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二十年祭：新冠疫情即将过去，历史不应该再重演。20年前的非典。在与那场疫

非典二十年祭：新冠疫情即将过去，历史不应该再重演。20年前的非典。在与那场疫情搏击的战斗中，为了抢救生命和控制疫情，有院士首先提出的激素疗法被大量用于紧急治疗。   激素治疗是一把双刃剑，“命”和“坏死的骨头”选哪个？杀敌一千自损五百，剩下五百，哪怕是有后遗症，也是命。而今新冠已经三年，然而疫情也没完全结束，因为西医三素一汤的治疗存活者的后遗症会如何，我不想下结论，请大家观察和深思吧！希望下一次疫情不再重演。 活下来的“幸运者”：捡回了一条命，日子却不像人样    2003年，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在中国南方悄然蔓延，人们把这场被载入史册的瘟疫称为“非典”。如今，20年已经过去，非典的伤疤也早已愈合，但在历史的角落里，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仍深陷在过去的泥沼中……      01“捡回了一条命，也借下了一堆债务”      郭仕程是全国非典“2号”病人，他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场历史大事件中的关键人物。      2002年12月，郭仕程感到喉咙不舒服，去医院吊针几天都不见好转，反而开始咳嗽，于是他决定转到市人民医院看看。医生告诉他可能是肺癌，需要做探管检查。几天后，郭仕程因突发高烧而住院。      当时，郭仕程所在病房的对面住着非典“1号”病人黄杏初。随后，黄杏初因病危转到广州治疗，很快郭仕程也因病危，转入广州呼研所，成为钟南山治疗的首位非典患者。后来郭仕程经常开玩笑说：凭自己的名字，就能随意进出钟南山的办公室。      非典痊愈后，郭仕程觉得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然而，他做梦都没想到，由于治疗期间大量使用激素，自己的后半生都要与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一起度过。               2004年，郭仕程接受股骨头坏死的手术，医生从他的左腿取出了一截骨头用来移植，两支大钢钉被装进他的体内。手术后，郭仕程说：“走上几分钟就受不了，比死都难受，家里马桶的高矮都是特制的，否则上个厕所都受不了。”      不仅如此，高血压、糖尿病、肺部纤维化的疾病也随之而来。郭仕程抱怨：每天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      因为是最早的非典病人，而且没医保，这些年来，郭仕程的治疗费用都是自掏腰包，前后已经花了70多万。为了治病，郭家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卖掉了家里的房子，还欠了一屁股债，儿媳和儿子也因此而离婚。      02“等到看不见的那天我就走”      2003年5月8日，是张金萍走出非典病房的日子，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那么美好，沉默寡言的丈夫开始变着花样给自己做饭吃，刚刚毕业的女儿也找到了工作。然而，幸福却只是短暂地停留了一下。      由于治疗非典时，张金萍使用的激素比别人多，后遗症也比一般人严重。半年后，张金萍相继被确诊干眼、股骨头坏死、脑梗等病症。光是治疗干眼症，一年下来买人工泪液的费用就要2万块。      但生活对她的打击还远不止于此，婆婆心脏病突发、女儿因手术造成脑瘫，自己又因疾病找不到工作，全家得开销就靠丈夫一个人，丈夫也变得一夜白头。           沮丧的时候，张金萍有想过一死了之，她说，“不想等到眼睛失明之后，连自杀的门都找不着了”。病友们都劝她不要想不开,但张金萍从来没有放弃过自杀的念头，偷偷背着家人，积攒了整整一大瓶安眠药。      生病之后的张金萍变得不爱出门，也不爱社交，有时，家里的电话响半天，她也不接，“我不愿意见到以前的同事、朋友，看着他们一个个过得比我好，心里觉得委屈”，张金萍说道。      张金萍喜欢把自己困在那间潮湿的小黑屋里，没有表情，没有言语，她闭上眼睛，一遍遍地在回想：“如果当初不去住院，就不会感染非典”。      03“坐公车，有小姑娘让坐，我不知坐还是不坐”      2004年1月，老汪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当时，妻子刘梅强装镇静地对丈夫说：“没关系，瘫了我推你。”      开始，老汪为了维持自己作为男人的自尊，每次和刘梅出去买菜时，实在疼得厉害时，才拄个小拐杖。有时候在公交车上，有小姑娘给他让座，老汪也会感觉很尴尬。“我不知坐还是不坐，这些微妙的心理是正常人很难体会的”，老汪说。      时间一久，老汪的脾气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面对为给自己治病，四处奔波的妻子，总是冷眼相待，有时甚至拒绝和她说话。久而久之，刘梅的热情被一点点地浇灭，最后妻子提出了离婚。       除了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生理摧残，非典后遗症患者还有个共同症状：心理问题。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再也无法回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活得没尊严，要健康没健康，要钱没钱，要家没家。”一些非典后遗症患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