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中国贪官不断
1.请各位读者想一下古代王朝封建统治者他的目的是什么？
2.为了达到目的 封建帝王会做什么？
3.帝王为了达到目的要如何执行？
......
......
其实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 分别是
1.维护统治
2.愚民:手段包括但不限：教化、让人疲于奔命
垄断财富:盐铁专营
控制官员陟罚臧否
掌握法律发行权、解释权
宣扬正统性以减少士族阶层反对:清军入关后宣称为炎黄后人
3.首先，皇帝不可能自己去监督科举 更不可能自己去村里面收税
帝王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来帮助自己 易得：官僚集团和皇帝是合作关系 官僚是皇帝手脚的延伸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皇帝需要“安抚”民众 让民众心甘情愿的顺从自己的统治
客观事实：在王朝初期 由于 人口/土地 较小 以及相对便宜的官僚供养成本
民众温饱很容易满足 这时候的统治者只要不是傻子或者大兴土木 王朝很容易强盛繁荣
在后期 由于人口增加 导致内卷 同时皇帝为了维持日渐臃肿的官僚体系（也就是自己的手脚） 不得不增加赋税或是默许官员进行合法性伤害（苛捐杂税）
至于为何官僚体系会臃肿？ 很简单，大家都往里面拼命塞自己人
官僚诉求：增大家族影响力，在从官僚体系中获取最大利益——地位、财富
皇帝诉求：制衡各方势力，维护皇权， 确保天下一个姓——统治稳定
百姓诉求：吃饱穿暖 老有所依 病有所治——基本人权
看似挺好兼顾，不是吗？ 实际情况如下
皇帝和各个官僚集团为了维护各自利益，拼命塞人 相互坑害
导致民众供养成本越来越高 高过临界值 发生民变
朝廷镇压成功 但皇帝产生不安 增加军费 民众赋税再次提高
镇压失败 天下换个姓
这个问题有个更直观的名字——王朝周期率
如何跳出王朝周期率呢？ 王朝覆灭是由于统治者合法性的丧失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来说说 当代政府获得合法统治的途径
1.思想 譬如 纳粹德国 法西斯日本 ......
统治者通过限制民众获取外界信息渠道或是不断地对民众进行洗脑来获取合法性
2.发展经济 这常常出现于因为思想灌输失败而导致大范围民变的国家（全斗焕时期的韩国）或是资源型国家 譬如 沙特、俄罗斯 他们只需要贩卖石油就可以轻松的让国民过上好日子
3.对外战争 这常常出现于经济下行的国家，此时统治者为了转移矛盾 便会大肆宣扬对外仇恨 将过错全部归咎于外族（举个不太恰当例子：清政府煽动义和团）
4.选票 这也是当今世界大部分政府的合法性来源 民众通过选票选举地方官员以及政府首脑
5.全过程民主 这是中国特色民主 有别于西方的政党选举 是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中国道路；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 [4]
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注意几个关键词：“全”“过程”“人民”。
第一，它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具体而言，有两个要求：一是“一切为了人民”，要始终将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一切依靠人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体人民都能参与的一种民主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要“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
“人民”民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西方式民主的重要特征。西方式民主虽然也标榜“人民主权”，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其基本的运作逻辑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政治社会权利很难得到保障，不仅自己参与无门，代表他们利益的主张也很难进入政策议程，更难变成实际的政策；即使变成了政策，也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第二，它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性是民主的内在要求。战后西方式民主最大的一个失误就是窄化了民主的过程，将民主单纯理解为“竞争性选举”。事实上，民主在古希腊诞生之时，从民主决策到民主监督，公民都是参与其中的。1942年，熊彼特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最小化的民主定义：民主就是一种选择政治精英的制度安排。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标准就是，是否存在竞争性选举。后来，他的这个定义就成为西方民主研究的标准定义。但是，熊彼特的最小化民主定义极大地限制了民主发展的空间，不仅削弱了民主的丰富性，而且破坏了民主的过程性，将民主只限于投票选举。这样的民主观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连西方学者自己都发出了“没有治理的民主”这样的感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相继兴起参与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纠正这种民主观的偏差。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推销民主时就是按照“竞争性选举”的标配来设计民主制度，结果不仅造就了大量的空壳民主，而且在很多地方激化了固有的社会矛盾，甚至引发严重冲突，包括族群冲突和宗教冲突等。对此，西方学界进行了很多反思。我们翻译了其中的一些成果，例如，科利尔的《战争、枪炮与选票》、斯奈德的《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冲突》，里面有大量惨痛的教训。因此，在人民民主前面加上“过程”两字，强调民主的“过程性”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为什么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的特色。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全“过程”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而这个党是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的，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是“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与之相比，西方式民主是不同的政党和利益集团为了各自所代表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进行的博弈。从国家治理的过程来讲，中国的全“过程”民主的“过程”是一个合作治理的过程，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强调共治共建共享；西方式民主的“过程”则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不同政治力量相互较劲，各不相让。合作治理追求的是共识，形成的是最大公约数；零和博弈追求的是一己私利，导致的往往是社会撕裂，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利益遭到忽视。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和政党极化等现象正是这种零和博弈的结果。
在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达尔曾天真地以为，各种利益集团有平等的机会参与角逐，国家会公平地对待不同社会力量的诉求，通过博弈最后达到一种竞争性均衡的状态。但是，20世纪80年代他痛苦地发现，这三个基本的假设都不能成立，国家政策常常被大型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
第三，它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笔者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民主的主体要“全”，必须将“全体人民”都纳入民主过程，要特别注重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参与渠道的问题；二是参与的内容要“全”，人民尽可能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公共事务，大到国家的立法，小到邻里之间的鸡毛蒜皮，都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三是覆盖的范围要“全”，要构建环节完整的民主体系，实现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要求，从立法、行政到社会生活，从中央、地方到基层，都要建立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民主制度；四是民主的流程要“全”，既要重视民主选举，也要重视选举后的治理，要形成民主程序上的闭环，不能像西方式民主那样“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 [1] 。
我们发现 对于封建统治者 上述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实现 自然也就无法解决周期率了 只能缓缓的看着自己死去
即使实现，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换汤不换药...........例如
袁世凯称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