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达尔·亚诺什（下期）

（五）1956年10月25日格罗·埃诺被迫下台，卡达尔·亚诺什临危受命，接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0月28日任劳动人民党中央主席团主席。卡达尔在平息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中发挥重大作用，鉴于党组织在暴乱中完全处于瘫痪状态，1956年10月30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设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代替主席团，卡达尔领导新改组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苏联的支持下，1956年11月3日卡达尔与纳吉政府决裂，领导建立新的工农革命政府，1956年11月4日—1958年1月28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1956年11月4日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和工农革命政府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反革命，并发表《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告匈牙利人民书》，提出著名的15点纲领：（1）保卫匈牙利的独立与主权；（2）保卫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不让其受到任何伤害；（3）停止内战，恢复秩序；（4）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平等，没有其他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建立良好关系；（5）与所有国家友好合作，不论那个国家采用什么政体；（6）快速并在本质上恢复匈牙利所有国民的生活水平；（7）修改五年计划，允许在生活水平上提高标准；（8）为了工人的利益，消除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让政府更加民主；（9）在增加民主的基础上各个工厂和企事业单位必须由工人管理；（10）发展农业，废除强制将农产品上缴给国家的制度，并允许援助个体农民；（11）保证在现有行政机关与革命委员会内的民主选举制度；（12）支持手工业与零售业的发展；（13）进一步将匈牙利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14）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为了人民的利益，邀请红军帮助匈牙利国家打倒反动派，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并让匈牙利恢复平静；（15）与华约军队谈判，让这些外国军队在冲突过后撤出匈牙利。苏联在与卡达尔政府磋商并征询中国共产党等各兄弟党的意见后即出兵干预，至1956年11月中旬匈牙利的暴力冲突逐步平息，而布达佩斯城内一片混乱、满目疮痍、交通停滞、宵禁施行。这起冲突给国家带来30亿福林的直接损失，又因生产停滞而造成200亿福林的间接损失，相当于匈牙利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4（1991年匈牙利当局公布一份当年的绝密报告：事件中死亡人数共计2700人，其中体力劳动者1330人、大专院校学生44名、中学生196人。约1.3万人受伤，另有约20余万匈牙利人成为难民，而苏联方面也付出722人死亡、1251人受伤的惨重代价）。而中央工人委员会（示威方）声称将在12月11日举行新的罢工运动，卡达尔开始与中央工人委员会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革命委员会谈判。但由于谈判失败，卡达尔宣布取缔这些罢工组织和其他名称类似的组织，并解散中央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的地方工人委员会，逮捕反对派的罢工领导人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带头人。

（六）前总理纳吉·伊姆雷及其助手在1956年11月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后被苏联诱捕并被软禁在罗马尼亚，1957年4月被引渡回国。1958年6月16日纳吉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这些举措一度让人恐惧，让人认为虽然旧的拉科西集团已被粉碎，但新的拉科西时代就要到来。但毕竟政局趋于稳定，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一切百废待兴，卡达尔时代的大门已经开启。1957年6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卡达尔·亚诺什正式当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57—1960年任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全国理事会主席团副主席，1960—1964年任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全国理事会主席团委员。1958年1月28日辞去总理职务，改任工农革命政府国务部长。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兼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1965年6月30日当选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委员。1958年11月起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1959年11月匈党“七大”、1962年11月匈党“八大”、1966年11月匈党“九大”、1970年11月匈党“十大”、1975年3月匈党“十一大”、1980年3月匈党“十二大”均当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3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8年5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和中央委员职务。1956年9月率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7年9月27日率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八周年国庆活动，1987年10月10日~14日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身份第三次访华。卡达尔·亚诺什主政后注意不机械地抄袭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做法，考虑历史经验和成就，根据本国特点，沿着匈牙利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他重视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坚持发扬民主，贯彻“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同我们在一起”的联盟政策。积极改革管理体制，于1968年在匈牙利实行新经济体制。1956年匈牙利事件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险些葬送匈牙利的“红色江山”。惨痛的血的教训表明匈牙利前领导人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并加以扭曲发展不符合匈牙利国情和客观发展规律，探索匈牙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任务历史地摆在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新领导面前。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为首的匈党临时中央在1956年11月6日发表号召书，表明：“必须坚决摆脱拉科西集团的有害的政策和方法，也要坚决粉碎纳吉-洛松齐集团。”同年12月初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郑重宣布：“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匈牙利的特点和当前的历史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它不会机械地抄袭其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作法，而要考虑到历史经验和成就，根据本国情况，沿着匈牙利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一思想成为卡达尔时期进行建设和改革的指导原则。

（七）鉴于拉科西推行教条主义政策和随后的宗派斗争以及匈牙利事件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党内外群众的思想十分混乱。卡达尔领导集团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拨乱反正，大力整顿党的队伍和重建党的各级组织和机构，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1957年2月匈党中央决定将纳吉·伊姆雷、洛松齐-格佐永远开除出党，拉科西·马加什和格罗·埃诺也被永远开除出党。1957年6月匈党全国代表会议要求加强党在思想、组织上的团结一致，同时开展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永远不让党向右或向左偏离正确的道路。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57年10月匈党中央作出《关于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安置工运老同志的决议》，先后恢复几批有名望的前社民党、劳动人民党党员的党籍。1961年成立党中央特别委员会，重新审理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1962年8月匈党中央作出《关于结束个人崇拜时期对工运人士的违法案件的决议》，决议完全恢复大清洗受害者的名誉，开除拉科西、格罗等25人出党。卡达尔领导集团吸取前任的教训，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发扬人民民主，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恢复和提升人民对党的信任。确立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制度，1956年12月匈党临时中央决议提出经济政策必须建立在本国的经济条件和特点之上，强调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是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在1957年匈党全代会上卡达尔进而提出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不断发展生产力，集中管理的过火做法必须消除，必须发挥地方的独立自主精神，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必须是集中的。会议决议把保证建成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保证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定位经济工作的两项基本目标。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苏联、中国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人民劳动热情高涨，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超额完成，经济恢复到1955年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58年起匈牙利执行国民经济三年计划，1959年实际已提前一年达到计划主要指标，到1960年计划超额完成。三年内国民收入增长20%（计划位13%），工业生产增长40%（计划为22%），劳动生产率提高20%（计划为15%），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达98%。农业总产量比1955~1957年平均总产量增长11~12%（计划为12%），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全国耕地面积的87.2%，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10~11%（计划为6%），三年计划期间匈牙利在发展国民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均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体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基本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体劳动者或部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体现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志。与公有制相联系的按劳分配是以劳动者的劳动作为个人收入分配的共同尺度，既承认差别，又反对因收入差距过大而导致的贫富悬殊，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

（八）在这样的基本制度框架下劳动者运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进行联合劳动，创造的生产成果（包括剩余产品）归劳动者共同占有和支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日益丰富，这就为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而共同富裕则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全面发展，这既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终实现目标。实质：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按劳分配为原则，以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成果为特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社会主义本质主要是对整个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即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认识，即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本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作过科学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概括突破原来只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认识社会主义的视野，而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的目标这三方面的统一上认识社会主义，从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为科学、更为全面。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为准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奠定基础，深化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质的认识。核心内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内容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载体。这是因为一种生产关系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所有制来体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体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实际上是同一内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要说明的是这一生产关系体现的人们相互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利益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所有制下人们会形成怎样的经济利益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也是区别于其他一切私有制的根本所在，任何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都包含着所有制的主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由此派生的占有权、支配权和收益权。在这些权利中收益权或剩余索取权是所有权的最终实现，因而也是任何一种所有制的最本质的内容，因此不同所有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剩余（这可以表现为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等）的归属上。不同的所有制的区别就表现在“剩余”归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就在于“剩余”不是归于私人，而是归于公有。“剩余”归属于全民所有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本质体现，“剩余”归属于集体所有就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本质体现。无论是全民所有，还是集体所有，都是公有，而不是私有。

（九）总之“剩余”归属于公有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质的体现，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这一本质特征就能够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各种私有制区别开来。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把握这一标准不仅能够认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本质，而且也能科学地把握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本质。例如现实中的股份制企业有公有制，也有私有制，但更多的是混合所有制。所以就股份制来说它并不是一种所有制形式，不能认为股份制一定是公有或是私有，股份制只是资本的一种组织形式。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在股份制企业中如果股东是私人或私有制企业，“剩余”归私人占有，那就是私有制。如果股东是国家或集体，“剩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那就是公有制。如果股东既有私人，又有国家和集体，那就是混合所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得到具体实现的，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也就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坚持这一点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起着关键性作用。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按照匈牙利民族特有的“慢而稳”的节拍，探索“匈牙利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1956年事件后的短短数年内他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反对“忽左忽右”，努力弥合党和群众的分歧，稳定人心，巩固政权。他们努力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超额完成1958~1960年三年计划，并于1961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62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的召开标志着奠定社会主义基础阶段的结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以卡达尔的名字为标志的历史时期的鼎盛阶段。卡达尔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断言匈牙利“结束社会主义社会的奠基工作”，宣布“匈牙利人民进入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此后“完全建成社会主义”提法一直作为正式表述，直到1975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十一大”才正式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在这一时期匈牙利先后执行三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即1961~1965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71~1975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在这15年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有较大提高。

（十）据统计人均消费肉类由1960年的49.1公斤增加到1975年的71.2公斤，人均消费奶类由114.0公斤增至126.6公斤，蛋由8.9公斤增至15.2公斤，糖由26.6公斤增至39.4公斤。每千人拥有的冰箱由3.8台增至220台，洗衣机由45.2台增至228台，电视机由10.4台增至226台，小汽车由3.1辆增至54.9辆。卡达尔领导集团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并未摆脱苏联模式的框架，但鉴于1956年事件的教训，在实行民主政治建设，团结国内各阶级、阶层和全民族，努力调动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方面作出一定努力，表现出较多的民主色彩。一系列政治民主化的尝试有助于匈牙利政府引得民心，促进国内政局的稳定，为匈牙利的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出良好的宽松社会氛围。改变领导作风，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建立健全干部制度和任用管理机制，制定一系列限制特权的规章制度。卡达尔为政清廉、平易近人、作风朴实，经常深入基层。卡达尔等高级领导人不搞特殊化对抑制官僚主义、特权主义和裙带关系起到示范作用，贯彻联盟政策，一改拉科西时代的武断专横，针对拉科西提出“谁不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1961年卡达尔提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同我们在一起”，注意发挥党外民主爱国人士和各群众团体参政议政的作用，实行团结宗教界人士，改善同教会的关系，团结私人工商业者，支持其经济活动，团结少数民族，维护其利益的政策。加强政权建设，数次进行机构改革，健全立法工作，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工作有法可循，各项权利义务有法律的保证。在外交领域也取得突破，一方面继续维持和加强与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传统盟友关系；一方面积极与西方国家发展全面关系，强调发挥匈牙利在东西方世界的桥梁作用。在国际共运中卡达尔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强调尊重平等原则，卡达尔提出：“国际共运中的各党都是完全自主和平等的，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在今后将会表现出道路和形式上的更大多样性，既要遵循社会主义建设普遍的共同规律，同时又要重视各国的条件、历史和民族的特点。”在外交和国际共运政策上匈牙利政府和执政党虽然没有摆脱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一致立场，但在强调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和特点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这得到西方的青睐和西欧共产党的赞赏，有助于增强其国际发言权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匈牙利向西方开放虽然起步较早，但它只能在不超越雅尔塔体系主体框架下建筑这一工程。匈牙利学界在肯定这一“开明”举措的同时指出：“卡达尔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从来也不敢去触动雅尔塔协定，他的政治才能只能在规定的制度范畴中寻求妥协的可能来改善自己的环境。”1962年至70年代中期是匈牙利政治、经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时期可谓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奠定卡达尔执政的雄厚基础。它不但博得匈牙利人民对政权的充分拥戴，而且得到国际舆论的赞赏。

（十一）西方记者也称赞：“卡达尔博得匈牙利人民的尊敬，是东欧最熟练的走钢丝者。”多数匈牙利人认为：“卡达尔带来东欧共产党集团中最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最革新的经济制度和最自由化的文化生活。”在他们笔下匈牙利成为“苏联阵营中的一个消费者天堂”、“快乐的社会主义兵营”，在“悄悄地走自己的道路”。卡达尔时期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苏联模式真正有所突破的是在1968年施行的新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努力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意协调中央的集中管理与地方、企业自主权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高度集权体制的束缚。搞活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一种有别于中央集权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新模式。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新旧体制并行造成的矛盾和弊端日益明显，同时匈牙利摆脱苏联控制的趋势加强，苏联领导人公然施加压力并支持党内亲苏保守派（代表人物是科莫钦·佐尔坦和比斯库·贝洛）利用1973~1974年国际市场石油和原料价格暴涨，外部经济条件恶化给匈经济和新体制的发展造成困难公开发难，一度夺取中央实际控制权。改革派失势，其代表人物涅尔什·雷热（理论家，被誉为“新经济体制之父”）、福克·耶诺（政府总理）被迫辞职，造成卡达尔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1978年卡达尔重新夺回党的领导权，但此时他的“渐进”和“稳健”的改革政策变得裹足不前，匈牙利的改革举步维艰。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面临深刻变化，加之政策导向失误，匈牙利债台高筑，人们的实际收入也有所下降。经济危机又引发政治危机，卡达尔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年事已高、暮气渐深，无力从根本上扭转颓势。1987年9月27日匈牙利150多名著名知识分子在洛基泰莱克镇进行讨论，决议认为匈牙利正处于有崩溃危险的经济危机中。在这次会议后各种非官方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批评匈党历史、现行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1987年更有一封公开信要求卡达尔下台。1988年匈牙利政治纷争更加剧烈，卡达尔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但他依然称在困难时刻绝不下台。然而事不由人，总理格罗斯·卡罗伊在伦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卡达尔这32年对匈牙利人民做出杰出贡献，但是现在成为更激进改革的阻碍。”党内“民主激进派”代表人物、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总书记波日高伊·伊姆雷更是极力鼓吹政治多元化和民主社会主义。1988年围绕重新评价“布拉格之春”的性质问题，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内部出现严重分歧。1988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中央全会上选出新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其中原政治局的13人中有8人落选，卡达尔时代的党政高级领导人纷纷落马，原总书记卡达尔当选荣誉性质的党主席，原总理格罗斯当选总书记，党和最高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人事变动受到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这一选举结果受到匈牙利人的欢迎。1989年初匈牙利社工党被迫重新评价十月事件，波日高伊称这起事件是人们反对独裁专制的“人民起义”，而不能简单称为“反革命事件”。2月格罗斯称这起事件既是人民起义，又有反革命参加，再之后“反革命”等言辞渐渐不再被提及。

（十二）1989年2月匈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匈牙利“逐步过渡”到“政治体制多元化”，以克服“政治和经济危机”。1989年5月8日匈党以卡达尔的病情为由免除他的社工党主席和中央委员职务，6月1日匈党通过决议为纳吉等人平反并举行隆重的葬礼，决议指出：“在苏军入侵的过程中起带头作用的卡达尔负主要责任。”格罗斯称：“他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不可想象的道义、政治和经济上的破坏，他应该为我们的巨额外债、国库空虚和社会不满等困难负责。”1989年7月6日上午卡达尔·亚诺什在布达佩斯逝世，享年77岁。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合发表讣告，最后给卡达尔如下评价：“作风正派，生活俭朴。他为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人物、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他的一生和全部工作都是为匈牙利人民在社会协商的基础上，借助与改革政策使国家达到繁荣昌盛的努力服务的。”在卡达尔灵堂前人们排成长长的队伍，绵延几里，很多人只是为了看他最后一面而从百里之外赶来。鲜花和花圈堆积如山，甚至让政府派专车定期清理这些鲜花和花圈。葬礼在14日下午举行，数万民众自发地为卡达尔送葬，墓地公园被围得水泄不通，全都是人。卡达尔去世后仅仅一个多月，1989年8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新的“纲领宣言（草案）”出台，宣布匈党要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经济上应成为“市场经济”，并对匈党进行“改革和改建”。1989年10月6日至10日召开匈牙利社工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党进一步分裂为9派，大会最终通过决议把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匈牙利社会党，并通过社会党的纲领宣言和党章。从此匈党在性质、指导思想、最终目标等重大问题上发生根本变化，匈社会主义工人党随即正式分裂。12月中旬原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党员重新召开代表大会，重新组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2005年11月12日该党更名为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10月18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国名，取消原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文，标志着匈牙利党变质国变色。虽然是依靠苏联军队上台，但在20世纪末匈牙利各个媒体举行的一次调查中卡达尔依然在匈牙利千年伟人中名列前茅。2007年5月2日卡达尔的墓地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亵渎和破坏，破坏者掀掉墓碑，挖出泥土，撬开棺木，卡达尔包括头骨在内的部分遗骸以及与卡达尔合葬的妻子的骨灰盒被毁墓者盗走。时任匈牙利总理的久尔恰尼·费伦茨称对卡达尔墓地和遗骸的亵渎是违法犯罪行为，毁墓事件引起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等党派的深忧与强烈愤慨。20世纪80年代以来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决策指导思想上有4个问题值得今人探究：（1）80年代以来匈牙利领导人把经济状况估计得过于乐观，坚持在15~20年的时间内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正视15年来已取得的生活水平不能持续下去的这一不可回避的事实。这使得他们所作出的决策与客观情况不符合。坚持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加速战略方针，坚持1968年改革框框不能突破的思想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因此也无法协调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最终导致经体改革主体的倾塌。

（十三）（2）面对世界能源危机和国际市场恶化的环境，匈牙利经济体制未能做出适时的反应。匈牙利领导层内有两种不同看法和意见：一种认为计划经济本身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发生不利变化时不受影响，并且认为世界市场变化的影响是短暂的，可以等一等，待情况好转再做决定；另一种认为世界市场变动大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持续的，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一定要考虑这种影响，把它计算进去，并及时作出适当反应。他们建议国内价格应与国际将价格接轨，适当放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降低企业收入，使国家有力量避开和防止国际上不利经济因素的影响。这后一种意见当属正确，但却遭到否定。结果是那几年匈继续大幅提高工资，增加企业收入，国家补贴不断增加，只是问题越来越严重。卡达尔等领导人在预测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时始终存有侥幸等待心理，一直到80年代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袭来才醒悟，但已贻误时机。（3）卡达尔致力于建设“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这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他吸取1956年事件的重要教训，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他的战略思想，集中起来有两条：一是经济发展不能损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把逐步地、经常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到新政策的中心位置，竭尽全力满足居民的消费和保证充足供应；二是发展工业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农业，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保证农业也能获得迅速的发展。1965年以农业为先导的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他这一战略思想实践的结果，卡达尔反复指明：“社会主义是为了人而存在的，我们的目的是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更文明，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这与当年东欧各国相比较时卡达尔的治国方略明显地高出一筹，在他执政期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通常保持在24~25%和75~76%的水准上。这是对前领导人拉科西热衷于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号召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的左倾做法的拨乱反正，无疑这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应如何调整保持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合理比例呢？卡达尔也有过上述正确的指导原则，他主张既要注意物质刺激，又要反对物质主义。70年代他明确指出过：“匈党坚持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今后还将这样做。但是我们必须反复强调，不能信口开河地许愿，以后也不能分配还没有生产出来的国民收入，就是已经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也只能分配可以消费的那一部分。”另一原则是居民的收入和工资的增长幅度不能大于市场上商品储备所能提供的消费物资的增长幅度，这是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为了劳动人民利益而不能改变的原则。但进入80年代为了防止波兰团结工会对匈的连锁反应，卡达尔违背自身确定的原则，不惜向西方筹措高息外债以维持当今匈牙利人所称的“虚假繁荣”，这种饮鸩止渴的短期举措迄今辄为匈牙利人所痛责。（4）如何看待向西方筹借外债？应根据不同时期作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估。借外债始自1973年，到1979年达50亿美元，主要用于填补外贸亏损的窟窿，是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需要，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到了80年代外债大大超过国家承受力的极限，耗掉资金储备，诱发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全面溃败。

裴多菲俱乐部

（一）1956年匈牙利所发生的事情是同纳吉个人的命运相联系的，纳吉·伊姆雷出身于农民家庭，做过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立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为匈牙利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建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斗争。1956年3月17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成立裴多菲俱乐部，让它作为匈牙利劳动青年联盟下属的一个组织合法存在，并设立一个委员会作为监督领导机构，20名委员中有17名是党员，其中包括中央委员索洛伊·贝拉、安迪奇·伊丽莎白、党报总编霍尔瓦特·马通、党中央宣传局局长诺格拉迪·山道尔、劳动青年联盟中央书记霍洛什·埃尔文和科学文化局副局长奥尔班·拉斯洛等，裴多菲俱乐部在成立当天就举行大学生和老学联（1944～1948年期间的青年组织）成员的聚会。中国有不少人将裴多菲俱乐部误认为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祸首”，实际上那个事件是匈牙利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爆发的结果，而裴多菲俱乐部只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学术团体，其领导成员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和组织那样一次全国性的行动，不过历史也让它在那个事件发生前的特定时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苏联军队在1945年解放匈牙利，长期在苏联流亡的拉科西·马加什等人回国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在此后几年由各政党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时期国家政治生活比较民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1947年斯大林改变政治主张，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尽快将国内其他政党排挤出联合政府，加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进程。匈共在1948年取缔其他政党，本身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合并，建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来独掌政权。拉科西·马加什取得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权，“拉科西主义”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并得以发展。所谓“拉科西主义”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翻版，其本质是在奉行个人迷信的条件下强行“全盘苏化”。“拉科西主义”的主要具体表现如下：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拉科西这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曾在反革命的法庭及监狱里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榜样面前失去理智。他被吹捧为“英明领袖”、“匈牙利伟大的儿子”、“人民的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和“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等等，党和政府的文件、新闻媒体及文艺作品对他的歌颂达到肉麻的程度，这从为他歌功颂德的两句诗中可见一斑：“风儿停止了喧哗，好让人们听清拉科西的讲话。最好的父亲拉科西，劳动人民热爱你。”在那个时代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圣旨，他伙同格罗、雷瓦伊和法尔卡什结成“四人团伙”，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形同虚设。后来拉科西还兼任总理，政府工作也在他的掌控之中。“四人团伙”在清除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和制造一系列冤案来清洗前其他政党的领导人之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内，他们首先清洗战时在国内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领导人，捏造各种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著名的“拉伊克案”就是这样的代表作。

（二）拉伊克·拉斯洛曾是战时在匈牙利坚持斗争的地下共产党总书记，解放后曾任政府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民众中颇有威望。拉科西为消除对自己地位的威胁，1949年选中拉伊克作为打击对象，以提高全党的“警惕性”。拉伊克及其他几个“同案犯”在狱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只能出庭承认被指控的罪行，据史料记载：“拉伊克站在扩音器前，脸色苍白，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捏造出来的口供：他是美国的代理人，也是为旧警察工作的告密者和'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要谋杀共产党领导人。”其实早在1938年苏联就有过同样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是这样“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审判的结果是拉伊克以“间谍”、“铁托代理人”和“托派”罪名被处死，拉伊克的妻子拉伊克·尤丽奥在这次审判中也被判处徒刑，直到1956年才获释。“拉伊克案”结束后不久卡达尔·亚诺什等一批党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捕，军队中一大批将领和中级军官也未幸免于难。拉科西一伙还大肆制造群众性恐怖，当时告密风盛行，窃听成为掌握群众思想动向的重要手段。许多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被关进“古拉格群岛”式的“拘留营”强制劳改，一些“阶级异己分子”被强行举家搬迁到荒凉的霍尔多巴吉草原去居住。首都的“不可靠分子”被赶往外地，往往只是因为他们有国外社会关系。在农村中富农是主要打击对象，共有7万户人家被列入“富农名单”，处处受到歧视，然而其中至少有2.2万户人早已失去土地，1953年6月之前在这个共有950万人口的国家中竟有150万人受到过起诉。急于实行工业化和追求高指标：按照斯大林“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想，匈牙利从1948年起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提出在五年内将这个农业-工业国发展为工业-农业国，进而将匈变为“钢铁国家”，于是在执行的三年恢复计划成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的开端。1950年开始执行的一五计划指标在1951年2月平均提高一倍，原定工业增长86.4%改为增长200%；重工业生产从原定增长104%提高到增长280%；采矿业从原定增长55.2%提高到增长142%；冶金业从原定增长15%提高到增长162%。为了实现这些计划，生产中不顾产品质量，只追求数量达标。这种高速工业化的项目还往往匆忙上马，普遍缺少必要的准备，其结果可想而知。投资过度：原定一五计划的总投资为280亿福林，1949年春天追加到350亿福林，同年底追加到510亿福林，1950年又追加到600亿福林。在工业投资中90%的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用于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的资金占工业总投资的三分之二。用于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则少得可怜，影响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与此同时由于冷战加剧，军费开支大大膨胀，国防费用达到民用投资费用的一半以上。

（三）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从1948年起国家对所有一百人以上的工厂实行国有化，国营企业职工在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快达到83%以上。1949年12月又颁布国有化法律，对十人以上的企业也实行国有化，对小手工业进行的改造使小手工业工人的人数由1948年的18.7万减少到1950年的2.9万。在农业上则急于实行集体化，确定在三至四年内完成这一任务。由于缺乏物质、社会和思想准备，只能依靠行政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到1953年全国10%的耕地荒芜，农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减少20%。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48年秋到1951年初由于投资不断增加，使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比重达到35%这一世界罕见水平，而匈牙利在战前1919-1939年经济平衡发展时期最好年景的积累比重只有8%。这样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资金被国家积累所吸吮，人民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一五计划规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50%，但到1953年工人和职员的人均实际工资反而降低20%以上，农民1952年的实际收入不足1949年的三分之二，到1953年居民的消费总额已由原来占国民收入75%-80%下降到只占58%。城市居民居住条件恶劣，1941年停止的民居建设解放后一直没有恢复，许多工人、职员家庭蜗居于斗室，有的甚至住在简易的棚户房。在这福利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工厂、企业还大力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任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定额，使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在意识形态上严加控制：拉科西一伙除严格控制新闻报道、文学创作和文艺节目外还经常对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学术观点展开批判，思想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拉科西等人追随莫斯科，把一种陌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强加在本民族头上。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拉科西主义”已使匈牙利全国民怨沸腾，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外地的一些工厂、农村，反抗事件频频发生，工人企图罢工，农民抵制交售农产品。为了稳住匈牙利的政局，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在1953年6月亲自出马，将具有改革思想的纳吉·伊姆雷扶上总理的宝座，要求他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和消除社会危机。纳吉上台后大力推行称之为“新阶段”的经济、政治改革，取得一定成果，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然而拉科西等人不甘心自己的权势被削弱，抓住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向莫斯科告状。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出于领导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苏联领导人这时又转向支持拉科西。然而这时的纳吉并非孤立无援，他的周围集结一大批支持者，他们主要是党内一些作家、记者、科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工作者等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老共产党员，几乎都进过纳粹的监狱或曾被关进死亡集中营，也有些人是刚从拉科西的监狱释放出来的。至于普通百姓，他们虽然不懂那么多深奥的道理，但对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政策差别全部心知肚明。

（四）苏共二十大加剧匈党分裂：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生前种种错误和罪行，这次大会以后苏联反对个人迷信、“左倾极端主义”、“宗派主义”、“斯大林主义影响”的火力越来越猛，直接催化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苏联国内，对全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在国外受它冲击最大的要属东欧各国，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在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重复过，特别是匈牙利被推到非斯大林化的前沿，因为过去在“全盘苏化”和迫害无辜共产党人方面拉科西都冲在东欧其他国家的前头。拉科西的处境很艰难，因为他既要完成莫斯科交给的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的任务，又要保全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苏联领导人也想保住拉科西，因此匈牙利在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方面一直迈不开步子。人们看到拉科西一伙不愿纠正过去的错误，仍想把国家固定在原来的轨道上，使反对派的阵营更加扩大。当时反对拉科西的党内反对派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团结在纳吉周围的那些怒气冲冲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公开揭露“拉科西主义”的罪行，还曾打算向莫斯科甚至向联合国告状；另一部分人是以卡达尔·亚诺什、卡拉伊·久洛和麦泽·伊姆雷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干部，他们也坚决反对拉科西的政策，但主张通过党内斗争解决问题，反对把矛盾闹到街头上去，被称之为“民主反对派”。苏共“二十大”一方面坚定反对拉科西的人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动摇那些曾经顽强捍卫“拉科西主义”的人的意志，进一步加剧匈党内的分裂，对拉科西政权形成巨大的威胁。这时匈牙利已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对抗”，“对抗”的一方是党内反对派和奋起响应的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是以拉科西为代表的匈牙利领导集团。反对派阵营在日益壮大之时极需要有一个可供他们公开发表政见和揭露拉科西一伙的错误与罪行的讲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裴多菲俱乐部应运而生，登上历史舞台。裴多菲俱乐部原是一个知识分子学习小组，成立于1954年底，归属相当于共青团的劳动青年联盟领导。它的前身是解放前地下共产党控制的一个从事资助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慈善团体，将其改建成裴多菲俱乐部的原本目的是想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党内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讲坛，这个团体日常既研讨青年联盟的工作，也讨论一些社会所关心的问题。它只有一间办公室，设在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党内反对派为推翻拉科西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成为在社会上进行舆论动员的有效手段。从1956年3月中旬开始裴多菲俱乐部活跃起来，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甚至做出决议，要求扩大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和在外地也建立这样的俱乐部。

（五）在这以后的日子里裴多菲俱乐部先后举办一系列大型研讨会，讨论经济、哲学、历史、新闻等专题。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和社会名流，也有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人民军军官，很多解放前参加过党的地下斗争和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也到会倾听和发言。这些讨论会的会场总是挤满听众，座位不够时他们就站在走道、窗外或干脆在主席台上席地而坐。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全都主持和参加过这些研讨会。这不仅说明裴多菲俱乐部并非乌合之众，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党分裂的严重程度。5月以后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更加活跃，发言者在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情绪也越来越激动。5月9日裴多菲俱乐部举行研讨会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和匈牙利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许多人就这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会上发言。由于要求发言的人太多，研讨会不得不在5月20日再次举行，重点讨论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如何正确利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在5月20日研讨会上做重点发言的都是一些在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享有威望、熟悉经济工作和有改革思想的党内代表人物，他们是国家计划局的司长萨波·道马什、著名经济学家纳吉·道马什和刚被恢复名誉的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多纳特·费伦茨等。做自由发言的也无一例外都是党员，其中一些人解放前就已加入地下共产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社会主义经过认真改革，仍有振兴的希望。在上述两次关于经济工作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进行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的制订缺乏民主，其指标不切实际和无法完成。他们指出拉科西一伙片面发展工业造成许多恶果，且要求当局不加掩饰地如实公布经济项目资料和改变现有的工资政策、福利制度等。5月30日晚和6月1日晚裴多菲俱乐部连续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讨会，与会者严厉批判当局编写历史的教条主义做法和官方的历史观，同时谴责斯大林主义伪造历史的行为。他们指出现政权不是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对待，而是将其变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及“实现政治目标的辩护词。有些人在会上提出匈牙利闻名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契·捷尔吉1928年起草的所谓“勃鲁姆提纲”是正确的，卢卡契当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的这个文件指出匈牙利的迫切任务不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卢卡契因这个观点与匈共的正统观念相背离而多年受到压制，发言者们认为卢卡契当年的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六）匈解放后的党史编写工作和学校的历史教学工作受到批评，也有些人就自己过去的历史著作的观点进行检讨，表示从此将在新思想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科学和文化部长的安迪寄·伊丽莎白作为对立面在会上也发言，匈牙利的历史学是她的管制领地，因此她在发言中极力为党在历史学领域的工作辩护，会后有报道说在这次研讨会上匈牙利历史学家们内心燃烧多年的要求民主与公开性的烈火“喷发”出来。6月14日晚研讨会的题目是《苏共二十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有1200多人参加，由于会场实在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听众，会议不得不临时改换到经济大学的礼堂去举行。71岁的卢卡契·捷尔吉也出席这次研讨会，因而引起极大轰动，这是他多年来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位参加过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斗争的老共产党员因与斯大林主义哲学观点相对立，被视作“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老牌修正主义分子”。他在1949年-1950年受到系统地批判后被逼迫进行检查，从此在哲学研究上无所作为。在这次研讨会上卢卡契与中央党校教员鲍洛格·埃莱梅尔和哲学家塞盖蒂·约瑟夫一起先后做了重点发言，他们的观点受到听众广泛的赞同，从而匈牙利哲学界的状况明显地展现出来：在这个学术领域存在的两个学派中卢卡契派将哲学研究当作思想创造，将目光聚集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而教条主义派则将哲学混同于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将哲学庸俗化。许多人在会上诚恳地表示将改变自己以往对待哲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会议参加者还强烈要求为卢卡契“彻底平反”和为所有受到迫害的无辜者平反，从而在会场上激起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个关于哲学的研讨会也触及到文学界的状况和作家们受压抑的境遇，与会者尖锐地指出1948年以后匈牙利的文化界专门对有进取精神的打棍子，对无所作为的则温情脉脉。裴多菲俱乐部于6月27日在人民军官俱乐部举行的那场研讨会使它的影响达到最高潮，这天是1953年纳吉据以进行改革的“六月政策”确立三周年，那天晚上研讨会的题目是《新闻和报纸问题》，听众从下午开始就在会场外的街道上聚集。这次会议通宵达旦地进行，从下午六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四点，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刚被释放出狱的拉伊克的夫人拉伊克·尤丽奥在会上要求为她的丈夫恢复名誉，她披露自己在六年监狱生活中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拉伊克被处死前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摧残。身为《匈牙利民族报》主编、优秀国际法学家的洛松齐·盖佐最后发言，这位戴着眼镜、别具学者风范的老共产党人面请公众谅解他过去犯的过错，然后讲述所谓“纳吉事件”的真实经过。

（七）他说：“就在我们大谈党的民主、言论自由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纳吉·伊姆雷却根本无权为对他的指控进行辩护。”听到纳吉的名字，听众自动起立又喊又唱，要求纳吉回到党内和政府中来，同时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裴多菲俱乐部这个时期举行的这些活动的影响远远超出在场听众的范围，听众将他们耳闻的事情向工作单位的同事和外地的亲友们广为传播，从而产生连锁反应，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个奉命每次去会场监视裴多菲俱乐部研讨会的秘密警察有一天向上级表示他们已无法再去执行任务，因为他们自己也赞同发言者们的见解。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纷纷效法裴多菲俱乐部，建立类似的论坛，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还号召青年们参与这样的活动。在纳吉的故乡考波什瓦尔在春天就组织以匈牙利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的军事家兹里尼命名的俱乐部，索姆鲍特海伊市组织沃什瓦尔俱乐部，维斯普雷姆市成立鲍特沙尼俱乐部，德布勒森市有科苏特俱乐部。南部的佩奇市行动较晚，但后来也成立当地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样首都和外地的这些俱乐部的活动促进反对派力量的迅速壮大。反对“拉科西主义”的活动虽然还没走上街头，但已扩展到党外，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这个时期到匈牙利考察政治局势后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政权日益从同志们的手中丢失，敌对分子的平行中心正在形成。”拉科西也忧心忡忡地说：“我感到自己像坐在一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就在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最后举行的那次讨论会结束几个小时之后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采盖尔斯基工厂的一万多工人罢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这使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研讨会的性质显得更加严重。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后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事后在向莫斯科递交的外交报告说：“裴多菲俱乐部的这些研讨会从本质上看已演变成对党的领导的示威，超出政权的容忍限度。”他认为匈牙利这个时期的局势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发生的事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部分。6月30日拉科西召开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谴责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反党、反人民民主制度”，并且断定是主要由纳吉·伊姆雷周围所形成的集团所指挥的。7月1日内务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乐部继续活动，这样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便告一段落，直到九月在新的形势下才又恢复。届时全国的政治危机已一触即发，以“拉科西主义”为特征的那个时代已经躺在墓穴中。不久后的10月23日便发生匈牙利事件，布达佩斯的数十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拉科西政策并很快发展为武装暴动，最后被苏联出兵镇压下去。

（八）总的来看裴多菲俱乐部虽然不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组织者，但对这个事件的发生起到舆论动员的作用，就如同匈牙利1848年革命之前科苏特主办《佩斯新闻报》发动群众一样。它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向民众指出社会面临的危机，使人们有机会公开表达不满和提出民主要求，从而匈牙利党内的反对派与广大民众汇合到一起，猛烈地冲击拉科西政权的基础。与此同时那些主张对社会进行实质性改革的人还全面阐述他们的理念与设想，为国家勾画社会主义改革的蓝图，鼓舞人们努力去争取实现它，发挥历史作用的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就这样留在世人的心目中。纳吉曾被捕，并于1928年流亡到苏联避难，在苏联农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吉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成为当时匈牙利抵抗运动的领导人。由于他出色的表现，1945年成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他先后担任几个部的部长职务。1949年因反对搞合作化运动而被撤销职务。但是他公开承认错误，因此在下一次的党代会上又被重新选为政治局委员。1950年他出任食品部长，后又任征购部长。1953年后纳吉出任政府副总理，随后由于苏联人对匈牙利内政的干涉，纳吉被推上总理的位置，从此卷入到一场政治漩涡中来。1953年6月斯大林逝世后3个月内东德首都柏林发生要求改善生活的群众游行示威事件，此时东欧其他国家也出现由于群众不满的骚动不安的迹象。为了稳住东欧国家，苏联新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要求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这种背景下苏共领导召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匈牙利政府总理拉科西率领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访问，纳吉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次莫斯科之行竟改变他的命运。参加这次莫斯科之行的除拉科西外还有匈牙利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匈牙利的头号代理人格罗、匈牙利国家武装总司令法尔卡什等，出人意料地是纳吉也在莫斯科开出的代表团名单之列。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苏联领导人有总理马林科夫（斯大林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莫洛托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会晤时的气氛极为紧张。马林科夫冷淡地问候匈牙利人后就严厉地对拉科西说：“你们那里的情况很糟，据我了解在你们的工业中心切佩尔、欧兹德和迪欧什杰尔发生骚乱。”拉科西开始辩解，但米高扬打断他的话说：“您想用数字封住我们的嘴，我们也有这类的数字，不过和您的不一样。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您进行极大的冒险，您没有一点点焦炭就建立一座新型的钢铁工业城，您连劳动人民的吃饭问题都不能给以足够的满足就疯狂地去建造代价高昂的地下铁道，被您强行集体化的农民们连种子都生产不出来，此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正在你们的集中营里受难。”拉科西脸色苍白。

（九）的确如苏联人所说，这位被称为“匈牙利的斯大林”的匈牙利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正把他的国家推向深渊。1948年6月拉科西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拉伊克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政治局委员拉伊克·拉斯洛被指控为“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霍尔蒂（二战前匈牙利政府首脑）警察局的特务”、“阴谋武装暴动”、“谋杀共产党领导人”等罪名而被逮捕，几天后与“拉伊克案”有关的几个主要被告人一一被绞死。1951年5月拉科西又开始大清洗，每天都会有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外出旅行”，从此销声匿迹。军队中的许多高级军官一夜间便不知去向，单是内务部中接替拉伊克出任部长的卡达尔被逮捕，并秘密地判处无期徒刑。继任的内务部长多尔·泽尔德不久也全家自杀，当局宣布他们是“法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间谍”。此外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拉科西、格罗和法尔卡什·米哈依组成“三驾马车”，他们狂热地提出要在5年之内把匈牙利变成一个“钢铁国家”，于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投资的90%用于发展重工业，全部工业投资的2/3用于发展采矿和冶金业，这个根本无法实现的计划严重地削弱轻工业、服务业和农业。 拉科西还主张要“在三四年内使90%的农民在社会主义的集体中耕种土地”，于是许多地方都强迫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多数入社的农民都是些最贫困、没有土地的人们。他们缺乏生产经验，没有足够的牲畜，几乎没有机器，收割的70%依靠手工，这使农民的收入下降了2/3。他们还千方百计地加重农民的负担，实行所谓的“义务交售制”，即制定的交售指标越来越高，而收购的价格却越定越低。对于那些敢于抵抗交售的人，可判处3年以下的徒刑，结果大批的农民只好逃离农村，扔下大量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农村经济的变化严重地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1951年许多基本食品、工业日用品开始凭票供应，商店的门前排起长龙般的队伍。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匈牙利政府不得不年年发行“和平公债”，这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到1952年国家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比1949年下降20%，愤怒的情绪在人民中间迅速蔓延着。但是拉科西一伙却无视这场灾难，他们制造谎言、掩盖事实、欺骗人民，并且把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投入监狱。在这个时期匈牙利建立大量的“拘留所”，成千上万的人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便被长期囚禁关押。他们大多是工人和农民，因为偷了合作社的粮食或杀了一头离规定重量还差几斤的猪等便被关了起来，而且长期得不到释放。所有这一切都是拉科西一手造成的，至此一语未发的赫鲁晓夫对他喊了起来：“您极大地损害你们的人民，您罪行累累，长此以往人们将用粪杈把您赶出这个国家。”贝利亚也插话说：“您想当什么？想当犹太人的皇帝吗？”

（十）马林科夫较镇静地继续说下去：“拉科西同志，您是运动的老战士，您必须理解时局。您必须分权，把权力分配给在领导班子中精通事务的同志，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此时的拉科西面如土色，对苏联人的指责只有唯命是从。赫鲁晓夫建议他选一位能操持国家大事的人， 经过长久的、令人窘迫的沉默后马林科夫提示道：“您认为纳吉·伊姆雷怎么样？” 拉科西看了纳吉一眼，就像第一次见到他一样，他说：“纳吉·伊姆雷是个好同 志，但是……”然而苏联人没有容他把后面的话说出来就接住话题：“那么说您不知道把权力分给谁了？我们自革命以来就了解纳吉·伊姆雷。当1915年匈牙利共产党根本还不存在的时候他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了，他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中德高望重的专家，再说他又是你们政治局委员。他农民出身，本人也当过农民，又是教授。我们信任纳吉·伊姆雷同志，他可以和您一起来改善你们国家的状况。”随后纳吉发言说他对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同志们对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他简单地谈了一下布达佩斯新的领导班子的任务：结束警察恐怖；为无辜者平反；合理的投资政策以及给农民更多的自由等。莫洛托夫打断纳吉的话说：“不仅是更多的自由，而是完全的自由！谁不赞成集体农庄，谁可以退出，这无关紧要。”在匈党代表团走出会议室时曾经不可一世的拉科西让纳吉走在他的前面，并说：“您请，伊姆雷，现在您是领导人。”就这样纳吉被苏联人推上匈牙利政府总理的宝座，开始他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涯。纳吉担任总理后和拉科西之间的矛盾冲突便开始了，拉科西因仍是党的第一书记，便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主张要加强工业生产，而纳吉则强调要增加农业生产和 提高居民的消费。此外在释放所关押的囚犯问题上拉科西和纳吉之间也爆发激烈的冲突，纳吉主张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无辜的在押犯，其中包括一些被无端指控为“间谍”的外国人，而拉科西则坚持认为这些人有罪，坚决不能放掉。 由于争执不下，两位匈牙利领导人于1954年5月双双出访莫斯科，在莫斯科中拉科西受到赫鲁晓夫的严厉训斥和警告。5月底匈牙利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纳吉的政策得到大会的一致赞同。然而1955年刚过形势却开始发生变化，1955年1月克里姆林宫内发生政治斗争，马林科夫遭到他的政治对手的批评。他曾在1953年8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为了能够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种种办法加速轻工业的发展”的“新方针”，这个“新方针”遭到责难，而纳吉关于发展轻工业的政策与马林科夫的“新方针”十分相像。

（十一）拉科西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在这个时候回到布达佩斯，拉科西又重新大权再握。他声称党处于危急之中主要是“大权旁落”，他解除纳吉的总理职务，纳吉表示反抗并要求到克里姆林宫去进行裁决。1955年1月7日拉科西和纳吉再次共同前往莫斯科，结果克里姆林宫那些把纳吉扶上台的人一夜之间就翻了脸，通知纳吉说：他已经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 会，并罢免他的总理职务，撤销他的一切学术头衔。 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就像当年被任命一样。纳吉束手无策，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1955年4月匈牙利党中央正式向全党全国宣布伊雷姆·纳吉被开除出政治局 和中央委员会，并免除他的总理职务，12月纳吉被开除出党。1956年3月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传到匈牙利，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迅速蔓延，尤其是一些青年团组织和各种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通常是由学者、历史学家、 哲学家、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组成的政治沙龙，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命名的“裴多菲俱乐部”，人们纷纷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为受害者平反及要求纳吉重新执政。尽管拉科西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企图压制这种蔓延全国的风潮，但是人民的不满情绪已如火山爆发，不可逆转了，匈牙利的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1956年7月17日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紧张的国际国内形势，在这次会议上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向拉科西转达赫鲁晓夫的话：“鉴于拉科西同志的这些非法措施，建议他辞去匈牙利共产党内的一切职务，并离开这个国家。”格罗为他的继承人，而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卡达尔补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第二天匈牙利报纸上就发表一份公报，称拉科西因患“高血压症”，必须“离职休养”。就这样拉科西接到苏联人的指令，携带家眷前往莫斯科听候发落，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匈牙利。拉科西下台后匈牙利共产党和政府为了稳定局势，缓和人民的愤怒情绪，先后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试图扭转局势。匈牙利共产党为被拉科西集团迫害而死的拉伊克等人平反，释放受牵连的300人。10月6日为拉伊克等4名原领导人举行隆重的葬礼，随后又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恢复纳吉的党籍。然而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好转，10月20日传来波兰工人党的政治局改选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的消息。10月23日首都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涌上街头，散发传单和演说，邀请人们参加定于下午召开的声援波兰人民和哥穆尔卡的集会游行。裴多菲俱乐部提出10点要求，主要内容是：要求在匈牙利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对拉科西时期的错误进行清算；维护匈牙利的民族尊严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格罗获悉情况后立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禁止游行，并指派政治局委员去各团体、机关解释这一决定。

（十二）中午几千名大学生走上街头，他们举着横幅、扛着旗帜，并在纽扣孔内插着红白绿三色徽章（匈牙利国徽的颜色）。他们由市区向英雄广场进发，沿途有许多学生加入，到了下午两三点钟游行队伍已增至20多万人。在贝姆·尤若夫的纪念碑前匈牙利作家协会主席发表简短的讲演，游行者们高呼着“俄国人滚回俄国去！”、“党要民主化，纳吉·伊姆雷要执政！”、“俄语不该作为必修课！”、“不再容忍欺骗，公审法尔卡什（拉科西集团的主要成员）！”等口号，他们还拆除广场上的斯大林塑像。局势的发展使匈牙利政府不知所措，苏联顾问们要求匈牙利政府出兵镇压，政治局却决定由格罗在晚8时发表广播讲话。暮色降临后国会广场聚集着几十万人，他们齐声呼喊着：“纳吉·伊姆雷，出来讲话！”此时的纳吉还没有承担任何职务，但人们坚持要他出来讲话。终于纳吉来到国会大厦，对那里的人们说：“要有耐心，善良的人们！回家去吧，党会把一切都安排就绪的！”广场上四起的哨声，淹没他的话音，他痛苦地闭上嘴，在随同人员的簇拥下从阳台走进屋里。广场上有些人开始散去，但大部分人还聚集在那里。晚8时格罗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说：“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我们毫不犹豫地继续发展、扩大和加深我国的民主，但是人民的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之间的关系，我们谴责那些滥用国家给予工人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力来制造民族主义示威的人们。”格罗的讲话不但没有平息人们的情绪，反而犹如火上浇油，使群众的敌对情绪上 升到极点。晚8时半国家广播大楼前面的广场上突然响起枪声，9时左右广场出现了一支陆军摩托部队，很快这支部队就被示威群众缴了械。接着有人号召人们去攻打广播电台，9时半左右示威群众开始向广播大楼发起冲击，他们同守卫大楼的武装人员发生武装冲突。24日上午9时广播大楼的守卫部队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示威者占领大楼，与此同时国际电信局、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编辑部和印刷厂、武器仓库和警察哨所等也先后被示威者攻占。布达佩斯街头燃起战火，匈牙利陷入到一场混乱之中，情况危急。匈牙利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改组政治局，纳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同时以匈牙利党和政府的名义要求苏联派兵协助镇压“暴乱”。10月24日苏联坦克部队开进布达佩斯，当天中午纳吉在电台发表讲话，要求人们在当天下午2时前放下武器和停止战斗，否则将以军法论处。纳吉同时还说他将恢复匈牙利政治、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召开国民议会，恢复他1953年提出的纲领等等。然而纳吉的讲话并没有使暴乱停止，相反暴乱向全国蔓延，局势在进一步恶化。10月25日上午议会大厦广场发生流血事件，近300人伤亡，事件发生1小时后在苏联人的授意下格罗被解除职务，卡达尔被任命为党中央第一书记。然而这并不能平息群众的愤怒，广场流血事件迅速传遍全市。

（十三）下午3时约2万名群众包围布达佩斯警察局（他们误认为这里是国家保安部的总部），要求警察交出手中的武器。在各种势力的压力下匈牙利政府被迫妥协，宣布解散国家保安局和情报部，同时也解散属于国家保安局的公安部队，遣散其士兵和军官，这样国家政权失去一切武装力量。10月28日苏共政治局代表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抵达布达佩斯，同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商讨匈牙利的局势以及纳吉政府要求苏联军队撤离布达佩斯的要求，苏匈两国之间开始撤军谈判。 同一天匈牙利党的领导机构由一个6人团接替，卡达尔成为6人团的主席。31日6人团宣布解散匈牙利共产党，重建新的党，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0月28日纳吉发表广播讲话，把他3天前还称为“反革命事件”的暴动正式称之为“革命行动”，并同时向人民宣布苏军将撤离布达佩斯、取消国家保安局、起义者将被编入各武装力量组织、提高低工资和退休金、调整工资、成立新政府等等。10月29日苏联政府宣布苏军撤出布达佩斯，10月30日纳吉在广播中宣布苏联军队已经从布达佩斯撤出，苏联军队将从整个匈牙利撤出。与此同时他还宣布匈牙利取消一党执政，允许恢复被拉科西取缔的各政党派别，释放被长期囚禁的红衣主教明普蒂。在此之前监狱的大门已被打开，9000名刑事犯和4000名政治犯已被释放。 随着苏联军队的撤离，一场对共产党和保安警察的报复行动在布达佩斯开始了。据统计仅10月23日至11月3日就有约2500人被杀害，3000人被监禁，1万多人被列入准备处死的名单中。匈牙利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接连不断，城市交通瘫痪，人民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威胁。1956年11月1日纳吉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宣布匈牙利中立，并希望联合国干预匈牙利事务，11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将向匈牙利提供价值2千万美元的食物和救济物资。此时的苏联也正在密切地注视着匈牙利的局势，并开始秘密地部署军队。11月2日赫鲁晓夫在同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领导人就匈牙利局势进行通报和商讨后又同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布里俄尼岛会晤，赫鲁晓夫同这些国家已经形成共同的意见，他通知铁托说苏联已决定出兵匈牙利。11月3日苏军坦克部队包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纳吉向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提出抗议，安德罗波夫却表示苏联同意与匈牙利政府谈判关于撤走军队的问题，并希望纳吉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苏军总司令部商谈具体事宜，为此纳吉派出以国防部长马勒特尔为首的4人代表团前往苏军总司令部。纳吉希望此举能获得成功，然而纳吉做梦也不会想到苏联人逮捕他的4名代表。不仅如此，安德罗波夫还把卡达尔“请”到苏联大使馆，向他施加压力，劝他离开纳吉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组织一个新政府。他告诉卡达尔称马勒特尔将军和他的政府代表团已被诱捕，匈牙利抵抗力量的军事首领们已被解决，在安德罗波夫的再三劝告下卡达尔终于同意安德罗波夫的“建议”。

（十四）11月4日凌晨3时苏军坦克攻入布达佩斯，凌晨6时广播里播送成立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消息，同时还播送这个新政府的革命纲领，即保卫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法律秩序和安宁；保持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新政府还宣布匈牙利已经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苏联红军部队帮助“恢复国内秩序”。早8时半苏军坦克包围议会大厦，纳吉和一些政府官员此时已撤离议会大厦。苏军很快就占领这里，但是在市区和城郊的一些地方中匈牙利人仍在和苏军进行战斗，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直持续两天两夜。为了抗议苏军的入侵，匈牙利各级“工人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宣布总罢工，并宣称总罢工将持续到苏军完全撤走为止。前匈牙利国防军将军基拉伊还组织一支暴动队伍同苏军进行全面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而遭失败。经过近两个星期的血腥战斗后匈牙利有2万多人丧生，15万人被迫逃离匈牙利，沦为难民。除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参加暴动的青年工人和学生被押上火车，强迫运送到苏联各地的“劳动营”和西伯利亚森林充当苦力。苏军开进匈牙利后纳吉同一些政府成员通过议会大厦的秘密通道，逃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苏联获悉后立即对南斯拉夫大使馆实行封锁。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先后两次召见南斯拉夫驻苏大使，要求引渡纳吉和他的政府高级官员。南斯拉夫政府在经过很有分寸的反对之后同意交出纳吉，前提条件是匈牙利新成立的工农革命政府必须保证纳吉等人的生命安全，而且移交工作必须在南斯拉夫外交官的监督之下进行。苏联政府完全同意南斯拉夫提出的要求，希望尽快让纳吉迁出大使馆，并保证可以让纳吉回到他的住宅，加以监护。随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卡达尔签署一份协议，向纳吉和他的同事们保证：如果他们撤出南斯拉夫大使馆，回到布达佩斯他们自己的住宅去的话，他们可以完全免除刑事处罚。这份协议是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长转交给纳吉的，在得到这一保证之后纳吉同意撤离南斯拉夫大使馆。1956年11月22日上午9时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内务部长派来一辆大型公共汽车来到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门前，车上有几名保安人员和一位新政府官员前来执行移交任务。9时半纳吉和他的随行人员在两名负责监督移交的南斯拉夫外交官的陪同下走出使馆，按照协议时移交工作待纳吉等人回到他们在布达佩斯的住宅才告结束。 移交工作开始比较顺利，但当汽车驶出南斯拉夫大使馆到英雄广场附近时却被早在那里等候的几辆苏军坦克给围住了，随后纳吉等人被劫持到苏军总司令部。当晚他们便被塞进一架飞机，离开匈牙利。 第二天新闻界向外发表一条消息，称纳吉等人“根据自己的要求”，已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疗养”。11月26日卡达尔在布达佩斯广播电台也宣布：“我们说过对纳吉和他的朋友们的言行将不予法律追究，我们将遵守这一诺言。我们不认为他们的外出是永久性的，依我们看对纳吉及其随行来说去国外呆一段时间是有好处的。”

（十五）12月3日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普雷奥雷泰奥萨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罗马尼亚政府保证纳吉总理及其一行可以充分享受政治避难权，罗马尼亚政府有义务尊重这一国际权力的规定。”然而情况很快就发生变化，1957年1月1日至4日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5国党在布达佩斯召开会议，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代表苏联共产党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他们讨论纳吉的问题。紧接着1月6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发表一份公报，公报宣称：“纳吉·伊姆雷及其政府的背叛为匈牙利的法西斯反革命开辟道路。”随后纳吉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和“西方帝国主义的走卒”，与此同时工农革命政府宣布在暴动期间所成立的一切工人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均为非法组织，勒令限期取缔。紧接着一场大逮捕席卷整个匈牙利，仅在1957年1月19日这一夜之间布达佩斯市就有2000多人被逮捕，并且在当天夜里大部分人被集体枪决。1957年12月纳吉等人被秘密押回匈牙利布达佩斯福乌察国家监狱，等待接受审判。1958年2月6日布达佩斯“人民法庭”在绝密的情况下对纳吉等人进行第一次审判，6月15日秘密法庭在绝密的状况下对纳吉等人进行判决，纳吉·伊姆雷被判处死刑，同时被宣判死刑的还有前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和记者米克洛什·基迈什等人。纳吉在被关押期间拒不承认卡达尔政府，临刑前他说：“在多瑙河的河谷中我曾在1953年和1956年两次试图挽救社会主义的荣誉，拉科西和俄国人都阻止我。如果现在需要用我的生命来证实共产主义者并非是人民的敌人，我情愿做出这一牺牲。”1958年6月16日早晨6时纳吉在布达佩斯中央监狱的小拘留所内的院子里被处以绞刑，临终前纳吉高呼：“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这个有着40多年党龄、曾在苏联度过15年光阴、在匈牙利党和政府中身居要职达20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知名人物就这样结束他的生命，他的罪名是“阴谋暴动推翻匈牙利合法制度”、“叛国投敌”、“军事哗变”。 直到1989年1月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场人民起义。同年5月匈党中央为纳吉平反，称他在当时的特殊的环境下为拯救国家而斗争。6月卡达尔在接受《匈牙利》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必须承认纳吉及其周围的人不想搞反革命。”波兹南和布达佩斯的流血皆因对斯大林及其遗产的谴责而发生的，而始作俑者正是后来对波兰党独立处理本国事务横加指责并亲手扼杀纳吉“异端”的赫鲁晓夫本人。他没有想到他的“非斯大林化”给东欧带来思想解放的暖流，但是他害怕由此在东欧国家中出现的独立倾向，于是东欧还没来得及解冻，西伯利亚的寒流便匆匆袭来。然而原来的冰层毕竟已经裂开一道缝儿，这是无法弥合的空隙。

挪威王国

（一）挪威王国简称挪威，首都为奥斯陆，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东邻瑞典，东北与芬兰和俄罗斯接壤，南同丹麦隔海相望，西濒挪威海。总面积为38.5万平方千米（包括斯瓦尔巴群岛、扬马延岛等属地），海岸线长21192千米（包括峡湾）。大部分地区属温带海洋性气候，油气、水力、森林、渔业资源丰富。全国划分为全国设1市10郡，总人口数为550万人。官方语言为挪威语和萨米语，多数人信奉基督教路德宗。挪威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8世纪，挪威本意是“通往北方的路”，挪威使用的语言属日耳曼语系中的北欧分支。8世纪至11世纪是挪威航海史上的鼎盛时期，被称为“维京时期”，因该时期海盗猖獗，也称为“海盗时期”。9世纪末有着“长发美男”之称的金发王哈拉尔德开始统一挪威大业，成为第一个统一挪威的国王。14世纪黑死病和其他传染病使挪威人口大幅下降，经济大衰退，无法同丹麦、瑞典封建主抗衡。14世纪中叶挪威开始衰落，1397年挪威与丹麦和瑞典组成卡尔马联盟，受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一世统治。维京时代一般指从790年开始直到1066年，维京人就是北欧海盗，他们从8-11世纪一直侵扰欧洲沿海和英国岛屿，其足迹遍及欧洲大陆至北极广阔疆域，这一时期被称为欧洲的“维京时期”，在英语中这个词是从18世纪的传奇故事中引入的。有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来源于古代北欧人的语言，“vik” 意思是“海湾”，“ing”意思是“从……来”，加起来“维京”意思是在海湾中从事某种事，“vikinger”是在海湾中从事这种事的人。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来源于古英语“wíc”意思是“进行贸易的城市”，因为后来部分维京人定居到不列颠岛，并和当地人进行贸易。“viking”这个词曾经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古代茹尼文石碑上面，在冰岛的土语中也意味着“海上冒险”。在英语中“wicing”这个词首先出现在6世纪的古代盎格罗-撒克逊的诗歌中，意思就是海盗，但当时英国人并没有将北欧海盗称为维京。在中古英语中“维京”这个词已经消失了，但18世纪时又重新出现在传奇故事中，到了20世纪“维京”不仅指海盗，意义扩展为指斯堪的纳维亚人，并出现许多新词如“维京时代”、“维京文化”、“维京殖民地”等。由于后来斯堪的纳维亚人沿着俄罗斯的河流从事商业活动直到拜占庭，并在河流沿岸设立殖民地定居，所以后来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也称作维京，北美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被说英语的人称为维京。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都是海盗，他们和其他地区的欧洲人一样也是农民、渔夫和猎人，他们为了防止海盗入侵便也成立舰队，将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都称为维京会造成混淆。最早见于历史记载中的维京海盗是记录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789年一次对英国的袭击，当时他们被当地官员误认为是商人，这些海盗杀死要向他们征税的官员。第二次记录是在793年，以后200年间维京不断地侵扰欧洲各沿海国家，沿着河流向上游内地劫掠，曾经控制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据说他们曾远达地中海和里海沿岸。

（二）其中的一支渡过波罗的海，并远征俄罗斯，到达基辅和保加尔。有些船队远航至里海，前往巴格达和阿拉伯人做生意。而更为著名的一支维京人向西南挺进，在欧洲的心脏地带掀起轩然大波。他们大肆劫掠不列颠半岛，并且还向欧洲大陆进行侵扰。维京一词便带有掠夺、杀戮等强烈的贬义，维京人对于欧洲历史尤其是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11世纪时的德国历史学家不来梅的亚当曾在他的著作《汉堡大主教史》第四卷中记载过：“海盗们在西兰岛聚集大量的黄金，这些海盗被他们自己人称为维京，我们称他们为阿斯考曼尼，他们向丹麦国王纳贡。”13世纪时挪威国王哈罗德一世下决心要将这些海盗从苏格兰及附近岛屿清除出去，部分维京人逃到冰岛。北欧的传说将他们描绘成无畏的英雄，但到了18世纪的传奇中又把他们描绘成强盗。从北方日耳曼人从790年开始扩张，直到1066年丹麦人的后裔征服英格兰，一般称之为“维京时代”，是欧洲远古时代和中世纪之间的过渡时期。维京人称得上是一批航海家，他们在设得兰群岛、法罗群岛、冰岛、格陵兰岛都设立殖民地，在10世纪末曾不定期地在美洲纽芬兰居住过。他们不仅是海盗，也同时进行贸易，甚至定居在欧洲沿海和河流两岸，有记录说839年他们曾作为拜占庭雇佣兵征服北非。他们的殖民地遍布欧洲，包括英格兰的丹麦区、基辅罗斯、法国的诺曼底等。只是到了维京时代末期北欧才出现独立的国家和国王，同时也接纳基督教，开始进入中世纪。直到欧洲各国王权强大，有能力抵抗维京海盗之后维京方才逐渐消亡。维京人的船是维京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维京人的一切都与他们的船有密切联系。维京船制造的材料主要取自高大笔直的橡树，维京船分为战船和货船两类：战船较轻，船窄，灵活轻便，又很耐风浪；货船的船身又高又宽，船体也很重，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载重航行时可保持稳定。两类船都有通常所说的弯曲船首，用一整块完整的橡木精雕细刻而成。维京战船由于吃水浅、速度快、转向灵活，十分适合远征异地时突袭式的劫掠活动。但由于维京战船甲板是露天的，因此不能起到挡风遮雨的作用。风雨和巨浪仍然使维京人又冷又湿，冻死人和夜晚被巨浪卷下海淹死都是很常见的事。由此可见维京人这种穿越大海的征服行动无疑必须具有无比的勇气和坚定的毅力，在取得胜利之前首先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因此维京人这个名词从中世纪强烈的贬义到了如今又带有勇气的含义。人们常认为哥伦布就是第一位发现新大陆的旧世界人，维京人莱夫·埃里克松早在哥伦布登陆美洲的500多年前发现新大陆的存在。据说他们是在到达格陵兰之后再向西行到达今天的加拿大，他们在那里发现许多有用物资，包括木材、葡萄、毛皮等的东西，不过他们在美洲大陆待了大约10年之久就离开这个物产丰盛的大陆。

（三）原因他们在美洲大陆生活不久就遇上印第安人，好勇斗狠的维京人与他们发生流血冲突导致他们的报复，而这个比维京人更早到达美洲大陆的民族最终也成功把维京人赶出这片丰饶的土地，再次入侵美洲大陆的就是500多年之后带着旧世界的枪炮刀剑及农耕技术而来的其他欧洲人。维京人以战斗中的凶猛著称，有证据表明维京的武士有时会变得狂暴，并不顾一切危险地进行近乎野蛮的攻击。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可怕，并带有强烈的战斗欲望。狂战士是北欧传说中超越常人极限的战士，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疲劳，也不受战场上的恐怖所牵制，将发挥他超人的体力持续不断地厮杀，直至战斗终结。从孩提时代开始维京人就喜爱种种竞争激烈的游戏，他们比试马术、举重、划船、操帆和游泳，每年的部族大会同时也是北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维京人最热衷的运动是摔跤，他们划出一片空旷的场地，中央放置一块尖头的界石，比赛的双方用力将对方推到石头上去。不论胜者还是败者，往往都浑身鲜血淋漓。此外他们还比试射箭、滑雪、溜冰，哪怕冬天躲在屋里玩的也是从阿拉伯流传来的棋盘游戏，内容总是练习进攻和防守的技巧。所有这些比赛和游戏只有一个目的：锻炼出更加强壮的战士。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维京人自然成为强悍的战士，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狂热、强悍和视死如归。由于他们的人数较少，在战斗中往往只能依靠周密的策划和出其不意的突袭。维京人的突击通常分成两个部分：先在远距离上投掷长矛，发射捆着火把的箭，然后用剑和战斧在近距离进行玩命的搏杀。海上的战斗更显出维京人的强悍本色，当然也更为残酷。当两艘战船相遇时维京海盗并不像一般海盗那样虚张声势，采取人海战术，一拥而上，乱砍乱杀。而是遵守古老的传统，一声不吭地将两条船系在一起，在船头搭上跳板。双方每次各派一人走上跳板，单挑对手，一决生死。死一个后再上一个，决不群殴，也决不后退。每个走上跳板的人都只有一个任务：将对方一一杀光，或者自己战死，由后面的同伴上来复仇。如果感到害怕，可以转身跳进海里，没有人会追杀逃兵。但对于逃兵，所有的维京人都会鄙视他，即使是他的家人也会当他已经死了，不会让他再回家。这种战斗方式在中国古代叫做“打擂台”，其中的要领是：第一个上阵的通常是武艺最为高强的战士，或者是像李逵那样最为凶猛的战士。维京人也采取这样的策略，不同的只是他们每个人都像李逵一样凶猛。他们在战斗中赤裸上身，口中发出粗野的吼叫，极度的愤怒使维京海盗显得异常威猛。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在拼命，而像是在享受着拼命的痛快。因为他们知道脚下这一块窄窄的跳板上浸透祖祖辈辈的鲜血，自己的后代将来也会在同一块跳板上与敌人拼命，他不能对不起祖先，更不能对不起儿孙，这种在跳板上拼命的人被称为“狂战士”。每一个维京人都以能够成为“狂战士”而自豪，也以曾经杀死对方多少个“狂战士”而骄傲。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种原始的战斗会激发出这么惊人的人类本性，但是“狂战士”的故事代代相传，成为维京人的民族英雄。

（四）在9-11世纪北欧海盗时期挪威曾不断向外扩张，进入鼎盛时期。前8000年左右人类开始在挪威活动，以狩猎、捕鱼为生。前2500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随后经历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一些日耳曼人部落不断迁入，但还没有出现聚居的村落，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是氏族经营的农庄，这些氏族农庄组成若干松散的小国。8世纪末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的挪威人开始渡海侵袭爱尔兰，由起初的小股骚扰发展到大规模军事征服活动。挪威海盗在对外扩张冒险中于 874年发现冰岛，并移民定居。911年挪威海盗联合丹麦海盗南侵欧洲大陆，在塞纳河流域建立诺曼底公国。934年挪威国王奥拉夫·古思夫里特松（?～941）率军攻克都柏林，成为都柏林国王，985年挪威发现格陵兰。爱尔兰人于999年夺回都柏林，又于1014年克朗塔夫战役中大败挪威人，此后挪威再也无力入侵爱尔兰。1028年丹麦克努特大帝兼挪威国王，挪威成为“北海大帝国”的一部分。1035年“北海大帝国”瓦解后挪威陷入争夺王位的长期纷争动乱之中，至13世纪中叶统一的挪威封建国家形成。14世纪中叶开始衰落，1397年与丹麦和瑞典组成卡尔马联盟，受丹麦统治。14世纪中叶由英格兰传来的黑死病造成挪威近一半人口死亡，2/3土地荒芜，挪威在政治和经济上更加依赖于强大邻国丹麦。1380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1353～1412）让她的儿子兼任挪威国王，1388年挪威政务委员会尊举玛格丽特为挪威永久的摄政王。1397年由玛格丽特女王主持在卡尔马会议上成立斯堪的纳维亚联盟（又称卡尔马联盟），丹麦国王成为丹麦、瑞典、挪威3个王国的共主。除丹麦外新兴的汉萨同盟在挪威拥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和贸易特权，汉萨同盟中的吕贝克拥有挪威的渔业控制权和贸易特许权，并在卑尔根设立许多商站。1450年挪威与丹麦在卑尔根缔结邦联协议，挪威进一步丧失民族主权，挪威政府的高级官吏逐步改由丹麦人充任，官方语言亦改用丹麦语。1513年挪威人民不堪忍受丹麦的统治和汉萨同盟的经济压榨，在大主教奥拉夫·英格尔布雷克特松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争取独立。1534年遭丹麦镇压，挪威被取消王国的称号，降为丹麦的一个州，由丹麦副王和官吏治理，丹麦语成为挪威官方书面语言。17世纪瑞典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和对挪威的宗主权同丹麦交战，丹麦失利，将挪威割让给瑞典。1645年割让耶姆特兰郡和海德尔峡湾，1658年又割让布胡斯兰郡。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在对俄国战争大败后曾于1716、1718年两次进攻挪威，但均未取胜，卡尔十二世亦在挪威战场上被暗杀。1718～1807年丹麦由于战争频频失利，国力衰弱，放松对挪威的控制。在此期间挪威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木材加工业、航运业和渔业。农业虽较前略有进步，但仍很不发达。丹麦的宗主国地位和对挪威贸易的垄断成了挪威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挪威各阶层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烈，脱离丹麦争取独立的运动不断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