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梁本彬：让技术为译者赋能，直面图书翻译挑战

        译著，作为社会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播与研究、语言学习与研究、翻译实践与研究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高校教师的职称晋升体系中，其也越来越得到更多的认可。当前，外译中市场固然源远流长，行情却持续走低，教师仍一书难求，“用爱发电”。同时，国家外宣项目日益受到更多关注，中译外市场行情一路走高，项目申报情绪持续高涨，然竞争激烈，一“项”难求。

        在此背景下，如何权衡选择并合理规划自己的译著生涯、如何与出版社等机构进行周旋沟通、如何管理规划翻译周期、如何借助翻译技术实现协同翻译与资产复用、如何积累成果并孵化高级别中译外项目，成为高校教师普遍关注的问题。

       为此，“语言服务行业”对话图书翻译行业专家、学者，以期为老师们启发思考。本期专访嘉宾是梁本彬老师。梁老师近10年来都致力于人文社科图书翻译，谈到图书翻译，他最有发言权。让我们来听听他有关图书翻译的见解。

问：

我们了解到，您近10年来都致力于人文社科图书翻译，能否简要谈谈您的翻译历程？

答：

我翻译图书是从在川外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的。2007年，我参与翻译了一本军事图书的部分章节，不过没有署名，只有稿费。这是我第一次翻译图书，感觉非常新奇，后来编辑也给了详尽的修改反馈意见，这对认识自身的英语水平和翻译能力是一次绝好的机会。2009年，负责这本书的编辑又主动联系我，让我翻译一本与美国战场上的战术战略有关的图书，并且有独立的署名权，就是后来出版的《战地指挥官》。得益于这位编辑朋友的信任和关照，在此后的3—4年中，我陆陆续续翻译出版了数本军事历史图书，包括《第三帝国》、《希特勒的秘密武器》、《德国空军》、《德国海军》、《法国外籍兵团》等，还有几本图书由于版权原因未能出版，如《爱情的颜色》《兵败斯大林格勒》等。这几年的翻译算是我的图书翻译起步阶段，自己虽然之前对军事历史了解甚少，但是本着喜欢翻译的态度，加上编辑在翻译过程中给了很多反馈指导意见，自己的翻译进步非常明显，对翻译的认识也开始摆脱教科书的局限，慢慢形成了自己认识。当时非常执着，每天都忙到深夜。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翻译对体能和精力的要求非常高，于是喜欢上长跑等强度较大的运动。翻译最激情澎湃的时候，我一天能连续翻译10来个小时，还要每天跑步10公里。2014年，经大学同学推荐，开始和中信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激战时刻：改变世界的二十场战争》。因为这本书，我慢慢获得了与国内大型出版社合作的机会，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陆续为中信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知名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坚不可摧》《为什么有的人特别招蚊子》《平均的终结》《助推》（实践版）《尼赫鲁世界史》《爸爸尼赫鲁写给我的世界史》《乌托邦的故事》《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军事革命》等图书。

在图书翻译过程中，结识了不少编辑，也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于是慢慢帮他们介绍有翻译意愿的老师，也逐渐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做图书翻译的老师们。通过图书翻译，认识了很多真心喜欢翻译的朋友，在大家的参与支持下，云彬翻译社区这个类似于翻译俱乐部的虚拟存在，得以在数年的时间内，聚集国内60多所高校的翻译师生朋友，系统地为国内多家出版机构翻译完成图书400多部，涵盖的语种已经有汉、英、法、德、俄、土、意、波、日、韩等，科技、医学、军事、历史、小说、散文、经济、政治、艺术、心理、教育、设计、园林、管理、人物传记等领域均有涉猎。每次看到云彬翻译社区组织翻译的新书出版，自己都非常激动，去年翻译中信出版社图书《从部落到国家》的陈友勋老师获得了中信出版社2020年“年度译者”殊荣，今年的徐彬、王佳存、姜智芹三位老师也获得了中信出版社“年度译者”称号。

问：

您认为人文社科类的图书翻译与其他类别的图书翻译相比有何特点？

答：

人文社科图书翻译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趣味性。图书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受市场影响很大，读者的喜好能一定程度上左右出版社的图书选择过程。尤其是近些年国内头部出版社引进的人文社科图书，普遍都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类图书无论是内容本身，还是语言表述，都能让译者爱不释手。翻译很辛苦，如果翻译的内容趣味性很强，自然能让翻译的过程多一些享受和回味。这也能较好地解释为啥很多译者更愿意翻译人文社科图书。

二、思想性。人文社科领域的新理论、新发现，以及解释我们这个世界的全新视角，都能在人文社科图书中找到身影。翻译这类图书也是译者紧跟时代前进步伐、获取最新知识的一种手段。无论是科学家写的科普读物，还是心理学家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给出的解释，都是译者更新自我知识体系、获取更广阔视角认识社会与自我的有效途径。也许原书中对某新涌现的思想只是蜻蜓点水般地做了提及，但是译者要恰如其分地把这些内容表述出来，往往需要对涉及到的整个思想体系做一番考察，很多译者都非常享受这个不断拓宽自我思想和知识边界的过程。

三、多学科交叉。跨界为21世纪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图书作为记录社会存在的一种独特方式，自然也在内容上呈现出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彼此跨界的现象。这类图书能给读者新颖的视角，新的工具和手段，将读者认知体系中原本看似彼此分类的各类知识有效地融会贯通，形成更有活力的知识体系和审视世界的独特视角。但是对译者而言，这些体系纷繁复杂、交错相通的多学科知识，则是翻译中的拦路虎。再强大的译者也有知识盲区，面对当今时代这些融百科知识于一体的图书，传统的知识获取手段已经无法高效快捷地解决问题。借助强大的AI手段，让技术为译者赋能便成了译者从容应对当下人文社科图书翻译挑战的不二法宝。在短期内解决复杂翻译问题的能力方面，今天的人文社科图书译者已经将旧时代的译者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除此之外，人文社科图书还有很多其他特征，这里不再赘述。

问：

您认为现代翻译技术对图书翻译有哪些方面的作用？

答：

前些年很多人都反对用现代翻译技术处理图书，包括读者、译者和编辑等人。然而不争的事实就摆在这里，图书翻译的时效性越来越强，翻译量也非常大，尤其是那些术语动辄上千条的图书，翻译过程中如果没有现代翻译技术的参与，翻译的辛苦程度会增加不少。现代翻译技术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出现正是基于现代语言服务产业的巨大需求，其发展进步为翻译活动提供了极大的辅助。图书翻译活动虽然历史悠久，但它依然是现代语言服务中的一个分支，享受现代翻译技术带来的好处也是理所应当的。现代翻译技术对图书翻译的作用，可以归纳为这几个方面：为翻译提供便利；提供高质量的机器翻译结果供译后编辑；管理语料；翻译过程记录等。

在利用翻译技术翻译图书的时候，我们要清楚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读者，还是编辑，对图书翻译中翻译技术留下的痕迹都极为反感。由于翻译图书的存续时间长，受众广泛，译者在利用翻译技术时要非常谨慎，最终译文一定得经过人工译者充分审校，达到自然语言的状态。

问：

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提倡的“CAT+经验+MTI”的图书翻译协作模式？

答：

“CAT+经验+MTI”这个图书翻译协作模式目前看来，应该是最能保证师生翻译协作的效率和质量的模式。CAT的作用不用赘述，能为翻译协作提供极好的管理，保障数位译者之间的语料共享，便于术语统一等。图书翻译对MTI人才培养意义重大，不少学者都高度肯定过图书翻译对于MTI翻译人才培养的作用，如穆雷教授就撰文指出：“译著是MTI学生，尤其是笔译方向学生最重要的翻译实践成果，能够集中体现MTI培养单位的教学成果和教学质量，是衡量MTI院校办学效果的重要指标。通过译著出版，不仅能让学生体验真实的笔译项目，提高学生综合翻译实践能力，同时也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对翻译工作的热爱和向往，对翻译教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图书翻译具有一定的挑战性，MTI同学在校期间独立获得翻译图书的机会有限，绝大部分同学都过不了试译。在实践操作中，很多MTI同学都是在导师的带领下，与几个同学一起翻译导师争取来的图书项目，师生多人协作翻译图书已经成为MTI翻译实践环节中的新常态。

要在CAT的辅助下带领MTI同学翻译图书，一定得有经验丰富的审稿人才行。图书翻译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如果没有一定的翻译出版经验，在翻译过程中就会忽略很多重要信息，一旦协作过程中出现质量和进度等问题，项目负责人需要凭借经验进行积极的补救。这几年遇到不少没有翻译出版经验的老师带领多位MTI同学翻译图书的失败案例。指导教师甚至都无法对学生提交的MT译稿做出修改，而且也缺乏术语统一意识，读者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译文表达风格也不了解。翻译出版经验，尤其是在CAT环境下多人协作的图书翻译经验，是老师带学生翻译的前提条件，也是翻译质量的核心保障措施。

问：

能否谈谈图书翻译是如何作为载体、搭建翻译院校师生合作翻译实践平台的？

答：

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在思考如何让出版社的翻译图书资源能更好地服务于MTI教育，对现有的MTI翻译实践模式起到有效的补充。目前的基本思路就是利用图书翻译，让更多老师和学生参与进来，一起翻译。首先，鼓励MTI导师们带领自己指导的学生一起翻译；其次，对于那些缺乏图书翻译经验的年轻教师，我们也鼓励他们与经验丰富的同事合作，在协作中逐步积累自己的翻译经验；这几年我自己和多位同事协作翻译完成了不少图书，都是他们翻译初稿，然后我来审稿，有疑问的时候，大家一起探讨。除了带着本单位的同事翻译，也和重庆医科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广西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的老师一起合作翻译过，他们有一定经验之后，都自己独立翻译图书了。最后，我们也在创造机会，鼓励有经验的老师们指导本校以外的MTI同学翻译，我自己也做过一定的尝试。《为什么有的人特别招蚊子》、《助推》（实践版）这两本书是我指导山东师范大学两位同学翻译出版的，《千年英欧史》是重庆一位老师与北外的一位MTI同学协作翻译的。这几种协作模式有助于发挥翻译经验的辐射作用，让更多老师和同学能参与到真实的图书翻译项目中来，积累翻译经验。中国现在开设MTI专业的院校接近300所，而全国的本科院校有1300多所，还有数千所其他层次的学校，每所学校都有一定数量的外语教师，其中不乏有图书翻译经验、而且乐意指导MTI同学翻译的人。此外，我国有数百万自由译者，其中也有一些具有类似能力和需求的。如果能充分整合调动这些优质的社会资源来服务于MTI人才培养，我国的翻译人才培养必将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景。

问：

在机器翻译技术冲击下，您如何看待图书翻译的市场前景？

答：

对图书翻译的市场前景我是持积极乐观态度的。机器翻译确实对部分译者的生存造成了巨大冲击，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迹象，表明机器翻译能结合上下文对译文做出调整。在人文社科图书翻译领域更是如此。这些图书讲知识，谈逻辑，但是很多时候会用多种修辞手段来谈情感，机器翻译往往难以解码这些句子的深层含义，译文自然就达不到要求，只能为译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在文史图书翻译中，译者往往会发现原文和史实有出入，原文中引用的文献资料可能部分早就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了，译者对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花一番功夫查证核实的，自然不能指望机器翻译帮忙挑原文的错。此外，图书有明确的潜在读者群，译者会根据读者群体的特征而调整译文的风格。在翻译财经类图书时，译者就不能过多地展示自己的文学语言功底；翻译爆款畅销书时，语言就要简洁明快，诗歌散文式的优美文辞要尽量避免。而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如低幼绘本等，语言就要体现出童趣，句子简短，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最好是有音乐的节奏感，便于幼儿模仿学习。所有这些，都是译者需要用心思考，每句话都得精心淬炼，才能达到出版社的翻译质量要求，才能为读者接受。可以预计的是，机器翻译在图书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但是译者的主导支配地位并不会受到冲击。2020年，我国引进图书13919项，总数超过3000多万册，面对如此庞大的图书翻译需求，机器翻译必定会在人工译者的干预下，大放异彩。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云彬翻译社区负责人，累计翻译完成人文社科图书20余部，数百万字，包括《法国外籍兵团》《希特勒的秘密武器》《德国海军》《德国空军》《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尼赫鲁世界史》《改变世界的二十场战役》《乌托邦的故事》《平均的终结》《坚不可摧》等。发起成立的云彬翻译社区已经成功组织国内数百位翻译师生，为数十家出版机构翻译完成图书400余册，涵盖中、英、法、德、日、韩、西、意、俄、土、波等语种，题材涉及文学、历史、传记、心理学、经济、科普、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有较为丰富的翻译协作经验，熟悉出版翻译出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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