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我的理解

    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1.图像、音乐的狂轰乱炸 2.“好……现在”在电视上，几乎每半个小时就是一档独立的节目，在内容、背景和情绪上都同前后的节目毫无关系。（现在更快，重要的是，你究竟什么时候才收手呢？）支离破碎的“精神”，毫无连贯，消息狂轰乱炸。60秒的广告已属冗长，30秒的广告略显烦躁。15—20秒的广告才算正好。     网络中的信息流速远远超越现实中的信息流速，“信息—行动比”不平衡，导致认知扭曲。（后面再说）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情况 1.你不能有前提条件。每一个电视节目都应该是完整独立的，观众在观看节目的时候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我们不能说学习是循序渐进的，也不能强调知识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基础。电视学习者应该可以自由的选择何时开始学习而不会受到歧视。因此，你从来没有看见或听见哪个电视节目开头的时候会警告观众：如果你没有看过前面的节目，你就无法看懂眼前这个节目。电视是不分等级的课程，他不会在任何时候因为任何原因拒绝观众。换句话说，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他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2.你不能令人困惑。在电视教学中，让观众心生困惑，就意味着低收视率。遇到难题的学习者必然要转向其他频道。这就要求电视节目中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学习、运用甚至忍受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信息、故事或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因为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3.你应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在电视教学的所有敌人中，包括连续性和让人困惑的难题，没有哪一个比阐述更可怕。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任何用于演说的传统方法，都会让电视变成广播，或者更糟糕，变成三流的印刷材料。所以，电视教学常常采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动感的图像伴以音乐来进行。     所以，电视必定带有娱乐特性，一定会影响意识形态。“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需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 让我们看看以前没有电视机的印刷机时代下的人们：     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美国），道格拉斯首先发言3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做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5点钟，他可能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照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的回来继续聆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听众们非常愉快的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按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的听完七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顺便还应该提一下，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不是总统候选人，在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当时的各种集市上常常有演讲的节目，大多数演讲者可以得到3个小时的时间来陈述观点，而且既然演讲者都不希望打无对手之仗，他们的反对者也会得到同样多的时间来反驳。（我们应该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演讲者都是男人。在斯普林菲尔德持续了几天的一次集市上，“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女人在院子里做关于‘妇女在当今进步运动中的影响’的演讲。”）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仅仅依赖集市或特别场合来满足自己对于演讲的需要。“树墩”演讲者在当时非常盛行，特别是在西部各州。在伐木之后的树墩边或任何一块空地上，只要有演讲者，他的周围就会聚集起一群人听他说上两三个小时。虽然这些听众非常专注，并对演讲者表示足够的尊重，但他们绝不会沉默不语或无动于衷。在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过程中，常常有人大叫着来鼓励其中一方（“告诉他，亚伯！”）或表示蔑视（“有本事你就快回答！”）如果听到什么精彩之处，他们常常情不自禁的鼓掌。在奥托瓦的第一次辩论中，道格拉斯以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来回答经久不衰的掌声。“我的朋友们，”他说。“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对于听众的良知，甚至他们的判断力，我们无法过多评判，但谈到他们的理解力却是有话可说了。     首先，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听众具有超长的注意广度。今天有哪一个听众能够忍受7个小时的演讲?或者5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图片的情况下?其次，那时的听众必须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道格拉斯在奥托瓦半个小时的演讲中包括了三个关于废除黑奴制度的决议，这三个决议句法复杂，措辞符合严格的法律行文，林肯的答词更为复杂，他引用了他在另一个场合进行演讲的书面稿。虽然林肯的语言风格一向以简约著称，但在这些同道格拉斯进行辩论中，他的句子结构却是复杂而微妙的，丝毫不亚于他的对手。在伊利诺伊州的弗里波特进行的第二场辩论中，林肯用以下这段话向道格拉斯作答：     你们很容易意识到，我不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涵盖一个像道格拉斯法官这样的能人在一个半小时里讲到的所有方面；所以，如果有什么是他已经提到的，你们也想听听我的看法，而我却未做任何评论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要我充分评论他的所有观点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1858年的听众是理性行为的典范，那也大错特错了。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所有辩论都是在狂欢节般的气氛中进行的，乐队高声演奏（虽然辩论时是停下来的），小贩叫卖他们的商品，孩子们奔跑嬉戏，大人们喝酒说笑，这些演讲的场合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演讲者的身份。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这些听众的社会生活中，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务已经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换句话说，作为复杂论证的一种手段，语言在几乎所有的公共领域都是一种重要而常见的话语方式。 …… 关于扭曲：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问问自己下面这一系列的问题，你可能就会更明白上文的意思了：对于解决中东的冲突，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对于解决通货膨胀、犯罪和失业问题，你有何高见？对于保护环境或降低核战争危险，你有什么计划？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歧视行动计划和伊朗巴哈伊派教徒遭受的残暴行径，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我可以大胆的帮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打算做。当然，你可能会为某个自称有计划也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投上一票。但每两年或四年你才可能有一个小时来投票，这根本不足以表达你满脑子的想法。我们也许可以说，投票选举是逃避政治无能的表现。比投票选举更糟糕的是参加民意测试。民意测试的组织者通过一些呆板的问题得出你的意见，然后把你的意见淹没在相似的意见中，最后把这些意见变成还能是什么呢？——另一则新闻。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怪圈：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     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我们也许可以说，电报对公众话语的贡献就是它使它变得无聊而且无能。还不止这些，电报还使公众话语变得杂乱无序。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他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他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和印刷术截然相反。例如，书籍就是收集、观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读书、讨论书的内容、判断书的价值。（包括书的版面安排）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行为。但电报却要求我们烧毁它。电报如果被赋予永恒、持续或连贯的特征，就会失去其价值。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他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的出入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     电报引入的这种公众对话形式有着鲜明的特征：其语言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新闻的形式类似口号，很容易被记住，也很容易被忘记。新闻的语言是完全不连贯的，一个消息和他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毫无关系。每个“标题”都是独立存在的。新闻的受众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含义，发布新闻的人没有义务这样做。久而久之，经电报描绘过的世界开始变得无法控制，甚至无法解释了。报纸上一行行有序而连贯的文字渐渐失去了帮助我们获得知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了解”事实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因为“了解”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事实的言下之意、背景知识和与其他事实的关联。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我们无需别人提醒，就能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已经对这些监狱文化的结构进行了准确的描写。如果你读一读他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以及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身上发挥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机器是个什么样子。当然，奥威尔不是第一个警告我们专制会带来精神毁灭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     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一直注视着他，根本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退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在劫难逃。     那些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必须常常提高他们的嗓门才能引起注意，甚至达到声嘶力竭的程度，因此他们被人斥为“懦夫”“社会公害”或“悲观主义者”。他们之所以遭人误解，是因为他们想要别人关注的的东西看上去是丝毫无害的。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在米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鼓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我担心我们的哲学家在这方面没有给过我们任何指导。他们往往针对众人皆知的人性恶习提出一些明确的思想。而目前的问题却无法归入任何思想体系。《我的奋斗》或《共产党宣言》都没有宣告过它的到来，它的产生源自我们的大众会话模式发生的巨变。但它确实是一种思想体系，因为它带给我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系列新的关系和观点。对于这一切，我们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我们只能顺从。虽然在过去，我们已经目睹技术改变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民众的意识中，技术还没有被看作一种思想体系。1905年的人们不能预见汽车将会带来怎样的文化变更，这无可厚非。那时的人们谁会料到汽车将决定他们怎样安排社会生活和性生活，将改变人们利用森林和城市的看法。将创造出表达我们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新方式?     但现在这个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如果还不能意识到游戏的结果，就不可原谅了。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从很多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出，通讯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比交通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更能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把字母带入一种文化，会改变这种文化的认知习惯、社会关系、社会概念、历史和宗教。把活字印刷机带入一种文化，你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如果把光年速度的图像传送引入文化，你就会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没有投票，没有辩证法，没有游击队的反抗，就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因为没有文字而显得更加强大。只要人们虔诚地相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它就可以长久的存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们都相信历史正把我们推向某个理想中的天堂，而技术正是推动我们的动力。 ……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