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在一九一七年（节选，1934）
在瑞士
1917年1月，在苏黎世（瑞士）有许多从各国来的革命青年，他们都了解，当前进行的这场战争是掠夺性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从战争一开始，列宁就竭力明确地揭露战争的这种掠夺性质，阐明战争的起因。他写了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收集了一些特别能揭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实质的材料，并且从战争一爆发，他就经常不断地谈到必须举起反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旗帜。我记得，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就作为侨民住在瑞士。我们向一个鞋匠租了一间房子，房子很小，窗户朝着院子，正对着香肠铺的窗户。根本无法开窗。我担心伊里奇会生病。房东家人都非常好。 他们把一些房子租了出去。在他们的住宅里住有各个不同民族的人。那里住有德国人、法国人和我们这些俄国人。当然，住宅很简陋，而我们生活得也很俭朴。不得不自己做饭。大家都挤在厨房里。
那里有一个煤气炉。我们这些妇女在这个煤气炉旁经常讨论各种国际问题。女房东，鞋匠的妻子，对这场战争非常不满，有一次她说：
“当兵的应当调转枪头和本国政府拼。”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非常满意，从此以后他就怎么也不想离开这所住宅了。在我们居住在瑞士的这段时间里，列宁不得不做很多工作……。要同其他国家的一些同志谈话，并证明无产阶级奋起的时刻已经来到。于是， 1917年1月在我们居住的苏黎世举行了一次青年大会，各国青年的大会。列宁在这次会上发了言，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系列国家发生，无产阶级将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现在这个时刻就要来临了，但很难确定在什么时候。”他还忧郁地补充说：“不知道我们这些老年人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
俄国发生了革命！
这是一月的事情，而二月就爆发了二月革命。我还记得我们得知二月革命时的情景。刚刚吃过午饭。我洗好了餐具。接着我们准备到图书馆去。突然来了一位波兰同志，他说：
“你们怎么还呆在这里，俄国发生革命了！”
当然，我们当时把其它一切都忘记了，直奔苏黎世湖边，有一块带檐的招贴板，上面贴着各种电讯。我们看到真的发生了革命。然而，这一革命当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沙皇被推翻了，但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依然存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给同志们这样写道：现在应该更广泛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唤醒群众的觉悟，并指出，不能就此止步不前，应当继续斗争。
通过瑞士同志的努力，终于让我们取道德国回国，这并不是一下子就办到的，而是花费了一定的时间。俄国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已经从电讯上知道了，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们大家还不能更具体地想象出俄国发生的这场变革的全部细节。当时，与临时政府并存的还有工兵代表苏维埃。诚然，这个工兵代表苏维埃还没有采取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还没有把自己当作政权，但是，它对群众产生了什么影响，它能够发展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仍然是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的。这是巨大的革命高潮。在我们回到国内的时候，同志们在白岛车站迎接我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他们谈话时问道：
“你们认为我们会不会被逮捕？”
谁也没有回答他，大家只是微笑。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彼得堡的时候，他看到，革命军队在欢迎归来的人，并且组织了仪仗队，整个广场都挤满了人。此刻伊里奇感到，他朝思暮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大家把他安置在卡车上，他面向群众说道：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伊里奇在芬兰
我这个时候在维堡区工作……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送到芬兰躲藏起来以后， 他是通过维堡区进行联系的，通过芬兰的同志传递一些便函，起初我们决定，我不去芬兰，而是留在这里，进行观察，然后把情况告诉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化学信，即用化学方法把要写的东西写在字里行间。他在信中写上自己的地址，为的是让我不用向任何人打听便能到他那里去，还告诉我他住在那里用的是什么姓，都在哪些同志那里。可槽糕的是我烤这封信的时候，给烤坏了一个角，使我无法看到应该走的路线。叶梅利扬诺夫夫妇为我安排了过境事宜。给我弄来了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婆阿塔玛诺娃娅的护照。我戴了块包头巾，边境上的卫兵没有注意，放我过去了。我来到赫尔辛福斯。在那里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才找到，但是我没有向任何人打听。我们谈了各方面的问题……
我第一次去过那里以后，过了两个星期，这时已经是九月份了，我又用上次那种办法去了一趟，还是用阿塔玛诺娃娅的护照，坐士兵的车厢。不过这一次车用里谈话的内容完全不同了。例如，一个士兵走进来，述说他们在维堡区如何把军官们从桥上扔下去。当时那里坐着一个携带公文包的先生，他在火车开到第一站时就立刻离开了。一路上，士兵们都在谈论应当怎样夺取政权问题。在走近车窗的时候，看见一个报贩在卖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言论报》，可以看出，士兵是多么鄙视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报纸，一个士兵对报贩说：
“这一瓶我不喝”。
到了那里以后，我向伊里奇谈了士兵的情绪，谈了维堡区工人的情绪，把同志们想对他说的一切都向他转达了。看得出来，他当时在全神贯注地思考：不失时机、举行起义的时刻已经临近了……
前夜
他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谈的就是这个时期，即九月份的情况。这是一篇出色的论文。文章写得特别激烈。文中阐述了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理论。
目前，我们在教育方面发出了重新学习《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的指示，因为根据这篇文章很容易做解释工作——解释苏维埃政权的实质是什么。当然，我们的青年是准备为苏维埃政权作牺牲的，但是苏维埃政权的实质是什么，我们的青年还不是每个人都彻底了解的。因此，现在召开许多青年会议。例如，我曾经对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的一些已经有表决权的年满十八岁的姑娘们讲过话。她们想的是怎样建设地下铁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什么是苏维埃政权这个问题，她们现在并不那么感兴趣。这就需要做一些解释工作。当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这里已经不存在关于政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当你读到《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时，仍然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是怎样解释问题的实质的。列宁在九月份所写的正是苏维埃政权所包含的内容。
后来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夺取政权的时候，因为德国资本家想同英国单独媾和，临时政府想放弃彼得格勒，不想保卫革命城市，现在不应该错过时机。后来，伊里奇决定搬到彼得格勒。他开始搬到更近一点的地方。从赫尔辛福斯搬到了维堡区……。在漫长的侨居年代里，他研究了其它国家发生革命的情况，这使他得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例如，列宁多次阅读马克思关于起义的论述。他了解了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巴黎公社的经验，因此，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作了具体的指示：不能把起义当儿戏，如果决定进行起义，那就必须进行到底。他谈到了哪些据点应当占领，哪些桥梁应当占领，谈到应当占领电报局、电话局，谈到怎样和军队联系，怎样占领政府，详细描述了应当怎样组织革命……。从前，我们革命者曾认为，“人民一旦起义，专横暴政就会垮台”，一切都将自发地发生。而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却在于，他们是按照周密考虑好的明确计划来讨论和进行起义的。
列宁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用化学药水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让我给他找一个住宅。我给他找到了。我们维堡区的一位同志玛·瓦·福法诺娃有一个合适的住宅，这个住宅在工人们居住的一座房子里；除福法诺娃外，住宅里没有住任何人。她能够完成伊里奇的一切委托。我们可以使这个住宅隐蔽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注意时时不忘秘密活动的老办法。在1917年革命中，在准备十月革命时，他就运用了老办法。用化学方法写信就是这种老方法之一。住宅准备好了。芬兰同志把他送到了彼得格勒。当时立刻就有一个同志埋怨说：“没经允许就回来了”；但这不是埋怨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必须实行革命的问题。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表示赞成……
因为这时苏维埃都已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它们已经被相当多的宣传给说服过来了。苏维埃已经赞成起义。这也是表明起义的时刻已经到来的因素之一。10日召开了会议，15日各个区，各个党组织的代表又在斯莫尔尼宫召开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同志们终究违背了秘密活动的老办法。例如，我们在斯莫尔尼宫聚会，周围即有孟什维克，又有社会革命党人，什么人都有。当时讨论了是否举行起义的问题。我们维堡区来了八个人。所有的代表一致投票赞成起义。其他区多数也赞成起义。我现在还记得弗·埃·捷尔任斯基的发言，他坚决赞成必须举行起义；还有丘德诺夫斯基的发言。这是个持怀疑态度的同志。他说：
“要说死，那是很容易的，我们可以去死掉，但这样苏维埃政权就能保持住吗？”
他有些动摇。当然，后来他参加了起义，并且不久就在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牺牲了。但当时他有些动播。然而，问题解决了。所有彼得格勒的党组织都赞成起义。
第二天，中央委员会与工会共同举行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起义的整个计划，选出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并且首先要使军队做好起义的准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有临时政府存在，但所有的军队却决定，它们只服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当然，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临时政府决定……逮捕军事革命委员会（而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拆桥，切断各个区的联系。然后开始把那些仍然忠于临时政府的士官生集结到冬宫前。政府成员都集中在冬宫。总之，很明显，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或是捍卫苏维埃政权，或是被消灭。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呆在福法诺娃的住宅里。只有埃·阿·拉希亚到他那里去，向他报告情况，还有我去。住宅非常秘密，甚至连中央委员都不知道伊里奇躲藏在哪里……
晚上，我在想：“伊里奇在做什么呢？他真的还呆在福法诺娃的住宅里吗？”于是晚上我就到福法诺娃那里去。她说伊里奇走了。拉希亚来找他，告诉他说桥被拆掉了……。他和拉希亚决定，伊里奇去斯莫尔尼宫。他化了装，头上裹了一块围巾。这一切都做得非常笨描。亲爱的伊里奇把帽子都给丢了……总之，他们好容易才走到了斯莫尔尼宫。伊里奇一到，就开始直接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而我不知道这些。我来到福法诺娃的住宅，按照预先约定的暗号敲了门。她对我说，伊里奇走了。于是我和区委书记热尼亚·叶哥罗娃[11]搭上一辆卡车到斯莫尔尼宫去。当时起义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我都不记得我在那里看没看到伊里奇了。我在想起义的事情……
由于作了这样的准备和周密的考虑，没有付出多大的牺牲便夺取了政权。临时政府的成员被逮捕。克伦斯基逃跑了。应当说，大家当时还是非常仁慈的。我们的赤卫队员有时这样议论说：
“没什么，他是临时政府的成员，但可以放他过去，他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成员。”
就这样，不知怎么就把克伦斯基给放跑了，而他在几天以后便开始进攻彼得格勒。的确，他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但是国内战争毕竟是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