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别塔到印欧同源

传说在诺亚建造方舟（תיבת，teyvát）躲过大洪水之后，他的子孙于两河流域建立了通天的高塔「巴别塔（מִגְדַּל בָּבֶל‬‎，Migdal Bāḇēl）」，上帝见此情形就把他们的语言打乱，让他们的话语再也无法互通。

诺亚的72名后裔随后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产生了72个宗族和72种语言，成为欧亚非各族群的祖先。

记载于旧约圣经《创世纪》卷中的这则故事反映了两千多年前犹太人对人类不同语言起源的看法，这一世界观影响了后来的基督教文明。

罗马帝国末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354-430）在其著作《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 ）》中写道：

这个全人类曾经的共同语言在其他宗族被不同语言分开后，仍旧在希伯的宗族中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它被称为希伯来语的原因，因为当时有这种需要，用一个它自己的名称来与其他语言相区别，正如其他语言也都有了它们自己的名称。（第十六卷 · 11章）

他认为大洪水时代人类的共同语言经由诺亚-闪-亚法撒-沙拉-希伯这条世系保留了下来，并被希伯的宗族所使用，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不会受到变乱语言的惩罚，而这个人类最初的共同语言就是后来犹太人所使用的希伯来语（עִבְרִית，Hebrew）。

受到圣奥古斯丁的影响，欧洲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都认为所有的语言是从希伯来语演变而来的。

而实际上只要生活在多语言环境中，人们就不难发现语言之间的相似性。

早在前4世纪的南亚犍陀罗，梵语文法大家波你尼（पाणिनि，Pāṇini）就已经发现了梵语和两河流域的语言有相似之处。

而在欧洲，从12世纪开始很多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开始被人们发现：

• 在冰岛，《第一文法论（Fyrsta málfræðiritgerðin）》认识到了冰岛语、古诺斯语、英语等日耳曼语言之间的相似性

• 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12世纪-13世纪）大胆的提出了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布列塔尼语等凯尔特诸语有着共同源头的假说

• 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在《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中认为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罗曼诸语可能同出一源

而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新大陆的开辟与远东航线的探索使得新发现的语言数量远超圣奥古斯丁所计算的72种，同时欧洲人开始直接接触到东方的语言，尤其是古老的波斯语和梵语，来自佛罗伦萨的旅行家菲利波·萨塞蒂（Filippo Sassetti，1540-1588）在其1585年写给朋友的书信中就提到梵语与意大利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尼德兰于1575年建立的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在这一时期成为了东方语言研究领域的前沿，其中的集大成者就是马库斯·祖依斯·博克斯霍恩（Marcus Zuerius Boxhorn，1612-1653），他在1647年创造性的提出了将荷兰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德语归类于同一个同源祖语的假说，到了1654年他又将斯拉夫诸语、凯尔特诸语和波罗的海诸语加入其中，而在这个已经开始成型的庞大同源语言体系中，并没有一直以来被视为是原初语言（Lingua prima）的希伯来语的位置。

在博克斯霍恩之后，更多学者投入这一研究领域并作出了贡献，但都没有英国的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影响力大，他于1786年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成立三周年庆典上的这段演讲在英语学界常被视为是历史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historical linguistics）的开端：

梵语不管多么古老，它的结构是令人惊叹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更精练，但是与它们在动词词根方面和语法形式方面都有很显著的相似性，这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这种相似性如此显著，没有一个考察这三种语言的语言学家会不相信它们同出一源，这个源头可能已不复存在；同样有理由（虽然这理由的说服力不是特别强）认为，哥特语和凯尔特语尽管夹杂了迥异的文法，还是与梵语同源；假如这里有篇幅讨论与波斯的历史有关的问题，或许能把古波斯语加入同一个语系。

19世纪以后，对于亲属语言的研究在欧洲逐渐成熟起来，当时的学者对于这个包含众多欧洲、印度和波斯同源语言的体系尚没有统一的称呼，其中由英国博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1773-1829）所命名的「印欧语」即「印度-欧罗巴语（Indo-European）」从中脱颖而出，并一直被沿用到今天。

印欧人原乡与雅利安

在印欧学（Indo-European studies）这门学科诞生之后，弗兰兹·波普（Franz Bopp，1791-1867）、奥古斯特·施莱谢尔（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等语言学家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其他方法对梵语、波斯语和欧洲各语言的语音系统、形态系统、语法和语汇进行了系统性的比较和研究，构建出了如今所说的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

印欧语系是目前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语系，欧亚大陆五大主流农业文明中的三个（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圈与印度文明）都说的是印欧语系的语言，而伊斯兰文明圈中的波斯文明说的也是印欧语，除此之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洋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都采用印欧语系的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作为母语或官方语言，使得印欧语系的母语使用人口有约32亿，占全世界人口的四成左右。

而随着对印欧语系诸语言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开始思考如何为印欧语系构建一个科学的演化模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由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谢尔于1853年推广的谱系树理论（Stammbaumtheorie），即与谱系图和物种演化的系统发生树（Phylogenetic tree）相似的语言演化模型。

谱系树理论自首次运用以来就一直是描述语言间语系关系的常用方法，并成为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核心，为了构建印欧语系的完整谱系树，语言学家们开始根据印欧诸语言的语言特征演变规律来构拟印欧语系的祖语——「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PIE）」，同时尝试寻找印欧语人群的起源地——「印欧人原乡（Proto-Indo-European Urheimat）」。

德国学者弗雷德里希·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于1808年指出了在证明语言亲缘的过程中尽可能使用最古老的语言材料（即文献）的重要性。而在为数众多的印欧语言里，古印度婆罗门教核心经典《吠陀本集（संहिता，Samhita）》中最古老的一部《梨俱吠陀（ऋग्वेद，Rigveda）》所使用的吠陀梵语（संस्कृतम्，Vedic Sanskrit）是当时学者们所知的最古老的印欧语系语言，其忠实地记录下了公元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古印度的口语传统，在赫梯与迈锡尼的考古材料出土之前是唯一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Bronze Age）的印欧语系记录。

吠陀梵语在学术上的重要价值启发了施勒格尔等学者假设印欧人原乡就在南亚次大陆，而其他印欧语则通过历史迁移向西方传播。施勒格尔在古印度的《摩奴法典（मनुस्मृति，Manusmṛiti）》和波斯古经《阿维斯塔（Avesta）》的故纸堆中翻出「雅利安（Aryan）」这个词，将其与德语词汇Ehre（光荣）相联系，认为这就是原始印欧语人群所使用的原始自称。

施勒格尔的这一观点参考自法国东方学家安克特得佩龙（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1731-1805）的研究，他是第一位试图翻译波斯古经《阿维斯塔》的欧洲学者，并发现了波斯古经里的airiia与印度经典里的आर्य（ā́rya）之间的相似性，airiia在波斯古经中明确用于指代波斯族群，आर्य（ā́rya）在吠陀梵语中则指讲梵语并遵守吠陀传统的人，并用于指代北印度的地名「雅利安·伐尔塔（आर्यावर्त，Āryāvarta）」中。

德国东方学家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1823-1900）经常被认为是第一个将「雅利安」一词引入英语中的学者，同时他更进一步将「雅利安」这个概念从原始印欧人扩大到整个印欧人族群身上，他认为原始雅利安人（印欧人）群体从高加索或者中亚出发，分为东西两支，一支向西迁徙到欧洲，一支则向东迁徙，在经过一次分裂后其中的一群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并征服了那里的原住民，这被认为是后来雅利安入侵（Aryan invasion）学说的起源。

缪勒还从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文献中翻出「图兰（Tūrān）」这个词，其在波斯传统中用于指代东部边境和阿姆河以北的地区，大致上等同于现在的中亚，来自这一地区的游牧民族对波斯东北边境的持续入侵使得图兰在波斯人的历史记忆中成为一个与雅利安二元对立的存在。缪勒将芬兰语、萨莫耶德语（属于乌拉尔语系）、鞑靼/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属于阿尔泰语言联盟）这五种语言归类于图兰语言（Turanian），认为它们是不同于雅利安语言（即印欧语）和闪米特语言（名字源于诺亚长子闪，包括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新月沃地诸语）的“游牧语言”。

图兰语的构想当时并没有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反而是被芬兰、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吸收，并与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合流，遗毒影响至今。

就像图兰概念的政治化一样，「雅利安」一词也很快脱离了语言学的范畴。在缪勒的学说中，西方的雅利安人地位价值更加突出，不像在波斯和印度的东方雅利安人那样消极沉思、专注于宗教和哲学，迁徙到欧洲的雅利安人显得精力充沛而英勇好斗，而这正是欧洲民族主义者所寻求的能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背书的理论。

那个年代的欧洲盛行浪漫主义（Romanticism），知识分子们认定语言是民族认同的决定性因素，从而追求复兴民族语言与传统，一些民族主义者滥用科学理论来合理化日耳曼人相对于其他族群的优越性，在这种思潮中与闪米特宗教（闪米特人所信仰的沙漠一神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对立的雅利安传统（即印欧人传统）吸引了人们的兴趣，越来越多受达尔文主义理论影响的西方作家开始将雅利安视为“物理遗传人种”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学术语，最终使得雅利安种族（Aryan Race）理论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相当的流行，吸引了法国小说家阿蒂尔·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等信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知名人士。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欧人原乡的北欧假说（North European hypothesis）诞生了，奥地利学者卡尔·彭卡（Karl Penka，1847-1912）在1883年通过构拟「山毛榉（*bʰeh₂ǵos）」「大海（*móri）」等原始印欧语词根，认为这些词根的北方来源说明印欧人的原乡可能就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北欧。

同年由德国语言学家奥托·施拉德（Otto Schrader，1855-1919）所提出的鲑鱼问题（Lachsargument）更是进一步佐证了这个假说，该论证通过研究日耳曼、斯拉夫和波罗的诸语中对大西洋鲑（Salmo salar）的称呼可能源自共同的原始印欧语词根*laḱs，从而认为印欧人原乡可能就在印欧语言与大西洋鲑的自然分布重叠之处，也就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的北欧地区。

而当时德国最有影响力的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辛纳（Gustaf Kossinna，1858 -1931）在此基础上将可能位于北欧的印欧人原乡与绳纹器文化（Corded Ware Culture）联系起来，由此创建了将考古文化与语言群体进行对应的新研究范式。

就这样，经过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科学研究以及民族主义者和小说家们的宣传推广，这个名为雅利安种族的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最终被构建完成，在其叙事中，来自北欧的日耳曼人是雅利安种族中最为纯粹和优越的一支，他们所拥有的“金发”“碧眼”“高大身材”“浅肤色”等特征正是原始雅利安人（原始印欧人）所特有的。

科辛纳的作品中充斥着像这样利用考古学观点来鼓吹日耳曼人种族优越性的文字，他关于日耳曼民族和雅利安人（印欧人）起源的民族主义理论深刻的影响了其后德国的纳粹主义意识形态。

纳粹德国还采用了之前被雅利安主义者所使用的卐字符号（Swastika）作为国旗的主要元素，这个符号在欧洲的流行始于1871年，那一年德国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声称发现他在土耳其发现的遗址正是古希腊《荷马史诗》中失落已久的古城「特洛伊（Τροία，Troy）」，在那里出土了大量刻有卐字符号的文物，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古印度宗教里的神圣卐字符，由此卐字符号开始被视为是雅利安人（印欧人）的标志。

就这样，纳粹德国打着雅利安人优等种族的旗号，对其它种族（尤其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歧视、征服和灭绝政策，给欧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雅利安」的名号也随之彻底被污名化。

作为族称的"雅利安"

随着纳粹德国的崩溃，在二战后支撑其意识形态的诸多学说纷纷被学界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北欧假说论证过程中的片面之处也被学者们一一指出，与此同时作为历史族群认同的「雅利安」概念也被证实仅有印度-波斯人及其近亲才会使用，比如希罗多德提到的米底人（Medes）自称Arioi，巴特克里亚（Bactria，中国文献称之为大夏）地区族群的自称Αρια（Aria），以及欧亚大草原上一支斯泰基-萨尔玛提亚人（Scytho-Sarmatian）的自称阿兰（Alān，在中国文献中又被称为奄蔡），由这个称呼演变过来的аллон（allōn）作为族群称呼在阿兰人后裔的奥赛梯人的语言里依然保留着。

无论如何，历史上的「雅利安」概念都是与西欧人毫不沾边的，所有这些有着雅利安认同的族群，他们的语言都来源于共同的祖语，与欧洲人的语言相区别从而构成印欧语系谱系树上最粗壮的一根枝干，一些学者根据这一点而将其称为雅利安语族（Aryan languages）。

至于「雅利安」这个词的源头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J. P. Mallory 和 Douglas Q. Adams的学说，他们认为「雅利安」一词最终可以追溯到原始印欧语词根*h₂er-，意思是“放在一起”，与其相关的同源词大都明确强调了族群内“同等地位”“自由人”的社会身份，以区别于外人、特别是那些被俘虏后作为奴隶纳入族群的人，只有在梵语、波斯语等雅利安语族的语言中才具有更多的种族含义，以至于将其作为族称，可能是因为生活在这些雅利安族群当中的非自由人/非雅利安人（*anarya）都是来自于其他种族的俘虏。

在古印度，吠陀经典中的雅利安（आर्य，ā́rya）被视为是一个宗教-语言群体，其概念不囿于特定的族群或人种，所有遵守吠陀文化传统向正确的神（特别是天帝因陀罗和火神阿耆尼）献祭的人都可以被这样称呼，这就需要正确使用传统的宗教语言吠陀梵语，《海螺氏森林书（कौषीतकि आरण्यक，Kauṣītaki Āraṇyaka）》称之为雅利安言语（आर्यवाच्，ā́rya-vā́c）。

与之相对的非雅利安（अनार्य，anārya）则指那些不信吠陀、不说雅利安言语的人，即蔑戾车（म्लेच्छ，mlecchá），而在《梨俱吠陀》中有35个吠陀部落、族长或诗人的名字都有着非雅利安来源，这表明外族人是可以被同化到雅利安族群中的。

在后来的印度教和佛教文献中，雅利安一词开始具有“高贵”“神圣”的意思，在汉传佛教中被音译为阿唎耶，解作“圣者”，即证悟四圣谛（चत्वारि आर्यसत्यानि，catvāri āryasatyāni）的人，包括佛陀与证道的圣弟子。与雅利安所对应的蔑戾车概念也随之扩大为低种姓者、外国人和野蛮人，他们常被视为是不洁之人。

而在波斯，雅利安的早期用法与印度吠陀经典中的类似，意大利历史学家杰拉多.尼奥利（Gherardo Gnoli，1937-2012）将波斯古经《阿维斯塔》中的雅利安（airiia）概括为“属于同一种族、崇拜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ā）、使用共同语言并具有共同宗教传统的族群”，他们同样也有非雅利安（anairiia）的概念，但和印度雅利安相比有着更多的种族属性。

阿维斯塔语里的雅利安（airiia）族称被后来的波斯诸语言所继承，在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前550－前330）的古波斯语中被称为𐎠𐎼𐎡𐎹（Ariyaʰ），在波斯人近亲帕提亚人（Parthian）的帕提亚语中被称为𐭀𐭓𐭉（Ary，复数形式Aryān），而到了中古波斯语中则演变为𐭠𐭩𐭫 （Ēr-，复数形式Ēran）。

随着萨珊家族（Sasanian）的阿尔达希尔一世（𐭠𐭥𐭲𐭧𐭱𐭲𐭥，Ardashir I，r. 224-242）灭亡了帕提亚人所建立的安息帝国（Arsacid Empire，前247-224），古典波斯的萨珊时代拉开了帷幕，他命人在前王朝阿契美尼德家族的纳克什鲁斯塔姆墓葬群（نقش رستم，Naqš-e-Rostam）刻下了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为他加冕的浮雕，同时以铭文形式写下了他的头衔“依兰的万王之王（Šâhân Šâh ī ērān）”，这是依兰（𐭠𐭩𐭥𐭠𐭭，Ērān）概念首次出现在波斯历史上，被认为是当时用于表示雅利安人的称谓词（Demonym）。

阿尔达希尔一世之子沙普尔一世（𐭱𐭧𐭯𐭥𐭧𐭥𐭩，Shapur I，r. 240-270）将他父亲的头衔扩充为“依兰和非依兰的万王之王（Šāhān šāh ī ērān ud anērān）”，这里的非依兰（𐭠𐭭𐭩𐭥𐭠𐭭‎，Anērān）与波斯古经《阿维斯塔》里的非雅利安（anairiia）相对应，指那些由萨珊波斯征服的，不说波斯语言、不信祆教（Zoroastrianism，又被称为拜火教）之人。

与非依兰一起出现的还有依兰沙赫尔（𐭠𐭩𐭥𐭠𐭭𐭱𐭲𐭥𐭩，Ērānšahr）这个概念，它首次见于沙普尔一世在琐罗亚斯德天房（کعبه زرتشت，Ka'ba-ye Zartosht）四方形石材建筑上刻写的三语铭文中，用于表示“雅利安人的国家”。依兰沙赫尔包括了依兰和非依兰人居住的土地，并成为随后萨珊人对其建立的帝国的官方称呼。

到了阿拉伯人征服萨珊波斯（633–654）的两百年后，一系列波斯军阀建立的王朝开启了波斯复兴（Persian Renaissance）的年代，萨珊时期的波斯传统再一次被恢复，依兰沙赫尔也重新出现在相关地理著作中，但在这一时期完成创作的波斯民族史诗《列王纪（شاهنامه，Šāhnāmeh）》的推动下，依兰（𐭠𐭩𐭥𐭠𐭭，Ērān）在更多时候代替了依兰沙赫尔作为波斯国家称呼的用法。

与此同时，波斯语在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语借词后完成了从中古波斯语到现代波斯语的过渡，这其中依兰也从中古形式的Ērān转变为现代波斯语中的伊朗（ایران，Irân）。

首次将伊朗一词用于国家官方名称的是蒙古人西征伊斯兰世界后建立的伊儿汗国（Ilkhanate，1256–1335），他们将自己统治的国家称为伊朗扎明（Irânzamin），其在波斯语中意为“伊朗的土地”。

在之后的16世纪初，来自阿塞拜疆的萨法维耶教团（Safaviyya）建立了萨菲波斯（Safavid dynasty，1501-1736），他们统一了萨珊时期的大部分传统领土，并将波斯转变为一个什叶派帝国。萨菲波斯常见的官方名称是伊朗守卫疆域（ممالک محروسه ایران，Mamâlek e mahrose ye irân），同时萨法维家族的君主们也使用和萨珊时期区别不大的头衔“伊朗的万王之王（Šāhanšāh-e Irān）”，这个头衔和伊朗国号被其后的几大王朝所继承：

• 阿夫沙尔王朝（Afsharid Iran，1736-1796），国号沿用萨菲波斯的伊朗守卫疆域（ممالک محروسه ایران，Mamâlek e mahrose ye irân）

• 卡扎尔王朝（Qajar Iran，1789–1925），国号沿用萨菲波斯的伊朗守卫疆域（ممالک محروسه ایران，Mamâlek e mahrose ye irân），后期也使用国号伊朗崇高国（دولت علیّه ایران，Dowlat-e 'Aliyye-ye Irân）

• 巴列维王朝（Pahlavi Iran，1925-1979），国号伊朗万王之王国（کشور شاهنشاهی ایران，Kešvar-e Šâhanšâhi-ye Irân），一般翻译为伊朗帝国（Imperial State of Iran）

1935年3月21日，时值波斯新年的诺鲁孜节（نوروز，Nowruz），巴列维王朝沙阿礼萨汗（رضا خان，Reza Khan，1878-1944）下达的将伊朗帝国的对外正式国家称呼从「波斯」改为「伊朗」的敕令生效，在此之后的国际舞台上，就只有「伊朗」而再无「波斯」。

「伊朗（ایران，Irân）」和「波斯（Περσίς，Persia）」的关系，就像「中国」和「China」一样，前者是对国家的自称，后者则是西方人所使用的国际通称。「波斯」这个最初源自希腊语对伊朗核心省份法尔斯（فارس，Fārs）的称呼如今主要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使用，而「伊朗」这个表示“雅利安人国家”的自称则在政治背景下使用，且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带有越来越多的负面意味，不得不说是很讽刺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