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臣一位内阁大臣的日记原著搬运 第一章开放性政治（1）

前言

由于我们把几百万字的日记缩短成了篇幅较短的一本书，从而有必要就删节的方法和指导原则作一些说明。詹姆斯·哈克是从他进入内阁之日起就记下这些日记的。他向磁带录音机口述日记，有时每天这样做，更经常的是于周末在自己选区的家中进行的。他原来只打算做些记录来帮助记忆，但他不久就明白，一本描述一位内阁大臣日常斗争的日记会具有其内在的趣味性。 在他成为专职政治家之前，哈克曾经是一位工艺专科学校的讲师，后来又成为《改革》杂志的编辑。当日记首次以文字写下时，由于原来口述的话语就像他在讲课一样，是随口说的，所以几乎无法阅读。再者，他对事情的叙述，无论是就此书的本身范围而言或者是与外边情况的客观对比，都存在一些出入。由于哈克是新闻记者，他并不特别擅长报道事实。除了上述不一致情况之外，还相当多地存在着政治家日记中无可避免的令人厌烦的重复的话。多年的政治锻炼和从政经验使哈克学会在使用一个词就足够了的地方用上二十个词，在用几千个字就足够的情况用几百万字来进行口述，而且学会用语言使问题变得模糊，从而回避问题，这样就可以使别人难于理解。难于理解可能为某些政治家提供庇护所。因为他们在其中可以暂时求得安全。 虽然滥用言语的天才对于一位在职的政治家是极有价值的，但对于想当作家的人却并不是有利条件。他显然曾经打算重写日记，以便提高它发表时的清晰度、正确度以及相关性，不过当他生命接近结束时却放弃了这项计划，因为——据他的遗孀（现在的）哈克夫人说——他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成为发表遵循上述准则的回忆录的唯一政治家。 于是编者就不得不挑起这付担子，并在这样做时发现了要清楚理解哈克录音的又一个障碍。本书的前几章在这位伟大政治家生前就已经根据录音用文字记录下来了。他本人约略看过而且就选材和编写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初步建议。可是当以后几章还有待于用文字记录时，最后一次分组表决的铃声响了。①奇怪的是：随着每次录音的进行，哈克的讲话变得越来越含糊不清而且激动了。这可能是由于录音机出故障。但这并没有使我们的工作变得轻松一点。尽管如此，这些日记在帮助我们了解英国在八十年代是如何治理的这一问题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而且由于哈克写日记旨在使公众更加明白、而不是更少明白政治过程，所以我们就拼命地对这些日记进行了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遇到三方面主要的问题——年代、技术和解释的问题。 首先，年代问题。我们大体上试图保存日记原来的叙述形式，所以我们旨在跟踪具体情节和一连串发生的事件直到结束为止。我们始终努力保持按照时间逐日叙述的方式，即使原来的磁带录音内容要紊乱得多。这一方法会冒一点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危险，由于哈克在职的大多数时间里，本人也处于十分困惑的状况，从而可以争辩说，日记应该反映出这种困惑的情况，不过如果我们容 许日记完全反映他的困惑，那么读者——一如他本人一样——就会对日记所述的情况无法理解了。就技术方面而言，我们把句子变得完整而且加上标点符号，调整了胡乱混用的暗喻并纠正了语法错误，除非为了使读者深入了解哈克的思想状态才保留原来句子。 最后是解释工作方面，我们假定书中模棱两可之处是由于他故意运用政治技巧之故。虽然他的确常常对事态的意义不太清楚，但有时故意把事情说得含糊的情况也是有的。我们相信这些日记准确地反映出我国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思想；假如反映得似乎不太清楚的话，毛病可能不在于镜子本身。哈克本人以多种方式处理事情，读者得自己去判断任何一段话是否说明了： （1）发生了什么事； （2）他认为发生了什么事； （3）他乐于见到什么事情发生了； （4）他希望别人相信发生了什么事； （5）他希望别人相信他本人相信发生了什么事。 一般说来，政治家的回忆录叙述失败不如其叙述成功那么可靠，谈久远的事情不如谈新近事情那么可靠。由于哈克，正如所有的政治家一样，其经历中无可避免地以失败居多数，所以这些日记 就可能存在历史价值不高的危险。但由于这位伟大的人物没有时间根据以后的事态来修改或删节日记，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从这一大堆乱糟糟的资料中挑选出对研究那个时间英国历史的学者有独 特价值的文献。 本书包含哈克担任行政事务大臣的整个经历。这是他首次参政的经历，这个部遵照六十年代威尔逊政府中乔治·布朗的经济事务部的构思，已于数年前作为一个综合性的部而建立，以便协调政府行政管理。在政治上，它向哈克提供了一个不肯定的任务——在整个系统中调查和控制任何地方发现的行政低效率以及费用超支的情况。不幸的是，行政事务部是为了控制行政部门而设立的，但是其人员得由文官来充实。从而读者就会明白哈克努力的必然结果了。尽管如此，本书编者仍然有点感到迷惑：在政治交易中如此善于混淆是非的哈克，却在应付一群文官时感到如此困难，而这些人的手法基本是相同的。这些日记所披露的哈克的天真情况十分动人。 以《是，首相》为题名的续集将涉及哈克未能爬到唐宁街十号的那段经历并一直写到他升到上议院后去世为止。当然我们也得益于其他资料来源。哈克对某些谈话内容和情况难免一无所知，如果他知道了，无疑是会改变他的认识和见解的。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根据“三十年规则”，①能看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所有备忘录和摘要。再有一个幸运的情况是：由于阿普尔比是第一流文官，他完全相信把一切情况写下来的价值。从而我们也得益于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日记。我们还要在此写下我们对档案局以及数量巨大的阿普尔比文件的受托人的感激之情。最后我们还要表示一些谢意。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由于年 事渐高，虽然说话依旧十分流畅，但已经不能集中思想，往往说到题外去。我们能在此之前同他本人进行了几次谈话，感到由衷的谢意。我们也要向他晚年所居住的圣迪姆那的老年精神错乱病院的工作人员表示谢意。 我们尤其感谢文官的前任首脑伯纳德·伍利爵士（巴思十字勋章获得者）。

他曾是哈克任大臣时的私人秘书。他慷慨地花费自己的时间，而且把我们所选的材料对照自己的记忆和记录加以核实。不过我们当然要为一切错误和遗漏负全部责任。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  公元 2019 年 11 月 于牛津的哈克学院

1．开放性政治

10 月 22 日

唔，此刻也许已是 23 日星期五凌晨了。我极为兴奋。我在伯明翰东区竞选获胜，刚刚回到国会。我党多年在野后终于在大选中获胜，于是我们又再度执政了。 选举结果公布后，我参加了在市参议员斯波蒂斯 伍德家中举行的联欢会，①并且看到罗伯特·麦肯齐在电视中说：“这样，哈克在他占有微弱多数票的边缘选区中票数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又东山再起。他作为多年影子大臣，看来几乎肯定会在新政府中获得阁员职务。” 不过罗宾·戴对此似乎没有把握。我但愿麦肯齐的预言没有落空。 10 月 23 日

我仍然抱着希望，不过我不知道罗宾·戴是否知道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内情。我从早餐后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边，在一位新首相被任命后的二十四小时中，从来没有一个可能当上内阁大臣的人会走到离电话机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如果你在二十四小时内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你就不会进入内阁。 安妮在整个上午不断为我送上咖啡。午饭后当我回到电话机旁边的扶手椅时，她要我在没有其他事要做的情况下帮她拣晚餐用的汤菜。我对她解释说我不能帮她忙，因为我正在等电话。 “谁打来的电话？”安妮有时的确是有点傻。 电话铃响了。我赶紧抓起听筒，是我的特别政治顾问弗兰克·韦塞尔打来的。他说他已在路上，就要过来了。我告诉了安妮。 她却并不高兴。 “他为什么不直接来？”她忿忿地问我。 有时我简直不能理解她。我耐心地向她解释说，弗兰克作为我的政治顾问，我倚重他超过任何其他人。“那么你为什么不娶他呢？”她反问一句，“

我现在宣布你们俩为丈夫和政治顾问。被政治结合在一起的人，别让妻子把他们拆开。

”（夫人真皮） 我明白这对安妮是很不好过的。当一个国会议员的妻子是吃力不讨好的。不过现在由于我可能当上大臣，她将最终得到报偿！ 电话铃整天不断响着。市参议员斯波蒂斯伍德、煤气供应局、弗兰克以及各种各样毫无用处的人都打电话祝贺我。“祝贺什么？” 我对安妮说，“难道他们不明白我正在等电话吗？” 她说：“你的口气听上去好像自己就要进入内阁似的。” “是的，”我说，“不过究竟是哪一个内阁？这便是问题所在。” 突然间，安妮尖声叫起来。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喊道：“这是开玩笑！”并且开始乱扯自己的头发。我断定她必定是有点紧张。 “你是否感到有些紧张？”我问她。她又喊叫起来，并且扑到地板上去。我原想去叫救护车，但又担心反宣传会在这一关键时 刻影响到我的前途——“新任大臣夫人发了疯，穿上紧身衣被送走”。 “你是否感到有点紧张？”我又问她。语气十分谨慎。 “不，”她喊道——“不，不，不！我并不紧张。我只不过是一个 政治家的妻子。人家不允许我有感情。我只是一个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政治家的妻子而已。” 我便问她为什么要俯卧在地板上。“我正在找一支香烟。可就是找不到。” “那就到烟盒里去找吧。”我劝她，一面尽力保持镇定。 “盒子是空的。” “那么就吃一片安定吧！” “我找不到安定，所以我才想去找一支香烟。吉姆，你出去给我弄一支吧。” 我对安妮解释说，我简直不敢离开电话机一步。安妮流露出 她惯有的完全缺乏理解力的神态。“瞧，假如首相要你进入该死的内阁，你不在，他会再打电话来的。再不然，你还可以给他回电。” 安妮永远也不理解政治中的微妙之处。 〔哈克对于自己进入内阁的前景把握不大，因为他先前曾经主持马丁·沃尔克旨在与新首相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政治运动。问题在于首相的力量是否强大得可以不理睬吉姆·哈克，①或者首相是否顾及党的团结而不得不给他一个好位置——编者。〕 在今天结束前，我已听到小道消息说比尔已受命主持欧洲事务。可怜的古老欧洲！比尔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讲德语。实际上，他甚至不会讲英语！一如预料，马丁主持外交部，杰克主持卫生部，而弗雷德则主持能源部。 我把这些任命告诉安妮，她就问我有谁主管智慧，我想她指的是教育部。 ①吉姆是詹姆斯·哈克的爱称 10 月 24 日

我终于成为一名内阁大臣了。

今天我同文官首次见面，我得说自己得到很深的印象。通宵不眠之后，我约于上午九时接到来自唐宁街十号的电话。 弗兰克·韦塞尔和我立即赶上前往伦敦的火车，我乘出租车到唐宁街十号。在那儿，首相要我接管行政事务部。 这是一个重要职务。我想它在内阁中的名次约为第八或第九位，另一方面，马丁（当他打电话祝贺我时）提醒我说，这个部有点像内务部，是政治坟墓。首相可能把我提拔得过高了——这是一个报复之举。我决心牢牢控制住行政事务部，向首相证明我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我本想当农业大臣，因为我已经当了七年的影子农业大臣。而且在这方面有不少好主意，但是首相由于某些说不清的理由，决定不任命我担任此职。 〔我们发现了农业部常务次官安德鲁·唐纳利爵士致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备忘录。他恳求阿诺德爵士一定不让哈克主管农业部，因为他对该部“内情”过于“清楚”。内阁文件表明：阿诺德爵士设法向首相传达了下面的意旨：还是不让哈克到农业部为好，因为“他对之思念过久，他也许现在已有点因循守旧了”——编者。〕 我一走出唐宁街十号，便有公家汽车把我直接送往政事务部。在门前台阶上，我受到将成为我私人秘书的伯纳德·伍利和他的助手的迎接。他似乎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家伙。使我吃惊的是：我们一下车，他便立刻知道弗兰克·韦尔塞是何等样人，不过他把弗兰克的姓念成 Weasel（鼬鼠），这使后者怒火冲天。 我们通过好几英里长的走廊。当走到我的办公室时，弗兰克和私人秘书的助手已经不见了。伯纳德向我保证弗兰克正受到照顾。他们的确不错，而且得力。 我的办公室很大，里面摆着一张大办公桌，一张周围放着许多椅子的会议桌以及环绕一张咖啡桌摆设的扶手椅形成一个谈话区，在其他方面则显得没有什么特色。伯纳德立即走到饮料橱前。 “大臣，要不要喝一杯？” 我点了点头。“叫我吉姆。”我说。我希望彼此以名字称呼。 “是不是叫做‘金’？”他显然听错了，所以这样问。 “不，”我说，“是‘吉姆’，叫我吉姆。” 伯纳德说：“反正对您都一样。我宁可叫您大臣，大臣。” “大臣，大臣？”这使我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梅杰少校。①于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问他：“这是不是说我该叫你私人秘书，私人秘书？” 伯纳德要我以后就叫他伯纳德。我相信到时候我会说服他叫我吉姆的。 过一会，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来了。他是行政事务部的常务次官，亦即该部的文官首脑。我猜想他才年过五旬，但——不知怎么的——并不显老。他迷人而聪明，是一个典型的官吏。他欢迎我来到该部。 “我想你们以前见过面。”伯纳德说。这个青年人知道的事真不少，我第二次感到吃惊。 汉弗莱爵士说：“是的，去年当大臣就政府财务委 员会的预算向我提出质询时，我们的确交锋过。他对我提出的全是人家不希望回答的问题。” ①梅杰少校的英文原文为 Major Major，军衔与姓氏的拼法和读音都一致。与大臣大臣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好极了。汉弗莱爵士显然对我很钦佩。我试图把这事一带而过，便说：“反对党就是要提令人尴尬的问题呗。” “是呀。”汉弗莱爵士说：“政府就是不予答理呗。” 我感到惊讶。“可是你不是回答了我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吗？” 我议论道。 “大臣，您这么认为，我很高兴。”汉弗莱爵士说。我不太明白他说这话用意何在，我决定去问他部里还有什么人。 “简单地说，先生，我是常任国务次官，通常叫做常任秘书。这个伍利是您的首席私人秘书。我也有一个首席私人秘书，他就是常任秘书的首席私人秘书。有十名秘书、八十七名副秘书以及二百 十九名助理秘书直接向我负责。普通私人秘书则直接向首席私人秘书负责。首相将任命两名政务次官，你也将任命自己的议会私人秘书。” “他们都会打字吗？”我打趣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打字，大臣，”汉弗莱爵士毫不犹豫地回答，“麦凯太太打字——她是您的秘书。” 我也说不准他是否在开玩笑。“多可惜呀，”我说，“我们大可开办一个机构呢。” 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笑了起来。“真滑稽，先生。”汉弗莱爵士说。“极其有趣，先生。”伯纳德说。他们真的对我的风趣话感到有趣还是仅仅装出相当赏脸的样子？我冒昧问道：“我想他们都是 这样说吧？” 汉弗莱爵士就此消除了我的疑虑：“当然不是，大臣，”他回答说，“并不都是这样说的。” 我决定立即把工作抓起来。我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沮丧地发 现那竟是一只转椅。我是不喜欢转椅的。不过伯纳德立即向我保证办公室里的一切都可以在我的命令下予以变更——家具、装饰、图画、办公程序。我是无可置疑的头头！ 伯纳德接着告诉我，他们备有两种椅子以适应两种大臣——“一种可以立即折叠，另一种则不断打转。”回头想来，也许这是伯纳德的又一个小小的花招吧。 我断定该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一些正经事的时候了。“坦白地说，”我说道，“这个部该对整个因循守旧的白厅官僚主义大动手术了。我们需要一把新扫帚。我们要打开窗子，放一些新鲜空气进 来。我们要打破繁文褥节，对这部老掉牙齿的官僚机器加以精简，我们要进行大换班。坐在办公桌后面吃饭不做事的人太多了。” 我觉察自己事实上正坐在一只办公桌后面，不过我确信他们明白我说的话并不针对自己。 我解释道，我们必须着手打发走那些仅仅为彼此制造工作而 繁忙的人。汉弗莱爵士很得力，他认为我的意思是要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我想这正是我的本意。我当然要精简人员，但是我并不真的要为解雇负责。 而我说要进行大换班，要新扫帚，是指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开放性政治”。我们在大选中对此许了愿。我要遵守这些诺言。我们必须向全国人民说知心话。我把这一切都对汉弗莱和伯纳德说了。他们出乎我意料之外，竟然全心全意赞成这些想法。 汉弗莱提到去年我就此问题在下院所作的发言，他还提到我 在《观察家报》发表的文章、我对《每日邮报》的采访谈话以及我们的竞选宣言。他对我了解得这么多，使我产生极深的印象。接着汉弗莱拿出建议草案，以便在一份白皮书中来落实我的政策。我大为吃惊，文官的效率真够惊人。汉弗莱爵士告诉我说， 他们甚至还计划把这白皮书叫做“开放性政治”呢！ 所有这些草拟的建议在新政府当选 36 小时、在我到职几分钟之内就向我提供了，而且是在一个周末完成的！真是出色的人才。 我问汉弗莱是谁干的。 “那老掉牙齿的官僚机器，”他微笑着回答，“不，我们是认真的，大臣，我们充分理解改革的需要而且已经承担起工作了。” 我告诉他我有点惊讶。 “我原以为自己得一直同你们斗争呢。”我说。 汉弗莱爵士说，人们对文官有可笑的看法。 “我在这儿只是帮助您去制订和执行您的政策”他解释道。 他看来很诚恳。 我把这些草拟的建议放在红色盒子里，于今晚带回我在伦敦的公寓。其中包含《简化建造计划申请的批准程序的建议》，妙极了。汉弗莱爵士还能够从英国议会的会议记录中引证我于今年早些时候在下院提出的相当有趣的问题：詹姆斯·哈克先生（伯明翰东区）：大臣是否知道计划程序使得人们在二十世纪造一间平房比在十二世纪造一座大教堂还要慢呢？ 反对党一片笑声，而政府党则大喊：“不像话！” 〔其实他们喊的是“放屁”——编者。〕 由于今天已是星期六，我们商定于星期一上午动手好好干。可是他们却交给我六只红盒子以便让我周末处理，其中四只得于今晚完成；还有两只于明天完成。伯纳德告诉我，前任大臣，尤其在竞选运动开展时，对文书工作有点放松。我当然不会放松。我将成为一名好大臣。我将审阅他们向我提供的所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