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古文明的灭绝和超越突破

金观涛 刘青峰 

四 不死普遍观念的产生：超越视野 

超越突破的发生

        综上所述，社会是普遍观念X与社会行动Y通过L（A）、L（B）耦合成的一个互相维系的网络。社会行动的发生需要普遍观念X的驱动和实现过程L（A），而普遍观念的存在则需要社会行动通过L（B）的维系。

本书主要在三个层次上使用“社会”这一概念：

        （1）在讨论古文明社会时，使用的是广义的“社会”，即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这主要指的是一种跨地域组织；

        （2）在讨论传统社会时所使用的“社会”（和社会有机体），指的是社会组织蓝图（作为超越视野对应然社会想象的特殊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

        （3）在分析市场起源、现代社会时，使用的则是今天人们常用的狭义的“社会”，即个体组成的可凭自己意愿改变的组织。为了阅读便利，在行文过程中统一使用“社会”一词，不再另作解释。

        古文明演化实为该互相维系的网络的整体性变化，其后果一般是文明灭绝。为什么？因为该互相维系的网络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不可抗拒。形象一点讲，无组织力量增长使L（A）L（B）发生畸变，结果是这一互相维系的网络慢慢失效。

        当社会行动组织不起来，或其维系普遍观念的功能不断减弱时，一旦碰到外来冲击，社会就会解体。普遍观念离不开社会行动，当社会行动完全消失的时候，普遍观念也就不存在了。一旦普遍观念不存在，社会行动再也组织不起来。文明不得不灭绝。

        那么，是否会出现某种普遍观念，它可以转化为社会行动，却不需要社会行动来维系其存在呢？如果有，整个系统的解体对它不会有影响，即使社会在各种内外压力下瓦解，这些普遍观念仍存在于每个个体心中。

        这样的观念在古文明演化中形成，犹如X从图1.4这样的网络中跳出来，变作独立的存在。这样的观念确实存在，就是存在于超越视野中的普遍观念。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超越突破”。

        超越突破的发生，是某些非常独特的古文明在演化中解体的结果。换言之，绝大多数古代社会的解体，是文明灭绝；但一些非常特殊的古文明的衰落，会导致不死的普遍观念系统一超越视野的产生。

        那么，何为不死的普遍观念？在什么条件下超越突破会发生？我们如何知道它发生了？显而易见，如果不死的普遍观念系统出现了，因其不会消亡，它今天一定尚存于世。而且整个起源过程（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的整体变化）的信息一定被保存在这些不死的普遍观念系统中，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保存这些普遍观念的文字，将其找出来。

        今天所有古文明的知识都出自三个来源：

        一是考古；

        二是古代的器物、铭文；

        三是传世文献。

        所谓传世文献就是记载着这些不死观念系统的起源过程的文献。通过传世文献研究，历史学家可以揭示古代社会制度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甚至分析历史事件的起因。

        只有极少数的文明才有传世文献，有传世文献的文明都是本书所指的轴心文明，即经过超越突破的文明。除了中国外，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也有传世文献。

        中文世界的传世文献是《诗经》《尚书》《易》《周礼》《春秋》等古书，它们保存着中国文明起源的信息。

        印度的传世文献是围绕着“吠陀”和史诗系列展开的，除《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外，还有《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

        古希腊文明也有传世文献，《荷马史诗》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就是代表。

        希伯来的传世文献则是《圣经》。

        下文先从具体例子出发，分析传世文献中包含的不死观念系统是什么，再讨论它们又是如何起源的，最后进行概括，回答为什么这些不死观念系统会在古文明演化中，从普遍观念与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中跳出来，而没有随着其孕育母体（古文明）的解体而消亡。

 

超越视野之一：希伯来Z教的结构

        第一个有不死观念起源的文明，就是希伯来文明，它最初的传世文献是《旧约》。根据对传世文献的解读，并将其和考古知识及古气候知识结合，大致可知公元前1300年左右，地中海地区发生了大干旱。

        此时，以色列出现在迦南高地。其实，以色列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750年，甚至更早，但它在公元前8世纪才最终形成一神崇拜。《旧约》就是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编写的，到公元前5世纪完成。为了剖析《旧约》蕴含的普遍观念，首先要看其内容构成。

《旧约》规定了犹太教的基本结构。众所周知，犹太教经典大概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摩西五经》；

        第二部分是《历史书》十二卷；

        第三部分是《智慧书》五卷；

        第四部分是大、小《先知书》。

从思想史角度来看这四个部分，它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摩西五经》首先规定了犹太教一个特殊的价值追求，这就是救赎；

        《历史书》十二卷记录了犹太文明演化中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的互动过程；

        《智慧书》是从基本价值推出行为规范，即Z教信仰应如何进行；

        大、小《先知书》则表明希伯来Z教超越视野下的终极关怀具有可发展性。

        犹太教的价值核心是救赎，它使得希伯来Z教具有不死的超越视野。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说《摩西五经》规定了救赎这一价值追求。

        《摩西五经》由五部文献组成：《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

        《创世记》的内容包括上帝创造世界、大洪水的传说以及亚伯拉罕等人的故事，其核心要点是人类苦难的起源和绝对服从神的必要性。所谓《创世记》的核心是认为人类犯有原罪。

        为什么人会有原罪呢？上帝创造世界以后，人因为偷食禁果而堕落，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人类的苦难从此开始。生活在苦难中的人类需要救赎，要得救就必须只信仰Y和华，对神绝对服从。既然是“创世”，除了上述核心内容之外，《创世记》必定包含文明起源的历史记忆，甚至有文字出现前的很多口头传说。它们的时间跨度可能长达数千年、上万年，大洪水的传说就是例子。

        很多文明都有洪水传说。现在基本能确认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大概15万年前，全球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夏天。在温暖时期，冰雪逐渐融化。

        公元前5000多年，劳伦泰德冰盖（ Laurentide Ice Sheet）崩解，大西洋循环减缓，一系列气候变迁的连锁效应导致海平面上升。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古黑海满溢泛滥，形成今日的黑海。古黑海由一盆地变成今日之海洋是在短短两年内发生的，这无疑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一过程对当时人类造成的巨大心灵冲击，蕴藏在人类关于大洪水的古老历史记忆中。这在《创世记》中表现为诺亚方舟的故事。

        对《创世记》的编写者而言，光记录这些记忆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可以不死，即可以脱离社会行动。《创世记》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呢？首先，人要脱离苦难，必须绝对地信仰一神，这就是“一神论”的起源。

        我们知道，古文明基本上是多神崇拜的。当时以色列生存在周围多神的环境中，附近文明都是多神崇拜的。以色列的一神信仰和脱离苦难直接相关，这就要将以色列文明和周围文明区别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文本的叙述中，Y和华相当在乎你是崇拜一神，还是崇拜多神的。如果崇拜多神，Y和华是绝不能宽恕你的。

        此外，《创世记》记载的亚伯拉罕的故事也值得深思。这个故事不仅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在其他文明中亦是少有的。神对亚伯拉罕说：用你的儿子作为祭品，亚伯拉罕就把他的儿子抓起来，放到祭坛上。当他正准备拿刀毫不犹豫地砍下去的时候，神制止了他用一头羊来代替。

        在哪一个神话里面，Z教信仰要求人用自己儿子作为祭品？而且要毫不犹豫地砍下去，神到最后才制止？这里面蕴含着一种精神，即除了信仰一神以外，人还必须绝对地服从神。此种观念是以前从没有过的，《创世记》把这个观念确定下来。

        再来看《出埃及记》。以色列人跑到埃及去了，受到奴役，结果对神的信仰让他们获得拯救。“教赎”这一概念在《出埃及记》中第一次被提出，耶和华是个拯救的神。“救赎”可以有不同的层次：把犹太人从一种灾难中救出来，从一个地区中救出米、进而发展到把人从这个世界中救出来。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对神的绝对服从，因为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出埃及记》开启救赎之源头，确立了希伯来Z教的核心价值。

        《利未记》的主要内容是人怎么样祀奉神，怎么样向神做祷告。人必须做到内心的圣洁，才能祀奉神。原来认为祀奉神只要放祭品、做仪式就够了。《利未记》指出这是不够的，关键是内心的圣洁。祀奉神不仅在于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想什么。这样一种信仰神的方式和古代Z教截然不同。

        《民数记》主要提出了犹太人的独特性，其背景是以色列在大国之间的命运起伏。以色列经常被打败，甚至亡国，人民颠沛流离；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仍然如此，一会儿被亚述征服，一会儿成为新巴比伦的阶下囚。

        《民数记》中记载了上帝清点以色列的人数。神清点了两次，前后相差40年，但以色列的人数却差不多。这是为什么呢？第一，上帝是关心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人数是一个一个点的。第二，在那么颠沛流离动荡的情况下，人数却没有减少，这正是上帝的思典。

        犹太民族是个寄生民族，他们全都在漂泊，寄生在其他社会结构之中，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们。《民数记》记载了犹太民族的漂泊性，以及救赎为犹太人所专有，上帝关注犹太人。

        下文会指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普世化。为什么？因为救赎一开始只是犹太人的专利，《民数记》记载上帝专门清点了犹太人的人数；基督教兴起以后，这份文献不重要了，神关心并拯救每一个人，但在《摩西五经》里却并非如此。今天明确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差别很重要。

        《申命记》的内容则是神再一次重申了他的命令。我们知道，神多次讲到他的命令，如《摩西十诚》就是神的命令。《申命记》里所有神的命令都得到了高度的强调；其重点是现世的权力、政治人物和神没有关系，神是靠律法来统治的。

        换言之，Z教通过《申命记》和政治拉开了距离。这在古代Z教中是破天荒的，埃及Z教、古巴比伦Z教都是现世的，主张神权政治。

        简言之，《摩西五经》莫定了“救赎”这一普遍观念的结构。先是苦难的起源，再是对神的绝对服从，个体是渺小的、绝对没有意义的。接着是祀奉神要求内心的圣洁，不是靠社会化的形式。尽管犹太民族国破家亡、漂泊不定，上帝依旧不会忘记它。最后是Z教要和政治拉开距离。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创造一种普遍观念，这种观念可以驱动社会行动，但其存在本身不需要社会行动的维系。在犹太文明衰落的过程中，这一普遍观念从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

        以“救赎”为核心价值，加上大、小《先知书》，使得希伯来Z教具有不断展开的可能性。

        本书将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视为希伯来Z教展开的不同形态，其原因就在于犹太教中有大、小《先知书》。它规定了神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派先知来向世人宣告神谕，甚至通过先知建立新的救赎Z教。从犹太教到基督教就是这样的大飞跃。伊斯兰教的出现亦是如此。穆罕默德作为封印使者，是最后一个先知，代表神向人传达最终的信息。

        犹大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被统称为亚伯拉罕诸教（ Abrahamic religion），亚伯拉罕（ Abraham）这一人物形象贯穿于三教的叙述中，他是一神教信仰的始祖。但其形象在三教经典中又有细微的差别：

        在犹大教中，他是犹大人的始祖；

        在基督教中，他是信仰基督家庭的始祖；

        在伊斯兰教中，他是穆斯林先知的始祖。

        由此可见，“救赎”这一不依赖于社会的不死普遍观念一旦产生，就意味着具有这一核心价值的一系列Z教形成的可能性，它们都是可以从社会独立中出来、依靠个体传递的不死观念系统，代表了一种超越视野。

        换言之，希伯来Z教作为第一种超越视野，规定了一个不死的价值追求方向，我称之为希伯来救赎Z教的超越视野。

 

超越视野之二：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

        从今天的考古发现看，公元前1300年左右地中海地区发生的大干旱影响深远，因为它除了催生希伯来Z教外，或许还促使古希腊超越突破的发生。如前所述，埃及是当时的世界粮仓，干旱迫使以色列人逃往尼罗河三角洲。

        公元前1200年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救赎”这一不死的普遍观念开始形成。在犹太人逃离埃及去避难的同时，迈锡尼文明衰落了。它催生了另外一种超越视野，就是古希腊认知理性。

        如前所述，经过超越突破的文明一定有传世文献，超越突破的发生及其观念起源都可以通过传世文献来分析。那么古希腊的传世文献是什么呢？这就是《荷马史诗》及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对古希腊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正是将《荷马史诗》和考古发现结合所得出的。

        19世纪，德国人谢里曼（ Heinrich Schliemann）读了《荷马史诗》后就被其中的故事迷住了。《荷马史诗》中的《木马记》记载了迈锡尼军队攻打特洛伊城的故事，谢里曼决定用考古挖掘来检验《荷马史诗》，结果在土耳其找到了特洛伊城，在迈锡尼找到了联军故乡。

        20世纪，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 Arthur John Evans）继谢里曼之后，在克里特岛上找到米诺斯王宫，发现了迈锡尼文明之前的米诺斯文明。但早在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5世纪，米诺斯文明就灭绝了；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文明衰落。

        原来人们一直认为迈锡尼文明衰落的原因是多利安人的入侵。对文明遗址的考古挖掘发现，这种说法很可能是错误的。多利安人入侵说（Dorian invasion）的重要根据就是迈锡尼文明似乎是被火烧毁的。然而当时被认为是火烧毁的地点只有8个，其中真正被焚毁的永久废弃点仅有4个，而它们又处于众多安然无恙的遗址之间。

        由此看来，多利安入侵说很可能是无法成立的。实际上，当时希腊大陆的文明中心正处于向外扩散的状态，外地的迈锡尼文明居住地有所增加（如在罗多斯岛，迈锡尼文化居住地由21个增加到了36个）。而本土居住地则在减少（由328个减为137个）。

        大陆人口减少，中心力量削弱，这引起四邻山居部落乘虚而入。迈锡尼衰落对古希腊超越突破的发生极为重要。因为正是大陆人口在向外移民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移民社会——古希腊城邦。认知理性这一普遍观念是在古希腊城邦中孕育的。

        从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文明衰落到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形成这400年被历史学家称为“黑暗时期”。古希腊的超越突破，正是在这时期发生的。和犹太教“救”观念起源不同，古希腊萌发了另一种不死的普遍观念，这就是基于认知的理性精神。

        认知理性把追求知识作为终极价值，这种普遍追求一且出现，当然并不一定依于社会行动，它可以从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独立存在的不死观念系统。

        问题在于，这种独特的普遍观念是如何起源的。起源过程的痕迹存在于古希腊文明的传世文献——史诗的变迁中。什么是史诗？史诗写的是神和人的故事。

        在《荷马史诗》里面是英雄和神创造历史，神是自然力量的拟人化，英雄则是有特殊能力的人。公元前8世纪前后，古希腊神话和史诗向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是自然哲学在神人同形的Z教里产生；另一个是史诗、诸神的起源的故事被表达为古希腊悲剧（文学）。这两个同时发生的变化可以被概括成理性化。

        所谓理性化，是指用个体的思考来求知和解决问题。它首先表现在米利都学派开创的自然哲学之上，古希腊自然哲学一开始把万物的本源归为水或者火，随后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of Samos）认为万物起源于数。从神话到自然哲学，进而把数视为宇宙之本质，这些变化的方向当然可以说是理性化。

        为什么由史诗神话变为悲剧（文学）也是理性化呢？什么是悲剧（文学）？悲剧（文学）是经作家思考、改写过的神话和史诗。把自然形成的神话、史诗变成可以上演的故事，虽内容不变，这却是一个经过思想和语言重构的过程。改写是一种叙述，必须经过个体思考。思考是理性化的开始。

        悲剧（戏剧）是在酒神节时上演的。古希腊酒神节是城邦所有人的狂欢，据说连罪犯都要被放出来参加酒神节，酒神节上表演悲剧代表城邦所有人的共同观念的变化。我们都知道言说在古希腊城邦各种活动（包括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言说成为社会行动的基础，标志着社会行动的某种理性化。在一个重视说理的环境中，神对自然力的解释不如自然哲学有效。自然科学的起源和神话、史诗向古希腊悲剧（文学）转化都是理性化不断推进的结果。

        其实，今天西方的理性（即认知精神）也是由“言说”和“科学”两个基本要素组成，它是从古希腊一脉相承流传下来的。我一再强调普遍观念的存在和传承需要通过关键词检验，但在讨论西方思想发展时用关键词考证有点困难，原因在于，对西方思想传承的考察必须追溯某些关键词在古英文、拉丁文和希腊文中的使用和翻译。

        幸运的是，对“理性”这个词从英文到拉丁文再到希腊文的追溯相对简单，其历史语义在近两千年来的变迁是可以清晰勾勒出来的。今天西方表达“理性”的词有两个，其意义都是在西方前近代（教皇革命后）定型的。一个是 Reason，它来自拉丁文 Rationem，原为思考（Reri）一词的词根。

         Reason最早出现在13世纪的英文里，其狭义为理解或相信的理由，其广义为人类具有的前后连贯思想与理解的能力。

        另一个词为 Rationality，来自拉丁文Ratio，除了指有别于感觉、意志和情绪的运用概念推理的能力外，还有计算、比例之含义。

        思想史家早就注意到Reason和Rationality的差别，17世纪，那些拒绝将天启作为理性（由）的人被称为 Rationalists。这说明 Rationality指的是西方工具理性。换言之，这两个词一个代表用语言表达的思考，另一个代表数学计算及来自科学的观念（如比例）。

        如果把这两个词从拉丁文追溯到希腊文，我们立即会发现：思考（Reri）一词对应的是逻各斯（Logos），即用语言词汇来表达道理之意；而拉丁文的“比例”（Ratio）直接来自同音的希腊文，它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的观念。万物由数组成，数的比例关乎万物结构和认识它们的方法。对“理性”的关键词考察证明它来自古希腊的认知精神。

        一方面，正因为逻各斯（Logos）观念的传承，西方才会把基于言说的连贯思考等同于理性。另一方面，“比例”（Raio）观念——从希腊到罗马，再通过经院哲学一直到现代工具理性——意味着科学方法的传承。

        也就是说，古希腊开创的哲学和科学标志着和希伯来Z教不同的超越视野之起源。

 

“逻各斯”和“比例”

        因“哲学”（ Philosophy）一词本源自古希腊语“爱智”（ Philoso-phia），故人们通常用古希腊哲学来代表“认知理性”这一普遍观念之成熟。而希腊哲学的形成过程则被归为“早期希腊哲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土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四个阶段。

        通常认为，言说精神和自然哲学（古希腊科学被视作其一部分）的发展只是第一阶段的主调，这一阶段是准备性的，不占重要位置。而苏格拉底问“何为知道”，并指出知识始于正确的定义，形成了关于思考本身之思考（二阶思维），这才构成古希腊哲学突破。

        继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进一步提出理型论，开启了古希腊哲学的主流思维模式，使得希腊思想围绕着对柏拉图理型论的肯定、否定和修正展开。

        在这一古希腊哲学发展主线中，只有第一阶段看到“逻各斯”（ Logos）和“比例”（ Ratio）这两种因素推动认知理性发展，在以后诸阶段中，似乎只有“逻各斯”导致哲学思考成熟，古希腊科学（主要指数学和几何学）对希腊哲学似乎不那么重要，直到最近才发现上述概括是不准确的。古希腊哲学成熟始终存在“逻各斯”和“比例”两种动力推动。

        陈方正根据査尔斯・卡恩（ Charles H.Kahn）的研究，勾画出另一幅古希腊哲学形成的图画。在“早期希腊哲学”中，毕达哥拉斯就独树一帜，他对数学之重视，开启西方思想严格证明之传统。毕达哥拉斯把奇数看为阳性的，把偶数看为阴性的，然后用数来组成万物。这样不仅任何关系都可以用数的“比例”来把握，“比例”也代表了宇宙的基本结构。

        柏拉图全面继承毕达哥拉斯数学作为其理型论的基本方法。在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笼罩下，柏拉图一度脱离苏格拉底的用逻各斯讨论道德和社会的轨道，转向追求永恒真理的神秘主义，这是《对话录》风格转变的原因。

        柏拉图《对话录》中记录了柏拉图接受毕达哥拉斯主义的证据。柏拉图曾这样写道：“诸神借着一位新普罗米修斯之手将一件有光芒随伴的天赐礼物送到人间；比我们更贤明也更接近诸神的古人相传，万物是由一与多组成，而且也必然包含了有限与无限。”这里，新普罗米修斯即毕达哥拉斯。

        正因如此，“比例”观念在柏拉图理型论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柏拉图在讨论可感知世界和理型世界的关系时，就用了“比例”作为分析的基本方法。他把AB线段不均等地在C点分开，然后以相同比例在E点将BC分成两部分，使得BC：CA=BE：EC。

        柏拉图曾这样论证：如果CA表示理型以及我们认识它们的精神活动，BC代表可感知世界及我们的感知方法；如果要理解它们是怎样互为条件的，必须研究BE和CE的关系。

        CE是马、床、树这一类客体，BE则为它们的摹本，如镜像、影子和反映物。在可感知世界中，摹本与其原形之间的关系，就如被信念所认识的感性世界BC和被理性或思想认识的理型CA之间的关系一样。

        换言之，柏拉图把知识定义为被证明的信念后，进一步指出用镜像认识客体之所以可以等同于用精神认识理型，靠的是“比例”的存在。这里，“比例”不仅是宇宙的基本结构，它还规定了感知世界和理型世界的关系，离开它无法认识世界。换言之，“比例”是人接近理型的方法！

        既然柏拉图哲学由“逻各斯”和“比例”这两种力量塑造而成，那么用“亚里土多德”和“亚里士多徳之后的希腊哲学”就不能概括柏拉图之后古希腊理性主义演化的全貌，因为它完全没有看到围绕“比例”观念的科学发展。

        我们知道，这一切是从发现无理数带来的震撼开始的。数字2的平方根是一个无理数，它不能被表达为两个整数的比例。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这个秘密以后，大吃一惊。居然有东西不能用比例来表示，这是天大的事情啊，泄露这一天机的人全要被处死。既然“比例”为理性的代名词，不能用比例表示当然是非理性。今天“非理性这个词就来自不能用比例来表示。

        近些年的研究发现，正是为了克服无理数导致的非理性，古希腊发生了第一次科学革命。柏拉图曾用线段成比例说明感性世界和被理性或思想认识的理型之关系，如果不是所有的数都能用整数比来表示，那么线段的比例又是什么意思呢？如何给出更广泛的比例理论呢？针对这些问题，欧多克索斯（ Eudoxus of Cnidus）提出新的更广泛的“比例理论”。

        陈方正在《继承与叛逆》一书中指出它在数学上已达到19世纪戴德金分割（ Dedekind Cut）的高度，甚至认为，欧多克索斯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古希腊的牛顿，他们的发现引发了古希腊第一次科学革命。

        换言之，在古希腊“比例理论”的意义远超过数学本身，其力图用“比例”理解整个世界，最终建立了类似于微积分的连续统概念，证明系统的严格催生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体系。古希腊科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科学的天文学。

        总之，古希腊科学对哲学的影响类似于牛顿力学对整个欧洲哲学的冲击。没有“比例理论”，就不会有柏拉图理型论，也不会有亚里土多德用科学经验改进后的整个哲学系统。在认知理性中，“科学”和“言说”总是同时存在、同时演进的，今日如此，古希腊亦如此。古希腊哲学在柏拉图及以后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回应。

 

超越视野之三：印度的解脱Z教

        另一种超越视野是印度的解脱Z教。令人深思的是，印度超越突破的发生，居然和种姓制度的建立相关联。

        早在公元前2500年或更早，印度河流域存在着一个叫哈拉帕（ Harappa）的古文明。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印章文字和大城市的遗迹。哈拉帕这个城市大概有2.35万人，另外一个城市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人口更多，高达4.13万。

        公元前1500年，哈拉帕文明分崩离析，到公元前1000年完全灭绝；其原因不明，有人认为这是雅利安人入侵的结果。自公元前1300年起（也许更早），雅利安人确实源源不断地涌入印度，这是否和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大干旱有关，则不得而知。

        哈拉帕古文明的繁荣期是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1900年，这一文明在时间上可追溯至公元前7000年，其发源地则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俾路支（Baluchistan ）和梅赫尔格尔（Mehrgarh ）地区。

        目前考古学界已挖掘出大约1.5万个哈拉帕文明的定居点，其中包括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样的大城市，占地面积达100公顷。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定居点是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但在大城市（如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中却存在复杂的城市规划：西部城堡区是城市精英的总部，所有的城市公共事务很可能都出自那里。在城市中，工匠的身影随处可见，当时的哈拉帕人已经掌握了通过调配铜和锡来冶炼青铜的技术。

        公元前1900年左右，哈拉帕文明逐渐衰落，据考古发现显示，公元前1700年以后，哈拉帕文明几近分崩离析。关于哈拉帕文明的衰落，目前存在三种说法：

        第一，雅利安人的入侵（Aryans invasion ）。

        第二，地壳运动说。公元前2000年左右，当地发生了剧烈的地壳运动，导致附近河水干涸，同时，地壳运动还引发巨大的洪水，隔断了粮食产区和城市之间的联系通道，粮食供给的不稳定最终导致城市文明的衰落。

        第三，气候变异说。公元前2000年初，当地降雨量锐减，这可能是由于哈拉帕人过度采伐所引致的，导致当地农业产量下降，文明趋于衰落。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征服，遭到了以达罗毗茶人为主的土著居民的抵抗，并在平息这种长期抵抗的过程中发明了种姓制度。

        雅利安人是白种人，印度本地土著是有色人种。雅利安人在征服印度后一直强调血统纯洁，严禁本族人与被征服者通婚。公元前1000年，瓦尔纳（Varna）等级制度确立。瓦尔纳本意是“颜色”，这是一种根据肤色来区别等级的制度。不同种姓不仅代表不通婚的等级，还是世袭的职业分工。

随着时间推移，瓦尔纳等级变成四大种姓：

        第一等级是婆罗门（Brahman ），主管Z教祭祀，婆罗门的名称源于“梵天”（Brahma ），意指“梵天所生”；

        第二等级是刹帝力（Kshatriya ），是握有军政大权的武士，该名称来自“权力”（Ksatra ）；

        第三等级是吠舍（Vaisya ），Vis意为村落，吠舍是村社成员；

        第四等级是首陀罗（Sudra），它来自土著部落的名称，首陀罗是禁止参加Z教仪式的贱民。

        一般说来，当一个社会由种姓组成时，种姓隔离大多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将面临经济发展、职业分化和人口迁移的问题，它们都会对种姓制度造成冲击。印度种姓制度为什么能在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存续下来？关键是雅利安人发明了维系其存在的普遍观念，其标志是婆罗门教（Brahmanism ）。

        婆罗门教认为宇宙由包括种姓在内的一系列解脱等级构成，人只有遵守戒律、进行修炼，才能脱离痛苦的此世，甚至超越轮回，得到最终解脱。一种基于个体追求解脱的终极价值形成了!人只要追求该目标，不仅会忍受种姓隔离，还会在社会变迁时刻意地维持它，甚至在社会解体时都对其坚信不疑。

        我们发现，正是在婆罗门教发展以及对它的反思过程中，出现了耆那教（Jainism ）、佛教（Buddhism ）和印度教（Hinduism ）。印度解脱Z教的超越视野得以形成。

        记载印度超越突破的传世文献有《梨俱吠陀》（Rigveda ）、《娑摩吠陀》（Samaveda ）、《夜柔吠陀》（Yajurveda ）、《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梵书》（Brahmanas ）、《森林书》（Aranyakas ）、《奥义书》（Upanishads ）等。

        与中国、希伯来和古希腊相比，印度的传世文献对超越突破发生的过程的记录很少。为什么？关键是印度超越视野是舍离此世的，认为记录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各种《吠陀》本是Z教祭祀中颂赞神的文词，偶尔会提到一些事件。

        在最早的《梨俱吠陀》中记录了雅利安人征服印度的过程，在解释《吠陀》的《梵书》中，则出现了戒律和个体修行的观念。《梨俱吠陀》最后一章“原人颂”提到诸神分割原人（Purusa ）时，原人的口转化为婆罗门，手为罗阇尼耶（刹帝利），腿为吠舍，脚为首陀罗。也就是说，在《梨俱吠陀》的末章中，出现了印度种姓制度起源的记录。

        正是在这一时期，婆罗门教形成，和它同步的是村社成为印度基层组织。印度村社是由不同种姓组成的对外封闭的共同体。因不同分工之间互相依赖，任何一个种姓都不可能离开村社生存。

        婆罗门教和村社形成时期被称为吠陀时代后期（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600年）。婆罗门教基本教义的成立需要灵魂不灭和对自我修行的肯定，这些基本观念大多是通过《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确立的。

        特别是《奥义书》，它是对吠陀经创造性的诠释。《奥义书》亦被称为“吠檀多”，即吠陀经的终结部分。《奥义书》里叙述了轮回观念，在其基础上形成了“数论”和“胜论”。在“数论”里面论证了永恒的自我。一旦自我是永恒的，它可以在不同的解脱等级穿梭，以达到梵（天）与我合一的状态，实现最后的解脱。与此同时，印度早期修行的观念“瑜伽”，成为成套的修行术。公元前5世纪，耆那教产生了。

        耆那教把现实世界视为苦的，明确提出修行的目标是要离开这个苦的世界。与其差不多同步形成的佛教将世界视为主体意向性的建构，通过冥想和修炼意志是离苦解脱的唯一法门，它让主体意向性在静寂中不指向任何对象，这被称为“涅槃”（Nirvana ）。

        从《梨俱吠陀》到《奥义书》，从者那教到佛教，我们能发现什么呢？首先是建立了种姓制度以及为其提供正当性的观念系统，接着是在反思和批判婆罗门教过程中一系列解脱Z教的出现。

        换言之，“个体解脱”这一普遍观念一旦在婆罗门教和对其进一步的反思中产生，它可以从种姓制度和社会行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不死的独立存在。这在反对种姓制度的耆那教和佛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耆那教和佛教对苦和离苦方式的界定天差地别，但寻求解脱是纯个体的行为，它和社会制度毫无关系。

 

超越视野之四：以道德为终极关怀

        希伯来Z教、古希腊认知理性和印度解脱Z教这三种超越突破的发生似乎都和公元前1300年地中海地区气候巨变及某些民族迁移有关。其实，超越突破的发生是古文明在演化中独特的文化变化，它在本质上和气候无关，亦和雅利安人种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只要分析另外一种超越视野——中国的“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就更清楚了，它源于黄土高原中国文明的演化。

        一谈起中国文明的起源，人们心中会出现一幅图画，这就是华夏跨地域组织的形成和黄土高原耕种连在一起。黄土高原的特点是河水可提供局部灌溉，它推动了人口密集小区的形成，中国人一开始就实行祖先崇拜，用血缘亲疏规定人际关系，建立了宗法（家族）制度。这个等级关系投射到政治上就是早期国家，所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就是颇为形象的说法。

        这里要强调的是，这幅图画是根据周代的文献来推测中国文明是怎样起源的。实际上，周代以前的中国亦有灭绝的古文明——商文明（或许还有夏文明）。灭绝的古文明和周文明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和其他超越突破与灭绝古文明的关系一样，在原则上是不清楚的。但是周朝亦用自己的文化想象来填补文明灭绝带来的新文明起源空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三代”的说法。

        明确记载夏、商、西周历史的亦是传世文献。有一部战国时的魏国史书叫《竹书纪年》，它是于魏晋时代在古墓里发现的，出土于公元281年的汲都。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始于公元前1994年，商朝始于公元前1523年，西周开国是在公元前1027年。《竹书纪年》是东周时期的文献，它记录的夏朝、商朝年代可不可靠？何炳棣认为这些年代的记录是可信的，理由是它不仅和天文观察相符合，还和华夏文明具有“兴灭国、继绝世”的观念有关。

        何为“兴灭国、继绝世”？就是认为上古国家代表了道德的典范，后世一定要恢复它。《竹书纪年》对上古国家的想象，以及周代文献的传世，都和周代以来中国社会这一独特的普遍观念有关。在该观念中，上古是一个道德非常完善的时代，即使它出于种种原因灭亡了，后世之人也要去“兴灭国、继绝世”，这背后的观念是把社会制度视作道德的实现。

        中国超越突破的发生，实际上是把社会制度视作道德的实现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周代的社会制度是把基于血缘关系的等级扩大到政治上，血缘关系被等同于道德。通过对“德”这个字的意义考证，我们就可以证实这一结论。今天看到“德”，立即想到道德，而在周代没有血缘关系是谈不上“德”的。“德”在周代的准确内涵是基于亲法血缘关系的“族群传统”，而非今日的Moral或Ethics。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早年作为族群征伐灵力的“德”，已经从周王室扩大到了诸侯，并进一步普及到士大夫阶层。这时只要政治制度衰落，“德”就从社会制度中独立出来。汉代许慎以“得”释“德”，称其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己”。

        林启屏指出：“外得于人”意味着个体的行为，可以获得他人的首肯；“内得于己”则强调顺合于个体内在的道徳判准。

        由此可见“德”从“族群传统”扩大到国家，再演变成今天意义上的“道德”，其经历了周代社会制度兴起及衰变的过程。该过程正对应着中国超越视野的起源。

        中国超越突破的发生，同样可以通过分析传世文献来追溯。周代的传世文献是哪些呢？我们知道，主要是《诗经》《尚书》《周易》《周礼》《春秋》等。与其他文明的传世文献相比，它们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

        第一，它们讲的不是神的世界，而是人的世界；

        第二，所有叙述都围绕道德伦理这一核心，或将政治制度、历史价值等同于道德规范。

        先讲《周易》，我们知道《周易》起源于占ト。古人为什么要占卜？其目的是想知道今后命运是好是坏。“好”或“坏”是人世间的事，和神无关，行为好坏亦是道德的基础。《周易》要寻找天地运行或好坏变化的法则，把宇宙和社会变化的法则跟价值的好和坏联系起来。

        杨振宁认为，《周易》阻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这也许有其道理；将价值法则和客观规律混在一起，科学怎么进步呢？但是《周易》有一个重要的贡献，这就是把注意力限制在人的世界而不是神的世界。这非常重要。中国文化的视野是此世的。跟希伯来Z教和印度Z教不一样，周代一开始就没有关注神。

        接着看《周礼》，“礼”本质上是生活中个体应遵循的规范。首先这和神的世界无关，而且本质上是道德。周代礼仪十分烦琐，仅婚礼就有六大阶段；吃饭有“七不食”“十三不”等，如刀工割肉、不正不食、吃饭时不能发出声音、不可当众啃骨头等。这些礼仪中的大部分一直延续到今天。有教养的家庭就有很多规矩，比如吃饭不能发出声音，不能用手拿骨头啃，这些都来自周礼。

        《周礼》原来叫《周官》，是周代的官制，具有泛道德主义的性质。《周礼》不仅把周代的官制和道德等同，甚至把如何医疗、如何腌肉都和道德等同。唯有中国才有器物的道德化。

        此外，还有《春秋》《诗经》《尚书》等文献。我们都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说法。《春秋》是历史书，孔子为什么要去写历史？他主要是通过历史记录和“贬”“褒”，让乱臣贼子心存恐惧，不敢做坏事。所以，政治是道德的政治，制度是道德的制度，它的记录（历史）也成为道德的记录。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蕴含在道德意识里，（诗经》是文学作品，《尚书》是古代记事，二者关注的基本都是人的世界也不是神话。其中亦灌注着道德价值。正因如此，古代记事当然必定包含三代理想。

        一旦社会制度和文化都被等同于道德，周文明的衰落就不仅是社会制度的失效，也是道德的败坏，所谓“礼崩乐坏”正是伦理道德和相应等级秩序解体的过程。它导致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果，这就是伦理道德载体的变化。

        也就是说，周文明的衰亡，会促使承载该价值之载体发生自国家向家庭、再从核心家庭到个体的转移。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超越突破。

 

伦理的“家庭化”和“个体化

        古文明的社会行动规定其成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道德伦理规范通常是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往往最不可能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在分析希伯来Z教、古希腊认知理性和印度解脱Z教的超越突破时，很容易理解为何普遍价值追求（观念）可以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但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相脱离则显得不可思议，故很多学者怀疑中国文明根本没有超越突破。

        然而，如果中国文明没有超越突破，其不死的普遍观念系统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周代“礼崩乐坏”之际，伦理道德之所以能够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关键原因在于它可以成为个体的追求。首先，这是因为等级制伦理建立在血缘亲疏关系的放大之上，家庭成为分离的中间环节。

        孔子有言：“礼失而求诸野。”“野”是民间，为什么国家道德信念解体了，民间社会还存在“礼”呢？其实，“野”不仅是民间，还是乡村中的家庭。孔子还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这句话指的正是社会道德规范丧失后，总有家庭或个体保持着伦理传统。礼的等级既然是模仿血缘亲疏形成的，当国家和社会伦理解体时，家庭仍是其载体。伦理载体从政治社会向家之转化就是道德观念从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的过程。

        这里最关键性的变化是把道德追求作为个体生命的意义，即其载体进一步从家庭变成个体。如果家庭仍是伦理的最终载体，家庭组织解体也就意味着伦理瓦解，中国的超越突破就是未完成的。因为超越视野必须以个体为普遍观念之载体，希伯来Z教、古希腊认知理性和印度解脱Z教均是如此。在中国的超越突破中，孔子迈了关键性的一步。

        先提一个问题：孔子要“克己复礼”，这在“礼崩乐坏”的社会演化中是逆潮流而动，为什么这个看来是复旧的主张对中国人造成了如此长远的影响？关键在于，孔子将道德从社会和家庭中剥离，放到了个体身上。对此可以用《论语》关键词分析来证明。《论语》中最重要的观念有三个：

        一是“知”，

        二是“君子”，

        三是“仁”。

        这个“知”不是古希腊的“认知理性”，而是指个体在内心里是知善恶的。把这种“知”从社会落实到个体内心后，人就从群体中走出来，成为“君子”——一个以道德为生命意义的人。

        “仁”则规定道德内容，它由“忠”和“恕”组成。“忠”是“尽己”，“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是把个体的“好”的感知转化为普遍的“善”的意识。从此，个体对“好”的追求变成一种普遍观念，向善的意志得以形成。也就是说，华夏文明在孔子那里实现了道德（善）追求的个体化。

        在孔子以前讲伦理，是离不开社会的。周代讲礼，全是社会性的，比如在打仗的时候也有规矩。但一个人独处则无所谓善。到孔子那里，善首先是个体的自觉。举个例子，儒家的君子人格，和社会上知不知道无关，正如一朵兰花开在山谷，根本没有人知道，但它依然芬芳。善的追求并不需要涉及别人。在西方人看来，这可能难以理解，因为在西方人心目中，只有在分面包的时候才讲伦理，不涉及社会、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是没有意义的。而中国在孔子那里第一次把追求善作为个体的终极意义。

        道德个体化使得以个体力量来追求此世价值的超越视野的形成：先通过儒学发展得到确立，然后经过道家对儒家的怀疑和否定进一步加强和丰富化。换言之，一旦个体道德追求成为终极意义，对它的反思、补充甚至否定都构成了不依赖于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诸子百家的形成，构成了中国独特的超越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虽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先秦诸子（实现超越突破的所有大思想家）都不谈《周易》：《论语》中只有一句话谈到了《周易》，孟子不谈《周易》，荀子只在谈“演德”时涉及了一点《周易》，老、庄也基本不谈《周易》。《周易》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泛滥的呢？

        答案是汉代以后，即《周易》是在中国文化完成了超越突破之后才成为经典的。为什么在超越突破发生时，先秦诸子不谈《周易》呢？因为他们以道德为个体追求，强调道德的可欲性。如果“好”“坏”“善”“恶”都是天定的，其变化也是宇宙法则决定的，道德便不能成为个体追求的目标。若要使其成为个体生命意义，道德价值必须和宇宙变化法则分离。这是先秦诸子基本上都不谈《周易》的原因。

        我们知道，《论语》中有一句话和“易”有关：“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句话是不是一定涉及《周易》至今仍有分歧。有一派观点认为这个“易”是另外一个词“亦”的借词。如果“易”变为“亦”，孔子这句话就很好理解了，大意是：“给我几年时间，就算五十岁才开始学，也不算大过错了。”清朝的惠栋就这样主张。但是目前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这是孔子晚年关注《周易》的证据。

        孔子的学生及后来很多儒者都对孔子晚年好《周易》持保留态度。这都证明中国超越突破的发生，需要先把《周易》的传统撇开，强调个体道德追求的可欲性。超越突破的本质是普遍观念从社会行动和普遍观念互相维系的网络中脱颖而出，成为个体追求的过程。道德若要成为个体的追求，一定先要和宇宙规律拉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