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男孩、胖子和巨神——辐射中出现的核武器原型（其四）
核大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核打击的终结。
或者至少，托马斯·埃克哈特是这么想的。
美国的核武库并未在天启之劫中耗尽，在阿帕拉契亚地区的肯定还没有。若想要继续核战争，这些幸存下来的核武器将是唯一可行的选项。问题是，要如何才能在自动系统的控制之下夺取核武器的发射权限？
埃克哈特对此的回应是：
“即使先把美国再度化作焦土亦在所不惜。”
从头锥形状和单喷口的式样来看，美国曾经列装的洲际弹道导弹中只有LGM-118“和平卫士”能和在阿帕拉契亚山区部署的核导弹对上号，如果现实中原型和辐射世界中的核导弹的确有对应关系的话，那么阿帕拉契亚山区的核导弹显然应该是核大战爆发前美军部署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LGM-118“和平卫士”：
LGM-118A“和平卫士”在最初的代号是M-X（Missile-eXperimental即“实验型导弹”），这是一种以“封装”形式进行部署的导弹，也是美国第一种采用冷发射形式的洲际弹道导弹。不过，虽然身为最新的型号，但这个导弹系统倒没有连导弹带附属设施都全部换个彻底：这种新型导弹的体型比“民兵III”大了一圈，却依旧具备部署到原本为后者建造的导弹发射井中的能力。除去在发射井中定点部署之外，以铁路机动的方式部署“和平卫士”导弹同样可行。
作为一种采用分导式多弹头设计的导弹，“和平卫士”理论上一次性最多可以搭载12枚单枚当量33.5至35万吨的W78热核弹头或是11枚单枚当量30万吨的W87热核弹头或是诱饵（“民兵III”最多只能一次性携带三枚分弹头），但因为条约限制的缘故在实际部署中分弹头连同诱饵的总数被限制为10枚。
“和平卫士”导弹的研发过程是十分漫长而且充满争议的（其漫长程度甚至可以上溯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时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也才刚刚服役，详见辐射中出现的核武器原型（其三）），在1971年时对这种导弹的初始测试就已经开始了，但项目开始全力运作还要等到三年之后，而在这种导弹真正首飞的时候，时间已经推进到了1983年，在本次测试中，“和平卫士”导弹搭载了六枚不具备杀伤能力的分导弹头，每一枚都准确地命中了目标。不管怎么说，“和平卫士”总算还是列装了部队，第一批50枚导弹于1986年初部署完毕，并在年末时初步形成战斗能力。美军原本计划要将这种导弹的列装数量扩大到100枚之多，但这一计划因为预算不足和国会方面的阻挠而告吹。
在设计之初M-X导弹对于生存能力就极为重视，在设想中，即使前苏联对美国的导弹发射井、导弹发射控制中心（Launch Control Center即LCC）和政府核掩体（Continuity Of Government即COG）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种导弹也应当有能力幸存下来并发动报复性核打击以摧毁前苏联人的二次核打击力量，如此一来这种导弹将具备极高的威慑力。为了保证这种能力的有效性，M-X导弹必须具备三个关键的能力：
迅速更改瞄准目标的能力，如此可以保证导弹能够快速锁定前苏联那些尚在发射井中未发射的核导弹；较低的圆概率误差（Circular Error Probable即CEP），如此可以保证较小当量的核弹头也能够击毁前苏联的发射井或是其他重要目标，配合分导式多弹头搭载能力就能够让导弹在反击中可以尽可能攻击并消灭多个目标；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能力则是设计一种有效的部署方式来最大限度地强化这种导弹的生存能力，但这一能力是否能够实现始终悬而未决，并为整个导弹计划招致了大量的质疑。
关于这种导弹是否有效的争论整整跨越了两届美国政府，最终罗纳德·里根总统于1982年宣布在最终的部署方案敲定之前，最初的50枚M-X导弹（现在被正式命名为LGM-118A“和平卫士”）将暂时部署在现有“民兵”导弹发射井中。然而，这一最终部署方案到底也没有实现，“和平卫士”到底就以这种“临时”部署的姿态迎来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II 即START II）的签署。
条约规定弹道导弹只允许携带单弹头，在这一规定下“和平卫士”的分导式多弹头能力彻底失去用武之地，而“民兵III”的成本相比之下无疑低廉许多。虽然这一条约从未正式地生效，但“和平卫士”导弹还是被从部队撤装，在2005年9月19日，最后一枚“和平卫士”退出了现役，其搭载的更新型的W87核弹头转而由“民兵III”导弹使用。
轨道科学公司（Orbital Sciences Corporation）曾以旧的“和平卫士”导弹零部件为基础设计过一种被称为“牛头人IV”的民用型四级运载火箭。
研发过程：
民兵：
在1962年时“民兵”导弹正式入役，并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部署。问题在于，“民兵”最初型号的精度并不怎么理想，圆概率误差可达0.6至0.8海里（1.1至1.5公里），而单弹头的威力也小于100万吨，因此它实际上不具备有效摧毁敌方加固的核导弹发射井的能力，而只能瞄准诸如城市或是港口这样的面目标。此时的美国空军仍然将战略轰炸机视为攻击坚固目标的主要方式，而将洲际弹道导弹视作“生存能力较强”的威慑手段。
在肯尼迪总统时期，新任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面临这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美军打造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但同时还要省钱。此君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大规模削减战略轰炸机部队的规模，并将战略核威慑任务主要交由“民兵”导弹来承担。这一做法当然不能说毫无效果，但，很快美国内部就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忧虑：若是苏联人有能力发射数量较少的导弹准确地对“民兵”导弹的发射井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将被极大地削弱。
当然，在当时前苏联的核导弹技术尚未达到这一水准，诚然，通过携带单枚当量数百万吨的弹头前苏联人仍然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先手令美国的战略核导弹部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但这还远远达不到致命的程度。问题在于，前苏联的导弹技术显然不会停滞不前，而到了1964年时，美军当值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居然超过了战略轰炸机，两方面综合起来的结果就是美国内部对遭受先手核打击的担忧进一步加深了。
前文已经提到，在当时“民兵”导弹主要的瞄准目标还是敌方的城市，若要更改打击目标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此一来，若是前苏联果真抢先对准美国发射了核导弹，那美国空军就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是否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好判断苏联人的导弹到底是对准了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设施？若是前者，则“民兵”导弹立刻发射将率先开启对民间目标的攻击（这与美国政界其时提倡的“灵活反应战略”相违），可若是等待确认苏联人的目标何在再决定要不要更改瞄准目标的话，时间又成为了美国空军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的催命符——苏联人的弹头已经在路上了。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则不失时机地表明，对敌方城市等目标的打击任务完全可以交由隐蔽性和机动能力更强的“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来完成。这一事实更加令美国空军忧心忡忡：若是美国空军所有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的任务仅限于在第一次核打击中存活并发起反击的话，那么和潜射弹道导弹部队相比他们的优势究竟何在呢？因此很快，美国空军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攻击敌方的军事目标这一任务上。
在1962年时，美国空军公布了“民兵II”导弹的技术指标，新型导弹应当采用NS17惯性导航系统，将圆概率误差缩小到0.34海里（0.63）之内，这样就具备了对敌坚固目标发动打击的能力。除此之外，新型导弹具备预设八个目标的能力，如此一来就无需担心在切换打击目标时还要额外地耗费太多时间。在想定中，若敌方发动的攻击规模有限，这样的改进将为美国赢得一些战略上的优势——可苏联人完全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考虑到洲际弹道导弹部队愈发高涨的重要性，提升导弹的生存能力依旧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需求。
金箭：
在初期的洲际弹道导弹研发工作中美国空军始终仰仗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的技术支持，但在1960年时，不少这个公司的前员工和参与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工程师另组了一个航天航空公司，并承包了水星计划中航天飞行器、X-20“Dynasoar”以及众多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项目。1964年时，美国空军与航天航空公司签订合同，让他们竭尽一切办法来提高洲际弹道导弹的生存能力，项目代号“金箭”。
在“金箭”项目中，各种各样的弹道导弹部署方式都被列入考量：公路、铁路、潜射（空军的项目为什么要考虑这个？）甚至是空基发射都在其中。在这之中，空基发射的提案甚至包括建造一架可以续航两天，携带八枚导弹的巨型涡桨飞机，在导弹发射时先将导弹以空投形式投下，待导弹在下落过程中姿态调整为竖直时再点火发射。另一种空基弹道导弹的发射方案则更加简单：将导弹以转轮的形式在飞机中存放，待到发射时再逐次发射，这个系统将小到可以让C-141运输机携带的程度，并且可以临时安装到任何同型号飞机上，这样一来，苏联人为了对付它们将不得不将所有部署这种运输机的机场都当成潜在的打击对象，平均下来导弹的生存能力自然就上升了。
除此之外，依靠“超级加固”的掩体来硬抗核打击也理所当然地是备选方案之一，这个方案将导弹发射井全部布置在美国诸多山脉的南侧，考虑到前苏联导弹将以较小的入射角从北方来袭这一点，这样的布置将使发射井获得山体的遮蔽。在布置得当的情况下，核爆将和发射井本体相隔5000英尺（1524米）之遥，在这个距离上能够抵抗数百万吨级核爆炸的掩体是很有可能建造成功的——虽然也并不是说有十分把握就是了。这一方案的主要优点是不论对手的导弹精度和突防速度如何地提升，它的防护效果都基本相同，只有敌方核导弹的爆炸当量才能真正影响到这种工事的生存能力。
项目人员提议将共计约100枚导弹分成三组布置，并期望至少有一组导弹能在全面的核攻击中幸存，但三十几枚导弹若要承担反击的任务，每一枚导弹就必须要具备携带20枚或更多分弹头的能力。为此代号为“ICBM-X”的导弹研发计划又被提上了日程，这种导弹的直径将高达156英寸（400厘米），足足是现役“民兵”导弹的两倍之多，就连“泰坦II”那直径120英寸（300厘米）的“重型”方案比起ICBM-X来也相形见绌。
问题是，不论哪一种“金箭”项目中提出方案都十分昂贵，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时期的国防部偏偏以“节约成本”闻名，因此“金箭”项目和其它许多公司提出的类似项目统统被打回，“民兵II”导弹的研发计划胜出。
WS-120A：
WS-120A是从ICBM-X方案中衍生出来的小型化版本，它只具备搭载10至-20个分弹头的能力。起初这个方案的代号是WS-120A，但随后它的代号就被变更为BGM-75 AICBM，这种导弹的体积更小，可以直接利用现有的导弹发射井（譬如“泰坦II”的发射井）进行部署，除此之外它基本上继承了ICBM-X方案的特色：这种导弹的精度很高，圆概率误差仅有0.1英里（0.16公里），而且可以临时快速变更瞄准目标。此时已经服役的“民兵II”导弹虽然也可以在预设的八个目标之间进行快速的切换，但在需要将目标变更为预设之外的对象时依旧要耗费不少时间。WS-120A的首选部署方式仍然是“超级加固”的掩体，但分散机动部署形式也在考虑之中。
和ICBM-X一样，WS-120A的优势在“民兵III”面前也并不明显，后者通过采用新型NS-20惯性导航系统已经成功地将圆概率误差降低到0.12英里（0.19公里），并且具备搭载三枚分弹头和雷达对抗装置（诱饵和干扰）的能力。尽管在最初“民兵III”还不具备快速更改预设目标的能力，但这一研究也已经在1972年展开，比WS-120A预期推出的时间早了三年。至1978年时，美国空军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就已经可以在10个小时之内全部完成瞄准目标的变更了。
惯性导航系统的进步：
自1950年代后期以来，查尔斯·史塔克·德雷珀实验室的工程师一直在研究一种新型的惯性平台，新型平台用漂浮在碳氟化合物流体薄层中的球体代替了机械万向架。这一被称为“悬浮球形惯性测量装置（Floated Inertial Measurement Ball即FLIMBAL）”能够提供前所未有的准确性，并且可以规避机械万向架可能遭遇的万向锁问题（会导致平台翻滚而失去精度）。可是，在当时对这样高的精度并无需求，而且开发这种新型装置的费用显然也会极为高昂，因此它就和ICBM-X方案一样都没了下文。
尽管官方并未对这种装置表现出太多兴趣，肯尼思·费蒂格最终在1960年代后期还是成功地说服空军为这个“军刀（SABRE即Self-Aligning Boost and RE-entry，强行凑个好听的缩写这样……）”项目注入了一笔经费。这一装置与海军研发的星光/惯性导航系统形成的鲜明的对比，它不仅极度精确，而且不受撞击和振动的影响，因此在导弹飞行途中无需为“固定”的方式费神，因此即使在恶劣的再入情况下，它仍然能够保证制导的准确，这使得机动再入装置的实现具备了可能性。
核反击能力：
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前苏联部署了越来越多的分导式多弹头重型洲际弹道导弹，SS-18就是其中的典型，它可以携带10枚分弹头和多达40枚的突防装置，这就使得即使只是少数这种导弹发动的攻击也能对美国空军下属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造成重大的威胁，而与此同时苏联人的核武库甚至还没怎么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前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而美国又没有及时作出应对的话，大批大批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部队就会在它们起飞之前就被消灭在地面上。幸存下来的核武器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但肯定不足以用于攻击所有的前苏联导弹、城市和其它军事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美军要么只能集中全力反击前苏联的军事目标，而无力对接下来前苏联必定发动的对美国城市的核打击进行对等报复，要么美军就非得开启在核战争中率先对敌方平民发动打击的先河，这除去会在美军在道德方面受到谴责之外也与美国当时的现行战略准则相违。这一令人忧心的前景引发了开发一种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呼声，新型导弹的精度必须很高，生存能力必须很强，而且必须具备分导式多弹头的搭载能力以保证即使只有少数导弹存活也能发动强有力的核打击，其时已经服役的“民兵III”导弹显然不足以满足这样的要求。
当然，这种糟糕的情况是否真的会发生这谁也说不准，因为预警卫星的缘故，苏联人发射导弹的动静很快就会被美国知晓，而“民兵III”导弹的发射准备时间并不长。在全面核战争情况下，这肯定不是问题，但若是前苏联只发动了有限的核打击，骤然将局势推进到全面核战就殊为不智了。为此美军必须要先确定来袭弹头的目标，再确定还有那些前苏联导弹尚未发射，这之后才能发射那些已经成为前苏联打击目标的导弹进行反击，这样一来，时间就非常地紧迫了，因为陆基预警雷达要等到最后阶段才能定位来袭的前苏联核弹头。
除此之外，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展也同样威胁到了空军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的地位，在大洋之中这些核导弹的安全性是毋庸置疑地高，作为二次核打击的力量完全可靠。在此之前诸如UGM-27 “北极星”和UGM-73“波塞冬”这样的早期型导弹的精度尚不足以打击前苏联的核导弹发射井，因此海军的战略核打击对象主要还是针对地方的城市，这就使得空军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能够专注于扮演核反击的角色。但潜射弹道导弹的精度迟早也会提升到足以承担核反击任务的程度，这样一来空军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恐怕就会与前者产生不小的重叠，为了避免战略核力量进一步向海军倾斜，空军绝对有必要研发一种生存能力较强的洲际弹道导弹。
M-X：
这一结论最终导向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1971年，美国空军启动了将“军刀”制导系统和ICBM-X结合到一起的导弹研发计划，这种导弹将十分精准，并且具备携带多个分弹头的能力，如此一来即使只有少数导弹幸存也可以消灭大量的苏军。M-X导弹的性能要求于1972年2月敲定，次年进一步的研发计划启动。在最初的规划中，M-X导弹将使用“民兵”导弹的发射井进行部署（实际上就是大号的“民兵”），这样一个加大尺码的导弹被塞进狭小的筒仓之中，使得它必须要采用石墨润滑快来确保导弹在发射筒中的定位，在导弹发射升空时这些润滑快就会从弹体上脱落。
在“军刀”制导系统的基础上，德雷珀实验室开发出了先进惯性参照球（Advanced Inertial Reference Sphere即AIRS）系统，这一系统的漂移速度仅为每小时1.5x10^-5°，因此即使长时间放置，它也不会对精度产生太大的影响，只需要定期以弹体外壁为基准对它进行校准即可，至于飞行期间对误差产生的影响那就更小了，仅仅占到不到1%的比例（其余的误差主要源自发动机点火时间、弹头结构上的细微差异以及不可避免的大气环境的随机变化）。不过空军并没有完全把宝押在这种装置上，他们还和Autonetics公司签订了使用机械万向架的“先进稳定平台（Advanced Stable Platform即ASP）”的后备设计合同以为保险。 1975年5月，首部手工制造的AIRS装置从德雷珀的实验室被移送至诺斯罗普进行进一步研发。
部署形式：
1976年，因认定采用发射井方式进行部署的导弹易受攻击损毁之故，国会拒绝为M-X导弹提供资金，因此该项目陷入停滞，随后项目人员提出了不少备选的部署方式，包括采用铁道运输的形式进行部署，在威胁程度升高时，载有导弹的列车将在铁路网上机动以避免被锁定打击，更为复杂一些的部署方案是这些导弹列车在地表之下运行，但在需要发射时可以迅速突破地面将发射筒伸出地表。
最终卡特总统在1979年时重新启动了这个研发计划，他授权在整个内华达州的东部和和犹他州的西部部署共计200枚导弹。导弹将被部署在多个以地下/地表铁道相互连通的掩体当中，这就是所谓的“赛道”模式。然而，这一决定在内华达州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参议员保罗·拉沙特对这一计划的反对尤为激烈。在犹他州情形也是如此，虽然最开始这一计划还能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但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领导人发表反对意见之后反对者的数量同样也开始飙升。
紧接着上任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和拉沙特参议员的关系甚密，在1981年时他叫停了这个被他成为“鲁布·戈德堡（此君是一位著名漫画家，以绘制用各种极为复杂的方式来做一件简单的事情的剧情而闻名，里根总统选择这个称呼的用意不言自明）计划”的掩体部署计划，转而提议在60个原本为“泰坦II”导弹准备的发射井中部署这种导弹，并顺势让“泰坦II”退役掉。发射井将进行加固以满足使用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少原本为“民兵III”准备的导弹发射井也进行了加固，这样一来新型导弹的部署数量就达到了100枚，但这并没有解决“和平卫士”开发之初所要面对的最大的难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他还建议在空投货物、使用短程反导导弹为手段的“主动防御”和在地下深处或山脉的南侧建立新的发射井（即反斜面阵地）这三个方向加大投入，后两项提议很快就被军方采纳，而第一个提议的可行性也进行了实验。
1982年11月22日，美国军方宣布这种导弹将被命名为“和平卫士”，同时军方还公布了“密集部署”的概念，即：建造大量极度坚固的发射井（可以承受10000Psi即750兆帕超压，对比已有的可承受2000Psi或是5000Psi的发射井是一个巨大的提升）以非常密集的形式部署在一起，发射井之间相互距离仅为1800英尺（550米）。这样一来，即使有多枚核弹头同时瞄准了这些发射井，只消其中一枚先行命中目标，它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和电磁脉冲就会轻而易举地把一同袭来的其它弹头给破坏掉，实质上等同于让前苏联的核弹头“自相残杀”。但这一理念并不受到欢迎，因为苏联人只需要稍微修改一下弹头的设计，确保它们能够同时命中目标并起爆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国会于是同样拒绝为这个方案拨款。
铁路部署：
铁路部署形式的“和平卫士”导弹于1980年代研制成功，导弹型号为MGM-118A，美国空军原计划将50枚“和平卫士”导弹以每列列车搭载两枚导弹的形式布置于美国铁路网的各处以避免在核打击中被一网打尽的命运，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一计划在狂砍国防预算的热潮中被取消，已有的MGM-118A导弹也被重新部署在发射井中。
潜射弹道导弹：
时至此时，美国和前苏联都已经大量地部署了精度更高的第三代潜射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完全具备实施核反击的能力。而且，不像那些在遭受核打击时很可能根本来不及发射和起飞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潜艇完全可以机动到离目标更近的距离再发射导弹，从而极大地压缩反应时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这一话题是如此地火爆，以至于电视台都专门为此推出了长期的相关栏目。这一现状使得不少人干脆建议将战略核打击力量全部集中于潜艇之上，但出于种种原因，美国和后来的俄罗斯都各自保留了多种核打击的能力。
部署：
“和平卫士”导弹曾经一度被计划称为“和平缔造者”，但在最后一刻“和平卫士”这个名字还是占了上风。1983年6月17日，这种导弹由空军系统司令部弹道导弹办公室（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诺顿空军基地）下属的第6595导弹测试大队（驻扎于加利福尼亚战略空军司令部范登堡空军基地）和来自加利福尼亚范登堡空军基地的马丁·玛丽埃塔共同发射。导弹飞越了4200海里（4800英里，7800公里）的距离成功命中了位处太平洋的夸贾林测试场上的目标。前八次试射均在一号测试点使用地表发射装置进行，余下的试射则由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北范登堡空军基地的LF-02、05和08号发射井中进行。“和平卫士”导弹总共进行了50次试射。
理论上具备实战能力的导弹于1984年2月开始生产，并于1986年12月部署到至战略空军司令部下属的第90战术导弹联队（驻扎于怀俄明州夏延的弗朗西斯·沃伦空军基地），导弹被安置在改造后的“民兵”导弹发射井中。其实AIRS导航装备尚未准备就绪，所有的“和平卫士”导弹都没有配备可用的导航系统，可坐拥19000多个零件的AIRS的政府采购程序着实冗长，其中一些零件甚至必须接受11000道手续的测试才能正式获批。为解决这一问题，项目经理开始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绕开官方直接进行零件的采购，但此事最终被新闻栏目《60分钟》和《洛杉矶时报》捅破，结果诺斯罗普公司被处以1.3亿美元的巨额罚金。
美国空军承认，在29枚导弹里就有11枚尚无法使用，而国会的报告更是声称“诺斯罗普公司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落后于进度了”，报告同时指出，空军在1985年时就已经意识到整个项目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们本应推迟这种导弹的列装，但为了让外人看到这个项目的进展他们还是选择了提前部署并不能参加战斗的导弹。第一台AIRS原型机在1986年5月才交付，比预计的交付时间足足延后了203天，而真正的量产型AIRS导航装置直到1978年7月才开始交付，等到第一批50枚导弹全部配齐导航系统的时候，时间已经推进到了1988年12月份。有鉴于这种导弹的延期实在过分，而UGM-133“三叉戟II”导弹的性能又十分优异的缘故，国会在1985年7月断然砍掉了100枚导弹的生产计划，声称直至“生存性”得到保障为止，这种导弹的规模将停留在50枚的水平。
铁路部署的导弹研发计划与固定部署的导弹研发计划是同步进行的，但因为冷战结束的缘故这一计划被国会砍掉了。
退役：
“和平卫士”导弹最终还是退出了现役，2003年时17枚导弹退役，致使2004年年初时在役导弹仅存29枚，至2005年初，仍在值班的导弹仅剩下10枚，这些导弹也全部在年内退役。最后一枚“和平卫士”在2005年9月19日的停用仪式上退出现役，第400导弹中队也就此解散。
关于“和平卫士”导弹的视频介绍可以参见【1980年USAF内参】MX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原案
原文出处：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GM-118_Peacekeeper
水平所限，恐多有疏失，如有错漏之处请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