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读史?——《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中英礼仪冲突》书评
本书为课程小作业,但是书本观点新颖,可能会为未来读史带来新思路(?)(虽然写得很粗糙)(虽然未必有人看)于是稍作修改,保存到b站。自娱自乐自娱自乐

一、
“你们对我的百般注解,构不成万分之一的我,却是一览无余的你们。”如果将这句话当作出自历史真相之口,那么对此百般注解的就是史料。而史料本身可能是怀有偏见的,史家可能在历史记载的过程中可能运用了这些偏见强化了某些主流政治主张。那么史学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去伪存真,清晰地剔除掉偏见,得出真正的历史真相呢?
《怀柔远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现代学术著作,在此之前有着大量的既有研究成果,或许是见过了太多的净化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作者另辟蹊径地提出了“介入往昔”(to engage the past)的方法论,即“不那么关注辨伪,而是关注经过多重叙述的事件。”
看到书名——《....中英礼仪冲突》,很自然地会认为作者期望用历史比较方法——中英两国的礼仪冲突的横向关照,进而得出中英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最后分析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但在较为系统地阅读后,作者的所传达出的主旨,与其说是用“比较”这一研究方法去得出内容性的结论,毋宁说是以叙述两国各方面的差异为基础,来论证如何去使用“比较”这一研究方法。
“马嘎尔尼使华”正是论证这一写作目的的合适载体。尽管马嘎尔尼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一个小切口的历史事件,但是它作为一个枝节的部分可以自然引申到中英两国的诸多方面,反映着两国的政治观念、钦定制度,甚至再现了两大扩张性帝国的碰撞(依据作者的观点,而不是文化上的冲突)。并且涉及到中英两国,两国对同一事件的表述必然会有所不同,马嘎尔尼使华在历史研究中也因为表述出现了诸多疑点和误解。
此外礼仪本身也是作为象征的一部分,礼仪所代表的是更广阔的世界格局和位置,“此时此刻的结构,也是有关关系的具象化,被所有在场的当事人理解为当时的世界形势在空间上的展示。”正是如此,礼仪在国家交往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力量。
二、
比起史实,作者更想传达的是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法,“重建过去并不仅仅是发掘新证据,运用新方法或者揭示从前的偏见。它也意味着介入所有学术研究都要卷入的知识的产生和传播中。”这句在书的尾章被作者提出,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本书写作方式的总结。因为作者就是在发掘新证据,运用新方法以揭示从前的偏见,从而在知识的产生和传播的漩涡中找到规律、开拓新的立足之地。
即不破不立,运用“心通意会与想象力”和“全面的史料调研与对比”,先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破除偏见,再以新的史学方法论去破除知识上的和观念上的偏见。
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后现代史学
在作者看来,既有的史学研究大多按照界限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其叙述,将文明与民族自然化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根据现行的因果关系组织事件;明确以政治经济文化等类别来界定社会。而这种界定不是自然的,而是想象中的、人为的间隔。而机械的划分是势必不符合真实的存在的。
因为“历史现象是混杂的,而非纯净的,处在一个不断混杂的过程之中,混杂物产生时,跨越界限的泄露已经产生。跨越界限有利于把握到其他行事的方式,其他存在于世界的方式。”认识到其他类型的强制性因素、其他的限制、其它形式的权势在形成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主体性。
作者更加强调以一种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历史,而既有的史学则更关注历史事件中的显著特点。暂且抛下哪种史学更好的问题,作者所偏向的后现代史学无疑是要建立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在认识历史事件需要提纲挈领地把握事件最本质的一些特点,然后连点成面,才能达到后现代史学的境界。
在掌握了新的利器——后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后,作者很快地将其应用于实践,用此方法去解构历史上的“马嘎尔尼访华”事件。而运用这一方法,在作者看来最为突出的是用“心通意会与想象力”去感知历史事件发生的此情此景。同时作者做了大量的史料调研,以全面的史料去铺就“感知”历史事实之路。
以后现代史学破除知识性的偏见:
传统的西方史观会以“冲击——回应”模式看待近代中国的发展。清政府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认为自己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优越。于是,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在这种视角下,是拒绝与世界接轨的清政府与渴望开放贸易的英国之间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是中西的“文化误解”。
而在作者看来,这不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两个近乎水火不相容的清帝国和英帝国主义在“帝国构建”上的冲突。
在第七章中,作者考察了早期的觐见实例,发现
“皇帝登上御座后,鸿胪寺的官员把大使领到桌子前,那里放着表文。从桌子走回来之后,贡使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通过皇帝左侧的台阶和门,贡使把表文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再把它传递给身边的高级官员。然后贡使沿原路退回,至台阶首端再行三跪九叩之礼。”
而在目击者斯当东的笔下,马嘎尔尼觐见的礼仪与之前大不相同。
“皇帝坐在御座上接见大使,国书被递交给皇帝本人而不是朝臣手里。他们这些细微的变化,对于心思缜密的中国人来说,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转变了对英国人的观念,对英国人的印象很好。”
在双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清为英国使团在觐见时做了改动,那么一向严格遵守礼仪规定的清廷怎么会这样允许马嘎尔尼自行其是呢?这其实指向了一个更为实用主义的角度:清廷“乐意改动礼仪以便建立最高君主与藩王的关系。磕头要求可以被放弃,只要其他礼节能达到相同的目的。”
这与从前的认知不同,在中西的文化误解视角看来,清廷注重礼仪出于一种象征性的理由,是民族性格的体现。而在作者的观点看来,清廷在实行礼仪时更加注重实用和理性,而不是出于“清帝国的尊严”的象征性理由。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认知,作者提出了中英两国对礼仪的不同定位(冲突),“清利用含义丰富的的礼仪活动来建立权力关系,而英认为象征性的礼仪是表达和反映权力关系。”这种对权力关系的构建恰恰反映了两大扩张性帝国在礼仪上的冲突:“英国的主权平等外交观式的欧洲扩张行为;清的差序包容的天下观基础的清帝国对外礼仪。”
作者在介绍马嘎尔尼使团带来的赠礼时,“心通意会与想象力”和“全面的史料调研和对比”两大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将《马嘎尔尼日记》、清记录和清朝的文化惯例作了悉心对比。
在第四章,作者从使团的视角介绍:马嘎尔尼认为他带来的礼物足以①展现大英胜人一筹的发展状况②展现英国的科学自然主义价值观(公共领域),“马嘎尔尼下定决心不让任何事情破坏他所期待的礼物带来的效果。”可以看出马嘎尔尼对其礼物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信。
在第七章,作者从清廷的视角,清廷不但没有对马嘎尔尼引以为豪的礼物产生敬畏之情,反而产生了鄙夷之心,于是再后来“使团游览之处皆有复杂的欧洲钟表和机械装置。”作者以其独特的感知,表明弘历要传达的意思是马嘎尔尼携带的礼物并不稀奇,而是随处可见的,马嘎尔尼不应该凭借此有优越感,从而丧失了贡使的谦卑。而这也为后面那段广为传播的写给乔治三世的信(大致表述了清对于这些礼物的司空见惯)阐述了一个更为丰富和合理化的理由。这封信一贯被作为中国闭关锁国、狂妄自大的证明。但是通过设身处地的“心通意会与想象”,我们可以感受到弘历所抗拒的不是与英交往、贸易,不是使团本身,不是手中的礼物,而是马嘎尔尼使团的傲慢的态度与手中礼物的价值不匹配。
扭转历史认知方式上的偏见
在以往的认知中,清闭关锁国,拒绝与世界接轨,英国未能通过和平的外交渠道与清达成协议,于是在百年后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而作者却认为这种观点是“16世纪以来欧洲扩张的产物,是一种自然化了的霸权”。
传统的观点显然是以西方的视角,仿佛俯瞰一切,但它并未考察清的心理,因而略显标签化、片面化。而在作者这里,作者凭借其设身处地的想象力和对史料的大量解读,剖析了清廷的心理过程。作者认为,清廷关心的是商业活动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在作者看来,清认为贸易有可能引发人们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导致个人的贪婪。如果不按照既有原则来组织社会关系,那么潜在的人性特点就会泛滥成灾。
如果说原有史观的思维方式是透过表面的现象,去看社会经济层面的实质;那么作者的思维方式就是从表面现象,结合史料去推测当事人的心理,最后再得出经济社会等诸多层面的特征。后者凭借更加感性的感同身受,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具有人文温度。
三、
后现代史学自从被提出,就遭到较为猛烈的批评。其中最遭人诟病的是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历史客观性正是历史学家引以为傲的根基,由于在研究历史时无法完全客观公正,后现代史学就直接取消历史叙事和文学虚构的分野,这种想法或许有些偏激;此外后现代史学特别强调解构,但在重建方面却是空白,从破到立又是艰难的一步。
但作为普通的读者,拥有批判思考的能力或许更为重要。“尽信书不如无书。”后现代史学为我们带来了更加开放的思维和新的认知方式,当未来面对标签化的历史知识时,我们或许会不认为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应当,会多想一步、再多想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