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口译百年：回顾与展望
许文胜、程璐璐 转自译匠
本文来源：《中国翻译》2020年第1期
摘 要 巴黎和会确立了口译职业化的开端，会议口译已经走过百年。伴随技术文明与人类智慧的有机融合，传统会议口译的工作模式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重构，这也是该行业可超越时空的界限，呈现多模态发展的力证。为迎接现代语言服务产业的更新与转向，有必要回顾国内外该领域发展，以期对推动整个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会议口译；百年历史；职业化；展望
根据服务的对象和场合，口译可大致分为会议口译、商务口译、法庭口译，社区口译、医疗口译等等（Mikkelson & Jourdenais, 2015: 3）。会议口译，是指译员在正式会议、谈判、新闻传媒、国际仲裁等诸多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借助非源语及其文化背景所进行的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口头信息交互（cf. AIIC, 1984; Gile, 2006; Jones, 2008; Pöchhacker, 2013）。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大规模使用交替传译（以下简称“交传”），口译作为一种职业开始兴起（Lambert, 2013: 7），逐渐形成其工作模式的规范体系。。二战之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国际性组织的成立，会议口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体系日渐完整、社会需求不断增加，展现出其外在的勃勃生机和内在的发展潜力。
回顾百年历史，有助于研究者和从业者厘清行业前景，对于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文从国内外两个维度，按照百年进程中重大事件、转折或变革时间顺序，分析各阶段的重要成就、显著特征和代表性成果。
一、国外会议口译发展历程
一战结束后，会议口译的引入、同声传译（以下简称“同传”）工作模式的运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促进了战后的国际合作与交往。其间，机器翻译崭露头角、会议口译研究得到初步发展。
（一） 一战至1945年——会议口译发端到同传及翻译教育的兴起按照不同类型产生的时间顺序，交传先于同传。巴黎和会使用的英法交传被视为会议口译的开端（Phelan, 2001: 2），此次会议也确立了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地位。由此，一战之后涌现出首批具有专业水准的交传译员。 1920年代，美国IBM公司总裁沃森(Thomas J. Watson)等人共同发明的电器设备改变了国际会议口译模式，同传也因此应运而生（孙艺风、仲伟合, 2004: 75）。1927年的国联首次利用新研发的“The Filene-Finlay Speech Translator”同传系统，并与交传同时使用。然而，由于设备的精细化程度不够，新生的工作模式还无法完全取代占统治地位的交传，因此国联对同传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1934年，希特勒的首席翻译卡明科将演讲稿进行法语同传；1935年在列宁格勒召开的第15届国际生理学会上，巴甫洛夫的演讲内容采用同传方式由俄语译为英、德、法三种语言（胡愈, 2014: 38），这一切都为同传的引入奠定了基础。然而，在二战爆发前几年，国联式微，同传也暂时退出了国际交往的舞台。直到1944年，IBM公司的同传设备再次在费城使用，但由于设备老化，现场效果不佳。因此，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上，仍然是交传独占鳌头（Delisle & Woodsworth, 2012: 253）。与此同时，该领域的教育与研究工作也在逐步开展。欧洲最早开启了专业化人才培养模式，如德国曼海姆成立了欧洲第一所翻译学校（黄德先、杜小军, 2010: 75）。日内瓦大学翻译学院以及维也纳翻译学院分别在1940年和1943年设立。此外，不乏资深译员从事教育、培训工作，如赫贝尔(Jean Herbert)不仅为不同国际组织效力，还是优秀的口译教师（许建忠, 2005: 48）。
（二）二战结束——同传被大规模应用到专门组织成立二战结束后，翻译事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谭载喜, 1991: 203）。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本着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法制道德的遵守，在同盟国对纳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审判的纽伦堡审判中，英、俄、法、德多语种同传被正式使用。译员每隔85~90分钟轮换一次（胡愈, 2014: 39），工作任务相当繁重，而且需要掌握与庭审内容相关的多领域的专业术语表达方式以及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翻译策略（Gaiba, 1998: 19）。审判结束后，部分译员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继续服务或创办翻译学校。 联合国成立之初，共有两种工作语言，在见证了行之有效的全新口译系统后，决定与多斯特（Dostert）上校签订合同，由他组建同传译员队伍，并于1947年在伦敦召开的关税与贸易大会上首次亮相（Roditi, 1982: 15）。同年，联合国第152号决议通过了同传作为永久性服务，可替代交传或与交传共同使用的决定（Delisle & Woodsworth, 2012: 254）。海德堡大学和乔治敦大学也分别于1949、1950年设立了相关培训项目。1953年，第一个全球性的口译专业组织——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成立，会员资格被视作获得最高口译专业认证。
（三）欧盟及冷战结束——机器翻译崭露头角、学术研究逐渐起步战后，颇有远见的政治家提出了统一欧洲的构想，旨在整顿需要重建的政治、经济秩序。1952年，“煤钢共同体”初建，历经数次调整扩充，到当下的欧盟，始终朝向共融的目标而努力。在此过程中，最需要克服的困难即是迅速增加的语种。至今，欧委会“联合翻译与会议总司”已拥有全球最大的翻译团队，共560名欧委会专职翻译和3000名获得同传资质的自由职业者（许文胜, 2016: 97）。
翻译行业备受关注加之人们渴望降低工作强度，这共同促进了机器翻译的诞生。20世纪70年代以来，机器翻译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步，如1976年的美国SYSTRAM系统可将俄、法、德语翻译成英语；1982年的EUROTRA计划可翻译未经译前加工的，以正常方式书写的文字资料，减轻了译员的部分工作。而对译员最有帮助的则是专有术语数据库EURODICAUTOM的建立，可帮助官方语言的对译。可以说，欧盟对机器翻译的需求使翻译事业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会议口译方面的学术研究正逐渐受到重视，如赫贝尔出版《口译手册》（1952），主要聚焦译员应具备的条件、工作内容、需要掌握的翻译方法等；罗扎(Jean-Francois Rozan)的《交替口译笔记》（1956）主要针对口译笔记的方法和原则展开论述；帕内思(Eva Paneth)撰写了第一篇探索会议口译方面的硕士论文（1957）等。60年代，塞莱斯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致力于口译理论和实践研究，认为口译并非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意义的交换，是口译的目的所在。此后，塞莱斯科维奇及其校友勒代雷(Marianne Lederer )在80年代提出了巴黎释意学理论，关注译员的素质、心理活动动态传递过程等。
（四）新世纪以来——远程会议口译、人工智能口译备受青睐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对会议口译需求的不断增加，远程会议口译应运而生，改变了译员的工作方式。远程会议口译的不同之处在于需要借助视频以及音频的传输技术来进行口译活动（姚斌, 2011: 33），具有节约成本、环保等优势，深受欧盟等国际组织或机构的青睐。最早的试验是1976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此后，其他国际组织也开展了数次大规模的试验。然而，远程口译对于译员的制约因素是由于他们与会场的物理距离可导致其具有“失控感”（Moser-Mercer, 2005: 8）。此外，译员的认知资源消耗较多，既需要处理接收到的视觉和听觉等信息并进行协调，又要排除屏幕对其造成的生理不适。尽管如此，远程会议口译作为一种技术进步有其自身的发展前景，可解决时间或距离等问题，需要译员适应能力的提高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
由于人工智能辅助翻译具有难以企及的优势：同传开支较低、效率较高且使用便捷，吸引国外研究者针对人工智能翻译方法进行诸多探索。80年代中后期，伴随语音识别水平及计算机性能的提高，语音翻译研究逐步取得进展；1993年至2000年间，德日美联合研发的免提式双向移动多语种对话翻译系统可进行德、日、英三种语言之间的商务对话；2001年，IBM公司开展大规模语音智能翻译研究，主要针对英语、汉语以及阿拉伯语之间的互译；2007年，日本NEC公司推出了世界首批翻译手机，可进行语音识别以及实时翻译；2009年，IBM公司再次出击，推出ViaVoice Translator文本-语音翻译软件，为自动化口译提供技术支持；2010年，谷歌公司推出了Google Translate安卓版并随时更新，用户可借助智能手机的语音和文本功能与他人进行交流；2012年，微软公司借助模拟人脑行为的深度神经网络和统计机器翻译技术呈现了实时英汉语音翻译系统；2013年，以色列Lexifone 公司研发的自动电话口译服务系统，可为贸易和商务领域人士提供直接对话服务（Kaytie, 2014）；2015年，微软公司立足中国市场，推出Skype Translator中文版，使英语和汉语普通话之间的即时语音对话成为可能。此后，便捷式语音翻译机层出不穷，如2016年，日本Logbar团队研发出可穿戴式翻译设备，借助于内置的翻译引擎以及语言合成芯片完成中、英、日三国语言的翻译任务（雪萍, 2016）。目前，日本政府和企业正携手开展科技创新，研发多语种语音翻译机，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残奥会做准备（冯建中, 2018）。语音翻译机可发挥语言在缓解冲突、解决争端、维护和平及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许文胜等, 2019: 75）。为实现人类无障碍交流，世界各国研究者和技术人员正为翻译机以及软件的准确率达到理想状态而努力。
二、会议口译在中国的发展
二战期间，中国的口译教育开始兴起，所培养的专业人才为配合盟军作战、反法西斯战争及建国时期的外交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翻译人才培养硕果累累，他们在外交、外事交往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WTO以及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型会议，国际会议市场对译员的需求也不断增长。新世纪至今，以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强势出击，与会议口译深度融合，使机器辅助人工翻译成为可能。
（一）二战前后——口译教育菡萏初开1941年，为配合盟军作战，并为“飞虎队”配备相应的翻译人员，“战地服务团译训班”首期在昆明正式开班（又称“预一期”），巫宁坤和杜运燮等自愿报名。此后，许渊冲、罗宗明、万兆丰、朱树飏等人报名参加了第二期。但该期举办不到2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援华美军的到来促使翻译人员需求量迅速增加，多数译训班译员尚未结业，就被提前分配到相应部门。有关资料显示，前两期译训班共计培养译员70余人（闻黎明, 2010: 8-9）。1943年下半年，中国与美国军队为打通中印公路联合作战，因此需要大量从事来华美军接待工作的翻译人员。“译训班”共连续举办九期，抗战胜利后停办。在此期间，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译员王淇、曹越华等人随同中国远征军入缅征战，在战火纷乱的年代，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举行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的东京审判中，高文彬担任中方译员及中国检察官秘书。但是由于诉讼团主要由美国一方主导且对审判语种预估不足，导致法庭因为语言不通问题而多次休庭（宋莹、覃江华, 2016: 55）。尽管如此，东京审判的层级性口译制度对于强化口译质量监督和减少失误具有一定作用。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变革，同时也促使口译人才不断涌现，口译教育逐步绽放出它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二）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培养翻译人才早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于1944年决定在俄文科基础上增设英文科，更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部长期间，十分重视外事翻译工作以及翻译干部队伍建设。在中苏走向友好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译员，中央办公厅成立中央翻译组负责中央领导的翻译工作，阎明复、赵仲元、朱瑞真等人以娴熟的俄语出色地完成了数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口译任务（阎明复, 2015：7）。
自1950年起，中国开始与亚非拉国家建立友好外交关系。领导人多次出访并加强与他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译员起着桥梁的作用。1952年板门店停战谈判期间，赵诏熊、过家鼎、朱光亚等赴朝鲜担任板门店谈判译员，经过中方代表及译员等人的共同努力，1953年7月，终于签署停战协议。在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以及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外建交或半建交活动日益频繁，而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直接影响了外事工作成效。1957年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制订翻译干部的10年规划方案，培养35个语种452名高级翻译（戚义明, 2006: 39），涌现出大批优秀译员，如1961年开始的不结盟运动，译员协助中国代表团为举办的首脑会议贡献智慧；1963年中国政府应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邀请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译员协助中国医疗队员通过专题讲座、培训班的方式培训当地医护人员。
随着对译员需求的增大，1964年外交部又制定了培养翻译的五年规划。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以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式走向友好。当时冀朝铸、唐闻生、章含之等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担任译员，他们共同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风云变迁。1978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中美建交公报并回答记者提问，施燕华担任现场译员。1979年，冀朝铸、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访并担任其译员。这一时期，广大译员活跃在外交舞台上，陪同国家领导人走过了外交初建年代。
（三）改革开放后——专业化口译教育初步形成会议口译教育进入国门，可以追溯到1979年由联合国和中国政府共同发起成立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该项目到1993年终止），旨在为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和中国政府培养口译专业人才。外交部翻译司一直实施严格的内部培训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他政府部门也已与欧盟机构合作，将其工作人员派往国外。大多数培训都是持续进行的，涉及以工作为重点的密集培训，并提供在职监督与指导（Dawrant & Jiang, 2001）。 90年代之后，中国会议市场快速成长，北京和上海等地成为国际会议的重要场所。此外，北京亚运会等一系列外事活动的成功举办，大大增加了对多语种同传服务的需求。1994年北外高级翻译学院开始提供为期两年的会议口译专业硕士课程，毕业生大多数成为政府各部门或机构的译员（Dawrant & Jiang, 2001），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专业化口译教育初步形成。
（四）新世纪至今——口译职业化教育蓬勃发展、技术助力会议口译2000年以来，在联合国翻译培训项目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影响下，厦大、广外相继开设了中英口译本科专业，上外及广外高级翻译学院也陆续成立，采用AIIC制定的各项标准，旨在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专门人才（仲伟合, 2007: 6）。2000年新修订的英语专业本科教学大纲将口译列为英语专业高年级的必修课程（王斌华, 2018：48）。2007年1月，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为满足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需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了MTI（翻译硕士专业学位）。3月，国务院学位办共批准15家单位试点，开始招收第一届翻译硕士，设置 “口译”和“笔译”两个课程方向，在两大课程方向之下又设立更加具体的专业方向。随着国际交流日趋频繁，今后我国对专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大（曹新宇, 2018: 65）。
在口译职业化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会议口译深度融合。机器翻译正在赋予大众平等且强有力的语言交流能力（夏天, 2017），但科大讯飞AI同传、腾讯公司的“翻译君”上线同传均号称取代口译（同传），引起了众多争议。机器翻译水平得益于基于云计算的语料库的扩展以及神经网络翻译的发展，自动获取语言特征、规则及记录中的翻译结果，以便进行深度学习。目前，云计算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百度开放云、腾讯云和阿里云等互联网商业平台，但在与口译活动相关的领域尚未得到广泛的应用与融合，仅仅停留在软件开发与试用阶段，如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开发出的紫冬口译(ZT Speech)汉英双语音翻译系统。诸多领域现存术语语料较少，尚属机器翻译的空白区。
可以说，由于机器还缺乏理解及抽象思维能力，只能“直译”而不能“意译”，因此难以达到翻译要求中的“雅”的标准。机器翻译工具只是辅助完成任务，但并不能取代译员，完美的翻译还需要依靠译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在实际口译工作中，译员的角色不仅仅限于翻译工作本身，还往往承担诸多与翻译关系不大甚至无关的角色，如兼任参事员、协调员、管理员等（冯建中, 2007: 291）。此外，无论是机器翻译还是人工智能、云计算都不够成熟，目前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冯志伟, 2018: 35）。由此认为，信息技术时代机器翻译并不能取代译员，译员需要灵活运用机器辅助功能，实现人机协同。
三、会议口译展望
会议口译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其工作范围已不单单是政府间的大型会议，译员还常常参与外交、学术、商务、军事等诸多领域。它的蓬勃发展促使对各种会议口译人才的需求增加。当今，“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促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互通不断深化。伴随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双边、多边等场合的话语权逐步加强，并在国际组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议口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需要规范行业制度，明确口译标准，健全手语翻译队伍，加大技术的融合创新，聚焦跨学科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改进思路和对策。
（一）建立我国口译行业标准与国外相比，我国口译行业起步相对较晚，存在口译行业协会团体建设尚不规范、口译服务标准不够明晰等问题。因此，需要出台与国际标准实质等效的行业相关制度，以便规范口译行为、职业技能标准、职业道德操守、工作流程、客户职责等。针对口译服务标准，可考虑译前、译中和译后三个方面。译前标准可包括口译接洽、计费以及合同签订、相关人员资质标准等；译中标准可涉及现场口译质量总体标准和场地、设备等外部环境标准；译后标准可囊括归档整理、质量评价、工资薪酬和申诉机制的建立等（崔启亮、孙瑾, 2019: 81）。同时，可以成立中国会议口译行业协会，为该行业团体的规范管理提供帮助。此外，协会可建立译员数据库，随时更新成员名单以便用人单位检索译员；或是为研究者获取数据提供便利，以便扩大译员及其组织的影响力。
（二）关注手语翻译国外较早开展了涉及社会性和公共服务性活动的口译活动，如手语翻译（张威, 2011: 96），可帮助会议中在场的聋人群体理解会议信息，减少手语与外语之间的交流障碍。在诸多国家，“interpreting”早已包括手语翻译这一类型；但在中国，它仍排斥在这类范围之外（任文, 2010: 3）。在全国第八届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上，Shlesinger博士重点强调了手语翻译是听障人员的基本人权，应纳入国家语言政策保护体系（任文、杨平, 2011: 30）。《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15-2020年）》的制定、2018年首届外语手语翻译国际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均标志着我国开始重视外语手语翻译研究。然而，这项工作仍需从政府投入力度、专业课程设置、资格认证、神经网络与手语翻译的融合等方面做出科学、合理定位。
（三）会议口译与技术的融合创新整个行业正面临远程会议口译以及人工智能、云计算带来的挑战。基于人工智能、云技术的各类口译设备性价比还不够高，因此可以借鉴欧洲远程会议口译的工作模式，在不断改善图像和声音质量，节约资源和会议成本，并借助人工智能辅助翻译优势的基础上，提高译员的工作效率。同时，技术人员以及翻译界业内人士可开展合作，利用大数据与深度学习，将收集到的文本大数据进行分类、聚类及相关的检索分析等，进而借助知识图谱完成自然语言对话系统任务，实现人工智能和翻译众包的结合，使语言不再束缚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四）加大会议口译方面的科研投入会议口译科研方面，国外学者主要集中于跨学科合作研究。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研究者和译员协同合作，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口译深层加工机制研究。而国内研究者大多是简单套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来阐释口译现象，较少结合具体实践对口译活动展开深层次的分析（张威, 2011: 97）。鉴于此，国内学者可基于客观口译材料进行跨学科的实证性研究，并借助眼动仪、脑电图扫描仪、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近红外光谱仪等技术手段进行口译认知研究，并利用机器学习对口译过程建模，在实证数据的支撑下探索适合于我国语言文化特色的口译理论。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正不断涌现。
（五）重视国际化、专业化人才培养国际化、专业化人才培养，可借鉴欧洲教学模式，邀请国内资深译员进行授课，培养学生对有声信息进行近似于高度自动化处理的职业习惯（张吉良、柴明颎, 2010: 97- 98）。由于我国缺乏芬兰等欧洲国家以及香港等地所拥有的天然双语环境，因此可对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分层次教学。具体为，在学生的本科阶段注重对其基本口译技能的培养，可涉猎相对广泛的主题。还可参照相关院校开设的国际公务员人才实验班，积极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同时，需考虑将专业设定在研究生层次，并参考欧洲会议口译硕士项目经验，制定统一的衡量与评价标准，加强对理论课、技能课等核心课程的设立，并开设口译延展性课程，如跨文化、语言学等选修课程（高彬、柴明颎, 2007: 61），旨在培养具有语言转换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职业道德素养等从业能力的国际化、专门化人才。此外，加强教学信息化程度，完善口译教学信息技术手段，通过移动通信设备、在线学习管理系统、APP应用和虚拟现实系统所提供的身临其境的沉浸感，建构多模态、立体化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促进相互间的知识交叉和协同创新，使该领域人才培养逐渐规范。
四、结 语
一百年前，会议口译应运而生；一百年后，远程会议口译及人工智能辅助翻译逐步兴起，为会议口译跨越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此过程对现代科技条件下实现口译职业分工的精细化，推动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工具化、交互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现代语言服务产业正促使会议口译行业的更新与调整。技术的人文性正彰显其独特的魅力，进而呈现出人机共存的生态愿景。在世界融合的当下，我国会议口译应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道路，从建立行业标准、关注手语翻译、利用新技术辅助会议口译、加大科研投入及重视国际化、专业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入手，构建科学合理的职业发展路线图，使会议口译切实服务于“一带一路”等倡议的实施。
作者简介：
许文胜，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外语口译证书考试英语专家组副组长、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评议专家。出版《大数据时代云端翻转课堂模式下的口译教学探索》等专著、教材近30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翻译》《外国语》《中国外语》《同济大学学报》《安徽大学学报》《上海翻译》等期刊发表相关论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全国博士后资助基金、全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中央高校基本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等10余项；长期担任国际会议、大型活动及体育赛事同声传译，两度荣获“中国彩虹奖（翻译）”。
程璐璐（通讯作者），博士、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服务40人论坛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省青年创新团队带头人。在Neural Plasticity，RELC Journal，《外国语》《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3篇，其中4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教育部社科、省社科、中国博士后和省博士后项目等课题6项。出版专著1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获省级科研奖励共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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