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论国家、民族与阶级对立消亡问题（2）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阶级对立问题（2）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

121 摘自关于 1871 年 9 月 24 日伦敦庆祝大会的报道

 

.......

最近的运动就是巴黎公社，这是迄今最伟大的运动。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公社曾有很多误解。公社未能建立一个新的阶级统治形式。只要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从而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并由此迫使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生存而工作，这样，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就会消除。但是，在实行这种 改变以前，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为迎接即将到来 的斗争，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并团结起来。

载于 1871 年 10 月 15 日《世界 原文是英文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7 卷第 467—468 页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

120 恩格斯在 1871 年 9 月 21 日伦敦 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恩格斯公民。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现存政府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无论工人愿意与否，都迫使他们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 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大家都承认这一点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诩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要有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

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些武器，难道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意味着承认现状。但是，既然这种现状为我们提供 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是承认现状。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34 年 原文是法文 《共产国际》杂志第 29 期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7 卷第 449—450 页

 

【恩格斯《反社林论》】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 18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 更彻底的发展。1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 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251 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从上到下都被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 252 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 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有自己的对立物同 它缠在一起: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 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 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同贵族斗争时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 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 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 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

1 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现代社会主义，虽然实质上是由于对现存社会中有财产者 和无财产者之间、工人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考察而产生的，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却表 现为 18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它的最初代表摩莱 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编者注

 

2 5 3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发 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 描写 254，而在 18 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 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 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 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 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 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 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 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 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 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 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 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 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现实理性和正义至 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 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在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 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 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 在 500 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 500 年的迷误、斗争和 痛苦。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 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 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 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 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 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 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 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 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 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 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 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 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圆圆的石子一样，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五、国家、家庭、教育

 

 

在前两章里，我们也许可以说大体上概括了杜林先生的“新的共同社会结构”的全部经济内容。还要提一下的顶多是，“历史眼光的普遍远大”丝 毫没有妨碍他去关心自己的特殊利益，至于我们已经知道的适当地增添消费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旧的分工继续存在于共同社会中，所以经济公社除了建筑师和推小车者以外，还必须考虑到职业作家，而且还发生了那时怎样处理 著作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使杜林先生更加劳神。无论在什 么地方，例如在提到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时候，著作权总是把读者缠住不 放，这样他就能在《教程》中终于以整整九页的篇幅不厌其详地讲述著作权， 并用神秘的“劳动报酬”的形式(但没有说是否连带适当地增添消费)把它 平安地引进共同社会的海港。这样，把跳蚤在社会的自然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写上一章，似乎是同样恰当的，并且无论如何不会那样乏味。

关于未来的国家制度，《哲学教程》作了详细的规定。在这方面，卢梭虽然是杜林先生的“唯一重要的先驱者”，但他奠定的基础不够深刻;他的更加深刻的后继者从根本上补救了这一点，办法是把卢梭的东西最大限度地稀释，并加上用同样方式调制成的黑格尔法哲学废弃物的稀汤。“个人的自主权”构成杜林的未来国家的基础;它在多数人的统治下不应当被压制，而应当在这里真正达到全盛状态。这是怎样发生的呢?非常简单。

 

“如果假定人和人之间在一切方面都有协定，如果这些契约以相互帮助来反对不 正当的侵害为目的，那么这时维护权利的力量就只会加强，而仅仅从群众对个人或多数 对少数的优势中就引伸不出某种权利。”

现实哲学戏法的活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越过最不容易通过的障碍，而如果读者认为，他听了这些以后并没有比以前更聪明一些，那么杜林先生就这 样回答他:不能这样轻易地对待这件事，因为

“在理解集体意志的作用时，最微小的错误都会毁灭个人的自主权，而这种自主 权正是唯一能从中引伸出各种现实权利的东西”。

 

杜林先生在嘲弄他的读者时，正是以读者似乎理应受到的对待来对待读 者。他甚至还能做得更无礼些;现实哲学的学生们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个人的自主权主要是在于“单独的个人被迫绝对地服从国家”，但是这种强迫，只有在它“真正地为自然的正义服务”时才是正当的。为此目的，将有“立法和司法”，但是它们“必须在集体的掌握之中”;其次还要有防卫的联合，它表现于“军队里面或者负责内部安全的执行机关里面的共同行动”，

所以也将要有军队、警察、宪兵。杜林先生确实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普鲁士人;在这里，他证明自己和那些标准的普鲁士人出身 相同，这些普鲁士人，用已故的罗霍大臣的话来说，“心中都有自己的宪兵”。 但是这些未来的宪兵将不像现在的宪警那样危险。无论宪兵怎样侵犯有自主权的个人，个人总是有一种安慰:

“个人视各自的情况从自由社会方面遇到的正义或非正义，决不会比自然状态所带来的更坏些!”

于是，杜林先生再一次用他那无法避免的著作权绊住我们以后，向我们保证，在他的未来世界中将有一种“不言而喻是完全自由的和普遍的律师制”。

“现在设想的自由社会”变得越来越混杂了。建筑师、推小车者、作家、宪兵，还有律师!这个“坚固的和批判的思想王国”酷似各种宗教的各种天国，在那里，信徒在大彻大悟中总是能重新找到使他的人间生活带有甜蜜色彩的那种东西。杜林先生正是属于“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 342 的国家。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于，杜林先生需要什么。

杜林先生不同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地方是，在杜林先生的未来国家中，决不是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的。在这个未来国家的宪法上写着:

“在自由的社会里，不可能有任何膜拜;因为每个社会成员都克服了幼稚的原始的想象:以为在自然界背后或自然界之上有一种可以用牺牲或祈祷去感动的存在物。” “所以，正确理解的共同社会体系⋯⋯必须除去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因此也必须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

 

宗教被禁止了。

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根据比较神话学， 这一最初的过程，至少就各印欧民族来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经 343，以后又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中 间，而且就材料所及的范围而言，也可以在克尔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 中间得到详尽的证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1。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并在犹太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神雅赫维身上得到了体现。在这个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作 为人们对这种支配着他们的力量的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而继续存1 神的形象后来具有的这种两重性，是比较神话学(它片面地以为神只是自然力量的反映)所忽略的、使神话学以后陷入混乱的原因之一。这样，在若干日耳曼部落里，战神，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称为提尔， 按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称为齐奥，这就相当于希腊语里的宙斯，拉丁语里的“丘必特”(替代“迪斯必特”); 在其他日耳曼部落里，埃尔、埃奥尔相当于希腊语的亚力司、拉丁语的玛尔斯。

在，只要人们还处在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配之下。但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动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这种异己支配力量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认 识，事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 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 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 仅仅有认识，即使这种认识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 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的支配。为此首先需要有某种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再没 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

可是杜林先生不能静待宗教这样自然地死掉。他干得更加彻底。他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无不及;他颁布了严厉的五月法令 344，不仅反对天主教，而且也反对一切宗教;他唆使他的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以此帮助它殉道和延长生命期。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总是看到普鲁士特有的社会主义。

在杜林先生这样顺当地把宗教消灭以后，

“只依靠自身和自然界的、成熟到认识自己的集体力量的人，就可以勇敢地踏上 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话题，看看那依靠自身的人在杜林先生的领导下，能够勇敢地踏上什么样的“事物进程”。

人借以依靠自身的第一个事物进程就是他诞生的进程。以后，在自然的未成年期，他始终处在“儿童的自然教养者”即母亲的保护之下。“ 这个时期，正如古代罗马法所说的，可以延长到青春期，大约到 14 岁。”只有当比较大的未受教育的少年不十分尊敬母亲的威严的时候，父亲的协助，特别是社会教育措施才 来消除这种缺点。如果具有这种“无可争辩的真正的父亲身分”的父亲确实存在，那么 儿童在到达青春期后，就处在“父亲的自然监护”之下，否则，公社就指定监护人。

杜林先生以前曾设想，不必改造生产本身，人们就能以社会的生产方式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在，他在这里想象，人们可以把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同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分隔开来，而不会由此改变家庭的全部形式。这个家庭形式，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不可改变，以致他甚至把“古代罗马法” (即使它具有某种“完美的”形式)当作家庭永远奉行的标准，并且设想家 庭只是“继承遗产”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空想主义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义者看来，随着人们自由结成社会和私人家务劳动转为公共事业，青年教育的社会化，从而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就直接产生了。此外，马克思已经证明(《资本论》第 515 页及以下各页)，“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 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1杜林先生说，“每一个社会改良幻想家，自然事先备有和他的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论。”

用这个观点来衡量，杜林先生是社会改良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他对未来学校的关注，至少不亚于他对著作权的关注，这可真了不起。他不但为整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而且还为过渡时期详尽地制定中小学计划和大学计划。不过，现在让我们只考察一下，在最后的终极的共同社会中， 将要向青年男女传授些什么东西。

一般的国民学校，把“凡是本身和在原则上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的东西”，从而 特别是把“涉及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切科学的基础和主要结论”教给学生。所以这种学 校首先要教数学，而且要把从简单的计数和加法起直到积分为止的一切原理性概念和方法“全部教完”。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种学校里要真正去做微积分。相反地，不如说在这种学校里，将教授综合数学的崭新的要素，这些要素包含普通的初等数学以及高等数学的萌芽。虽然杜林先生自己断定，这种未来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在他心目中大致有了一个梗概”。但是可惜直到现在，他还不能发现这种“综合数学的要素”;而他不能做的事情，“实际上也应该有待于新社会制度的自由的和更加提高了的力量来做”。

但是，如果说未来数学的葡萄眼下还是非常酸的，那么，未来的天文学、力学和物理学就会困难少一些，并将成为“全部学校教育的核心”，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主要地总还是具有记述性质”⋯⋯不如说是“一种轻松的谈话资料”。

在《哲学教程》第 417 页上就是这样说的。杜林先生直到如今还只知道 主要是记述式的植物学和动物学。包括有机界的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 物学在内的全部有机形态学，杜林先生甚至连名称都不知道。当生物学领域内崭新的科学几乎成打地在他背后兴起的时候，他的幼稚的情感还总是从拉夫的《儿童自然史》中去获取“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 并且把有机界的这部宪法也强加给整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在这里，正 像他习惯做的那样，化学又被完全忘记了。

至于美学方面的教育，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切重新做起。从前的诗对此都不适用。在一切宗教都被禁止的地方，学校里自然不能容忍从前的诗人惯用的“神话式的或其他宗教式的剪裁”。“例如歌德非常喜爱的诗的神秘主义”， 也是为人嫌弃的。这样，杜林先生自己不得不下定决心，向我们提供诗之杰 作，这些作品“符合于某种同知性相称的幻想的更高要求”，并描述出“显 示世界的完成”的真正理想。但愿他别踌躇。经济公社只有以那种和知性相

 1 见本选集第 2 卷第 214 页。——编者注

称的亚历山大诗体的急进步伐前进，才能起征服世界的作用。

  至于语文学，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大可不必为此伤脑筋。

“死的语言完全被屏弃⋯⋯但是活的外国语将⋯⋯仍然是次要的东西。”只有在 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扩展成为人民群众本身的运动的地方，外国语才能按照需要，以容易 的方式，为每一个人所接受。“真正有教益的语言教育”，将从某种一般语法中找到， 特别是从“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中找到。

在杜林先生看来，现代人的民族狭隘性还是过于世界化了。他还想消灭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两种杠杆，一个是至少为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一个共同的广阔视野的古代语言知识，一个是可以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的现代语言知识。相反地，他认为应该把本族语言的语法读得烂熟。但是，要了解“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族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一不考察它自身的已经消亡的形式，二不考察同源的各种活的和死的语言，那 么这种追溯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进行这种考察，我们就再次进入了明确划定 的禁区。杜林先生既然把整个现代的历史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中勾掉，那么在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对旧的语文学的憎恨，使他把旧的语文学的最坏的产品奉为“真正有教益的语言教育的中心”。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家，从来没有听说过近 60 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所以 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 言教育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

但是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还远不能通过这一切而“依靠自身”。为此还要奠定更深刻的基础，借助于对

“最后的哲学基础的领会”。但是自从杜林先生在这里扫清了道路以后，“这种 深刻化⋯⋯就不再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了”。其实，“如果从关于存在的一般模式论引以 为荣的少量严密知识中清除掉错误的烦琐的装饰品，如果决定处处只承认〈杜林先生〉 所证明的现实是有意义的”，那么初级哲学也将为未来的青年所完全了解。“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促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极其简单的说法”，就“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由于现代的深刻化和尖锐化而变得如此简单的普遍时空观念的因素，不能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杜林先生的〉最根本的思想，在新社会的普遍教育体系中不应当起次要的作用。”相反地，物质的自身等同状态以及可以计数的不 可计数之数负有使命，“不仅使人站稳脚跟，而且还使他从自身了解到，他已经把所谓绝对的东西踩在他的脚下了”。

可见，未来的国民学校只不过是稍微“完美”一些的普鲁士中等学校， 在那种学校里，希腊文和拉丁文被更为纯粹些和实用些的数学，特别是被现实哲学的诸要素所代替，而德语教学又倒退到已故的贝克尔时代，就是说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级的程度。事实上，“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杜林先生的 “认识”(我们现在已经证实，这种认识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领域中都是十足 小学生的认识)，或者无宁说是杜林先生的“认识”经过事先彻底“清除”以后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全部“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而它在现实中又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一行列。杜林先生自然也会略有所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 践基础得到保障;因此，这一点也被他照例用于共同社会。但是，正像我们 所看到的，旧的分工在杜林的未来的生产中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所 以学校中的这种技术教育就脱离了以后的任何实际运用，失去了对生产本身 的任何意义;它只有一个教学上的用途:可以代替体育。关于体育，我们这 位根底深厚的变革家是什么也不愿意知道的。因此，他也只能告诉我们几句 话，例如:

  “青年人和老年人都按照工作这个词的最严格的意义工作。”

这种空泛的无内容的清谈，同《资本论》第 508—515 页上所说的一比，

真是可怜到了极点，在那里马克思发挥这样的见解:“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1

我们不再谈未来大学的问题了，在这种大学里，现实哲学将构成一切知识的核心，并且除医学院外，法学院也十分兴旺;我们也不再谈“专科技术学校”了，关于这种学校我们仅仅知道，它们只开“两三门课程”。我们假定，年轻的未来公民在读完了学校全部课程以后终于能“依靠自身”，以致能够去物色妻子。在这里杜林先生给他开辟的是什么样的事物进程呢?

“鉴于繁殖对各种素质的保持、淘汰、混合以至新质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人的 东西或非人的东西的最后根源大部分必须在性的结合和选择之中去寻找，此外，还必须 在促进或阻止一定生育结果的考虑中去寻找。对在这个领域中盛行的粗野和愚昧所进行的审判，实际上必须留给以后的时代去做。但是，哪怕在偏见的压力下，至少从一开始就必须弄明白:对自然或对人的周密考虑来说是好的或者差的生育质量，无疑比数量重要得多。的确，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法律状态下，畸形人都招致毁灭;但是这个从正常人到不再像人的畸形人的梯子是有许多梯级的⋯⋯如果劣等人的产生得到了预防，那么这 件事实显然是有益的。”

在另一个地方也说:

“未出生者有权要求尽可能好的组合，这对哲学的观察来说是不难理解的⋯⋯怀 孕，至少还有生育，提供一种机会，使得在这方面可以采用预防的或者在例外情况下采 用选择的办法。”

再往下: “当人们负担起较少艺术性的、从而对千百万人的命运远为重大的任务的时候，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30 页。——编者注

 

就是说，当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创造的时候，用大理石把人理想化的希腊艺术，就再也不能保持它以前的历史意义了。这种艺术不是纯石头的艺术，它的美学和对死的形象的直观无关”等等。

我们的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从天而降。结婚同纯石头的艺术无关，也同对死的形象的直观无关，这些即使没有杜林先生，他也肯定会知道的;但是 杜林先生曾经向他许诺过:他可以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 一切道路，以求得女人的同情心连同属于这颗心的肉体。现在“更深刻的更 严格的道德”对他厉声申斥道:决不能这样。首先要做的是:抛弃在性的结 合和选择这个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粗野和愚昧，并且要考虑新出生者要求尽 可能好的组合的权利。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的年轻公民要用血和肉完成 人的创造，成为一个所谓有血有肉的菲迪亚斯。从何下手呢?杜林先生的上 面那些神秘的陈述，并没有在这方面给他任何指导，虽然杜林先生本人也说， 这是一种“艺术”。莫非杜林先生已经“在心目中大致”拥有这种艺术的指 南，就像目前在德国书店中销行的种种秘本之类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在这 里已经不再处于共同社会中，倒不如说是处于《魔笛》345 中，只是脑满肠肥 的共济会牧师查拉斯特罗同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家相比，简直算不 上“二等教士”。这位牧师对他的弟子中的一对情人所做的试验，同杜林先 生在允许他的那两个有自主权的个人进入“道德的自由的婚姻”状态之前强 加给他们的可怕考验相比，简直是儿戏。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虽然我们的“依靠自身”的未来的塔米诺两只脚都立在所谓的绝对物之上， 可是他的一只脚离开正常的位置还有两三个梯级，于是嘴巴刻薄的人就说他是跛子。同时也会有这种可能:他最心爱的未来的帕米纳，由于右肩略略偏 斜而不是完全直立在上述绝对物之上，于是好忌妒的人就把这种偏斜称为小驼背。那怎么办呢?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查拉斯特罗是禁止他们从事于用血和肉创造人的艺术呢，还是对他们采用怀孕时的“预防的办法”或“生育”时的“选择的办法”呢?事情十之八九是另一种结局，即这对情人将撇开查拉斯特罗—杜林而去找婚姻登记员。

 住口!——杜林先生喊道。这不是我的意思。

让我来说说。

在“有益的性结合具有更高的、真正人的动机时⋯⋯性冲动——其高涨表现为热 恋——的人间完美形式，就其双向性而言，正是结果也有益的结合的最好保证⋯⋯从本 来就是和谐的关系中得出一种具有和谐特性的产物，这只是第二级的效果。从这里又得出结论:任何强迫都必定发生有害的影响”等等。

这样一来，在这个最美好的共同社会里，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跛脚男人同驼背女人彼此热烈相爱，从而就其双向性而言，也为和谐的“第二级 的效果”提供了最好的保证;这就像小说中说的那样，他们恋爱，结为夫妇， 而所有“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像往常一样，到头来化为一堆和谐的胡 说。

 杜林先生对女性究竟抱有什么样的高尚观念，可以从他对目前社会的如下控诉中看出:

“在以人口买卖为基础的压迫社会里，卖淫被认为是对强制婚姻的有利于男人的

当然补充;类似的情况对女人来说是不可能有的，这是极容易理解的，但也是意味极深 长的事实之一。”

女人们对杜林先生的这套恭维话所应表示的那种感谢，我是无论如何也 不想受用的。此外，难道杜林先生完全不知道那种在目前并不算很特别的收入——女人的倒贴?杜林先生自己曾经是见习官 346，而且住在柏林，在那 里，还是我在的那个时候，即 36 年前，别说尉官，就是见习官[Referendarius] 同受倒贴者[Schürzenstipendarius]也往往是押韵的!

让我们同我们这个确实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和令人不快的题目和和气气地、高高兴兴地告别吧。在我们不得不讨论各个争论之点的时候，判断总是受到客观的无可置疑的事实的制约;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常常不免是尖锐的、甚至是无情的。现在，当我们谈完哲学、经济学和共同社会的时候， 当我们不得不逐点加以评论的这位著作家的全貌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摆出对他这个人的看法了;现在我们可以把他的许多本来无法理解的科学上的谬误和武断归结为个人的原因，而把我们对杜林先 生的全部判断概括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来自夸大狂。

写于1876 年 9月—1878 年 6月载于 1877 年 1月 3 日—1878年 7 月 7 日《前进报》1878 年以单行本形式在莱比锡出版

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7—351 页

 

【土地国有化问题：

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 123】

地产，即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那些主张土地私有的人，那些法学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全部论据，我只想首先指出，他们曾千方百计地用“天然权利”来掩盖掠夺这一原始事实。如果说掠夺曾为少数人造成了天然权利，那么多数人只须聚集足够的力量，便能获得把失去的一切重新夺回的天然权利。

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最好是利用他们硬性规定的法律，使他们凭暴力得到的那些原始权利获得某种社会稳定性。

于是哲学家出面论证，说这些法律已得到人类的公认。如果土地私有确实以这种公认为依据，那么，一旦社会的大多数人认为这毫无道理，显然就应当被取消。

然而，姑且不谈所谓的所有“权”，我确信，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利用机器和其他发明的种种情况，正在使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这是关于所有权的任何言论都阻挡不了的。社会的迫切需要将会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照样进行，迟早总会 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的要求。

我们需要的是日益增长的生产，要是让一小撮人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的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就无法满足生产增长的各种需要。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处理等等，应当在农业中广泛采用。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耕作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如果不实行大规模的耕作，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大规模的耕作(即使在目前这种使耕作者本身沦为役畜的资本主义形式下)，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既然证明比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耕作远为优越，那么，要是采用全国规模的耕作，难道不会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吗?

一方面，居民的需要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这就不容争辩地证明，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

一旦土地的耕作由国家控制，为国家谋利益，农产品自然就不可能因个别人滥用地力而减少。

今天在辩论这个问题时，我在这里听到，所有的公民都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是观点各不相同。1

人们经常提到法国，但是法国的农民所有制，比起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的确，在法国凡是买得起土地的人都可以获得土地，但是，正因为如此，土地便分成许多小块，耕种土地的人资金很少，主要依靠本人及其家属的劳动。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小地块耕作的方式，不仅不能采用现代农业的各种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变成顽固反对社会进步，尤其是反对土地国有化的敌人。他被束缚在土地上，必须投入全部精力才能获得相当少的回报;他不得不把大部分产品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 诉讼费的形式交给讼棍，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除了那块小天地，他1 草稿中没有这句话;这句话看来是杜邦加的。——编者注

 

对社会运动一无所知;他一直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迷恋着他的纯粹名义上的占有权。于是法国农民就陷入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可悲的境地。

 农民所有制既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障碍，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法国无疑不是我们应当寻求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办法的地方。

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个人或工人合作社，这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促使“地租”上涨，反而使那些靠生产者为生的土地占有者更有利可图。

1868 年，在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 2 4 上，我们的一位朋友曾说:

“科学已判决小土地私有制必定灭亡，正义则判决大土地所有制必定灭亡。因此， 二者必居其一:土地要么必须成为农业联合体的财产，要么必须成为整个国家的财产。未来将决定这个问题。”1 2 5

相反地，我却认为，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整个社会只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摆布。

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1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 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 19 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1目标。

写于 1872 年 3—4 月 载于 1872 年 6 月 15 日 《国际先驱报》第 11 号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8 卷第 64—6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