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优姚老师：文科生太多?这锅应该理工科背！
播优私塾姚老师曾说，连自己想要什么都讲不清楚，浑浑噩噩，学无所用的人注定是个loser！志愿填报就是决定你未来的关键时刻，有问题快找我！
昨天，我打开微博，一条标题大剌剌地刺进我的眼睛：“文科生太多会影响国家发展吗？”
仔细一看，居然是央行的四名文科博士联合发表了一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得出了一个时评圈已经存在了多年的共识：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
这篇论文当然比时评家的议论要深刻，它不仅从公元一世纪一直讲到二十一世纪，而且从发达国家的人口政策一直讲到我国的人口政策，古今两千年，纵横数万里，有数据，有例证，读起来不由得让人不叹服。
这篇论文的绝大多数看法，没有多大争议。这篇论文之所以引起围观，只在于一个论断：“（中国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为避免断章取义，我反复研读其上下文。这个论断的背景是，四个文科博士在论证“应对之策”部分，献上一计“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这个计策分为四个部分：环境宽松、建立基本的社保体系、控制房价、重视教育。引起围观的论断就在“重视教育”之下。
重视理工科是对的，但至于这样踩一捧一吗？合着国家如果发展不好，还是文科生的锅？
文科理科的battle，其实向来都有。就以去年高考数据为例，各省文科生的录取比例都比理科生低很多。
这也是这条热搜令人感到冒犯的根本原因，无论文科生太多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国家发展，但归根到底，学生都是整个社会中最弱势的一环。
选什么科，读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都不是想怎样就怎样的，而是更接近一种被动的选择。
与其把锅甩给文科生，不如思考一下，是什么导致了文科生的困境，况且，这种困境，难道只有文科生才有吗？
论文中表达的“文科生太多”这个论断大概有四层意思：
第一，中国不重视理工科教育，或者重视得不够，结合下一句话，隐含的意思是中国的文科生太多，占了理工科学生的员额。
第二，东南亚国家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第三，文科生收入低，甚至找不到工作，未来增收潜力差。
第四，中国不能走东南亚国家的老路，培养太多的文科生，否则太多的人收入低找不到工作，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理工科在中国长期居于优先地位。
中国今天的高等教育脱胎于苏联模式。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来自苏联的专家阿尔辛杰夫认为，新中国的大学就是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要为国家培养工程师、医师和农业专家，而不是文科生这种大而无用的人。
此后，社会学、政治学被砍掉，心理学只有两所大学开办，全中国的人类学只有复旦大学还把它保存在生物学之下。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成了全世界文科生数量最少、文科教育比重最小的国家。文科、财经、政法这三个科类合起来的学生数比例1949年33.1%，1953年14.9%，到了1957年仅剩8%。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所以，四位文科博士不能说中国不重视理工科教育。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是全世界最重视理工科教育的国家。
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彰显着理工科的重要性。事实上，哪怕是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理工科在中国也是长期居于优先地位。政府每年对以理工科见长的“985”高校的财政投入是巨大的。中国设有自然科学院士，没有人文社会科学院士制度。在职称级别上，一级教授皆为理工科教授，几无文史哲教授。文理科教授在学术经费、津贴、住房等待遇上的差距甚大。
如今，人口红利日渐消失，“卡脖子”问题凸显，对技术创新的渴求愈加强烈，理工科热在“双一流”工程的推动下再入高潮。
问题来了，按照央行工作论文的说法，东南亚文科生太多导致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将理工科拔到如此之高的地位，为何技术创新依然捉襟见肘？在中等收入的爬坡攻坚期，经济增长衰退，到底是文科生太多，还是理科生不行？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它是一种经现象：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及中高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在976美元到11905美元之间）时，经济长期停滞或反复波动，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典型的国家有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比如，阿根廷在1964年的人均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从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开始，阿根廷反复爆发债务危机，经济增长起伏不定。1989年和2002年两次债务危机再次将阿根廷的人均生产总值拉到2600美元以下。二战以来，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极少数国家拿到了发达国家的门票。多数国家只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与折腾。
这是为什么？通常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失败，技术创新不足的同时，老龄化、少子化又导致人口红利衰退。数据显示，2003年的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阿根廷为0.41%，马来西亚为0.69%，韩国高达2.64%。2006年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阿根廷为1.1人，马来西亚为0.42人，韩国为4.8人。二是金融过度自由化，反复爆发危机，比如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
一些人因此得出结论：这些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理科生不足，技术创新不足；文科生（经济学家）误国，金融开放后被美元反复收割。
其实，只要稍微往前思考就明白，这些结论都过于表象，甚至极具误导性。为什么制造业转型失败？这些国家的技术研发投入为什么不足？技术创新来自哪里？
人人都知道技术创新重要，为什么做不到？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技术创新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钱堆起来的，而是靠制度创新。不同的制度，造就不同的人及行为，从而决定不同的技术水平。
过去，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为何快速增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的迁移。拉美国家多数是资源型国家，东南亚国家则是劳动密集型国家，矿产资源和劳动力富余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国际资本投入，国际技术引进，国际市场拉动，这些国家快速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所以，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并非来自国内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制度的优势。相反，经济快速增长催生了民族情绪，反而掩盖了技术创新的不足，忽视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停止了对劣质制度的改革。
比如，在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墨西哥、巴西大量出口矿产资源，经济迅速起飞。巴西经济在1971-1974年间平均增速超过10%，墨西哥经济在1978-1981年间平均增速超过9%。但是，1982年，这两个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经济陷入负增长。
美元快速升值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拉美国家自身。依托资源出口创汇的担保，这些国家大规模借入外债，发行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流入了政府部门及资源型利益集团部门，很少使用在人力资本和科技研发上。1982年美元快速升值，大宗商品价格迅速回落，资源出口创汇骤降同时，外债利息飙升。墨西哥、巴西先后宣布无力偿还债务，汇市、债市崩盘，通胀爆发。
这是不是金融开放的问题？这是制度问题。拉美国家普遍没有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国会对政府举债和货币发行没有约束，法律对资源型利益集团的打击不足。
再如泰国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指出，“很多人将这场经济危机归咎于泰国过度开放的金融政策，但极少人关注到真正的原因，那就是保王派控制的商业银行创造了过度泛滥的信贷，透支泰铢信用，最终引爆了货币危机。”
泰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英式君主立宪制。泰国王室有三股力量控制着泰国：一是《亵渎王室法》保护的“明君”威望；二是保王党控制的上议院以及扶持的亲王政府；三是庞大的王室财团。泰国王室资产达到430亿美元，相当于英国王室的80倍。长期以来，泰国王室与军人集团控制着泰国的政治，打击政治对手，制度改革缓慢，甚至轻易修改宪法。制度上的落后反噬经济，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王室控制的商业银行大规模地向王室企业提供贷款，导致泰铢信用和银行风控愈加脆弱。
韩国的情况类似，这场危机波及韩国。长期以来，韩国财阀控制的商业银行无视风险地向旗下企业大规模输血。当金融海啸来袭，企业无力偿还贷款，风险波及银行系统，金融危机爆发。为什么韩国能够走出危机，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是1988年的政治改革。这一年，韩国借着奥运会推翻了军人政府，修改宪法，实施总统直选制度，保障言论自由，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后来，民选总统金泳三、金大中执政，他们与财阀作斗争，彻查全斗焕、卢泰愚，将全卢二人投入大牢。金融危机爆发后，金泳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金大中则整顿财阀金融，关闭向财阀输送利益的商业银行，从根源上斩断财阀经济的危机。
韩国经济学家、现任驻华大使张夏成在其《韩国式资本主义》中指出：“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是市场本位主义的产物，那么韩国的问题则因没有正确树立市场经济规范而导致”[3]。他认为，韩国式资本主义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贱民资本主义”，表现为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贪污受贿等特征。这就是制度问题。
韩国度过这场危机后经济持续增长，最终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必须归根于韩国的制度改革，尤其是四位民选总统对财阀势力的持续斗争。民选总统打击财阀垄断，推动经济自由与舆论自由，为竞争公平和技术创新提供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四位民选总统都是文科生，其中金泳三学习哲学，金大中记者出身，后来的卢武铉和文在寅都是律师出身。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制度陷阱。这些掉入陷阱的国家，制度不改革，治理无能，腐败不堪，利益集团垄断资源、控制经济、打击舆论，导致财富集中，内需不振，思想萎靡，创新不足，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停滞不前。
制度创新，靠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精英推动改革，也靠哲学、历史、文学、新闻传媒等人才启发民智，传播思想。当然，理工科生也可以改行加入其中。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文科生太多，而是文科在制度改革与创新方面没有起到作用，没能给理工科在技术创新上创造足够的空间。
20世纪初的美国，“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那时的人们关心的都是如何提高效率，如何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每个人似乎都成了《摩登时代》里的查理，行为主义开始占据主流。的确，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蓬勃发展时，财富带来的快感会超过精神的满足感。然而当经济的发展的边际收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人类欲望的本能开始驱使自身更多地去探讨物质之外的价值，人文社科也因而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一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丰富和精神上的空虚使得年轻一代反对传统观点，挥金如土、纵情享乐。菲兹杰拉德通过《了不起的盖茨比》表达一种对现实的无力感：“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随着既得利益者阶层的壮大与巩固，美国梦只会化作一碗鸡汤。
六十年代后，黑人平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嬉皮士运动在美国相继兴起；类型电影受到挑战、摇滚乐风靡全球，对行为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开始出现，更具独立性与反思性的人文社科开始凸显它的价值。作为反思性的人文社科，并不一定产生实际价值，更准确地说，物质价值。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虽然它的价值回报周期比较长，但是回报大。二战末期，美国和日本交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当美国在进攻本土和投原子弹二者之间犹豫时，美国政府请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对日本国民性进行研究，所著书籍《菊与刀》对二战末期以及之后的占领期很多决策做出了重要的指导，避免做决策时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最大程度稳定了社会。
人是场域的产物，深受所处社会、环境与网络的影响。当下被市场文化裹挟着的我们，总喜欢给各种事物标价，并以此来做trade-off（取舍）。自然，逐利是人的本性，但收益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快乐的增长，更不带来自由的扩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理性加现代化的规训，让我们真正成为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排挤了快乐，也失去了自由，只是不断地输出产品。但人文社科会时不时地提醒我们：要注意贫富差距，要注意人之所以为人。不论是什么专业，最好用的当然是技术性的知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文社科提供的是一种反思性的技巧，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哲学、历史学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提醒我们去反思这个世界。区分哲学家与猪的快乐可能没有多大的意义，但人的快乐与不快乐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从就业的角度来说，是不是理工科就高枕无忧了，一定有更高收入呢？
中国是个大号国家，各种工作种类基本齐全，与中国的工作种类接近的，大概只有美国。美国知名职业媒体Zippia在2020年算出美国大学各专业毕业生的失业率，列出最终排名：
第一名：图书馆学，失业率11.77%；
第二名：冶金工程，失业率10.53%；
第三名：核工程，失业率10.11%；
第四名：工业生产技术，失业率8.24%；
第五名：一般社会科学，失业率7.65%；
第六名地质与地球物理工程，失业率7.26%；
第七名：社会科学跨学科专业，失业率6.88%；
第八名：外语，失业率6.22%；
第九名：美容服务与烹饪技术，失业率5.91%；
第十名：室内艺术5.88%。
在这个表单中，文科和理工科的占比基本是对半分。谁上大学都不是为了将来失业。毕业时候是个好专业，但谁也不能保证它一直是个好专业。产业调整在加剧，谁也不能保证它的专业永远红火。
四个研究经济学的文科博士大概忘了，在就业不包分配，已经高度市场化的情况下，学生和家长选择学什么专业，自有他们自己的权衡。大部分人首先考虑的，就是将来的就业，收入越高的专业，选的人越多；他们还会考虑兴趣，还会考虑自己学习该专业的经济承受能力。
那么，读大学文科是不是不太好找工作呢？其实也很难说，可是，很多理科工科专业也不好找工作啊。
不管什么专业，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是需要花费大量成本的，那么一个家庭如果对于未来的就业没有把握，为啥要花这么多钱和时间来让孩子学这个学位呢？
和人口问题相关的分析角度， 就是家长只要稍有能力，很难承受自己的独苗没有上读大学的心理负担，所以不会太考虑孩子读了这个学科会不会不好找工作，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再说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内卷为何如此严重的原因。因为大量独生子女的学业竞争，其实是背后海量家庭的全赢或全输的竞争。
个人觉得，在这种文理分科体系也不过 100 多年的历史而已，根本没有必要把人分为文科生和理科生。但是倒是可以把能力分为具有文科能力和理科能力，那么更有价值的讨论，是这些能力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样培育出来的？
大学毕业之后就业难不难，能挣多少钱，这是计划得来的吗？学生是学理工科还是学文科，并不劳驾四位文科博士操心，他们应该自己割掉计划经济思维的尾巴。中国万一不幸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罪魁之一，就是类似的计划经济思维大行其道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