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桃花源記>旁證》與《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
——兼論《以學術為志業》中的“祛魅”
近日讀陳寅恪先生《<桃花源記>旁證》與唐長孺先生針對陳先生提出的質疑《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兩文，我將在此文中簡單理順陳先生與唐先生的觀點，並且借此機會闡釋我對馬克思·韋伯提出一詞“祛魅”的思考。
在高中階段我們便學習過陶淵明《桃花源記》《桃花源詩》，我將兩文本置於此以資後文借鑒。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複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複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来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複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雲：“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雲逝。往跡浸複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童孺縱行歌，班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複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清風，高舉尋吾契。
陳先生在文末提出自己本篇的論證要點
甲）真實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乙）真實之桃花源居入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丙）桃花源紀實部分乃依據義熙十三年春夏間劉裕率師入關時戴延之等所聞見之材料而作成。
陳先生在《旁證》中認為，所謂“塢”，便是在戰亂兵燹中“其不能遠離本土遷至他鄉者，則大抵糾合宗族鄉黨，屯聚堡塢，據險自守，以避戎狄寇盜之難”所用的堡壘。而唐先生敏銳地指出，塢堡不一定是流亡避難的民眾所建，也有可能是本就有的漢代北方邊境防禦建築，例如“檀山塢“、”皇天塢”等。陳寅恪先生把塢堡的來源說窄了，因此也不能證明陳先生的結論。
另外，陳先生推斷陶淵明“間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從劉裕入關途中之所聞見”，並且指出劉裕入關之際便是春二三月，本就是桃花盛開之際，《記》中的“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確有可能發生，認為“此地即無桃花，亦可牽附”，進而推算出桃花源實地應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唐先生則認為，不能憑借桃林之名偶合而斷定桃花源的真實所在地”，進而引出自己的精彩的論點：“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種傳說，……晉、宋之間流行於荊湘，陶淵明根據所聞加以理想化，寫成了《桃花源記》。”
隨後唐先生從眾多史料中採擷出劉敬叔的《異苑》卷一：元嘉初武陵蠻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蠻人入穴，見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蠻于路砍樹為記，其後茫然，無複仿佛。通過詳細考證後認為劉敬叔與陶淵明同時代但略晚，雖然劉之作品非常類似於《桃花源記》，但是我們能看出劉記載之桃花源似乎更加簡陋粗糙，沒有陶之精細描寫，“倒像是更原始的傳說”——“陶、劉二人各據所聞的故事而寫述，其中心內容相同，而傳聞異辭，也可以有出入。”之後，唐先生注意到《御覽》卷四十九引《武陵記》雲：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尋水號曰桃花源，故陶潛有《桃花源記》。另外一條又說:昔有臨沅黃道真在黃聞山側釣魚，因入桃花源。陶潛有《桃花源記》。今山下有潭名黃聞。此蓋聞道真所說，遂為其名也。《雲笈七籖》卷一百十二《神仙感遇傳》蜀氏條：蜀氏遇晉氏饑，輩三五人挾木弓竹夫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群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才通人過，隨而逐之。行十余步，但見城市櫛比，閭井繁盛，了不見鹿。徐行市中，以問人曰:“此何處也?”人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穴，密志歸路，以告大守劉悛，悛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三彭州九隴縣白鹿山條引《周地圖記》：宋元嘉九年有樵人于山左見群鹿，引弓將射之。有一鹿所趨險絕。進入石穴，行數十步，則豁然平博，邑屋連接，葉陌周通。問是何所?有人答曰：“小成都。”後更往尋之，不知所在。
唐先生認為，所謂的桃花源故事，應當是現在荊湘一帶的傳說，後來流入蜀地才出現“小成都”之相似傳說，並且通過知人論世的角度，陶淵明曾小住江陵一段時間，劉敬叔也在江陵兩次任職，並且江陵距武陵不遠，進而得出結論：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種傳說，這種傳說晉、宋之間流行於荊湘罷。
最後，陳先生認為桃花源作為一個“塢堡”是為了避苻秦之兵燹，而非嬴秦之暴政。這一結論從《桃花源記》記劉裕入關而得，不難理解。苻秦之暴政晚于宋武之入關，那麼塢堡的建立以及“不知”似乎也算合理。但是，唐先生指出，武陵本是蠻族所居之地，而蠻族賦役雖然“較之宋民較輕”，但仍然是一種苛重的負擔，歷朝統治者掠奪了大量蠻族人民及其財富。在《桃花源詩》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秋熟靡王稅“通篇沒有逃避兵燹之意，反而卻抒發了一種逃避賦役壓迫得到自由之意。因此，唐先生認為”自雲先世避秦時亂“中的”亂“，其實暗含繁重的賦役壓迫。
德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在《以學術為志業》的演講中提到“我們的時代，是⼀個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將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便是⼀切終極⽽最崇⾼的價值，已⾃公共領域隱沒。”馬克思·韋伯認為，”世界的祛魅“就好像世界到了夢醒時分，世界從從古代迷夢一般的魅力或者魅惑中逃出。我們知道，古代世界往往籠罩在神秘的精神之中，例如傳說，鬼怪，神話等。而現代世界的”理知化“打破了古代的玄思妙想，學術的進步也寓於世界的祛魅，即理知化。那麼，祛魅就一定是好事嗎？處在後現代社會的我們，真的需要世界的不斷理性化嗎？對此，後現代主義倫理學家鮑曼認為，在現代世界曠日持久且真誠地祛魅化努力最後無果而終之後，後現代世界將深沉地呼喚“複魅”。
我認為，陳先生的《旁證》算是祛魅，他成功的通過史料分析與解釋鎖定了北方的弘農或上洛，那麼關於桃花源的美麗故事似乎也煙消雲散，所能記住的僅僅是桃花源原址已被證實之類的新聞話術，失去了桃花源被創造出來的時候的理想性與純粹性。而唐先生的質疑在理性的基礎上進行了感性分析，也就是“複魅“——桃花源只是流傳於南方的一種傳說，陶淵明所記更多表達的是自己的志趣，而非對現實政治的譏諷。可以說，這為我們後世留下了對桃花源美好的想像，這種”留白“的確實祛魅難以達到的高度，這樣的浪漫主義未嘗不是生活在後現代社會的我們正好需要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