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五个源头||文化剪影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是《国学的五个源头》的系列视频的“纲领”。

作为一个视频内容的补充，我把它从知乎搬了过来。

希望对感兴趣的朋友有益~😄

国学——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它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但问题是传统文化又是一个非常大，或者说非常笼统的概念。 京剧？周易？汉唐诗文？还是四书五经或者是《老子》——亦或是佛学？ 我们到底该在思想上怎么梳理这些纷繁复杂的内容？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尝试从思想梳理的角度，展示一下国学可能的五个源头。

1.

那么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最遥远的——三代。 三代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夏、商、周。 笼统来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自于周，最多也只能上推到商。 为什么？ 因为商，尤其是中后期的殷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文字——甲骨文——的起源时期。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尽管能够让我们结合文献记载，依稀的整理出商中后期的最高统治者相对可靠的谱系。 但如果把这段历史依着《史记》那样的文献记载再往上推到夏，恐怕就进入到了无文字记录的时代。 好在考古学确实还有对应的发现。 那就是——二里头文化。 对于很多考古学家来说，二里头之前的中国可以被称之为史前时代，而之后则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 于是，有不少的学者就将二里头文化当做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起源。 那么用文献记载的夏商周对应，我们大抵可以说二里头就在传说和信史之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三代的起点。 那么这个三代的起点，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根本特色”呢？ 四个字： 礼乐制度 二里头出土的大量陶器已经具备了礼器的作用。 而在其墓葬发掘中，也具备了中国文化一种独特的丧葬习俗：事死如事生。 可是作为国学的一个最早的源头，礼乐制度有什么特色呢？ 用《左传》里的一句话就是：明贵贱，辨等列。 但要注意哦！ 明贵贱，辨等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阶层制度。 阶层分化在全世界的文化演进中都存在，用来规范阶层制度的律法在全世界的早期文明中也都广泛存在。 而中国的礼乐制度之所以独树一帜，其根本原因就是，除了服务于阶层分化，它更重要的一个用处反而是—— 容纳——或者说——理解世界的方法。 世界中的一切都是高低起伏的，万事万物一定不可能完全齐平。 高低贵贱不应该只是一种粗暴割裂的党同伐异，从文化的开放性上，礼乐制度最积极，最有价值的一面就是基于高低贵贱的—— 有容乃大，和而不同。 这是礼乐制度的根本魅力。 那么这个魅力走到了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之后，并没有走向没落。 反而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之下，开启了国学的第二个源头。 2.

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思想大爆炸的时代。 老子的无为，庄子的逍遥，墨子的兼爱非攻，杨朱的一毛不拔，法家的治民，儒家的仁义…… 我们能说的太多太多……，而且他们各抒己见，互不统辖。 但作为一个起源，他们的确在一种积极昂扬的人文气质上如出一辙。 如果想要总结出这个气质是什么，我们不防就用孟子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 天下万物皆备于我！ 士相信自己与世界的“同在性”。 这并不是某种“唯我主义”，相信世界是围着自己转的。 而是说，士相信天地间的一切存在，才是天地本身！ 世界与“我”的共鸣，才是世界存在的根本证明。 没有了“我”，没有了世界里那充满生机的“我见”，就不会有世界的壮丽与雄浑。 而只有壮丽雄浑的世界，对于人来说，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 这就是先秦的—— 天人同在。 先秦的这个充满生机的精神，在两汉最终形成了知名的天人感应学说。 虽然天人感应纳入了很多阴阳五行的方术之技，但最核心的气质，还是秉承了天人同在的基本根骨。 这就是今天一切传统文化，一个成熟的——根。 如果说三代的礼乐制度是最初的起点，而先秦的天人同在则是第一次高潮，那么两汉的天人感应则是第一次中国核心文化的“总结”。 我们也许需要记住，任何一个文化的“总结”，往往都不会是这个文化最有魅力的“核心”。 但不管如何，从东汉到三国，天人同在的盎然生机，仍然是我们这片大陆最基底的精神。 但从东汉末年开始，情况悄然的开始改变了…… 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 佛教东传。 3.佛教东传

佛教东传，第一次将一种完备的宗教文化带入了中国。 从礼乐制度开始，中国原有的本土文化，并没有清晰的“两界概念”。 什么是两界概念？ 其实就是基于绝对生死界限的——此岸和彼岸。 在宗教学里，它有一个更价值判断的称呼就是： 神圣与世俗。 我们前面就说过，在三代的丧葬习俗中，视死如生的特点非常明显。 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不建立在清晰的“律法界限”之上， 甚至生与死的关系，都不建立在清晰的非此即彼之内。 礼乐宗族的“亲疏远近”并不是城邦的“至高法律”。 也因此而没有对这种至高律法的“崇拜”，不仅很难形成永恒客体的上帝观念，甚至也很难形成对生死的绝对律法化的——分界。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最重要的古老经典——《周易》里，谈世界的运转，用的是周流不虚的生生而不是无尽轮回的生死的原因。 可佛教的东传，却把这个清晰的，“生死两别”的概念带来了中国。 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刺激与挑战。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道教开始出现，玄学随即风起。 异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横惯了从晋、南北朝，经唐、五代，直至北宋的整个时期。 这个时期从陌生到好奇，从审视到争辩，乃至互相攻讦，你死我活——不管是什么样的境遇，最终中国文化都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佛教已经扎根在了这个大陆。 于是，最终的融合不可避免，以禅宗为代表的汉传佛教就成了这个融合最大的——一个成果。 但佛教毕竟带来了一个与先秦精神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属性——世俗与神圣。 并且在世俗生活里，因为追求“解脱”（神圣）而具有了明显的“轻生重死”的意志。 虽然汉传佛教努力的想要纠正僧侣不事俗务的传统，以至提出了农禅并举、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教诲。 但总体上来说，宗教作为一个上层的，需要供养的社会结构，其厌世出离的内在渴求，与儒家为代表的先秦精神依然是完全的——格格不入的。 同时，虽然唐朝在国家的拓展和文化的气象上蔚为大观。 但是在思想的贡献上却乏善可陈。 受益于前人思想的经世致用所带来的大唐的繁盛，并没有使思想的探索上后继有人。 以至于经历五代，到了宋朝，用钱穆先生的话，就是唯一的一点思想贡献就是一本《宗镜录》。 可惜就是这本《宗镜录》也依然就像《吕氏春秋》一般，只是一个汉传佛教思想高峰的总结。 至于那欣欣向荣的冲动，却也残存无几。 于是，两宋的士大夫们面临着一个极其尴尬的境遇。 一方面儒家因为一直以来都有官学的身份，所以在制度、典章、礼仪，这一系列关于国家规范的文化上，儒家可谓收获颇丰。 另一方面，这样的进步，却并没有换来儒家在思想上的百尺竿头，反而这种“不思进取”受到释家思想一而再，再而三的冲击。 以至于到了宋朝，出现了十个士大夫，九个信佛的局面。 这让朱熹这样对儒家思想仍然有抱负的的有志之士，难免感到由衷的尴尬与惊悚。 于是，以中唐发起的古文运动为一个精神上的遥远起点，但却又把北宋的周敦颐、程氏兄弟、朱熹作为最早期的成熟代表—— 宋明理学 来了。 4.

宋明理学并不满意汉唐的文化贡献。 认为它们文采有余，而思想不足。 甚至认为只把儒家的造诣局限在典章制度，艺术文化之上，是佛教思想侵蚀士大夫的根本祸因。 于是，北宋的一群有抱负的“士”，开始声称要重新继承自秦之后，在他们看来实际已经中断的“王道圣学”，他们把这种上溯先秦的“继往开来”，当做了“己任”。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这知名的“横渠四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但我们一定要注意。 虽然宋明理学号称自己的学问是“上溯先秦”。 但实际上对他们影响更大的，反而是其认为的最大的敌人——佛教。

不管是周敦颐的太极图，张载的太虚，还是朱熹的天理人欲。 亦或是宋明理学的究极精神—— 体用不二，天人合一 其实都是对佛教“缘起性空”与“指月之指”的回应。 虽然宋明理学用尽了力气想要“以有对空”，依此来反对佛教的“空性”所必然指向的出世。 但下意识的，过度的依赖佛教“空性”前置的反对概念——“万有”，却不知不觉的走向了“天理与人欲”的二分世界。 出世虽然表面上被拒绝了。 可现世——这个活拨的世俗——却被天理和人欲的区别给割裂了。 也是为了弥补这个割裂，张载才又再次提出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再组合。 于是，先秦那个充满活力的天人同在——慢慢的消失了……。 剩下的些许余晖，虽然仍然刺激了心学，也就是—— 知行合一 的出现。 但实际上，连王阳明自己都知道，就是这个知行已经被割裂的两分，才需要这么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合一。 这是宋明理学到明末清初之后，开始无力阻止一个重要的现象—— 三教合流 的根本原因。 三教合流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丧失活力的某种标注。 自此之后，不同文化之间“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张力，开始无情的——消失了。 佛教不是作为一种文化，而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影响力在民俗文化中开始泛滥。 不管是“善恶报应”还是“三世因果”， 以《迪吉录》为代表的所谓“劝善运动”，正在使儒家宗教化的趋势，变得越来越不可遏制……。 终于，到了清末，传统文化的精神活力至此已所剩无几。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东西文化的大碰撞开始了！ 5.

那是一个茫然、陌生、欺压、屈辱、奋发与艰难探索共存的时代。 就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自身文化的状况本身就已经是“百病丛生”。 而随着坚船利炮一起“破门而入”的西方文化，却拥有着那时候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活力、深度、复杂与意志！ 于是传统文化第一次不仅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实际上更进一步的危机反而是“是否值得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 这是一个极其、极其、极其——尖锐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根本提出，其最大的压力就是—— 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是“国学”这个概念之所以能够出现最直接的动力。 实际上国学有个十分被动的出处—— 整理国故。 即便是那个时代的所谓“国粹派”成立的“国学会”，其实担当的角色，也超不出“整理国故”。 这个整理，实在从头至尾，都已经必须面对一系列的西方文化的“重新解读”了。 比如： 不管是唯物、唯心。 还是一元、二元。 这些概念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出现在过西学东渐之前的，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里。 即便是禅宗的“风动番动”问题，其实也牵扯不出什么唯心或者唯物之争。 但在西学东渐压力下的“整理国故”，却必须面对这些新概念对自身文化“重新解读”的强势需求。 这个强势的需求，几乎也铸造了“国学”这个概念，在当下不可抹杀的诸多重要属性。 以至于国学与西学在当今的一切可能的对比——不管是有意的或者无意的——也都必须仍然要遵守“唯物、唯心”这样的一系列“近代定义”的根本束缚。 好了，这就是国学这个概念可能的——五个源头的全部了。 最后我们再做一个极简总结： 三代——礼乐制度：这是生生精神的基底。先秦——天人同在：这是天行健，自强不息的起点。汉唐——佛教东传：这是缘起性空以禅宗“指月之指”的方式融入中国的关键时期。两宋——宋明理学：这是当下国学最核心的两个概念“天人合一”和“体用不二”的根本出处。这也是国学能与佛教、道教、乃至术数等民俗文化能有所链接的——中介。近代——西学东渐：这是国学——这个当代传统文化流行命名的一个最直接的——起点。

到此，我们完成了对国学源头的初步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