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明白当年苏联解体人民为什么不反对，苏联的军队为什么没有阻止国家分裂？

@黑齿长发阮光平 其实，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法团式阶级意识，比如在战后的英国社会——可见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与战后的苏联也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这么说可能还太保守了）。

工人与作为工业-物质文明的具体体现的现代城市在象征了财富的集中、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对这种成就水准的维持等普遍意义上的城市意象没有关联，因为这不是工人阶级所掌握和理解的城市观念和理想状态。工人阶级的城市经验是更加碎片化，是在特定的、具体的地方性的纽带和联系中发生的。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这种经验也只是对一个特定城市及其与众不同的特征的认同，这种经验是通过工作和休闲过程嵌入在产业发展的特定形式和特定的地方成就之中的。

更有甚者，这种经验与城市的关联是通过城市内部的特定地方属性的类型和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呈现出不同社会和经济特征的各类特定的工人阶级社区，它们具备各自独特的传统、成员关系和明确的边界。

他们对城市中并不直接属于的他们的“其他部分”毫不关心，人们是以十分具体和直接的方式对所处的地方/社区产生归属感，除了当各种“公共”的形式侵犯了他们的“地盘”或者对其似乎永恒不变的组织模式产生了影响时是“例外”——这种影响总被认为是破坏性的，而这种例外一点也不例外。

 从某种意义上说，紧紧抓住这样一个被截然分为“我们”和“他们”的世界，反映了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成员观念中的一个更重要的一般特征。与“他们”的世界相妥协，最终会涉及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并逐渐超越政治和社会哲学问题，进入到形而上学领域。最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他们”（无论“他们”是谁）的问题，变成应当我们如何与那些明显不属于本地社会空间、与我们不存在紧密关系的人打交道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工人阶级把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的做法，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在回应抽象或一般性问题上所遇到的困境。

这种法团式阶级意识在工人阶级中所营造的强烈的团结文化及其展现出的强大的集体性力量本身同时也就是对自身局限性的容忍和与统治阶级的妥协：一种对官僚/资本家支配地位的“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

恰恰是苏联革命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沉淀在“常识智慧”之中构成“常识智慧”的那些碎片可以轻易附加在现存（苏联市民社会）的知识上，却不会对后者构成挑战。

因为晚社或后社的官僚能与市民们共享着这种“常识智慧”的原因，正是因为这种“常识智慧”的自相矛盾——比如共享的人道主义观念和消费主义价值——就是不同差异程度的情境化的产物，通过这些不同程度的情境化，不同的阶级文化和“亚文化”才可以在同一个统治结构的控制下“共存”。

这种“常识智慧”并不为人们提供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事物进行评判的标准，而只是依据现阶段的阶级社会从前一阶段所继承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一种判断现有事物与这种理解方式是否相符的标准。

这些“没有留下任何清单（葛兰西语）”的历史过程的无数痕迹，在苏联市民或后社市民那里就表现为了对修辞学权威的无限崇拜——公元4-5世纪的某位迦太基士绅给奥古斯丁写信，不是在宗教方面的困惑，也不是在主教权限内的裁判事务上有所请求，而是希望他这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对他儿子在学校里写的演说词能提供一些“专业意见”。

不能因为市民们通过某种修辞方法在官僚/资本家和“从前一阶段继承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之间确认“势均力敌”的平等地位以此好将它们都一笔勾销，便把这说成是市民扬弃了它们，而不是它们抛下了市民：即市民们终于从无法忍受的现实中逃脱出来。

由于上述法团式阶级意识任由各种“公共”形式涉及在他们“直接经验”范围之外的社会世界，并对其进行解释，他们的“例外”也就仅仅是作为广阔世界的注解和限定性条件在“内部”的一些例外。

最讽刺的莫过于苏联的市民社会神话仍然没能改变对外国来说“被认为具有典型苏联特征的东西，实际上对苏联的不同群体来说却意味着十分不同的东西”。他们必须与苏联革命相关联才被能被“外国”通过一系列刻板印象认识，而在这些认识之中很少有让苏联市民足够自豪的最能代表市民社会“黄金时期”的观念和景象。而这对他们的“世界主义”来说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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