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经济学派（下期）

（十八）不过庞巴维克本人指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经济学家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经济学家和科学经济学的贡献者。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马克思主义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这一批判，剖析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还与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他毕生的贡献，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著作。1982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成立，成为研究和推广自由主义以及奥地利学派的机构。奥地利经济学派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否定抽象演绎的方法以及否定理论经济学和一般规律的错误态度，也反对英国古典学派及其庸俗追随者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它认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个人的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的缩影，通过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就足以说明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

（十九）奥地利经济学派把社会现实关系中的“经济人”，抽象还原为追求消费欲望之满足的孤立个人；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主观评价；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主观主义的个人消费心理学。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核心是主观价值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与萨伊等人的“效用价值论”不同，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一件东西要有价值，除有效用之外还必须“稀少”，即数量有限，以致它的得、失成为物主快乐或痛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例如一杯水对于河边的人而言，倒掉也毫不在乎，这时这杯水只有效用而无价值。但对沙漠旅行者而言水壶中剩下的最后一杯水，有了它如获甘泉玉器，没有它则不胜口渴的痛苦，于是这杯水就有了很高的价值。或者就像门格尔所指出的，无论一颗钻石是偶然发现的还是使用一千天的劳动在钻石矿中开采取得的，这与钻石的价值毫不相关。奥地利学派承认这是主观价值，并认为经济学上讲的价值就应该只指这种主观价值，市场价格无非是根据这种主观价值所作的估价而形成的。奥地利经济学派有各不相同的分配理论，门格尔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是它们各自提供的效用的报酬；维塞尔则把它们当作补全财贷价值中各个组成要素的价值“归属”问题；庞巴维克则以现今财货的边际效用估价高于未来财货的“时差利息论”解释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分配论是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针锋相对的，它的主要论点有：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今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与剥削劳动毫不相干，总之奥地利学派全部否定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贡献包括：有关产品分配的理论，价格是由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排序所决定的，而消费者排序最高的产品便会被加以生产；强调研究选择的重要性，研究时间是不可靠的；在根本上反对以数学方式来研究经济学，应该探索的是经济的本质而非特定数量的经济数字。这被视为是‘革命’性的理论，这种方式颠覆以均衡和完全竞争为研究方式的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庞巴维克根据马克思的转形问题理论反过来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站不住脚，奥地利学派也认为资本家并不会剥削劳工，相反的是他们认为资本家给予劳工的薪资是高于劳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的。

（二十）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主张资本密集度是和生产过程中的迂回效果相等的，庞巴维克证明边际效用的法则如同门格尔所公式化的一般，这必然等同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法则，这个法则后来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一名学生乔治·瑞斯曼发展健全。强调价值上的机会成本和保留需求，拒绝将供给视为是影响价值的独立因素之一。米塞斯和哈耶克对于商业周期的理论，认为经济上的萧条是由跨期决策的生产结构—亦即政府的货币政策所设定的利率所造成的，因为这种结构违反了个人选择的时间偏好。哈耶克的跨期决策平衡概念，约翰·希克斯将这个理论用在他所著的Value and Capital一书中，这本书大幅影响二战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米塞斯和哈耶克将价格视为是达成市场上的分散性知识的媒介。针对利率的时间偏好理论，以跨期选择理论来解释借方和贷方的时间选择—而不是付给生产要素的价格。强调在进行经济决策上的不确定性，而非依赖于某个宣称掌握所有可能情况的“经济人”或理性的决策者。事实上完美的知识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意味着所有的经济行动都存在着风险；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学派之间的经济计算理论之争，奥地利学派认为马克思学派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没有货币的存在便不可能正确的计算生产中的机会成本，同样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达成资本主义里的计算准确性。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米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罗宾斯）似乎都忽略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米塞斯阐发这一当时被忽略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米塞斯和哈耶克也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米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中央计划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

（二十一）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在同一时期米塞斯提出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发展，并成为由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由于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时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都证明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伯恩霍尔茨、费伯和奥洛塞尔，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米塞斯论著的影响。米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米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罗斯巴德的论著加强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

（二十二）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虽然米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罗斯巴德、伊斯雷尔·何兹纳、杰拉尔德·奥德里斯科尔、马里奥·里佐以及罗杰·加里森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大批读者。另外还有一种与上述看法稍有关系的含义也被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联系起来，这一观点强调经济决策的环境是极不确定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拒绝许多已被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路德维格·拉赫曼指出沙克尔的论著在这方面是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的）主观主义最为忠实的发展，拉赫曼本人的论著也顺着这条思想强调个人选择和市场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思路意味着对系统理论研究结论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普遍意义持严重的怀疑，因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这一涵义便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和赞同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研究方法的立场联系起来。鉴于早期奥地利学派以反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而闻名，可以想象这种联系被许多观察家（尤其是主张继承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传统的学者）认为是一种讽刺，甚或是荒谬的。新奥地利学派是现代经济学中坚持自由放任经济主张的一个经济学派，因其主要代表米赛斯、哈耶克等均为奥地利人而得名。他们认为在经济社会中为资源有效配置必不可少的信息是十分分散的，只有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才能使这些分散于无数经济活动参加者之中的信息得到充分利用。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不可替代，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会损害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破坏资源的合理性。他们力主国家彻底放弃对经济的干预，甚至放弃发行货币的权力，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力主恢复真正的自由贸易。

（二十三）新奥地利学派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英等国兴起的产业经济学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其核心思想在于注重市场竞争的行为性、过程性，这与哈佛学派的市场结构取向、芝加哥学派的市场绩效取向截然不同，它事实上就是产业组织学中的行为学派。近20年来这一流派在西方学术界、政治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许多产业政策和反垄断法规都是依据新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制定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理论并作了一些补充，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提倡自由主义，支持市场自发势力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通常称之为新奥地利学派，又称维也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米塞斯、哈耶克、梅耶、斯特里格、哈伯勒、摩尔根斯坦等，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经济学家，活动中心最初设在维也纳大学，故此得名。新奥地利学派继承旧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致力于经济行为、资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理论等问题的研究，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行为理论：新奥地利学派认为古典的价值理论过于狭窄，因为它们只注意对利润的分析。因此主张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理论改造成行为选择理论，使经济学变成一门行为科学。那么经济学就要研究经济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本身，它的陈述和命题是演绎形式的，不依赖于实践的和历史的理论。在经济当事人的经济行为中对策是一般的行为方式，赢者获得利润，输者陷于贫困。一个人在博弈中得到的好处等于他人的损失，这一理论对于解释寡头垄断者的行为有一定的帮助。效用理论：在行为理论的指导下新奥地利学派试图修补奥地利学派的基数效用论，承认效用是不能衡量的，然后利用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来解释效用。他们认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满足，其目的的实现是通过交换来进行的。交换就是以比较不满足的状态去换取较满足的状态，为了得到前者就必须放弃后者，如果交换的结果是前者大于后者，那么经济当事人便在交换中获得好处，当经济当事人停止这种交换时经济当事人的效用满足便达到最优。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新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是货币因素引起的，在货币经济中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另外在生产部门中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是普遍的形式，即大部分原始的生产资料（劳动和土地）不是用来直接生产消费品，而是用来生产未来消费品。采用这种生产方法的目的是为了用同量的原始生产资料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如果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需求总量相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总量增加时就会发生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向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的过渡；如果前者相对于后者减少，就会发生向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的过渡。

（二十四）由于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可见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货币的扩张和收缩，据此新奥地利学派主张保持货币中性就是使货币对价格形成和资本化程度不发生影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奥地利学派竭力维护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该学派认为当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是国家干预所造成的。根据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国家利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会导致经济周期。同时由于政府的货币垄断权的存在，私人部门自由活动的条件受到限制，从而妨碍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使得市场信号不能传到消费者那里，形成失业。既然通货膨胀和失业都是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权来干预经济的结果，所以医治滞涨的手段就是要放弃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恢复自由银行制度。反对社会主义：新奥地利学派否定社会主义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可能性，并认为计划经济是对人性的奴役。在他们看来合理的资源配置必须建立在合理的经济行为之上，而合理的经济行为又以合理的价格和成本的计算为依据。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要素由国家所控制，没有要素市场，也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的机制，不可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另外由于社会主义的企业没有利润的动机，有的只是官僚控制，结果必然是资源的浪费，因此社会主义被合理经济制度所抛弃。新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新自由主义阵营中属极端，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分支。旧奥地利学派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因其主要代表人物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而得名。他们都采取心理分析方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又称“心理学派”。19世纪后半期德奥经济迅速发展，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把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归结为欲望的满足，把整个社会看作个人活动机械的综合。该学派创始人门格尔提出经济学应研究人类为满足其欲望而展开预筹活动的条件，应特别注意关于生产物和其生产要素”的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的研究。他从人们对财富满足欲望的强度来主观评价价值，提出“欲望满足递减率”。继他之后维塞尔提出“边际效用”一词。强调财富价值的本质和尺度是主观的，从而反对生产所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随后庞巴维克提出“时差利息论”，把资本主义社会利息的产生归结为人们在现今和未来两个不同时间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的差额。奥地利学派宣扬的“边际效用”、“时差利息”、“心理分析”等观点，为后来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派所接受，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继承奥地利学派的传统理论，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通常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

马歇尔经济学

（一）马歇尔经济学是19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总结，是自约翰·穆勒后的又一次综合。马歇尔经济学的整个经济学体系中真正创新的观点不是很多，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连续原理”为基础的个体分析和需求供给理论中的“弹性概念”，而其他观点主要是对以前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的继承和发扬。当然他在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各个学派的争论中得到许多好处，这些争论不但激发他个人智慧的火花，更为他作一次大的综合提供的丰富的素材。马歇尔经济学是指研究财富，同时也研究人的学问。这里本质上与传统的经济学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吸收边际学派的理论分析。他所说的研究人，即研究人的动机。他把人类动机分为两类：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人类经济生活由这两类动机支配，前者促进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后者制约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人们的动机从性质上是无法衡量的，经济学家不能衡量心中任何事情本身，但满足和牺牲在程度和数量上却可采用间接的方法，即通过货币作为标准来衡量。因此经济学主要就是用货币来对活动的动力和阻力来进行分析，这样马歇尔就使经济学建立在心理分析的基础上。不仅如此马歇尔还吸收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广义界定，主张经济学与社会学合流。19世纪最后的20多年里价值或价格理论是经济学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前的古典经济理论把探讨的重点放在供给方面，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则把注意力集中于需求，而且杰文斯及其后来者更进一步宣称价值完全取决于需求。很难估计这场讨论对马歇尔的相对价格理论的内容和形式的影响，他宣称自己关于价值和分配理论的主要内容在1870年以前已经形成，但他不会去证明自己理论的原创性，他认为这是愚蠢的自寻烦恼。马歇尔对一些人批评供求分析十分气愤，在供求分析中他试图调和古典理论和边际效用学派。他的观点是他为了真理而研究，而不是为了和平。而且他的供求分析的形成早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著作之前。马歇尔相信正确理解时间的影响和谨慎处理经济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就可以解决是生产成本还是效用决定价格的争论，最终产品的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因为价格较低时个人的购买量将较大。供给曲线的形状取决于分析时时段的划分，关于价格的决定，时间越短，需求越重要；时间越长，供给越重要。长期中如果固定成本存在且供给完全弹性，则价格将完全取决于生产成本，夸大供求中任一方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都是没有意义的。

（二）马歇尔用类推的方法说明事物的原因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想找到一个简单原因的任何企图都必将失败。更重要的是马歇尔坚持认为边际分析被许多经济学家误用，他说这些经济学家以为是边际价值（成本、效用或生产率）以某种方式决定整体价值，例如在分析最终产品的价格时按马歇尔的观点，说边际效用或边际成本决定价格是错误的。马歇尔认为效用或边际成本不决定价格，因为随价格变动的价值是由这些因素在边际上的行为相互决定的，这时马歇尔再次聪明地运用类推的方法解释他的观点。杰文斯把价格决定中的主要因素（效用，成本）与价格隔离开来，他在试图寻找一简单因果传导链（生产成本决定供给，供给决定边际效用，边际效用决定价格）时出现错误。因为他忽视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如果把三个球放在一个碗里，一个是边际效用，一个是生产成本，第三个是价格，说任一有球的位置决定其他球的位置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是这些球相互决定每一个球的位置。需求、供给、价格在边际上相互影响，且相互决定。马歇尔试图说明他的价格理论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关系，以及关于效用、生产成本谁决定价格的争论。马歇尔认为他的理论基本上与李嘉图的一致，但他指出李嘉图认识到需求的作用，只是因为需求的影响很容易理解而给予有限的关注，而把他的主要精力用于更困难的成本分析，这一点边际效用学者很难同意。马歇尔发现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生产成本包括劳动成本和资金成本，大多数经济理论史学者认为这是对李嘉图的过于夸大的解释，依马歇尔的观点时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最主要的缺点是他不能处理时间的影响且不能明晰地表达他的观点。马歇尔拒绝接受杰文斯和其他边际效用理论学者的说法，他们认为已完全推翻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而以一个正确的方法即几乎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于需求方面，取代李嘉图的理论。马歇尔在审查杰文斯对李嘉图理论的扩展和发展时认为他对李嘉图的处理偏离李嘉图完整价值理论的基础，马歇尔指出需求对价格决定的影响相当容易理解，这也许是对的。然而有几个关于需求的理论问题，马歇尔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答，他似乎意识到这些困难而通过假设避开它们。他对需求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用清晰的公式表达需求价格弹性的概念，价格和需求量互相影响，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价格变化和需求量变化之间的关系程度被称之为价格弹性系数，即eD = — %需求量变化 / %价格变化 = — (△q / q) / (△p / p)。

（三）等式右边的负号是因为价格和需求量是负相关的，因此系数通常是一个负数。单个产品价格乘上需求量将等于买者的全部消费或卖者的全部收入，如果价格下降1个百分点，需求量增加1个百分点，则买者总支出或卖者总收益保持不变，即eD = 1。如果某类商品的eD > 1，则称其是价格有弹性，如eD < 1则称其是缺乏弹性。马歇尔还将弹性的概念用于供给，给出经济学另一极其有用的工具。虽然价格弹性的观点在更早的文献中有所论述，但只到具有很强数学能力的马歇尔才精确地表述它，因此他被认为是价格弹性的发现者。按马歇尔的观点时个人之所以需要商品是因为可以通过消费获得效用，马歇尔的效用函数的形式是可以相加的，他通过加总消费每一商品的效用得出总效用。消费商品A获得的效用取决于消费A的数量，而不取决于其他商品消费数量。替代和补充关系可以忽略，一个可以相加的效用函数是：U = f1qA f2qB f3qC ...... fnqn。考虑到替代和补充关系的效用函数表达如下：U = f(qA，qB，qC，......qn)。埃奇沃思和欧文·费雪这两个马歇尔同时代的，提出现在更通用的效用函数，马歇尔使用可以加总的效用函数的最重要的含义是它与收入效用有关。马歇尔假定效用可以通过价格体系测定，他还认为一组人内部相互之间的比较是可能的，因为在同组比较时个人的特殊情况被去掉了。马歇尔第一个表述通常的需求规律：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增加，随价格上升而减小。他注意到罗伯特-吉芬收集的信息，这些信息显示穷人的面包的需求曲线可能向上倾斜，也就是说对这些人时面包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肉或更昂贵商品的需求的减少，面包消费的增加。推出需求曲线的理论问题，看马歇尔是如何处理的。因为他使用可以相加的效用函数，因此他在用数学推导需求曲线时忽略了替代和补充关系，尽管他讨论过这些问题。马歇尔简单地假设微小价格变动的收入效应是可忽略的，或者换句话说任一商品价格的微小变动不影响货币的边际效用。马歇尔通过假定货币边际效用恒定来解决这些理论困难有两个原因：首先他没有理论工具以明确区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其次一个商品价格的微小变动的收入效应非常小，以致于可以略它。马歇尔奠定通常所接受的成本和供给分析的基础，他对供给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时间阶段的概念，特别是短期和长期两个概念，正确地认识到在市场阶段短期和长期中行业供给曲线的形状的差别。虽然他关于这些形状的经济解释通常是不足的和混乱的，甚至有时是错误的。

（四）市场时期没有引起什么困难，这时供给是完全无弹性的，短期中现代微观理论认为供给曲线的形状是因为企业和行业遵循收益递减规律。为了分析的目的，马歇尔指出在短期中把企业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是有用的，然而马歇尔并没有在他对固定成本及可变成本的划分和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础的企业短期成本曲线的由来之间建立明确的关系，他主要是在对土地进行长期的分析时应用收益递减规律。马歇尔对固定和可变成本的划分证明短期中即使发生损失，但只要能弥补全部可变成本，企业仍将运作，这已成为标准教科书中关于短期中企业行为经济分析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短期中企业的供给曲线是边际成本曲线超过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的部分，由于他特有的现实主义，马歇尔继而得出现实中企业的短期供给曲线并非如此。他说企业在以低于全部成本（固定和可变）的价格出售商品时将是犹豫不决的，因为他们关心的是“掠夺市场”。“掠夺市场”意味着今天以低价出售，阻止明天市场价格的提高，或者低价出售将导致行业中其他企业的不满。因此当损失发生时真实的短期供给曲线在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成本之间不是边际成本曲线，而是其左边的供给曲线。这里马歇尔含蓄地降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因为在严格的完全竞争定义下没有企业会关心占有市场或行业中其他企业行为的后果，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的灵感可以在马歇尔免除完全竞争的假设对市场运作的讨论中发现。尽管马歇尔关于企业长期成本曲线和供给曲线及行业曲线的讨论，依现代的标准存在明显的不足，但他在这一领域的早期努力引发20年代和30年代一系列令人感兴趣的文章，最重要的是弗兰克·赫尼曼·奈特、皮罗·斯拉法、雅各布·瓦伊纳的文章。马歇尔揭示决定企业成本和供给曲线形状及位置的长期因素，首先是企业内部的因素，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经济（指厂商扩大生产时由于充分利用固定设备，或加强专业化，而导致生产成本下降）导致成本减少，内部不经济（指厂商扩大生产时生产率下降，成本上升）导致成本增加。马歇尔关于规模的内部经济原因的讨论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而关于内部不经济的讨论非常少。他没有真正地遇到经济与不经济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及它对企业最优规模的影响，然而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与不经济的讨论引发大量的文献，马歇尔试图用历史证据调整向上倾斜的企业和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在某些行业中成本和价格随时间降低。

（五）他的这一调整建立在他外部经济的观点上，外部经济（马歇尔从来没有弄清楚它们是对企业还是对行业）导致企业和行业的成本和供给曲线随行业发展向下移动。在这些环境下行业的长期供给曲线将向下倾斜：在较低价格下供给更多的商品。最主要的外部经济是把行业内所有企业放在一起，且互相分享信息所导致的所有企业成本的降低，这样的配置也导致一些其他行业的成本降低，并得到熟练工人。马歇尔对成本和供给的审查，引起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在1900年到1940年间得到检验。这些问题是：成本和供给曲线形状的经济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供给曲线在短期中上升而某些行业的成本和价格在长期中下降？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与竞争市场和谐吗？马歇尔对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因素的解释与他的其他分析是一致的，他用供求分析和为了解释最终商品价格而作出的短期与长期的区分来解释地租、工资、利润和利率。他认为对一种生产要素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它取决于要素的边际产出的价值。马歇尔使用他称之为边际净产出的方法来解决测量边际产出的问题，马歇尔接着指出把决定边际生产力的要素理论称之为分配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边际生产力仅是对一要素需求的测量，而要素价格是由需求、供给和边际上的价格共同决定的，它的测量与劳动和工资有关。马歇尔提倡一种对边际生产力理论非常谨慎的解释，马歇尔工资、地租、利润关于单个生产要素和利率回报的分析不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然而与他的要素价格和分配理论相关的对准地租概念的发展值得注意。阿弗里德.马歇尔是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对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进行学习和研究很有必要。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绪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对人类一般生活的研究，是对个人与社会活动中获得和使用保证生活安康物质必需品的最密切相关的部分的研究”。在序言中指出：经济规律和推论只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用良心和常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建立可以指导生活的规则性的资料。马歇尔也重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指出“经济人”的完全利己主义假设在道德面前是不成功的，利他主义也是普遍的。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改良派别，他们吸取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观点，采取结构或制度分析的方法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趋势，宣传社会改良。代表人物有凡勃伦、康蒙斯、密契尔。代表作有凡勃伦的 《有闲阶级理论》、《工程师与价格制度》、《劳动立法》，密契尔的 《商业循环的问题和背景》等。

（六）制度学派产生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它实质上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但在发展过程中吸收改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制度学派从时间上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制度学派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诞生在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别，重要代表人物有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成为贫富两极分化最突出的国家，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凡勃伦1899年发表《有闲阶级论》，1904年发表《企业论》，创立制度学派。他采用历史方法、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职能主义心理学，批判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承认经济存在各种弊端和缺陷，强调对各种经济关系的改良，形成制度学派的传统，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康蒙斯和米切尔等。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制度学派以研究“制度”而得名，根据凡勃伦的定义时制度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是本身有着进化的过程，因此制度学派所研究的内容在经济的市场的因素之外还包括法律的、社会的、伦理的、历史的各种因素。他们更强调非市场因素，强调制度分析方法或结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方法。他们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克服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弊端和缺陷。19世纪30～40年代制度学派有了新的发展，代表人物有米恩斯、伯利、艾尔斯等人。米恩斯和伯利强调法律制度和法律形式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方式变化的作用，艾尔斯从技术进步和社会评价标准的变化角度分析工业化以后的演进趋势，他们是向新制度学派演进的过渡人物。制度学派是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该学派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标榜，并以此得名。虽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切尔曾把其理论的起源追溯到19世纪前期英国经济学家琼斯的著作，但实际上琼斯的经济理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说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这主要是从方法论方面而言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与当时流行的英国和奥地利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抽象演绎方法不同，他们既不把经济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也不把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后果。他们采取的是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从而所阐明的规律性并无普遍的意义。

（七）制度学派是当时经济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美国环境中的产物，经济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大垄断组织同中小企业之间的矛盾在美国要比在德国表现得更加突出，大垄断企业在社会经济各方面所造成的弊病在美国的暴露也更加明显。因此制度学派从一开始起就强调经济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强调有必要调整各种经济关系，对之进行改良，并预言美国经济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制度学派在美国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经济学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别，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凡勃伦和康蒙斯都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他们在理论中批评当时在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指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凡勃伦甚至还提出改革美国经济的设想，即由技术人员来执掌工业大权，以替代金融家的位置。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它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被用来概括若干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方面有所相似的经济学家。凡勃伦、康蒙斯和米切尔之间也没有统一的经济观点，他们三人的重要著作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很难说究竟哪一本著作概括制度学派的主要经济观点，而成为本学派的“经典作品”，这种情况是不同于以前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当时的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或后来的凯恩斯学派的。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强调非市场因素（如制度因素、法律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和伦理因素等）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较大的缺陷，使社会无法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方面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现行制度的批评者，也是正统的经济理论的批评者。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不同意传统经济学所使用的抽象演绎法，不同意19世纪70年代后的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他们强调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即只有把对制度的分析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放在主要位置上才能阐明经济中的弊端，也才能弄清楚社会演进的趋向。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不同意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经济学家们根据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所制定的政策，即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生活的政策。他们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克服市场所造成的缺陷和弊端。制度学派强调制度分析、结构分析的重要性，它所说的制度、结构的含义极为广泛，其中既包括所有制、分配关系，又包括国家、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它把所有这些制度、结构并列在一起，用以解释社会经济变化的原因。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制度学派有了新的发展，这时凡勃伦已经去世，但另一些美国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继续宣传凡勃伦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这一时期制度学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米恩斯、伯利、艾尔斯等人。

（八）伯利和米恩斯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出版于1932年，它从企业权力结构和掌握权力的人的经济地位进行分析，强调法律制度和法律形式对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方式变化的作用。他们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经济中将会出现经理人员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的趋势。这种趋势既可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使经理人员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而使社会利益服从于公司的利益，即经理人员的利益。米恩斯和伯利认为要设法控制公司的活动，使公司的活动置于社会利益之下，这个结论是与凡勃伦的思想基本一致的。艾尔斯所著的《经济进步理论：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基础的研究》着重从技术进步和社会评价标准的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工业化以后的社会演进趋势，他指出技术进步的本质不在于个人技艺的提高或个人精神的某种表现，而在于工具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方面的变化。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经理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或集团的出现，所有者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凭自己的财产而取得惯例的收入等等都是技术进步、工具变革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在这些进步和变革的过程中社会评价标准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有技术专长的人自然要受到社会尊重，传统的特权和地位自然要被人们认为是有害于人类福利的。艾尔斯的这些看法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作用，经济学说史研究者往往把艾尔斯看成是以凡勃伦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新制度学派之间的过渡人物。非均衡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帕廷金、克劳威尔、莱荣霍夫德等为代表的非均衡分析，综合考虑产品、劳动力、货币市场的共同作用，对就业问题作了总结性分析。非均衡实际上是一种非瓦尔拉的均衡，是存在某种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条件下的均衡，是存在失业和短缺的均衡。即在价格不具有自行调整作用的前提下如果经济中存在供给与需求的不相等，而且这种不相等恢复到相等的状态，则各种经济力量就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调整到彼此相适应的位置上，并在这个位置上达到均衡。非均衡就业理论的主要观点有：（1）名义需求受工资率及其变动的限制、有效需求受产量和收入及其变动的限制，对实际就业率起作用的不是对劳动力的名义需求，而是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产量和收入是由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共同决定的，而不是由劳动力市场单独决定的。（2）非自愿失业不能通过实际工资率的调整来消除，因为它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市场之间缺乏协调机制而造成的。（3）货币作为经济的传导机制是造成市场脱节的一个重要方面。（4）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即价格刚性的存在，使失业状况更加难以改善。

（九）新制度学派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中的一个激进派别，他们强调制度分析，以“结构改革”为研究的重点，分析科学技术进步对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特征的影响及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其思想渊源于旧制度学派的制度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加尔布雷思、包尔丁、科姆、海尔布罗纳、沃德、格鲁切以及缪尔达尔等人。新制度学派并无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大体上说他们的共同思想倾向是：更多地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其矛盾，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病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协调，并着重从结构变化方面去推测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社会改革的方案。新制度学派是当代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该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后有较大的发展，它的前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美国是加尔布雷思、博尔丁，在瑞典是缪达尔。这个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新制度学派，因为它一方面继承制度学派的传统，以制度分析、结构分析为标榜，并主张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新的政治经济条件，比过去的制度学派更加注意现实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的缺陷，并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建议，它在政策目标和价值准则问题上所涉及的范围也要广泛得多。新制度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已成为经济学的新正统派，但却无法解释的多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因，并且提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的情况下对经济社会进行分析和提出论点的，这是新制度学派不同于过去的制度学派的新特点。新制度学派同过去的制度学派一样，内部没有统一的观点，也没有本派的公认领袖人物或最有权威性的著作，该学派成员的学说几乎都是自成体系。新制度学派指出经济学正统理论惯于使用的数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种数量分析只注意经济中的量的变动，而忽视质的问题，忽视社会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心理文化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强调采取制度分析、结构分析方法，其中包括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等。例如加尔布雷思在分析当前美国经济时就指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式，而是由为数不多的大公司组成的“计划体系”和由众多的小企业与个体生产者组成的“市场体系”两大部分构成的“二元体系”。

（十）新制度学派指出必须有一个“信念的解放”，即从正统派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制造的“增长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增长”的错误思想下解放出来。建立新的价值准则，即以个人的“独立性”和以“公共目标”为衡量尺度的经济学的新观念。新制度学派深刻指出现代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改变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即限制大公司的权力，提高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在经济中的地位，使得大公司不能再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剥削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在这方面加尔布雷思的分析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指出收入不平等是权力不平等的结果，所以要实现收入均等化，必须从权力均等化开始。所谓权力均等化是指使小企业在出售或买进产品时对价格有同等的控制权，使它们的贸易条件相同，从具体的政策措施来说应当针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不同情况而实行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政府应当对大企业实行价格管制，限制它们利用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来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对于小企业则不应当采取价格管制的做法，而应当鼓励小企业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产品价格的稳定性。一旦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在权力方面的差异缩小了，经济中的收入不均等的状况也就会减少。新制度学派在批判现行经济制度的缺陷并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的同时把实行改革的政治责任放在科学教育界和立法机构的肩上，新制度学派认为科学教育界可以在人才的培养目标方面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方面发挥作用，而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系列有助于限制大公司和保护小企业的法律，使经济中的改革付诸实施。新制度学派有些观点是符合实际的，例如它注意当代经济学正统派所不注意或有意回避的妇女问题、家务劳动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的困境问题等，它揭露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相勾结的情况，它还指出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美国经济学家塞特菲尔德·马克描绘新制度学派的由来，他认为制度学派主要是根源于凡勃伦的著作和其他按凡勃伦传统进行研究的美国知识界的产物，这就是说新制度学派是在旧制度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美国经济学的重要流派，它与旧制度学派共同构成了制度学派或制度主义。从制度主义产生以来它一直被西文经济学界视为"异端"，但当凯恩斯主义的正统地位受到威胁后它才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制度主义的演进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的20年代制度主义广泛传播的阶段，这是通常所说的旧制度学派，创始者为凡勃伦，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康芒斯。

（十一）凡勃伦的理论指出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生产，把社会生产归结为工艺，把制度的矛盾归结为"机器操作"与"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提倡用改革来解决社会问题；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至战后初期的制度主义，这一时期的制度经济学家有贝利、米音斯、艾尔斯等人。他们的理论特点是具有从凡勃伦思想到新制度学派的加尔布雷思理论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例如贝利和米音斯所著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1932年）、艾尔斯所著的《经济进步理论》（1944年）被经济学界认为是凡勃伦旧制度经济学到现代制度经济学之间的过渡性著作或"桥梁"或"联系纽带"；第三阶段是60年代中期至当前的制度学派，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新制度学派或新制度主义。他们继承前两个阶段经济学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受凡勃伦制度因素分析的影响，又从米音斯等人的学说吸取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开的观点。提出整治滞胀病症的具体方案。旧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一是从心理、习惯方面批判资本主义，例如凡勃伦对经济理论进行过许多批判，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大公司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批判是敏锐的、中肯的，具有进步意义。其二具有一定的历史主义，在凡勃伦的著作中研究制度的演变，包含着经济周期和危机史的实际材料。但是旧制度学派是以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方法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用风俗和习惯来说明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形成。旧制度学派虽然在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比较盛行于美国，但是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凯恩斯主义的盛极一时而显得制度学派备受冷落。但是时过境迁，20世纪60--70年代以，新制度学派迥然不同，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的扩大与生产过剩危机，社会矛盾尖锐并存的发展。这使改革制度的呼声甚嚣尘上，但是以往的美国理论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研究，忽略技术进步对制度演进的作用，很明显这已经不能适应由于科学技术革命而产生的新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学派又活跃起来，继承早期制度学派的传统，以新制度学派出现，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有影响的流派。现代制度学派或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各有一套理论，在许多细节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尚未形成一致公认的代表人物。，但是加尔布雷思是新制度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则是没有疑问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经指出：“当今最著名的制度学派人物是加尔布雷思教授。”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的包尔丁、海尔布罗纳、华尔德等。

（十二）瑞典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许多方面持有与新制度学派相似的论点，所以也被列入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之内。他们的基本特点是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都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而且他们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与矛盾进行客观的揭露，提出要从结构方面来改革的设想或方案。这其中加尔布雷思的理论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趋向，因此在此着重介绍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新制度学派的最主要代表。他1931年毕业于安大略农学院，毕业后去美国，历任哈佛大学讲师、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1972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加尔布雷思著述很多，主要有《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一种价格管制理论》、《大崩溃：1929年》等，他的许多著作至今在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中都有着较强的影响力。新制度学派对旧制度学派的发展突出的表现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其具体表现如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结构研究：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是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在对此问题的理解上新旧制度学派有其明显的差异性。凡勃伦把制度归结为思想和习惯，并用受这种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制度来代替社会经济制度。思想和习惯是逐渐形成的，因而制度也有一个历史进化过程，但制度本质是不变的，改变的只是制度的具体形式。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演进，而无突变。可见凡勃伦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是：研究由现有社会动机决定的社会集团的行为和思想；揭露资本主义演变的原因，考察社会发展条件的更替、经济技术和社会组织形式（制度）的演变。新制度学派承袭凡勃伦的基本思想，但他们不是像旧制度学派那样仅仅研究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制度的演进过程，而是更多的去剖析单一制度结构本身的功能。对比而言旧制度学派注意从纵向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而新制度学派则是从横的断面去剖析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并通过对经济中的弊端的揭露，指出制度结构变革的重要性。加尔布雷思深刻地洞察到对结构本质的研究比对增长率数量的研究更为符合实际，制度方面的目标比经济增长的目标更为重要。加尔布雷思指责凯恩斯主义所作的量的分析，而推崇自己的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的方法，在新制度学派看来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界客观因素相互制约所形成和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信贷、商业、利润等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

（十三）由此可知加尔布雷思的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对象，就其基本思想看没有摆脱旧制度经济学的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对经济生活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但是就研究对象本身的解释超出传统经济理论的范围，接近于社会学。从现象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把研究的重心从量的增减转移到质的方面分析，这里值得注意的，近年来注重经济学中的质的问题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普遍流行的问题，1993年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制度学派的道格拉斯·诺思就是以其卓越的制度变迁理论而占了经济学的上风。当然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是有一定缺陷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过高估计心理因素和法律因素等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主张制度演进的、整体的方法是制度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但是在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上新制度学派比旧制度学派要更为明显、更为彻底。新古典经济学把孤立的个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这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方法以其均衡的、静止的分析去研究社会关系的外表，丢掉各个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正确反映现实。加尔布雷思指出如果追究其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理论脱离实际的生活，把经济现实看成是静止的、不变的，因此新制度学派主张从根本上刷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的基础。他们指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制度是一个因果动态过程，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静止的横断面，这就是说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要用演进的方法。旧制度经济学同样也曾用这种演进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但是他们的特点是把注意力放在考察制度的起因，试图通过对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分析说明制度的合理性。但是新制度学派在运用这种演进的方法时他们着重注意研究60年代后某些具体制度的剖析，寻求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革结构的措施，代替新古典模式的均衡的概念。由与结构概念本身包含着整体的含义，所以在对结构演进的分析中必然会使用整体的方法。所以新制度学派在经济研究中应该把注意力从作为选择者的个人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他们强调说经济学所讲的整体要大于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所以研究问题不能循着相反的道路，即先研究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来加总。例如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就是强调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考察，这样人们才能更清楚地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旧制度学派也是反对古典学派的孤立个人行为的分析方法，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整体概念去阐述制度运行中各个相关因素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注意分析整体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样怎么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整体概念就成为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起点。

（十四）新制度学派的所谓整体，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往往不能用数字来表达，如“大公司的权力”这个概念既包括经济权力，又包括政治权力，就不能用数字来计量。因此他们反对正统经济学所采取的数量分析，而强调制度因素的分析。加尔布雷思洞察到主流经济学忽视的问题，认识到现实中所发生的问题不是仅用宏观经济分析或微观经济分析等方法就能说明的。宏观经济学只注意总需求水平的调节，微观经济学只注意成本和价格的形成，都忽视社会的制度结构问题，即恰恰遗漏权力分配问题。新制度学派的这种分析方法，人们通常把它概括为结构分析法或制度分析法。新制度学派的规范经济学研究方法：旧制度学派主张扩大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采用整体性的方法，这是同他们采用的以规范经济学为特征的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就是说他们的整体研究是与价值判断有密切关系的，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一切正统派往往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或增长快慢作为判断标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就是好事，否则就是不好的。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是一种经济价值，它只是各种社会价值中的一种。除了经济价值以外价值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平等、生态的平衡、人们对闲暇时间的追求等等，所以经济增长只是实现社会价值目标之一，并且实现这一目标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例如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是以牺牲人们的闲暇时间为代价的。加尔布雷思要实现的整体制度目标不仅包括经济价值以内的目标，而且要实现经济价值以外的目标，也就是加尔布雷思所说的文化价值，而社会追求的公共目标就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的“生活质量”。新制度学派提出的价值判断标准，事实上也反映从凡勃伦以来的制度主义的一贯想法。尤其是当20世纪60年代制度下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和复杂了，社会价值判断又是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所不可回避的问题，更何况价值判断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方法，所以制度经济学中包含着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他们制度结构的整体分析和价值分析表明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各制度因素是相互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引起人们的重视。基本内容：加尔布雷思的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理论：从亚当·斯密为首的古典经济学一直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经济学者往往将社会科学技术不变，作为分析经济变量发生变动的前提条件，但是20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三次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这使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分析中不可漠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某些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科学技术进步，用纯技术观点看待社会的变化，提出医治经济病症的改良方案。在20世纪初最典型的代表是凡勃伦，现在新制度学派在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十五）加尔布雷思的“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理论是源于凡勃伦的“技术决定论”，凡勃伦在他的《企业论》（1904年）、《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1919年）、《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年）等著作中论述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凡勃伦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归结为两种主要制度：一个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一个是私有财产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两种制度表现形式不同，或者说由上述两种基本制度决定并制约着其他两种制度的表现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两种制度的表现形式是“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也就是运用技术进行机器生产和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主制度。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企业主制度靠有利的价格获取利润，限制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和谐的、完善的，而是有矛盾、有缺陷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凡勃伦在《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一书提出一个改良方案，主张社会经济的控制权应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织起来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来掌握，以代替企业经营的统治。在这个改良方案中凡勃伦强调技术发展的特殊作用，甚至企图证明由于技术的发展，可能实现计划经济。凡勃伦这一观点影响到现代制度学派，在进行“制度结构”研究中他们往往把社会技术条件看成是决定社会其他制度因素的根本因子，并依据不同的技术条件水平说明社会制度结构调整的必然性。加尔布雷思根据这种理论基础将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道路视为“新工业国”转化和演进的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科学技术进步起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制度的演进和权力的转移都与生产要素重要性的更迭有关，而生产要素重要性的更迭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发展造成的。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一样，不同的生产要素成为最难得或最难代替的，从而也是最重要的，谁掌握这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谁就拥有权力。他举例说在封建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是这一生产要素的供给者，所以地主当时是掌权的。后来资本主义兴起了，资本代替土地而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家是这一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从而权力由地主手中转到资本家手中，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供给日益充裕，于是出现储蓄过多的倾向，资本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了。另一方面工业和技术发展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复杂，专门知识成了企业成功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但这种专门知识日益感到不足。因此拥有专门知识的人便大受重视，他们因自己的重要地位而获得权力，即权力转到高级经理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等专家组合手里，而原来掌权的资本家成为正在消失的形象。加尔布雷思指出在“专家组合”掌权的“新工业国”里不存在贫困现象，企业目标已不是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实行计划原则，阶级差别已经消失等等。贝尔同样从“技术决定论”出发，指出由于技术进步，现代资本主义发生本质变化，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

（十六）后工业社会有五大特征：①经济上从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②社会的领导阶层由企业主变为科学研究人员；③理论知识成为社会的核心，是社会革新和决策的根据；④未来的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技术评价占有重要地位；⑤制定各项政策都需要通过智能技术，与此同时贝尔指出技术决定论是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某些概念有严格界限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一系列连贯的概念图式，这些图式是围绕所有制这个中枢旋转的，前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是围绕着生产和利用知识的形式这个中枢而旋转的一系列的概念。贝尔的结论是后工业社会的根基应在科学对生产的影响中去寻找，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正在使资本主义消失。后工业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在这个社会中私有制逐渐丧失作用，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倾向正在克服，社会矛盾已经消除，因为现代社会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科技进步将决定一切领域的活动：在产业结构上已从制造业转向包括商业,金融、交通运输在内的服务业为主；科学研究人员和具有专门知识的管理人员取代企业主，在企业中掌权；技术、经济发展规划及技术评估更加受到重视；理论知识成为社会核心，是社会革新决策的依据；在制定决策上依靠新的智能技术。后工业化社会的经济运行完全由中轴结构（即科学知识）来组织和协调，具体说就是由掌据科学知识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来组成的科技阶层操纵社会各经济组织的活动。显然新制度学派的技术决定论正确反映战后经济的现实，科技革命对战后经济一度出现的较快增长的确起了很大作用。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企业和国民经济的管理日益复杂，因此管理知识日益专门化，管理专家在经济管理中也日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加尔布雷思的“两个系统”理论：任何理论的发展都要受其方法论的制约，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因素分析和整体结构分析的方法决定他们的"两个系统"理论研究的现状。加尔布雷思的“两个系统”理论从“权力分配”入手，做出其他一系列的论断。以现代美国经济而论，尽管它已经与100年前或50年前不大相同，但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不完善和有缺陷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贫困和环境污染等等病症仍在时时地困扰着这个“丰裕社会”，并常常使它捉襟见肘。加尔布雷思的理论就是要解释这些困惑人们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即在现代社会里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系统。何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系统"？加尔布雷思指出现代经济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包括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部分：一部分是有组织的经济，即由若干家大公司组成的经济，它实行计划经济，所以称做计划系统；另一部分由许多分散的小企业、个体生产者组成，它听命于市场，所以称做市场体系。

（十七）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发生的“权力转移”、“公司目标的变化”、“生产者主权代替消费者主权”都是计划系统范围内的事情，在市场系统范围内权力仍然属于所有者，企业目标仍然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消费者主权仍然占主要地位。在市场体系范围内既不存在“技术结构阶层”，也没有对需求的“计划管理”和“价格的稳定性”，因此加尔布雷思认为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是两个不同的经济模式。现代经济包括这两种模式，从而被称为“两个系统”。加尔布雷思根据他对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的分析及其对这两种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得出以下四个重要论点：（1）在“两种系统”的对立中权力分配不均衡，加尔布雷思揭露美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冲突，他认为这一冲突是组成计划系统的1000家大公司和组成市场系统的1200万家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包括3000万个农场、将近3000万个小服务性企业、200万个小商店、90万个小建筑行业、几十万个小工厂以及其他许多个体经营者之间的对立，简言之就是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对立。计划系统支配它的环境，市场系统一般地仍受环境支配。不仅如此，而且计划系统正是市场系统所服从的那个环境的十分主要的部分，它供给市场系统所使用的动力、燃料、机器、设备、原料、运输、通讯，它也供给市场系缢的参加者所购买的消费品和劳务的一大部分，它还是市场系统的产品的重要购买者--农业的情况最为突出。加尔布雷思指出在这种交换关系中双方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权力的分配也是不均衡的，市场系统受计划系统的盘剥，因为它必须按计划系统制度的价格来购买，而在向计划系统出卖自己的产品时，要也按照计划系统所控制的价格，对市场系统来说价格是极其不利的。两个系统在交换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的后果，必然是收入的不平等：计划系统的参加者得到的是比较可靠和有利的收入，而市场系统的参加者得到的则是不那么可靠和不那么有利的报酬。加尔布雷思接着指出：“正如在世界范围内发达的工业国家对第三世界较弱小的经济的剥削一样，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内计划系统也正在对市场系统中的小企业和小生产者进行剥削，更应当引起的注意的是在国内大工业对小企业的剥削机会要大得多。”这一切都源于两种系统权力分配的不均衡造成的，计划系统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融合在一起只能是造成两种系统交换的不平等。（2）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又必然造成教育程度的不平等与阶级差异的存在，在计划系统中权力归于“技术结构阶层”，资本家如果不掌握公司决策所必需的专门知识，他就无法进入决策集团，就被排斥在掌权者圈子之外，而缺乏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工人也不可能被吸收到“技术结构阶层”里面去，并会日益被机器所排斥。在市场系统中整个教育程度要比计划系统低得多，虽然这里的企业权力仍归于所有者，但由于市场系统是受计划系统剥削的，所以市场系统中的所有者仍不得不受计划系统的掌权者“技术结构阶层”的支配，教育制度的质量适应着（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这种差别。

（十八）新古典经济学对应于早期的俗称即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对应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俗称即新古典派经济学第二代；对应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流派即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及20世纪末开始的第四次综合。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以后经济学历经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等三次大的革命性变革，形成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张伯伦革命摈弃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它科学地指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微观经济的革命。凯恩斯革命使得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从根本上推翻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他科学地指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理性预期革命以卢卡斯为代表，又称“卢卡斯批判”，它开启微、宏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进程。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科学地指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第二代新古典派经济学：新古典派经济学是在对以往新古典派经济学进行细化，而于1970年代形成的学派，其理论框架由理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组成。该学派主张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没有任何效果。

（十九）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两难问题不仅在长期，短期也不存在这一点上，与货币主义不同。该学派有时也因为其对理性预期的注重为特征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但是不能算正式的学派称呼。新兴古典经济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第四次综合：此外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第四次综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两极世界理论分析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一样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外扩张时期的经济学说，都是国际有效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实质就是用就业性福利替代消费性福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用消费性福利替代就业性福利。正当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即将来临之际有人猛然醒悟：以前的经济理论只强调生产和成本，却忽视效用和需求。因此经济学的大树分出枝干：一个枝干是以马克思为杰出代表，继续沿着劳动价值论这条线索，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洞察力，赤裸裸地暴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性质，并成为号召广大无产阶级投身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力，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另一个枝干就是通过对需求和效用的认识，建立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基础上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萨伊（1767—1832年）是法国人，他与英国的李嘉图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对斯密学说的态度截然不同。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包含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二是商品的价值又是这个商品在交换中所能购得和支配的劳动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斯密进一步指出这种购买到的能支配劳动的生产物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除工人应得的工资外还要给资本家以利润，给地主以地租，因此得出价值由三种收入构成。

（二十）李嘉图继承前者，提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石。而萨伊则继承后者，重点从交换价值即价格的角度来分析，科学地指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并科学地指出商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的。以生产三要素理论为基础，萨伊进一步创立“三个统一体”的分配理论（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和“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市场理论（即在经济学中影响巨大的“萨伊定律”），这一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十分巨大，长达一百多年时间里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理论基础，直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才被取代。其大致意思是：商品供给恒等于生产者的货币收入；生产者的货币收入恒等于他们的货币支出，货币支出必然引出商品需求。因此商品供给等于商品需求，国民经济会自动实现均衡。马尔萨斯（1766——1834年）是英国人，牧师，后因结婚而失去神职，成为教授。人们都知道马尔萨斯是著名的人口理论学家，但其实他后来主要由人口理论转到研究经济学。分别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关于人口理论：可以用龟兔赛跑的寓言来理解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说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食物的增长只有按算术级数，而且因为收益递减规律，土地上的食物产量增长会起来越慢，就象一只慢慢爬行的乌龟。而人口的增长是成几何级数（1， 2，4，8，……），就象一只狂奔不止的兔子，因此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人口过剩而导致的失业和贫困。马尔萨斯提出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残忍的，他说：“一个出生在已被占有了的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不能从他父母那里获得衣食，社会又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要求最小量的食物，在大自然这个盛大的筵席上是没有他的座位的，大自然要叫他离开。”这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的体现，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问世就受到不少人的指责和抨击。中国在正需要控制人口的时候把马尔萨斯划入“敌人”的阵营，自然不能接受他的理论，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便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关于经济学理论：对于马尔萨斯在经济学界的成名流传有一段故事，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同时代的英国人，当时李嘉图是经济学界的泰斗，但到晚年他突然发现自己理论中间存在着矛盾（“价值规律和利润的矛盾”及“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矛盾”），又不便于推翻自己的理论，成天忧心忡忡。后来他想到马尔萨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谁知马尔萨斯很快就用化名把这个矛盾揭穿，李嘉图一气之下死了。这时候马尔萨斯又站出来承认那篇文章是他写的，一夜之间马尔萨斯成名了。可后来李嘉图的学生在整理他的资料时发现李嘉图的日记正好记他找到马尔萨斯的事情，又引来一些人对马尔萨斯人品的攻击，马克思批评马尔萨斯是个“小人”。马尔萨斯的理论主要是针对李嘉图理论上的矛盾，从而否定劳动价值规律，并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后来凯恩斯理论基础）。

（二十一）约翰·穆勒（1806—1873年）是英国人，他是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说是综合性的折衷主义体系。其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是自经济学出现以来的第一本流行的教科书，其流行时间为1848年—1890年，大致相当于马克思定居伦敦的时期，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位既没有杰出经济学观点而又不得不令人关注的人物。1870年前后新古典学派正式与古典经济学决裂，响亮地提出“边际效用理论”和“均衡价格理论”，为经济学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庞巴维克（1851—1914年）是奥地利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故又被称为边际效用学派。这里有必要了解 “边际”这个词，人们一般都理解为“增加的”或“额外的”的意思，比如你吃第二块面包时会得到一个与吃第一块不同的效用，这个增加的效用就称作“边际效用”。庞巴维克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边际效用论和时差利息论：关于边际效用论：这一理论有三个要点：（1）一种物品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对物品的主观评价。（2）对物品的价值的主观评价是以物品的稀少性为条件的。（3）物品的最终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他指出最不重要的需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根据上述三个条件时他得到结论是“物品的数量和物品的价值成反比，市场上同类商品数量越多则价值越小，反之亦然。关于时差利息论：他这里的利息包括资本的利息，土地地租以及利润等，他把物品区分为“现在物品”和“将来物品”，并提出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由于所处时间不同。它们的价值便有差别，并且“现在的物品通常比同一种和同一数量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这一理论就是现在理财学中“货币的时间价值”的理论基础。马歇尔（1842—1924年）是英国人，马歇尔可以称得上新古典学派的标志性代表人物，他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成为经济学界的第二本教科书。他在这本书中将古典经济学、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学说、约翰.穆勒的学说以及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杰文斯为代表的数理学派、瓦尔拉为代表的洛桑学派等的理论兼收并蓄，集中其中的所有精华，在融合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而建立微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至今仍占据主要地位，后面介绍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理论都源于此。简单介绍一下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理论：关于均衡价格论：他运用边际效用理论说明需求价格和需求规律，即“需求数量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随着价格上涨而减少”。又运用边际生产费用理论说明供给价格和供给规律，即供给与需求相反，价格高则供给多，价格低供给少。最后他把需求规律和供给规律结合起来形成均衡价格规律，即当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一致时需求量和供给量也相一致，就会形成均衡价格。

（二十二）关于分配理论：马歇尔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而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取决于各自的均衡价格，这些生产要素归劳动、土地、资本、企业组织的所有者。斯密分工理论是在工业生产中大量实践的分工理论，分工主要指为了实现工业生产目标而进行的对具体工作内容的分配，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能够实现各种生产目标的分配准则称为分工理论。1776年3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劳动分工的观点，并系统全面地阐述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斯密说：“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分工论在当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分工可以提高效率，所以到20世纪初亨利·福特就把生产一辆车分成8772个工时，分工论成为统治企业管理的主要模式。劳动分工理论对于管理理论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的专业分工、管理职能分工、社会分工等理论都与斯密的这一学说有着“血缘关系”。斯密有句名言：“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斯密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正因为每个人都有利己主义，所以每个人的利己主义又必然被其他人的利己主义所限制，这就迫使每个人必须顾及他人的正当利益，由此而产生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正是以个人利益为立脚点的。这就是所谓“经济人”观点，后来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管理的理论基础，“葫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式便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