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URL: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8/entries/weber/

版本信息：First published Fri Aug 24, 2007; substantive revision Mon Nov 27, 2017

作者：Sung Ho Kim <sunghokim@yonsei.ac.kr> 

翻译： Jeremiah 

校对：柴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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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

序言

作为20世纪最有争议的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被誉为同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一样的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韦伯的学术成果跨度广泛，深刻地推动了崭新的学术科目（例如社会学）的诞生，并对法律、经济、政治科学和宗教研究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重新定位。

他富有方法性的学术写作帮助建立了现代社会科学对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自我认同。

他仍然被认为是实证主义支持者及其诋毁者的灵感源泉。

更实质地，韦伯的两个最为著名的贡献是“理性化的论点”，一个西方在现代历史占主导地位的宏大元历史分析。另一个是新教伦理的论点，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谱系的现代资本主义阐释。

韦伯通过提出这两个理论获得学术声誉，并成为现代性理论的奠基理论家之一。

除此之外，韦伯对政治生活有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像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样，拥有对政治现实的独特看法和观点。

正因如此，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广泛而又深远，包括目前为止我们仍保有的东西：学科上的，方法论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哲学上的思考……并且，他的影响还会越来越多。

1.生活与职业

马克西米连安·卡尔·埃米尔·马克斯·韦伯（1864—1920）出生在普鲁士的埃尔福特市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老韦伯，来自一个在威斯特伐利亚经营棉纺织批发商和工业的家庭，其后成为了一个律师，并且成为威廉二世时期威斯特伐利亚州的民族自由党的议员 他的母亲海伦·韦伯，来自费伦斯坦家和苏榭家，两个家族都是历史悠久和杰出的胡格诺派家族，历代产生不少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显然，韦伯在一个成功的、见多识广且富有教养的家庭环境里被培养成人，而这个家庭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都属于典型的德国中产阶层。

同样，他的父母代表了两个、经常发生矛盾的、极端的身份，这使得他们大儿子终生为之烦恼纠结：世俗性的政治才能和苦行僧式的学术生活。

韦伯主要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并得到了法学的学术训练，并在奥古斯特·梅茨恩（一位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的帮助下完成有关罗马法律和农业的教授论文。

在参与一些律师实践和公共服务后，他受社会政策协会（施莫勒领导下的一个前沿社会科学研究联盟）委托，进行一个重要的研究，并且撰写了《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农业工人状况》，指出在普鲁士东部，波兰移民劳工正在逐渐取代德国的农业工人。

由于发表时受到较高的赞扬和政治争议，这个早期的成功让韦伯在1894年第一次获得了弗莱堡大学的教授席位。两年后，韦伯转任海德堡大学具有名望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席位。

韦伯和他的夫人玛丽安娜·韦伯——一位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和早期女权运动家——很快发现他们处在了充满生机的海德堡知识界和文艺圈的中心位置。这所谓的“韦伯圈子”汇集了众多学术智识上的名流如耶利内克、特洛尔奇、桑巴特，以及之后一些青年学者，包括布洛赫、米歇尔斯，卢卡奇。

韦伯在公共生活中也十分活跃，他进一步在社会政策协会中充当少壮派并且与福音派社会联合会（特别是与它新一代的领导瑙曼）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韦伯展现了作为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坦言直率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并建立了稳固的声誉。

所有这美好的一切，在一次事故后骤然停止。1897年，老韦伯（在一次和韦伯的激烈争吵后）突然辞世，不久后，韦伯因此患上精神衰弱而面临崩溃。他作为教师和学者的生涯，被如此不堪地打断：他最终在1903年辞去教职，直到1919年才重回讲台。

尽管饱受疾病折磨，不能像以前那样多产地写作，韦伯仍然埋头于研究各种哲学和宗教的学术课题，这让韦伯在他的学者生涯中有了新的研究方向，表现在这期间韦伯方法多样的学术论文之发表，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同样在此期间值得注意的是，1904年韦伯在美国进行了广泛的旅行游览，这给韦伯留下了对现代性的一般理解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轨迹。

在这样一段作为私人学者的时光后，他慢慢重新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和社会运动。韦伯同埃德加雅菲和桑巴特一起负责《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献》的出版工作，不仅使它成为一个当时前沿性的社会科学期刊，而且使它成为韦伯借此阐述自己政治思想的窗口。

1909年，韦伯与他人合作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有一部分的原因是韦伯逐渐反感社会政策协会的保守政策和方法论准则的缺乏，这些反对的思想为该组织的创立提供了最初的宝贵想法（虽然韦伯将于1912年退出该组织）。

在此时期直至1914年被一战爆发打断之前，韦伯在两个跨度极大的领域内获得空前的学术成就：世界诸宗教的比较社会学研究以及他对社会经济学的贡献（之后作为经济与社会在他死后发表）。在这段时间内，他还起草了一些主要的方法论文章。这些著作对韦伯长久地被视作一位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起着主要作用。

随着一战的爆发，韦伯在公共生活中的活动产生有了出乎意料的转变。

韦伯一开始和德国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是这场战争的一名热枕的民族主义支持者，但随后因德国的战争政策而幻想破灭，并最终转变为战争期间针对德意志政府的最有力的批评家之一。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韦伯常常将自己的私人报告发给政府的领导者，并且撰写新闻稿件反对德国政府有关吞并比利时的政策以及无限制的潜艇战。这两个问题随着战争的推进，演化为对威权主义统治（威廉德国）进行全面民主化的呼声。

在1917年，韦伯积极引导战后德国的全面宪法改革，包括全民普选权的引入和对议会授权。当1918年德国战败时，韦伯成为德国公共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甚至可能成为一名将来的政治家：他对战后的重建有重要的影响——他相当程度上坚实地推进了德国政治自由和民主化进程。

他被邀请参与起草魏玛政府的宪法，并且作为德国的代表前往凡尔赛；韦伯甚至为了自由民主党的选票而竞选议会席位，尽管最后他未能成功。然而，在经历这些政治事件后，韦伯开始反对德国革命（很明显地）以及凡尔赛条约（有着唐吉坷德的特色），这使他对是否要违抗当时政治同盟（partisan alignments）摇摆不定。

普遍认为，韦伯的政治活动枯燥又几乎没有收获，他唯一的贡献是在制定魏玛宪法中提议建立一个可靠的、由全民表决的总统制。

在这之后，韦伯对日复一日的政治事务充满厌倦，他重新继续满怀热情地钻研学术。在1919年他曾短暂地依次在维也纳大学（在这段时间内，韦伯完成经济通史的写作）和慕尼黑（在那里他发表了之后备受称赞的题为《学术与政治》的演讲）职教。在这期间，韦伯同时也在编写他关于宗教研究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最终修订成3卷厚重敦实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

然而，所有这些正在恢复的学术活动在1920年骤然结束，在那一年，韦伯不幸感染西班牙大流感而患上肺炎，并最终在慕尼黑溘然辞世。

韦伯终年56岁。

2.哲学的影响Philosophical Influences

将韦伯的作品恰当地放入哲学传统的语境里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

尽管韦伯作为学者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身份，但至少在狭义上他不是一名哲学家。

他像索伦那样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定立规则的声誉，也倾向于让我们误以为他的观点思想扎根在当时的智识传统中。

大体上说，如果韦伯富有哲学性的世界观并没有连贯地继承欧洲哲学的智识传统，那是因为韦伯受到了欧洲19世纪末启蒙运动的深刻危机之冲击，其时代精神是知识分子们对实证主义理性的反叛、对主观意志和直觉的颂扬、以及追寻精神纯洁净化的新浪漫主义。

换句话说，韦伯属于这样一代人：他们自诩为达尔文、马克思、尼采的继承人，同时不断与其精神遗产进行斗争和超越。

同样地，我们从认识论和伦理学两个维度分析他思想中的哲学背景。

2.1知识论:新康德主义

韦伯遭遇了他那个时代的泛欧洲的文化危机，这渗透进德国历史主义（German Historicism）的大部分专业术语中。[Beiser 2011].

他早期的法学训练使他能够接触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拉班德（Labandian）法律实证主义以及基尔克（Otto von Gierke，他在柏林的老师之一）拥护的历史主义法学，并深刻地清楚它们两者间的显著差别。

之后，韦伯作为政治经济学家对当时激烈的方法论争论(Methodenstreit)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门格尔（Carl Menger）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和施莫勒（韦伯早期导师）的经济历史主义方法的冲突。

然而可以说，直到韦伯开始接触巴登或西南地区的新康德学派（Neo-Kantians），特别地通过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拉斯克（Emil Lask）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 他原先在弗莱堡时的同事），他才最终寻得一个圆满的概念框架，而此概念框架十分契合他自己精心构建的、细化的知识论构想。

与黑格尔流出性（emanationist）的知识论不同，简短地说，新康德主义将康德的二分法运用于现实和概念之中。

不同于黑格尔认为现实是概念的外化衍生，新康德主义认为现实是非理性和无法理解的，而概念仅仅是我们脑中的一个抽象建构。

概念也并非是愿望，直觉以及主观意识的产物（如狄尔泰所设想的那般）。

根据科恩（Hermann Cohen，早期新康德主义者之一）的说法，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基础的认知过程、而这不可能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这个观点也符合康德的看法。

如果我们的认知是符合逻辑的，并且所有的现实存在于认知之中，那么只有我们能以知识的形式理解把握住的现实才是理性的——形而上学因此将被缩减为知识论，而存在(Being)将被缩减为逻辑(logic)。

这样一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cultural-historical sciences,Geisteswissenshaften）的概念形成过程都将不得不是普遍的和抽象的，不会因为科学类型而产生不同，只会因为研究课题的差异而产生区别。

后者（人文科学）在逻辑关系之外还要处理价值观的问题，这是两者之间唯一不同之处。

然而，对于文德尔班来说，这两种知识之间的区别也与它们的目的、方法有关。

人文科学的知识并不关心现象之间的共同特质，倒不如说更关心一个现象其自身的决定性特质，其价值观（形塑了其恰当的课题），是彻底的主观的、具体的、个体主义的。

不同于自然科学所追寻的符合普遍性的知识，在历史学科中重要的不是像因果律一样的普遍法则，而是对于特殊路径的一种理解：在此特殊路径之中，个体将自我的价值观归因于特定的历史事件和制度，或将自己放在一个独特的、永不能重现的历史环境下所产生的其时代精神的位置里。

因此，人文科学追寻表意（ideographic）的知识：它无可避免地使用一般的、抽象和理性的概念来意图理解特殊的，具体的和非理性的“历史个体”。将非理性的现实转变为理性的概念，这并没有简单地勾勒 (paint,abbilden)现实，而是更进一步使其改变 (transform,umbilden) 样貌。

将非理性现实和理性概念中间的灰色地区填满，这样一来，人文科学自身的问题成为新康德主义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在何种方式下，我们能用客观方式理解历史中行动者所体现的不能再现\简化的主观价值；另一个是：在何种尺度上，我们能够选择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以反对另一个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值得我们关注的课题。

简而言之，这话题不仅仅与历史知识追寻者所要理解的价值观有关，也与追寻者自身仍然主观的价值观有关。价值判断(Werturteil)以及价值(Wert)，由此成为一个热烈的话题。

根据李凯尔特的明确阐述，价值判断（value-judgment）先于价值（values）。他举出了与“单独的”（individual,）相对的“不可分割的”（in-dividual），当我们将特定的主观价值归因于造成现象之独特性的现象自身的连贯性和不可分性时，现象即可被分离出来、作为我们历史研究中一个单独课题。

在他关于价值关系(Wertbeziehung,value-relation)的理论中，李凯尔特坚持认为将历史客体与价值相联系的方法，以一系列清晰建构的概念性区分为基础时，依然能够保持客观合法性——这存在于调查者和那些被调查的历史行动者的价值观之间；这存在于个人的或私人的价值观和当时时代一般的文化价值观之间；这存在于主观价值判断和客观价值联系之间。

然而，在这样的定义下，李凯尔特提出了两个令人质疑的假设：

一个是每一个文化中都存在着、在该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并受合法认可的特定价值（们）；而另一个是（在该文化中）一位免于偏见的历史学者也必须同意这些价值所是。

就像自然科学必须假设“无条件地和普遍地认可的自然规律”，人文科学也必须如此，必须假设存在着“无条件地和普遍地认可的价值”

如果是这样，一个“不可分割”（in-dividual）的历史事件必须被缩减为一个在客观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个别的（individual）表象，这个结论意味着李凯尔特回归到德国观念论的立场上：相信历史的有意义性、历史中存在着关于不同价值观的客观判准。

历史科学中的一个经验性研究，在最后，也不能脱离一种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这两个问题：在历史科学中架构非理性现实和理性概念的桥梁、不通过求助于历史形而上学解决“非理性的裂缝”（hiatus irrationalis）——一如既往是个尖锐的难题。

韦伯大体上接受李凯尔特精心构建的新康德主义的概念框架。同时，他的方法论著作也处处显示出这个重要议题。

2.2 伦理学:康德与尼采

韦伯受到了德国观念论（German Idealism）的持久影响，这一点在他的伦理学观点中比之知识论观点更加明显。

泛康德主义伦理学和尼采对其著名的批判——这两方面的观念论话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韦伯。

韦伯似乎是通过康德的道德心理学和哲学人类学的概念框架来理解康德的学说。

与自然效用主义者（utilitarian-naturalistic）对现代个人主义的看法不同，康德认为道德行动是受原则约束的、自律的，并且是（一个智识主体）真正自由和自主的显现。

依康德主义的观点中，在自我和世界（客观性）的工具性控制之下，自由和自主可通过一个仅仅来自（主观性）内在的法则来实现。

此外，使这一悖论性观点成为可能的是对先验理性原则的内化或意愿认可：这个认可使之不再滑入康德在启蒙-自然主义中所发现并嫌恶的、享乐主义的主观性谬误中。

介于此，康德追随卢梭谴责效用主义：为了我们的欲望和需求而用工具理性去控制世界，仅仅会堕落为有效率的自我私利主义(organized egois)。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基于可选择之意志 (Willkür) 的单薄的选择自由必须被纯粹理性意志 (Wille)的实践取代。

自我的工具性转变就这样成为了道德自主能动性的关键基地，这对康德与洛克来说都是如此，但在康德那里这个观点的基础被从根本上改变了——它应以服务于一个更高级的目标为目的，那就是理性的普遍法则。

就这样，为服务依据理性的更高法则或一个韦伯语境下的“终极价值”，一个有意的自我转变是被需要的。韦伯对于这种康德主义伦理学的理解，深刻地受到当时德国境内一场关于新教研究理论方法辩论的影响——韦伯通过他在海德堡的同事，特洛尔奇，了解这场立敕尔（传统路德教）和施耐肯伯格（加尔文教信仰）之间的辩论的来龙去脉。

在这个联系中引人重视的是，韦伯对立敕尔路德教派的共同体主义的尖锐批判，似乎是他对康德主义中激进的主观个体主义和有纲领的自我转变进行广泛长久思考后的反映。

总而言之，一个人或许会说，“韦伯和康德的思想内涵真的一致。一个是哲学家，另一个是社会学家，但是……（最后以两者的不同之处结束）。”[Gellner 1974, 184].

然而这个结束之处的不同，也是韦伯对康德式的责任伦理可能遇到理性普遍法则的情况进行思考的结果。韦伯敏锐地意识到一个事实：康德在以下三者之间所建立的链接——不断觉醒的自我意识、普遍法则的可能性、自律因此自由的行动——已被不可挽回地切断。康德通过断定存在这样一个关联以使“非任性行为”和“主观自由”这两个不稳固的部分能够共存，但是生活于以尼采哲学为代表之时代的韦伯认为这是无法稳固的。

在尼采看来，对“真理的渴望”不能因一个关于宏大元叙事的形而上学建构而止步，无论它是一神论宗教或者现代科学、不断觉醒发展的自我意识或理性化——这些只会导致彻底的怀疑主义，价值相对主义，或者更糟，虚无主义。

在对以“上帝已死”为最终表征的现代性的（大写的）历史主义诊断中，替代性的方案似乎要么就是冒着武断激进的风险、进而彻底地自我主义和自我创造（就像尼采），要么就是完全放弃现代性理想中的自治自由（就像早期福柯）。如果前一个方法激进地导致人性的神化（divinization of humanity,）、一个现代人本主义的可能衍生品；那么第二个方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性的去神性化（“dedivinization” of humanity），一个后现代的反人本主义。 [Vattimo 1988, 31–47].

由此看来，韦伯的伦理情感显然拒绝尼采式的将人神化以及早期福柯听之任之的观点，这两者都和康德的责任伦理有激烈的冲突。换而言之，韦伯的伦理性研究课题可以描述为：他在自己预见为一个正不断变得后形而上学的世界中（他的尼采面向），寻求某种形式的自由（他的康德面向）。

根据他的学生和远房亲戚，Paul Honigsheim的说法，韦伯的伦理学就是“悲剧性的”和“充满矛盾的”[Honigsheim 2003, 113].

康德哲学中的道德准则和尼采哲学中对现代文明世界的诊断之间的深刻张力显然让韦伯的伦理世界观充满着灰暗的悲剧性和不可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