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薛筱卿

作者：薛惠君 2000年假设我父亲还健在的话，正好是他一百岁。可惜，他弃我而去已廿年了。 从懂事开始,我觉得父亲是一个整天在外工作的人。平时很少见面，只盼过除夕夜，因为年关一家人一起守岁,我和父亲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相聚,这是最幸福、也是最宝贵的时光了。 二十至四十年代，是父亲工作最紧张的时期。那时他和沈俭安先生搭档，沈薛档的(珍珠塔)红遍了整个江南地区。在上海几乎每天要赶十一家书场和电台，每天的夜饭，只能放一包糖炒栗和叉烧在口袋中，充饥解饿直到一天演出结束才能在家中饱饱地大吃一顿。后来的胃病也是因常年累月饮食不匀而种下的根。 父亲出道是比较早的，十四岁从师魏钰卿先生学《珍珠塔》。十六岁那年去书场听年底大会书，因上档先生到时间下台、赶场子，下档先生还未赶到，要空场了，场东老板就要我父亲唱一段垫垫空档，父亲就唱了一段《珍珠塔》篇子“义激陈廉”。唱毕满堂彩。因为我父亲嗓音清脆,字正腔圆，又是这么年轻，觉得将来必能出山，这是我父亲第一次破口，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和魏老夫子搭档。二十年代初和陈雪舫合作,在上海一炮打响。之后和沈俭安合作。以父亲的天赋、勤奋和实践，以马如飞先生的马调为宗，在魏钰卿先生的魏调基础上，开创了现代评弹界的一个大流派——薛调。直到今天，评弹学校的教材总是以俞调、薛调、蒋调来打基础。 薛调琵琶对评弹发展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开创了琵琶衬托上手演唱的伴奏法。在父亲之前，三弦、琵琶只能起合奏功能，当一方演唱时,另一方乐器是停下来的。当时沈俭安嗓音失润，为了使其在演唱时可以多换气、停顿，而听众又不察觉，父亲就尝试着以琵琶衬托唱腔，这样一来，既可让演唱者省力和谐,又丰富音乐性，起到了烘云托月的效果，听众对父亲的琵琶赞不绝口，称之为“开口琵琶”。直到现在，我弹的花过门都是他老人家六十年前创造出来的，又使我认识到真正的艺术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父亲弹的琵琶是划时代的。 我跟父亲学习弹词是1951年。虽然已过了半个世纪，而我现在也已告别书台多年了，但还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刚开始时，父亲手把手地教我弹琵琶，一句一句地教我唱。当我指法和唱腔稍稍有一点把握后，就要我不断地自弹自唱自托。他说只有这样才能熟能生巧。他反复强调“多听、牢记、勤练”。还要我多听其它流派的弹唱。他强调弹琵琶不仅是手弹，而一定要心弹，只有“心弹”在先，才能“弹活”;还告诫我琵琶的过门要大方，不能脂粉气。当时我只是在朦胧中练习，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渐渐地悟出他的道理来，这就是书法上的“意在笔先”呀！ 的确，父亲的说、表、弹、唱是多么的大方有气派，坐在台上气度不凡，就连演出时穿的长衫、纺绸短衫、裤子，用的手帕都是烫得毕挺，皮鞋擦得锃亮，从不马虎。 父亲在三十年代灌了几十张《珍珠塔》、《啼笑因缘》的唱片，把书目中的唱段都唱出名了。有哀怨委婉的《陈翠娥托三桩》、《哭塔》、《唱大鼓一曲作营生》，有《方卿看灯》、《柳梦梅拾画》等小生抒情唱腔，还有激昂醇厚的《击鼓战金山》、《常山赵子龙》等开篇，真是一曲百唱。 解放后，父亲听党的话，积极响应“斩尾巴”号召，放弃高额收入，改说新书《花木兰》，由作者每天写一回书，父亲每天读一回书，即刻上台演出，当然平淡无味了。真有一点“关云长卖豆腐”--人硬货勿硬的味道，但父亲却毫无怨言。 五十年代末，我们父女双档重新弹唱《珍珠塔》，那时我有更多的机会聆听他在艺术上的教诲。当时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父亲在唱的时候，可以指挥我弹琵琶的抑扬顿挫的节奏。他要我琵琶托唱时不能拖，不能冲，要稳，过门要花而不乱，指音要好听，有力度，更要有弹性和韧性。二是唱薛调不要硬学，各人天赋不同，主要的要有韵味。他要我唱出一个女性薛调来。可惜，我不能成才，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一片心意。 六十年代初，在陈云老首长的亲自关心下，父亲不再上台演出，转入学馆从事评弹教育工作，1964年退休。 父亲在六十岁以后，就持有一种“年老少登台”的主张，他认为一个名演员总要接受“灿烂归于平淡”的现实，应该把书台让出来，给青年一代。同时，也能在听众的记忆中永远保持个人的艺术青春。 “文化大革命”中，他和所有的老一辈同行一样，苦捱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当时我哥哥薛荣林在西安第一公路设计院任工程师，父、母亲就由住了三十多年的石门一路华顺里搬到永嘉路和我一家共同生活。我的儿子、女儿和他终日相伴。一九七八年我家添了一架黑白电视机，父亲每晚看到所有电视节目全部结束，才上床入睡。父亲的晚年是很幸福的。 父亲一生忠厚，淡泊名利，从不以响档自居。我们从未听到他背后说过一个人的坏话。凡是亲戚、朋友有困难，都尽力相助，有时家中经常有很多人吃饭。他认为钱财是身外之物，视财富为过眼云烟。他是评弹界第一个穿西装的人，也是三十年代初唯一自己开“奥斯汀”小汽车赶场子的评弹演员。他还会踢足球。父亲各方面的兴趣都很广泛，1937年在一次义演中，他演出京剧程砚秋先生的《贺后骂殿》，当时《申报》上还刊登文章。一张扮演贺后的剧照连同父亲的演出长袍、琵琶等，都已捐赠给苏州戏曲博物馆了。 一生响档，身无片瓦。但他留给我们的是对艺术的执着，对工作的任劳任怨和对人的宽容厚道。作为一个女儿和一个不成才的学生，最后不得不提一个不想提、但又一定要提的事情。那就是一九九一年上海音像公司出版的“苏州弹词系列·流派唱腔”的盒带。两面共录八首唱段和开篇，父亲唱的《看灯》、《紫鹃夜叹》、《莺莺拜月》、《柳梦梅拾画》、《婆媳相会》、《常山赵子龙》、《螳螂做亲》七首，此外还录了一首沈俭安和薛筱卿的《见娘》。盒带的封面却标明为“沈薛调”。父亲生前也已听到沈薛调的说法，朋友们认为这是有意、无意在抹煞薛调，要父亲出面抗议。但父亲认为任何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一笑置之。想不到父亲过世十年以后，这种把沈、薛档误提为沈、薛调的常识性错误，竟然出现在盒带上。半个世纪以来，在评弹界只有沈、薛档，而决无沈薛调。薛调是薛调，沈调是沈调。前者唱的下呼是单过门，后者唱的下呼是双过门。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常识，难道还要一错再错吧？在评弹界存在了半个世纪的薛调，难道还用得着我来正名吗？这正是“不说也难说也难”了。 刊于《评弹艺术》第二十五集，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