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临城下 | 战争电影就不该讲爱情？
如果用血腥来定义残忍，那么恐怖片和战争片大概是呼声最高的两种电影题材。但相对于恐怖片中具体的限制级画面来说，战争片以更加丰富的维度讨论了道德、伦理、正义与人性等无法轻易定性或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在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战争史上真实发生过的重大军事行动，其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以塑造战斗英雄或战争关键人物的形象为主，通过战争事件、战斗过程和战斗场面的描绘来着重刻画某一人物的形象。另一种则以反映战争事件为主，通过相关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刻画，形象地阐释某一重大军事行动、军事思想或战略战术。在电影史中，经典的战争影片不在少数，《最长的一天》、《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莫斯科保卫战》等几乎是每一位对战争题材感兴趣的影迷们的必看清单。提起具体的战争电影，由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著名影星裘德·洛、约瑟夫·费因斯以及埃德·哈里斯主演的电影自2001年上映起就引发了热烈讨论，并在今后20余年的时间里始终在各大电影榜单中占有一席之地。
《兵临城下》改编自作家威廉·克雷格于1973年创作的同名纪实小说，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红军传奇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与德军的神枪手康尼少校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一场生死较量。电影的内容虽然来源于真实的战役，但经过导演的艺术创作和加工后，《兵临城下》在刚刚上映时还是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一些媒体评论认为在如此紧张和残酷的战争电影中加入瓦西里与女兵的爱情叙事实属多余，不仅破坏了紧张的电影氛围，还落入了好莱坞电影的票房俗套。与此同时，相对于对电影内容创作本身的争议，一些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老兵认为影片中的诸多内容扭曲了事实，红军指挥官赫鲁晓夫并不是无情的独裁者，他没有逼迫自己的军官自杀，也不会让普通士兵和无辜百姓成为炮灰。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因此反映二战题材的电影也是层出不穷，保守的统计数据已经超过了5000部。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有力武器，从导演个人到资本阵营都有其内在的诉求与表达。而让-雅克·阿诺表现战争残酷的方式不仅仅只是依靠大场面的战争场景和具有冲击力的血肉模糊的特写镜头。在战争必然带来死亡的基础上，让-雅克·阿诺力图在《兵临城下》中突出权力至上和人性无底线的黑暗。于是，没有武器的士兵也要冲上战场，哪怕赤手空拳也不能后退半步，如果不敢向前那就死在原地，任何企图撤退和逃跑的士兵都会被督战的战友射杀。因此，一批又一批死在战场上的苏联战士似乎都是在做无谓的牺牲，仿佛他们的敌人不是德军，而是自己的同胞，他们活着的意义是为了取得胜利，但假若无法取得胜利，那就应该死在战场。让-雅克·阿诺在《兵临城下》的开场叙事中看似是表现两军激烈的交战，但实际呈现的内容是讽刺苏联军队的自相残杀，从而为战争英雄瓦西里的成长与两军战争局势的转变做好铺垫。但这种先抑后扬的叙事情节虽然就电影本身而言是一种常规的创作手法，但在某种程度上对战争史实的篡改或不尊重不仅引发了战争亲历者的不满，也遭受到了军史学家的批评，认为这场电影呈现的战役根本不是真的战争。
《兵临城下》塑造的英雄人物瓦西里是有现实原型的，他从小跟随父亲和哥哥进山打猎，12岁时便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至二战结束，瓦西里凭借弹无虚发的射击绝技总共消灭了400名德军，因此，他也被多次授予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的称号，他用过的步枪被视作是战胜德国的伟大标志，一直珍藏于斯大林格勒历史博物馆。战争题材的电影一定离不开某种程度上的英雄主义，这些民族英雄热血、坚韧、勇于奉献、敢于牺牲……各个国家在塑造自己的民族英雄时，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打破他们的完美人设，假若有那么些许的不完美，也美其名曰是为了让这些英雄们的形象更贴合人性或是为了整个民族的更高利益而不得不作出某些牺牲。因此，各种电影塑造英雄主义的具体事件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文化和政治内涵大同小异。但在《兵临城下》中，瓦西里的英雄形象并不会过于同质化或让人感到乏味，因为导演让-雅克·阿诺以一种极其平凡、被动，甚至是被时代裹挟的视角来塑造这位平民英雄。就这部电影本身而言，瓦西里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被迫与德军交战，全军覆没后藏在死人堆里侥幸逃过一劫，并凭借自己高超的射击技术救下了苏军文宣部军官丹尼洛夫。
在丹尼洛夫看来，依靠枪杀企图撤退或作战不力的士兵已经无法起到威慑军队并赢得战争的作用。于是他向赫鲁晓夫提出应该利用军报来塑造英雄，因为只有希望才能带来胜利。在得到了首肯后，丹尼洛夫将瓦西里每日射杀的德国军官数量刊登在报纸上，并对这位神枪手的英雄事迹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宣传，这种做法不仅大大提升了士兵们的士气，还激发了全体人民的爱国情怀。丹尼洛夫就这样亲手将瓦西里塑造成了全苏联的民族英雄，他们一起在前线出生入死，成为了扭转战局的最佳搭档，但事件的转折点在于，他和瓦西里同时爱上了女兵坦妮娅。于是，一个常见且烂俗的问题出现了，丹尼洛夫因为嫉妒瓦西里和坦妮娅的心心相印，而试图毁掉自己亲手塑造的英雄。这种人性的转折是合乎情理且意料之中的，但爱情叙事在战争题材电影中出现的比例与合理性却常常引发争议。让-雅克·阿诺在塑造瓦西里的过程中加入爱情元素并不只是向市场和观众的妥协，而是用一种女性凝视的视角一边认同瓦西里只想在战争结束后进入工厂工作的平凡，一边刺激瓦西里从无法战胜德国少校的不自信中解脱出来。
当瓦西里被推上战场时，比起如何报效祖国英勇杀敌，他更渴望的只是活下来。当他被丹尼洛夫塑造成战争英雄时，比起享受荣誉加官晋爵，他更在意的是不让普通百姓失望。当德军专门派来神枪手少校与他一决高下的时候，比起其他人对他的信心满满，他自己反而认为毫无胜算。从牧羊男孩到战争英雄，推着瓦西里向前走的并不是他自己的野心和欲望，而是外部人士的干预和影响。丹尼洛夫给了瓦西里成为英雄战胜德军的目标，爱戴他的百姓给了他持续战斗的责任和动力，而坦妮娅给了他最后必须杀死德军少校的愤怒。因此，让-雅克·阿诺在《兵临城下》中对爱情叙事的运用是有其合理性的，在这部电影中，他想讨论的主题并不仅仅只是战争，还包括平等、天赋与爱情，而其最核心的表达其实就藏在丹尼洛夫的一段台词之中。
战争胜利不代表建立平等与正义，当残酷的战争降临，大多数普通个体并不是以个人或公民的资格参与，而是如瓦西里一样作为自身国家的守卫者与另一个国家成为仇敌。瓦西里的天赋在于他的射击能力，而这种能力在让-雅克·阿诺的英雄塑造中不是一味的炫技，也不是一味的颂扬或声讨。《兵临城下》在以电影艺术创作的角度还原残酷战争场景的基础上，导演希望传达给电影观众的思想是如何从瓦西里一般的视角在人性与文明的思辨中反思战争。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说：“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与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而且依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1]假若真的存在一个各种意义上完全平等的社会，那么如何在你拥有的和你想要得到的之间找到平衡的原点，将会是一个不断求解的过程。瓦西里的电影形象其实印证了卢梭的准则，那就是：“人性的首要法则，是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2]生活本身也是一场战争，但比起取得军事意义上的胜利，在如何理解了生活之后还能热爱生活也许才是每个人政治意义上的战略成果。
[1] [法] 让-雅克·卢梭著，《社会契约论》[M]，第21页。
[2] [法] 让-雅克·卢梭著，《社会契约论》[M]，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