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十九章 最后的决战
第十九章 最后的决战
在接下来的6周里,切和卡米洛的纵队在雨季的瓢泼大雨中跋涉,穿过平原上的稻田和沼泽,徒步涉过涨水的河流,躲避政府军队,还要常常遭遇空袭。出发不久,他们就被敌人发现了,双方在9月9日和14日交战,随后,政府军紧紧地跟在了他们后面。
几个人在交火中丧生,还有几个人逃跑了,切让另几个意志消沉和被吓坏了的人走了。与以往一样,密探又出现了。切向卡斯特罗报告说:“卡马圭农民没有什么社会觉悟,我们不得不面对无数告密者带来的后果。”
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切的共产主义背景的宣传。9月20日,在与切的队伍在平原上交战后,巴蒂斯塔的参谋长弗朗西斯科·塔贝尔尼拉将军报告说,政府军的部队“摧毁”了由切·格瓦拉领导的百人纵队,而且掌握了证据,可以证明切的起义军队伍是“受过共产党的培训”。
实际上,事实的确如此。切后来对卡斯特罗解释说:“他们在(交战后丢下的)一个背包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整个纵队每个人的姓名、地址、武器和弹药情况。另外,纵队中的共产党员(帕布罗·聂鲁达)丢了一个背包,里面装着一些共产党的文件。”
只有政府军的追击似乎还不够糟,在靠近艾斯卡姆布雷的时候,切知道队伍正在进入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这里充满各路对手和各种阴谋。这个地区有各种各样的武装团体,他们都想影响和控制这一区域。10月7日,切还在路上,一支来自艾斯卡姆布雷的起义军代表团前来拜访,向他“大吐苦水”,抱怨从稠蒙的革命指挥部分离出来的埃洛伊·古蒂埃雷斯·梅诺尤建立了自己的“艾斯卡姆布雷第二阵线”。两支队伍处于公开敌对的状态,每方都想开拓自己的领地。古蒂埃雷斯·梅诺尤曾经暂时扣住了维克托·博尔登·马查多,他是在拉斯维亚斯活动的“7·26”游击队领袖。现在双方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切传话让博尔登来见他。切在日记里写道:“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有一大堆脏抹布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清洗。”
除了要在古巴中部开战,卡斯特罗还命令切“统一”各部,控制他们,不过切无法太过依靠“7·26”运动组织的帮助。到目前为止,平原的经验告诉他,他的天然盟友是人民社会党。
切的到来给了人民社会党一个黄金机会,让他们可以在武装斗争中扮演中坚角色,这是该地区其他团体一直拒绝让他们扮演的角色。在拉斯维亚斯北部亚加耶的乡村地带,人民社会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阵线,由65名武装人员组成,由菲利克斯·托雷斯领导。
切一到这个地区,人民社会党就迅速派出特使向他致以问候。他们为切提供向导和资金,而且答应切,一旦他在艾斯卡姆布雷安置下来,他们会给他提供用于宣传的无线电发射机和油印机。切十分感激,他接受了,并且要求与拉斯维亚斯的人民社会党领导层取得直接的联系。
切的队伍在泥沼中又艰难行进了一周,其间饱受敌机骚扰。他们筋疲力尽,徒步走过了600多公里,穿过了半个古巴,抵达艾斯卡姆布雷山脚的一座农场。应切的要求,一名人民社会党官员在这里与他们碰面。
卡米洛也和人民社会党取得了联系。他的总队转头向北行进,抵达亚加耶,菲利克斯·托雷斯的队伍驻扎在那里。10月8日,两个人见面。托雷斯很高兴让自己的队伍接受卡米洛的指挥,卡米洛也高兴地接受了他。自此以后,两支队伍仍保持相对独立,但是互相配合行动。卡斯特罗对这样的安排也很满意,他命令卡米洛不要推进比那尔德里奥,而是待在拉斯维亚斯,支持切的行动。
接下来的几天,切和他的人马进入艾斯卡姆布雷山区,迪亚兹再次拜访切,帮他协调所有事宜。他每次离开的时候都对切的领导能力留下更深的印象:“切很了解自己的手下:谁来自革命团体,谁从工人或农民成长为起义军士兵,谁因为没文化才持有反共思想。切用战斗精神评估他们,不过他知道如何分辨哪些人是左,哪些人是右。”
与以往一样,这是一支杂牌军。除了相对来说缺乏经验的米纳斯德尔弗里奥毕业生,切还带着自己的门生。除了共产党人里巴尔塔和阿科斯塔,还有他的副手拉米罗·巴尔德斯。年轻的奥斯卡·费尔南德斯·梅尔医生也来了,切喜欢把他戏称为“小资产阶级”。
接下来是一批忠诚的年轻人,带领着“敢死队”的乔尔·伊格莱西亚斯、吉尔·帕尔多和小牛仔,以及阿塞维多兄弟。另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像“黑人”拉扎罗。
还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的命运将与切永久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次战争后都成了切的私人保镖,而且跟切一起参加了未来的游击历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政治没什么概念,只是渴望历险。
是什么让切对他们有如此的吸引力?切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很大差异。他是外国人、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他读他们看不懂的书。作为他们的领导,他苛刻严格,他的处罚出了名的严厉——特别是对那些被他选出来要成为“真正革命者”的人。在米纳斯德尔弗里奥的时候,年轻的哈里·比利加斯和其他几个年轻人因为食物质量差而绝食,切最初威胁说要枪毙他们。最终,在与卡斯特罗交换意见后,他减轻了惩罚,让他们5天不许吃饭,“这样他们就能知道真正的饥饿是什么滋味”。这样的惩罚常常发生。他们很多次因为犯错受到切的严厉惩罚,而这些错误在其他指挥官那里可能会被忽略,或者甚至他们自己都会犯这些错误。
可是切不同,他们知道这一点。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因此对他们要求也更多。每次进行惩罚,切都会做出解释,并且会讲述自我牺牲、个人榜样和社会觉悟的重要性。他希望他们明白自己为什么受罚,他们如何能够弥补已犯的错误。当然,切的队伍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很多人半途退出,无法承受艰苦的条件和切的严格要求,可是对那些坚持下来的人而言,能“跟着切”是让他们骄傲的资本。而且因为切和他们一同生活,拒绝他的职务应该享受的额外奢侈条件,在战斗中也和他们一同面对风险,因此切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热爱。年轻人有一半是黑人,多来自贫穷的农民家庭,对他们而言,切是领路人和导师,是他们的榜样,他们想要信仰切所信仰的,不管他信仰的是什么。
尽管切努力营造的一丝不苟的革命形象,但一些被隐藏的个人弱点还是透露了出来。他和左伊拉的恋情、他对他的骡子的喜爱、他养宠物的爱好,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他也在寻找温柔和安慰,让艰苦的生活能过得轻松些。
到达艾斯卡姆布雷时,切希望他的私人信使莉迪娅也能过来。她将继续作为信使,帮他与卡斯特罗和哈瓦那进行联络。她还保证给切带一只小狗代替“欧姆布里托”,欧姆布里托是根据他曾战斗过的山谷的名字命名的小狗,他离开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时候不得不把它留在了那里。可是莉迪娅和她的同伴克罗多米拉被人出卖了,遭到了逮捕,随后“失踪”了。
切对失去莉迪娅感触良多。在她被谋杀几个月后,他写道:“对我个人而言,莉迪娅占有特殊的地位。这就是我今天追忆她、向她表示敬意的原因。”
切估算了艾斯卡姆布雷山区内相互敌对的起义团体的规模,他知道必须尽快行动,建立自己的权威,组织起有力的战斗阵线。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攻击当地的政府军队伍,切断拉斯维亚斯的所有交通,起义军计划破坏11月3日的总统选举,切的行动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现在距离选举只有两周时间了。
参与选举的候选人除了巴蒂斯塔的接班人首相安德烈斯·里维罗·奥格罗以外,还有从人民党中分裂出来的卡洛斯·马尔克斯·斯德林和名誉不佳的前总统拉蒙·格劳·圣马丁。人民没什么热情,投票的人数预计会很少。
相比之下,起义军的力量越来越强。在越来越多的公众眼中,掌握着古巴未来的是那些留着大胡子和长头发的游击队员,而非哈瓦那衣冠楚楚的政治家。借着声望的提高,卡斯特罗想利用大选之机在全国范围发起进攻,这次他希望民众能团结起来。除了交通停运,卡斯特罗下令消费者联合抵制购买彩票、停止购买报纸和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以及庆典;公民仅购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为让人民知道自己反对选举,卡斯特罗还威胁所有的候选人,说要让他们坐牢,甚至要他们的命。
为了实施他下达的命令,卡斯特罗派出新的队伍在奥连特和卡马圭活动,并且下令让胡安·阿尔梅达开始包围圣地亚哥市。他还取消了对城市行动小组的限制,9月,行动小组在哈瓦那几次攻击行动引起了轰动。
同时,政府的政治镇压也没有停息。几起警察杀害平民的事件让民众出离愤怒、怨声载道。9月,切在卡马圭的一支队伍中了埋伏。18名起义军战士被杀,包括伤员在内的11名被捕人员被草草处决。
古巴革命还吸引了千里之外的参与者。美国国务院仍然禁止向古巴政府运送更多的武器,巴蒂斯塔开始转向其他人寻求武器供应。当听说古巴购买了15架英国海怒式战斗机,卡斯特罗的中间人呼吁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中止战斗机的销售,可是对方并未理睬。作为回应,卡斯特罗下令没收所有英国人在古巴拥有的产业,而且号召公众抵制英国产品。
卡斯特罗和华盛顿开始了一场口舌之战,这就像是为了将来他们之间的决战进行的一场彩排。起义军要求白宫撤回美国派往古巴的军队,白宫拒绝了。起义军在一次伏击中短暂扣留两名美国德士古公司的雇员,这件事发生之后,美国国务院暗示可能会“采取行动”。
10月底,巴蒂斯塔撤走了守卫尼卡洛锡矿(美国人经营)的士兵。劳尔的部队占领这座锡矿的时候,美国海军派出了一艘运输船,由一艘航空母舰护航,撤离那里的55名美国平民。美国国务院含糊地发出威胁,如果再有劫持美国人质的事件,他们就会采取报复行动。
卡斯特罗很快发出了自己的警告作为回敬,如果美国国务院“让它的国家参与侵犯我们主权的行动,我们当然知道如何光荣地捍卫自己的主权”。
自从政府军的军事进攻失败后,越来越多的报告显示军队中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卡斯特罗利用所有机会宣传自己对古巴军队人士的称赞,同时也极力劝说他们重新考虑,是为“暴政”服务,还是为他代表的“祖国”服务。任何选择后者的军官或士兵,只要带上他们的武器,都欢迎来到起义军的“自由区”;他们可以继续享受当前的薪金待遇,而且在战争结束后,他们还能得到免费的食宿。他再次给康迪洛将军写信,劝说他领导军队起义,反抗巴蒂斯塔,可是康迪洛仍然没有表态,他们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将继续到最后。与此同时,卡斯特罗的一个代理人也试图说服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军官叛逃并组成一支自己的队伍。此举将成为卡斯特罗进行宣传的重要武器,而且将加速政府军的瓦解。
马埃斯特腊山区内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多亏一名从餐馆来的厨子,卡斯特罗又能吃上美食了,他的体重也增加了。他有自己的吉普车,发电机不断提供电力。他有时间读书,用留声机听经典唱片。只要有需要,他还可以通过电话和外面的世界对话。塞莉亚也在他的身边。生活是愉快的。
卡斯特罗对未来很自信,但并不自满。在奥连特,起义军现在的人数超过了800人。有在夏季的战斗中缴获的物资,而且还有源源不断来自国外的武器供给,武器和弹药的供应不再短缺。他对收获的蔗糖征税,每包250磅的糖征收15分的税。奥连特的糖厂,包括美国人拥有的糖厂,都开始交税了。他成功地筹集到了资金。起义军现在甚至还有规模不大的空军,这支队伍由佩德罗·路易斯·迪亚兹·兰斯指挥。
同时,卡斯特罗公布了他计划已久的土地改革法案,该法案被称为“马埃斯特腊山区1号法案”。他承诺将国有土地和巴蒂斯塔拥有的土地分给没有地的农民,每个人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150亩,那些有着大量“闲置”土地的人,如果其土地被没收,将得到补偿。最重要的是,卡斯特罗向与共产党公开组成联盟迈进了一步。10月底,一个新的劳工阵线“全国工人联合阵线”公开宣布成立了,其中就包括人民社会党。
在劳尔的第二阵线,人民社会党和“7·26”组织建立了一个政治军事联盟。9月召开的“农民大会”由劳尔主持。同样,在到达拉斯维亚斯之后,卡米洛立刻开始筹划召开“全国糖业工人大会”。尽管这个会议直到12月起义胜利前夕才召开,可是卡米洛的动议是一系列行动中的一步,这些行动最终导致“7·26组织”和人民社会党合并成为以卡斯特罗为领袖的新的古巴共产党。
切在横穿奥连特和卡马圭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土地改革,不过他现在正忙着让自己生存下去,没有太多精力顾及到土地改革。启程前一周,在卡马圭东部的稻米产区,切劝说一座大型私人农场的工人组成稻米种植者工会,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响应。“一个有社会觉悟的人在这里可以大干一场,”他后来对卡斯特罗说,“这里有丰富的植被,人可以藏在其中。……一支30人的武装游击队就能在这里大干一场,在这里革命。”
切还必须面对另一类敌人。在10月16日进入艾斯卡姆布雷山区后,切发现自己陷入了这里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古蒂埃雷斯·梅诺尤的革命指挥部分部组成的“第二阵线”不仅敌视当地“7·26”组织的领袖维克托·博尔登,也与福尔·稠蒙领导的革命指挥部官方武装力量不合。“7·26”组织内部也有纷争。
切刚在一个叫洛斯加维兰尼斯的地方建起临时营地,就有一个古蒂埃雷斯·梅诺尤的第二阵线的军官来与他接触。虽然这个组织有反共思想,而且也以土匪作风闻名,可是切很想看看是否有可能与之建立某种形式的反巴蒂斯塔联盟。10月中,切和他的人出发前往第二阵线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军网耶稣·卡里拉斯的营地。他们到达其营地时,卡里拉斯不在,可是他留下了一张威胁性的告示,警告说“任何部队不得通过这一区域,通过此区域的部队,第一次将得到警告,第二次将被驱逐或消灭”。
卡里拉斯返回营地时,切看见他已经喝掉了半瓶酒。切称他不能“容忍”卡里拉斯使用“警告”这个字眼,而卡里拉斯解释说这个告示只是针对革命指挥部那些到处抢劫的战士的。切离开了,他认为卡里拉斯只是在使用外交辞令,卡里拉斯是他的“敌人”。
切接着到了革命指挥部的总部,会见革命指挥部的领袖福尔·稠蒙和罗兰多·库贝拉。他们同意与“7·26”运动组织合作,但是拒绝与第二阵线或共产党人进行任何对话,而且强调,在与切的联合协定中,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切提出了另一个办法,建议他们制定“办法,划分其他组织的队伍可以自由行动的势力区域”。切还建议联手攻击政府军要塞所在地吉尼亚德米兰达镇,之后革命指挥部和切的队伍分享缴获的武器。“他们原则上接受,可是没有什么热情。”切在日记里写道。
进展虽然不大,但是至少切有些许进展。切让拉斯维亚斯的新任“7·26”组织负责人安瑞克·奥尔图斯基来见他。奥尔图斯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抵达切的营地,游击队员们正在一堆营火旁走动。奥尔图斯基走近,想要辨认出每个人的脸。“我记得报纸上登出的切的样子。没有一张脸是他的。不过有一个人,中等身材,留着长发,戴着一顶贝雷帽。他的胡子不十分浓密,穿着一件黑斗篷,衬衣敞开着。在营火的映照下,他嘴旁的两撇小胡子让他看起来像是个中国人。我觉得像成吉思汗。”
双方第一次见面并不顺利。奥尔图斯基是波兰移民的后裔,出生在哈瓦那。他被培养成一名工程师,可是却把自己的事业放在一边,参加了革命。他帮助组织了“市民抵抗”网络,是“7·26”全国代表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是一名反共分子。
他和切立刻产生了分歧。切建议抢劫拉斯维亚斯的银行来获取资金,奥尔图斯基和他的伙伴激烈反对。切在日记里写道,他们反对自由分配土地,而且很注重金钱利益,尤其是奥尔图斯基。
10月22日,切和当地“7·26”组织成员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在第二阵线指挥官佩纳造访切时又出现了。切在日记里写道:“他一开始很友好,可是后来就露出了本来面目。我们亲切告别,可成了公开的敌人。”
佩纳警告切,让他不要攻打吉尼亚德米兰达,那里是他的地盘。切写道:“当然,我们没在意他的警告。”可是在切进攻之前,他的人需要新靴子,因为在长途跋涉之后他们的靴子都走烂了。他得知“7·26”组织运来的40双靴子被第二阵线“侵占”了。对切来说,已经不能再容忍了。他和第二阵线之间“正酝酿着一场风暴”。
10月25日,当地的“7·26”游击队首领维克托·博尔登终于来见切了,他立刻被降了职。切发现博尔登有越权行为,而且还撒谎说和卡斯特罗见过面。切把他的军衔降为上尉,而且命令博尔登的200余人带着武器,听从他的调遣,否则就必须离开山区。
当天晚上,革命指挥部的领导人告诉切,他们没有条件和切一起在第二天攻打吉尼亚德米兰达。切很怀疑他们的说法,没有他们,他也会发动攻击。第二天晚上,切和他的人马前往吉尼亚德米兰达,用火箭筒向兵营开火。可是第一发炮弹没有打中,敌军士兵开火还击。紧接着是一场激烈的交火,中间切的人又用火箭炮发射了三枚炮弹。起义军开始落入下风。情急之下,切自己拿起火箭筒,第一炮就打中了敌军兵营。兵营里的14名士兵立刻投降。
虽然敌人投降了,可是切对战斗结果并不满意。“我们只缴获了很少的子弹和8支步枪,因为大量弹药被浪费了,手榴弹也被用掉了。”另外,两名起义军战士死亡,7名受伤。到黎明时分,他们安全返回山里。在返回营地前,切特意在革命指挥部的营地附近留下了一辆吉普作为“礼物”,作为他们没有参加的这场战斗的纪念品。
不管是否有其他力量的帮助,切决定继续向政府军施压。接下来的一个晚上,他出发攻击了希基马要塞,该要塞有50名守军。这一次他更加谨慎,当被告知无法找到适当的地方发射火箭炮时,他终止了此次攻击。10月30日,切回到山里,接待了来自圣斯皮里图斯、卡巴古昂、弗门托和普拉塞塔斯的“7·26”行动组织首领。所有人都对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其所在城镇的攻打计划表示同意。“他们也同意抢劫银行,”切写道,“而且答应提供帮助。”
切开始组织人马与当地的行动组合作进行系列攻击,攻击将在11月3日大选当天进行。然而,在战斗打响的前夜,圣斯皮里图斯的行动组首领焦急地来见切,他对切解释说,当圣斯皮里图斯的“7·26”组织领导人得知抢劫银行的计划后,拒绝提供一切帮助,而且还说如果计划继续进行,他们甚至会阻止。很快,切收到了拉斯维亚斯的“7·26”组织领导人奥尔图斯基的来信,他在信里命令切放弃抢劫计划。
切的计划又一次被平原的同伴破坏了。就在商定好的发动攻击的那一天,城市行动组的人根本没有行动,反过来还威胁对切发动攻击。
切还是决定要做些事情,他下令从三个方向对卡巴古昂进行攻击,这一次还是先用火箭炮打头阵。然而凌晨4点左右,上尉安赫尔·弗里亚斯报告说无法开火,“因为警卫队员太多了”。切十分生气,在日记里写道:“这个上尉的优柔寡断让我们威信扫地,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攻打卡巴古昂,可是却一枪没打就撤退了。”
第二天早上回到艾斯卡姆布雷后,切下令当晚攻打希基马,可是这次的攻击又一次夭折了,因为安赫尔·弗里亚斯无法找到“适当的开火位置”。可是拉斯维亚斯全省传来的好消息冲淡了这一系列失败带给切的沮丧情绪。
切的行动和卡米洛在北部的进攻行动让拉斯维亚斯的大部分交通在大选当天陷入瘫痪,很多选民放弃投票。古巴的其他地方情况也差不多。从全国来看,起义军的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只有不到30%的选民到选举站投了票。和预料的一样,里维罗·奥格罗赢得了选举,他将在4个月后就任总统。起义军决定让他在2月24日的就职典礼无法举行。
切花了几天时间在山里检查卡贝莱特德加萨斯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这里将是他的后方根据地。他检查了壕沟和防御工事的建设、食物以及弹药的储备情况。工程进展顺利,几座住房已经建设完成,可是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切还是组织了将近200人加入到工程建设中。他按照米纳斯德尔弗里奥学校的模板建立了一所新兵学校,为了纪念他死去的朋友,他将学校命名为“尼科·洛佩兹”,共产党人帕布罗·里巴尔塔再次出任这所学校的政委。几天后,他的新联络员抵达这里,开始架设战地无线电系统,这套系统是人民社会党赠送的。而且油印机也运到了。11月中,切创办了一份名为《民兵》的报纸。很快,这里还会有发电厂、医院、制烟厂、皮革和金属加工厂以及兵工厂。
在艾斯卡姆布雷,几个人加入了切的队伍,这几个人未来将与切有着密切的关系。圣克拉拉的“7·26”组织派了一个聪明认真的年轻人,他叫奥兰多·伯雷格,是一名来自奥尔金的学会计的学生。切和他很快成了最好的朋友,可是第一次见面时,切对他态度很傲慢。
“我没有得到友好的接待,”伯雷格回忆说,“他十分粗暴,十分冷漠,而且对学生态度轻蔑。”切的保镖之一奥兰多·“欧罗”·潘托哈老练地介入进来,他建议切让伯雷格帮他管理资金。切同意让伯雷格作为财务人员留下,可是命令他首先要在卡贝莱特德加萨斯接受军事培训。
在训练营,伯雷格和活泼的“7·26”游击队员耶稣·苏亚雷斯·加伊尔成为朋友,他因为一头金发而获得了“金毛”的外号。苏亚雷斯·加伊尔原来是卡马圭的学生领袖,他放弃了建筑学院的学业,加入了“7·26”组织的队伍。他很聪明,爱开玩笑。战争结束后,他和伯雷格一直是好朋友,而且成为切最信任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