ひとの住処 1964-2020 [讀書會]

写在最前：隈研吾(Kengo Kuma)以1964到2020两次日本举办奥运会为时间片段，以自身所见所闻梳理了日本现代建筑在社会经济影响下的发展和变化。这本书并非理论著作或历史研究，而更偏向于Kuma从个人角度出发的memoir，从他幼年成长经历中与建筑相关的点滴讲起。在下面我根据Kuma讲述中的一些线索进行扩充与展开。

01

隈研吾

1954年出生于神奈川县，1979年东京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1990 设立隈研吾及其合伙人事务所。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研究员、庆应义塾大学教授、东京大学教授。曾获得1997 日本建筑学会奖国际石造建筑奖、自然木造建筑精神奖等。著有《十宅论》、《负建筑》等作品。

02

1日本战后建筑体系的变化

·东京的变化

      城市及公共设施的建设是日本战后崛起的一部分，战后自民党政权利用公共事业来带动经济发展，建设了道路、桥梁以及政府机关和文化设施。丘吉尔有句话“人搭建起建筑，建筑也塑造人。”这句评论道出了人类和建筑关系的本质，而日本战后体系的设计者吉田茂以丘吉尔为个人榜样。丘吉尔的建筑信仰也被吉田茂移植到了日本，大量的建筑项目开始实现。20世纪50至60年代是东京变化最大的时代，木结构小房子密集的“小东京”迅速被钢筋混凝土楼房和高层公寓密布的“大东京”所替代。也正如Kuma所说，“战后日本是以建筑为引擎而运转的。经济、政治等领域都依赖建筑，并以建筑为中心运转着。”

·住宅制度的变化--从“里山”到“一户建”

      里山是日本独特的村落形式，在山脚下组建村落是日本农村的基本形态，村落的选址在山和农田的交接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山不仅为建筑、家具和用具提供材料，也是提供基础能源的基础设施。在这一体系下，支持着村落发展的山被称之为里山，人们在山和村落的交界处建立了神社以守护里山。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商业银行就开展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1938年美国成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联合会，1968年成立了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后成立了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美国早期的住房贷款制度为平民提供资金建设房屋，自由地开发边缘地带。二战后，日本快速学习了这一制度。      二战结束后，日本面临严重的住房危机。该时期住房政策以“应急为主、标本兼治”，政策重点是缓解住房极度短缺的问题。日本先后制定了《灾区城市应急简易住房30万户建设纲要(1945年)》、《住房紧急措施令（ 1945年)》、《灾区城市借地借家临时处理法（1946年)》、《特别都市计划法（ 1946年)》等政策以缓解住房供应短缺问题。1950年日本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政府逐步建立了住房政策体制，并从住房政策理念、目标、制度、组织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日本城镇住房干预政策实现了向发展型住房政策方向的转变，突出了以国家为主导、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结合、住房商品化程度高等政策特征。

·田中角荣与“一级建筑士”制度

      1964年，代代木竞技场为东京奥运会所建立。据说当时代代木竞技场的公共费用大大超过预算，丹下健三找到时任财务大臣的田中角荣交涉，田中果断批准了追加预算。战后，建筑与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高度绑定，政治家的决定直接影响建筑业的生意，在日本建筑业特有的总承包人、分包人、二次分包人这种垂直的阶层架构在选举中成为证券忠实的盟友。而田中角荣正是这一体系下的代表，田中在从政前经营过土木建筑业，并创立了一级建筑士制度，并传言他是第一个获得注册一级建筑士的人。

      隈研吾生于战后，经历了日本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1950年-1970年），新干线、首都高速的建设、混凝土城市的生成极大促进了国民自信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丹下健三、矶崎新、黑川纪章等本土建筑师崛起，为日本建筑学的蓬勃打下了坚实基础。

2东京大学的建筑学教育起源

·乔赛亚·康德尔--东大建筑系首任教授

      1870年，日本政府成立主管全国的建筑计划共省部，吸引西方建筑人才。1871年，日本派出了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全面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1887年东京大学成立，推行与欧美一致的建筑教育模式。东京大学工学部建筑工程科由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尔（Josiah Conder，1852—1920）主持工作。康德尔的教育以砖石结构为主，忠实于西洋建筑风格，他为日本培养了第一批掌握西方建筑艺术与建造艺术的专业人才。

·辰野金吾--东大建筑系首任日本教授

      1884年辰野金吾留英归来，接替康德尔主持东京帝国大学造家学科，日本人开始自主执掌东大建筑系。1885年，日本政府关闭主管建筑设计的工部省，促使外籍建筑师离开日本，建设项目转由刚出校门的青年人承担。辰野金吾继续延续正统的古典主义风格，设计了日本银行总部（1896年）和东京站（1914年）。同时，他提出“和魂洋才”，即实现西方技术与日本精神的融合，为后来的日本建筑系教育打下了基础。

      日本建筑学教育起源远早于1928年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创立国内最早建筑系（一说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1927年创立）。梁先生创立建筑系时，现代主义在西方已兴起；相比之下，康德尔在东大的时代依旧是西方古典主义兴盛的时代。另外，相比于梁林两位先生只身前往东北创系，东京大学建筑系的创立是在明治政府的支持下完成的，是为实现维新改革的一部分。

3 “失去的十年”日本建筑学的处境

·工学院的“建筑学”      

      在日本，建筑系隶属于工学院（工学部）。而在欧美，建筑系原则上不会隶属于工学院，建筑是一个更接近艺术而非工学的领域，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设置一个独立的建筑学院。但在日本，明治以来的富国强兵政策尚有残余，建筑是为了让国家变得更强、更富裕的工具，遂作为工学的一部分。

这与国内有几分相像，建筑学科长期隶属于工科体系内，详尽的考核方式，工科的学位设置。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体系从早期苏式向欧美转变，自90年代，大多数院校的建筑系独立出来设置了建筑学院，设立建筑学科评估体系，但考核体系仍亟待改革。

·建筑学的急速退热

      在隈研吾进入大学后不就的1973年秋天，日本发生了石油危机，经济形势突然恶化。而在此前，建筑系是工学院中最热门的系，报名人数十分火爆。而1973年后，建筑业受到了经济形势恶化的正面冲击，建筑业一直是以工业化、建筑化为目标而一路狂奔的战后日本的领头羊产业，但此时有人提出，建筑业是落后于时代的产业。相应地，高校中建筑系的录取分数开始一直下降。经历了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通过产业转型实现了一段时间的稳定发展。而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产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而在随后的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日本的泡沫破裂了，随后便是失去的三十年。而隈研吾提及，在“失去的十年”里，“在东京连一个设计委托都没有接到”。但即使在突变的年代，Kuma在书中写道“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应该造些什么样的建筑才好。不过我知道肯定不是丹下那样的，也不是黑川那样的……”

4建筑师的“武士化”

      日本当时的建筑业界就像是江户时代的武士社会。战国时代的社会确实需要武士，凭借武士的力量、武士的暴力，中世"的日本才得以蜕变成了近世的日本。可是随着和平的江户时代的到来，社会已经不再需要武士了。不过，江户幕府仍然尊重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士，保留了他们的特权。武士被置于士衣工商这一身份等级制度的最上层，一直耀武扬威。日本社会始终是一个温情社会，以往的功劳和特权会一直得到尊重和保护。然后，发现社会已经不再需要自己的人们就会进一步强化其伦理和审美观，以此宣扬自己存在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界很像失去了战场的武士。二战后的日本确实需要建筑，为了赶上西欧国家，日本需要搭建大量的建筑，铺设高速铁路，修建长长的公路。到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这一目标基本实现了。战场没有了，像江户时代那样的和平时代来临了。即便如此，正如江户幕府仍然是武土政权，即使过了1970年，战后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仍以建筑为主导，必须继续搭建建筑，即使毫无必要的东西也必须大量搭建。这不合理的现象一再上演，结果导致了 80年代的泡沫经济。所谓泡沫经济，就是土地价格毫无根据地上涨到了不合常理的程度这一现象。土地并不是按照其自身逻辑来涨价，而是迫于其上方不断搭建建筑这一压力，亳无根据地暴涨。

      1970年之后，建筑业的世界发生了武士道式的进化，也就是开始一味向《叶隐》式的完美美学和严格的伦理倾斜。以赶上欧美建筑业的技术和质量为目标而全速奔跑的日本建筑业界成功完成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世博会这两项国家事业，基本实现了目标。此后的建筑业界继续追求建筑质量的提高，日本的建筑质量被称赞为世界最高水平。

      不仅建筑业界发生了这种武士道化、《叶隐》化，就连原本应该自由的建筑设计、建筑师的世界也开始踏上了武上道化、《叶隐》化的道路。建筑业界追求精密度，与此相应，设计师们也开始追求精密度，不断提高空间的抽象性。人们认为越简单、越抽象就越美，就越符合伦理，而那些听从客户的要求，设计出具有各种装饰和附属物的建筑的人则被认为是不符合伦理的，“充满铜臭味的”，不纯洁的，从而要低一个等级。“白色空间” (whitecube）一词也应运而生，抽象的、没有杂物的白色空间不仅在博物馆和美术馆，甚至在住宅中也被看作理想的空间。

      建筑设计师的世界被这种价值观和伦理彻底占领了。位于武士世界之外的普通人虽然会发牢骚说 “建筑师完全不听我们的”“只是在墙上贴个海报也会被骂”。但因为所有的建筑师都被武士附体了，所以委托谁来设计都一样。在没有外部势力参与的私下商议的世界中，建筑师的美学也开始变得极端起来。

      为了实现武士道，建筑师们被要求勤奋工作，熬夜被看作美德。凭借这种武士,道体系，日本建筑设计的水平达到了据称是世界最高的水平。正如建筑业界搭建出了世界最高质量的建筑一样，在建筑设计领域，日本也站到了世界之巅。这与实际的社会需求，与人们的生活都没有关系，而是日本的建筑设计把武士的美学发扬到了极致，从而获得了世界的瞩目。

5 KUMA的木头      

      在隈研吾的视角里，丹下是日本建筑现代化的代表，丹下使用新技术来创造一个符号。而工业化的“重复”与民族性的“符号”却无法兼容，在代代木竞技场中，丹下使用悬索结构实现了技术与象征的并存。但丹下的答案下，很多东西被掩盖了，特别是存在于工业化社会前的日本的各种技术，以及各地的多种多样的原材料。这样的自圆其说也成为了Kuma选择木头进行实践创造的初衷和起点。

·梼原町：相遇木头

      Kuma在泡沫经济破灭后遇到了工作的困境，恰逢此时，小谷匡宏联系Kuma重建一个在梼原町即将破坏的木结构的戏剧小屋。在此次项目中，Kuma坚持保留木结构的剧场并结识了町长中越准一，并得以后续在梼原建立了更多的项目。

      梼原林业发达，出产优质杉木，在梼原周边有众多技艺高超的匠人。梼原剧场项目的经历是Kuma开始执着于木制搭建，并继续使用杉木搭建了马头广重美术馆，在登米町完成了森林舞台。Kuma自此找到了其设计生涯中的一条重要主线，并开始了他的材料探索之路。

·内田祥哉与日本建筑的庶民性      

      内田祥哉是Kuma大学时的老师，而内田祥哉的父亲内田祥三是一位建筑界大师，又是一位极为庶民话的人物，具有庶民思想。东大本乡校区的建筑物基本都是内田祥三设计的。

      日本建筑界与西欧建筑界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庶民性。在过去的西欧社会，建筑师 （architect）基本上是贵族和上流阶层的职业。在当地人的认识中，所谓建筑 （architecture），原本就与普通的房屋（building）不同，是一种特别的事物。人们认为，建筑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人设计的、在特别的地方搭建的特别美丽的东西。      设计出这种特别美丽的东西的建筑师接受的是特殊教育。法国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曾经是艺术精英教育机关的典型。那时，只有从为少数精英服务的特殊学校毕业的人才能获得建筑师的资格，被允许设计建筑这一特别的事物。建筑对社会和城市就是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另外，在日本，从传统上来说，没有必要存在建筑师这一特权阶层。日本过去不存在西欧式的分工，即建筑师负责设计，而工匠负责施工。日本的木匠既负责设计又负责施工。更准确地说，要盖房子的人（客户）与木匠的距离很近，两者一起搭建房屋（不是建筑），并一直使用下去，这才是日本房屋的一般搭建方式。      在西欧，客户、设计和施工是有明确分工的。而在日本，三者没有明确的区分，他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且，施工及施工结束后的维修保养在西欧也是有明确分工的，但在日本，施工中和施工后这两段时间之间的界线不是很明确，时间是连续流淌着的。即使在房屋完工之后，也经常会改变室内的布置和装修等，木匠总是在家里进进出出。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没完没了的修补，就在于日本木造建筑体系有着极高的灵活性，这与欧洲那种用石头和砖块砌成厚厚的墙壁、灵活性很低的砌体结构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国立竞技场

      2020年东京奥运会经过多轮竞赛、非议，主会场的设计权最终落在了隈研吾的手中。国立竞技场也成为了Kuma应用木结构的巅峰，首先便是将木构应用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设计上。木头成为了Kuma的手段，在此基础上，Kuma寻找新的形式价值，将国家意识的庶民化用无数个多样化个体组合来展现。在国立竞技场中，Kuma使用细木材（小径木）搭建屋檐，坚持使用小型木材来支撑大屋顶。并将建筑与森林连接起来，屋檐向下延伸到一楼，将外部的树木、土地和体育场连成一体。

03

      日本建筑界在战后伴随着经济复苏及社会变化而风云变化，1954年出生的隈研吾无疑是这段时间的见证者。他从大仓山脚下的小屋蹒跚而来，经历了对现代主义建筑从憧憬到幻灭的过程，从东大到纽约、再回到东京，隈研吾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属于自己、属于日本的建筑道路。而回望1964到2020的六十年间，日本建筑学发展的部分蹉跎历程在中国大陆的本土建筑学崛起中也在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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