮雨。不想分手时，邱一夺过雨伞，强赖为己有，两人争执不下，便来到包拯衙门。但两人均不能说出伞上的记号。包拯故意将伞撕破，给每人各分一半，又密令门子尾随其后，观察他们各自的反应。罗进贤骂包拯糊涂不明，邱一只笑骂罗进贤。包拯叫回二人，判邱一赔偿伞银，并责打10大板。一桩小小纠纷的判决，却显示了包拯的精明之处。
听话听音
人的内心世界常常要通过一定的话语表露出来，有些话是真是假，只要认真听、细细想，是能够鉴别出来的。在《三娘子》中，包拯听话听音，辨出真假，破获疑案，抓住了真凶。这个成功的案例，一直被现代法学研究者引为犯罪心理学的例证。包拯在断这个案子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他破案的精与细的特点。
赵信与周义是生意合伙人，相约往京城买布，约好了艄公张潮的船只。次日早上，赵信先到渡口，张见他带有银两，遂将他推入深水中害死，然后假装在船中熟睡。周义到船，久候不见赵信到来，乃让张前去赵信家喊叫。张到赵家门口连声叫“三娘子”，当然再不会出现赵信影踪。周义到县衙报案，谁知被知县指为与赵信妻通奸谋害赵信的凶手。后来，包拯复查此案，从“敲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已无夫”的破绽，抓住了真凶张潮，使冤案得以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