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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衣先木古丽|匈奴对统一中国北方的贡献

2023-04-20 08:41 作者:中国大黄鸭鸭  | 我要投稿

  〔摘 要〕匈奴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民族,作为我国北方的强大游牧民族,它曾经对古代东方以及古代欧洲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它以蒙古高原为自己的主要活动地区,同时也控制着我国北方的广大草原,匈奴在其兴起的过程中逐渐统一了北方的许多民族,对我国北方民族的融合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战国时期,匈奴分布于燕,赵,秦以北地区,秦汉之际势力强盛,统治大漠南北,建立了北方草原上第一个游牧民族的大帝国。历史上,它是一个以国家政权实体形式与中原王朝发生持续作用的显赫民族。它对中国北方统一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关键词〕匈奴;统一;中国北方;贡献

  〔原作者本文原作者为阿衣先木古丽·木天力甫

  〔 本文原作者单位为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

匈奴人曾经开发、建设、守卫的内蒙古大草原


  匈奴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它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部族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各种密切的关系,又一方面是由于它与同时迁入中原的各族在不同时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融入到汉族和其他少数部族之中。

  过去我国的史家过分强调匈奴和汉族之间的战争和分裂,强调匈奴统治阶级的侵扰和掠夺而忽视匈奴人民的辛苦劳动,忽视匈奴与汉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更忽视匈奴以及与匈奴有关各族同汉族人民在一道所进行的反压迫,反剥削联合斗争和起义运动。现在看来这种态度是有失偏颇的。


  一、匈奴族的族源

  司马迁在其历史巨著《史记》中最早提到匈奴的族源问题。他把战国末以头曼为首的民族称之为匈奴。不管司马迁对匈奴族的形成和发展究竟如何看待,但这一时期,确实是匈奴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因为这一时期正是匈奴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由衰弱向强大,由分散到统一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由不同的部落结合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的过程,即匈奴民族形成的时期。

  匈奴名称的出现,正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形成。因此,匈奴族是一早已存在于北方的某一强大部落为主,吸收融合了从夏,商以来活动与北方的鬼方,猃狁,狄,戎等各种部落,甚至还包括由中原北上的一部分华夏族,经过长期的融合,在战国后期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从它的族源方面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北方的许多部落,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则是从其建国后期才形成的一个民族。

匈奴人曾经开发、建设、守卫过的内蒙古大草原


  二、匈奴政权的形成和发展

  匈奴政权的形成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从上古到公元前三世纪末,是从原始氏族,经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时期。第二,从公元前三世纪末(从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即为时期),到公元后一世纪中叶(即公元前49年,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降汉,北匈奴第二次西迁),是匈奴奴隶主政权的建立时期。第三,从二世纪到五世纪,是匈奴作为中国境内少数部族之一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时期。在此时期起,匈奴的统治阶级统治着汉族,匈奴以及其他各族在黄河流域成了立了三个临时政权。

  匈奴的政权可分为极盛与衰微和分裂两个时期。

  1、匈奴政权的极盛时期。从公元209至128年,即冒顿,老上,军臣三单于时期,相当于中原王朝从秦二世元年到汉武帝元朔元年。

  自匈奴部落联盟成立以后,势力突破长城,占领了河套以南的地方。这些部落和部落联盟大部分是以游牧和射猎为生,他们拥有广大而肥沃的牧场和森林,具有各式各样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对于匈奴奴隶主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利益,所以草原的贵族大人们都对冒顿单于忠诚拥护。冒顿,老上单于两代是匈奴政权的极盛时期,同时也是奴隶社会的形成时期。匈奴政权在草原的内部和边缘还拥有很多的被征服和被奴役的部落。

  2、匈奴政权的衰微和分裂时期。从公元前 127 到公元91 年,即从伊稚斜单于到北匈奴第二次西迁。

  匈奴政权的逐渐衰落,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衰落的原因,最基本的是由于这个强大政权,没有统一的密切的经济联系,没有严密的政治制度,因此它是维持不久的。另外,促使其迅速走向衰落的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匈奴内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严重消弱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受到汉朝武装力量的打击。这两个原因互相影响的。

匈奴人曾经开发、建设、守卫过的内蒙古大草原


  三、匈奴对统一中国北方的历史贡献。

  匈奴对统一中国北方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匈奴在中国北方游牧经济文化形成中的历史贡献。

  完成了适应气候,地理环境特点的经济转型,创制了北方青铜文明。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是北方生产力得以持续发展。从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开发利用角度来讲,匈奴经济具有显著特点:

  (1)所经营的畜类品种与「匈奴故地」的草场植被相和谐。《史记》载「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这不仅不必像原始农业那样操石器在土地进行劳作,也避免了畜养驼类大畜为主而损害灌丛嫩枝。尤其是「它可以把绿草和灌木这类人们不能直接利用的能源转变为可资运用的食物产品:奶、血、肉」。

  (2)农业经济在自然条件,地理环境适宜的年份,其畜产量会逐年几何式地增长。

  (3)牧业生产方式本身,对草原生态环境有益而少害。(载畜量是近些年显现出的问题,在古代人畜的数量恐尚不足以使其显现)。

  (4)尤为重要的是,牧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对自然生态抱有和睦姿态。

  创制北方青铜文明,铸就了草原游牧文化鲜活,淳朴的底色。人们通常将文字,城市,青铜器视为研究和印证商代文明的三项标志。这从研究方式方法上着眼,具有三个渠道或三种方法以供研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流传的状况,正反映了北方游牧经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史迹。除了青铜器本身具有相对先进性外,还反映出游牧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度高,尤其不能不体察到从事牧业生产的众多人们的辛勤且具有开拓性的历史奉献。

  牧业经济形成的本身,是北方民族的一次开发性行为的新方式。较之原始农业,是更高更先进的人类生产及开发形式。这是由匈奴及其先人完成的。

  骑马术的发明使北方族的生产,生活及社会发展充满生机。游牧经济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从少量的饲养向成群的游牧经营,不仅是形式数量的演变,更重要的是游牧所必需的骑术在其间的产生和发展。

  骑术创始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完善骑术并使其开始发挥整体社会受益的是匈奴。骑术的产生和日益完善不是仅仅关涉到劳动者个体的一项技能问题,它在游牧经济文化中还起着内在动力作用,是使牧业社会产生爆发力的潜质要素。驯马的成功实践,使分散的匈奴人凝聚为强大的部落联盟,打破了血缘的民族关系,出现了以地缘为核心的领地,故土和故乡的概念,为游牧国家「百蛮之国」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据考古学家田广金先生推测,当时的游牧部落已经是「以马上战斗为国」,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

  至于鞍马文化在中原的出现和发展,则是汉族学习北方少数民族骑射的产物。没有「胡服骑射」就没有震惊世界的秦骑兵,也不会有号称「世界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

  成功采用「北方行国」统御方式,开启了以经济交流要求为本质的农牧经济集团间玉帛伴金戈的历史巨幕。与游牧经济相适应,匈奴采用「行国」统御方式,开展族内外交往等实际内容,为北方游牧社会构建了主体骨架,滋养了游牧经济文化鲜活的血肉。这都为其后产生的北方游牧性社会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匈奴对中国北方政治的贡献

  在匈奴建国以前,蒙古草原被许多大小不同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割据着。那时各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情况,「时大时小,别散分离」;是「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当时分布在草原东南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的,是东湖部落联盟;分布在贝加尔湖以西和以南色楞格河流域的,是丁零部落联盟,分布在阴山南北包括河套以南所谓「河南」(鄂尔多斯草原)一带的,是匈奴部落联盟。此外还有浑窳,屈射,鬲混(柯尔克孜,古时在叶尼塞河上游),新犁等部落集团分散在草原各地。

  后来的匈奴政权,就是以匈奴部落联盟为基础,征服了上述诸部落联盟部落以及其他一些小国而建立起来的。这样,匈奴控制了东起辽河,西至葱岭,南抵长城,北到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结束了我国北方游牧部族互不相属的分散局面,实现了北方地区的统一,为后来全国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

  匈奴用和亲方式来维护和保持了与西汉的联系,和亲政策的某些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今天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有着借鉴和参与作用,汉匈和亲是当时两种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互补互助的必然结果。和亲政策的实施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有利于民族关系发展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

匈奴人曾经开发、建设、守卫过的内蒙古大草原


  四、结语

  总之,我们同意著名考古学家田广金,郭素新先生的观点:匈奴不仅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对世界历史均产生过重大影响,确实应该大书特书其历史贡献。匈奴对我国北方民族统一的贡献是巨大且不可忽视的,无论在文化,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并在开发祖国边疆和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匈奴最后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但南匈奴降汉与汉族杂居,相互往来,同与汉族诸族间的共同生活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2〕新疆地方史.新疆大学出版社.

〔3〕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6.

〔4〕马利清.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版本:第1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1日.

〔5〕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阿其图.《论析匈奴在中国北方游牧经济文化形成中的奠基性历史贡献》.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7第4期第33卷.

〔7〕郝诚之《匈奴民族对中华文化的特殊贡献》.

〔8〕马国荣.田卫疆《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8.

〔9〕王钟韩.《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12P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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