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雅琼：近代早期英国救荒知识的产生及传播——以乡绅为主体的考察

内容提要：在近代早期英国，食物不足乃至饥荒频繁发生，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存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中央政府举措之外，身为社会精英和地方统治者的乡绅阶层，为了切实解决人们的生计问题和维持社会秩序，积极探索救荒知识。从扩大食物的来源和种类到节约食物、提高粮食利用率，再到借鉴、吸取他国的经验教训，救荒知识体现了近代早期英国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反映了他们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知，是对政府策略的良好补充。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救荒知识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且其产生后依托印刷术的发展和统治者的支持，通过书面和口头传播等方式，对当时和之后的英国社会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尤其是确保了饥荒时期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除救荒之外，近代早期英国乡绅几乎在整个国家治理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她气喘如牛，扑鼻恶臭，令人作呕。眼神空洞，脸颊凹陷。皮包骨头，形容枯槁。手中破碗，空空如也。皮肤褶子，清晰可见。肚子干瘪，膝盖凸起，关节肿大。……世上生物，林林总总，难逃掌心，皆沦为腹中餐当一切耗尽，她的魔爪，不惜伸向，亲生骨肉。

 

1600年，罗伯特•阿洛特编撰出版了《英格兰诗歌》，其中一首诗歌对饥荒做了如上拟人化描述。诗中描绘的场景极其恐怖，展现出近代早期英国人对饥荒的恐惧心理。现代史学研究表明，近代早期是英国历史上饥荒较为严重的一个时期，饥荒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影响。关于近代早期英国饥荒问题，英美学者早有关注并进行研究，如今更多的学者将食物短缺或饥荒视作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探究英国为何能够较早摆脱饥荒威胁的原因。现有学术成果多利用政府档案、议会法令、官方记录等来分析政府干预举措的作用。英国史学家保罗•斯莱克、兰德尔•尼尔森和R-B.乌思怀特是此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们都从政府和地方的档案出发，考察近代早期英国政府应对粮食短缺和整顿粮食市场的政策，分析救荒政策的缘起、具体内容和实施状况。在这些学者看来，近代早期英国政府通过发布王室公告、敕令以及议会法令等，所采取的调控粮食分配和救济穷人的政策，在应对饥荒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政府策略之外，民间和地方社会有哪些对策，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近代早期的英国，乡绅既是与民众联系密切的地方精英，能够较为及时、准确地了解民众的需求，同时也常常是地方社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一治安法官的主要构成，扮演了中央与地方沟通者的角色。乡绅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受教育水平和对实用知识的追求，使其在记录、生产和传播救荒知识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乡绅，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当时整个英国社会对饥荒的认识。因此，本文以近代早期英国乡绅为主体，结合他们的作品、言论和实践来考察救荒知识的产生及传播状况，挖掘地方乡绅的出发点、举措和发挥的影响，以期理解近代早期英国能成功应对饥荒、避免剧烈社会动荡的原因。

 

一、近代早期英国的饥荒问题与地方乡绅

 

在近代早期英国，粮食收成状况极易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加之人口增加的普遍趋势，常常导致食物短缺，价格居高不下，乃至爆发饥荒。从1500年至1640年，英国食物价格持续上升：1550年价格至少是1500年的2倍，1590年达到4倍，1640年升至6倍。而在饥荒年份，食物价格飙升的速度和幅度则更大，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极大挑战。

 

尤其是十六七世纪，英国平均每四五年就会发生一次荒歉。虽然粮食歉收并不必然导致饥荒，但现代学者的研究表明，连续两年或更长时间的歉收会导致饥荒的发生。近代早期英国的饥荒年份分别为1555-1556年、1585—1587年、1594-1599年、1622—1623年和1647-1649年。16世纪最严重的两次荒歉分别发生在1555—1556年和1596—1597年。从1549年到1556年，英国农业接连歉收，尤以1555年和1556年的收成最为糟糕。1549年的粮食价格较之1548年增长了84%，而1556年较前一年上升了240%，比前后25年的平均价格高出160%（而实际工资只有平均值的75%）。从1594年至1597年，连续4年歉收，造成粮食价格连年攀升，是16世纪发生的一次“大饥荒”。据英国学者W.G.霍斯金斯统计，与前后15年（即总计31年）的平均粮价相比，1594年粮价高出约30%，1595年高出约36%，1596年和1597年分别比平均值高约83%和64%。1596-1597年是1541-1871年三百余年中食物价格上涨最快的年份。英国的饥荒问题至少持续到17世纪中叶，从1600年到1650年，几乎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严重的农业歉收或饥荒。

 

饥荒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毁灭性打击，人口死亡率往往会异常升高。在饥荒年份，大量平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四处乞讨，流离失所，变卖家当，乃至饥不择食，误食有毒食物身亡。在17世纪20年代，原本富庶的林肯郡由于食物匮乏，“数以千计的人口，卖掉所有家产，甚至连床铺稻草都不放过。他们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狗肉成了佳肴，人们到处搜寻。甚至（有人）会吃马肉”。剑桥人口史与社会结构小组统计了近代早期英国302个堂区的葬礼数目，有助于我们了解饥荒时期人口的波动状况。在1555-1556年，饥荒加上流行病的暴发，导致死亡率骤升，影响持续到1559年。16世纪90年代饥荒对人口的影响更为严重：1596-1597年和1597-1598年人口死亡率分别比往年高出21%、26%。1596-1597年，遭受死亡危机的堂区比例从前一年的8%升到12%，1598年增长到33%）在此期间，302个堂区中有1/3的堂区，死亡率升高了50个百分点。1607-1608年，死亡率较低;但在1623年，经历死亡危机的堂区从前一年的9%骤升至18.5%。

 

饥荒不仅危及人们的生存安全，还会破坏社会秩序。粮食短缺、价格居高不下的局面，往往会带来人们情绪的剧烈波动，此时极易出现骚乱活动。在1551年的诺里奇市，一群人因为不满食物价格，在面包店中攻击了面包商。近代早期英国历史上，几乎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影响波及全国的食物骚乱。其中，在食物匮乏和饥荒频发的1585年至1660年，官方文件记载的食物骚乱多达40次。此时，盗窃等犯罪现象也成倍增加。在英格兰东南部的埃塞克斯郡，1592—1594年的粮食收成较好，平均每年起诉的盗窃案件为78.6起;而在处于匮乏时期的1595-1597年，年均盗窃案件多达178.3起。可见，能否有效应对饥荒，不仅关乎个人的生死存亡，也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否）。

 

为此，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中央政府积极介入，通过王室公告、敕令和议会法令等，颁布了一系列应对饥荒的政策）尤其是1587-1630年，英国政府多次颁布饥僮敕令书，这些敕令奠定了救荒政策的基本原则。概括来说，中央政策主要有限制乃至禁止粮食出口到海外;鼓励粮食进口，免除进口关税;在全国范围内搜查余粮，用于供应市场;规范粮食买卖，禁止私下交易、囤积居奇等。这些政策在近代早期英国应对饥荒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而它们的落实则离不开以治安法官为代表的地方官员的配合。同时，中央政府制定的策略通常着眼于全国性的问题，不一定完全适应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实施效果常遭质疑。学者N.S.B.格拉斯指出，敕令书中的一些规定实则恶化了粮食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在中间商问题上，格拉斯认为粮食商贩能够平衡供求关系，其个人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社区利益相一致”。而都铎政府则试图用“粗糙的地方行政管理机器”来取代中间商，结果适得其反，会阻碍粮食从充沛区向匮乏区、从乡村向城镇的流动。因而除了中央政策之外，英国人吁求其他应对饥荒的手段来加以补充。

 

在此背景下，自中世纪起就在地方自治和公共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英国乡绅，不得不介入救荒问题。在乡村拥有地产的乡绅，不仅是社会精英，他们还常常担任着治安法官等地方关键职务，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理人。他们或出于责任感，或出于职务的要求，为谋求公共福祉、维持地方社会的安宁有序而奔波、探索。

 

首先，担任治安法官的乡绅是中央救荒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中央政府通过他们的报告来了解相关政策的落实状况。1600年7月，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治安法官向枢密院汇报饥僮敕令等救荒政策在当地的影响。他们说已将枢密院发放的信函在各集镇公开宣读，“感谢女王近期颁布了旨在压低粮价的敕令书，给穷人带来了莫大安慰”。他们称依照命令调查了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剩余谷物数量，并竭力保障市场上的粮食供应。他们汇报这些工作已初见成效:每蒲式耳小麦价格从7-8先令降至5先令，其他粮食价格的下降幅度与之类似。他们还随信附上了米德尔塞克斯郡各城镇、堂区和小村庄各种谷物的存储量，称当地粮食储备充足，在新的收获季到来前都不用担心价格上涨。地方乡绅的报告有利于中央政府及时了解政策在地方的贯彻执行情况。

 

其次，除了执行中央命令外，治安法官通过向上汇报地方的具体情况，比如游民、流浪汉等造成粮食短缺的诸多因素，进而促使中央政府采取更广泛、深入的举措）1596年9月25日，在饥荒极为严峻的时刻，萨默塞特郡治安法官爱德华•赫克斯特（Edward Hat）向财务大臣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汇报该郡的社会失序状况及粮食短缺原因。他认为，该郡当前面临最严峻的问题在于盗匪猖獗，让贫穷农夫的生活雪上加霜。“这块土地上难以数计的闲人、游民和强盗，是当今粮食短缺的罪魁祸首。”他因而建议英国所有的治安法官都要认真搜查所辖地区的流浪汉和可疑人员，将顽固不化者投入教养院或监狱，调查容纳这些人的啤酒馆、纵容他们的村警、违背法律救济他们的居民，并依照相关法令惩罚相关人员，“那么恐怕没有一个流浪汉能够逃脱法律制裁”。赫克斯特等地方乡绅的报告，对之后中央政府颁布惩治流浪汉的法令乃至制定济贫法等起到了推动作用。

 

再次，基于对地方情况的了解，乡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与中央政府存在着差异，他们或采取补充性的其他举措，或通过请愿等方式对中央政策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比如，与中央政府对中间商的否定态度不同，地方乡绅较早认识到粮食批发商等有可能起到缓解当地粮食短缺的积极作用，因而会请求中央政府放宽对粮食商贩的管控。1586年3月，萨里郡的治安法官向枢密院请愿，希望允许该郡的公共烘焙商和批发商到南安普敦郡的公开市场采购粮食，用来供应当地穷人。枢密院批准了这一请求。该举措能够快速为当地补充粮食)在饥荒年份，地方乡绅还通过限制粮食从本地流出、筹资建立公共粮仓、从其他地区购买粮食、鼓励富人救济穷人等方式，解决穷人食不果腹的问题。

 

此外，地方乡绅还致力于改良农耕技术，以提高粮食产量。据邓绍兵的研究，农书写作在近代早期的兴起是“英国农业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而“乡绅是近代早期英国农业作家的主要来源”，也是农书的主要读者、新技术的最早实践者。乡绅作者在农书中论述了种种农业技术，虽然说农书中的建议是否在英国乡村得到落实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大量农书的涌现，说明英国乡绅确实为提高农作物产出付出了较大努力。

 

除了农书写作外，乡绅还在作品中直接探讨救荒术，且内容与当时的其他作品有显著差异。在近代早期英国，与饥荒问题相关的作品大致有三类:第一类由清教徒作家撰写，他们往往将饥荒、瘟疫和战争等灾难归咎于人类的堕落和上帝的惩罚，专注于寻求宗教救赎和道德改良;第二类作者为乌托邦思想家，他们将饥荒的发生归咎于政体缺陷，进而致力于探寻完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第三类作品独树一帜，由乡绅作者写就。与前两者不同的是，乡绅作者多立足社会现实，扎根日常生活，谋求更加切实的救荒手段。

 

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对实用知识的追求，也促使乡绅关注救荒等现实问题，且有能力发表救荒册子和农书等。从16世纪上半叶开始，英国乡绅意识到要掌握权力，出身和军事实力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行政能力和知识文化更加重要，其中教育起到了关键作用。于是，越来越多的乡绅把孩子送到文法学校、大学和律师学院学习。从1580年到1640年，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的乡绅出身人数大幅增加。当时大学教育理念也发生变化，不再把培养神职人员当作唯一重要目的，开始重视实用知识的教授。由此，近代早期英国乡绅除了传统的中世纪课程外，还能够接触到许多其他知识，学习到更加实用的技能。在学校教育之外，乡绅在日常生活中把搜集、记录和探寻实用知识当作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除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实践活动外，他们通过交流、游历、阅读等方式，主动搜集当时和历史上国内外应对食物短缺的方法，并通过摘抄簿、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因此，他们记录的救荒知识体现了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当时各个群体的生存智慧。

 

二、开源节流，化解危机：乡绅的救荒之术

 

危机常能激发人去创造新知识:为缓解物资普遍匮乏的状况，近代早期英国人探索自然、充分挖掘自然资源的热情高涨。对救荒知识的关注，实际上是近代早期英国人面对经济和社会危机，探讨人与自然关系、追求实用知识过程中的一部分。休•普拉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如何应对饥荒这一问题上做出了较大贡献，被后世誉为"饥僮科学家"(Dearth Scientist)。尤其是他的《救荒新方法》(Sundrie New and Artificall Remedies against Famine）一书，为贫民渡过饥荒提供了大量建议。包括普拉特在内的乡绅，他们论述的救荒知识不仅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亲身观察、实践和看法，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民众的日常经验。乡绅在与民众交流中获取了这些知识，之后会及时记录下来，整理出版，以为更多人所知。归纳起来，近代早期英国乡绅主要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着眼阐述救荒知识，为人们应对食物短缺、渡过饥荒提供指导。

 

(一)“开源”：扩大食物来源，增加食物数量

 

饥荒时期最迫在眉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增加可获取的食物数量。在诸多方法中，提高农业产量的确是增加食物供应、摆脱饥荒困扰的根本途径。如前所述，近代早期，英国乡绅通过尝试改良农业技术来提高农业产量。例如，在农作物播种技术的改良上，休•普拉特等人通过挑选、浸泡种子来提高种子的质量，采取点播和条播的方式来改善播种效果，还设计出相应的播种工具。他们还通过农书来宣传推广这些技术。相关研究表明，经乡绅改良和宣传的农业技术确实在近代早期英国得到了应用。但是，据普拉特观察，这些技术的采纳者多为乡绅阶层，而并不能很快在普通民众中传播开来。因此，需要其他方法加以补充。在近代早期英国乡绅看来，在饥荒时期，要解决食物短缺这一迫切问题，最直接、最立竿见影的方法，在于想方设法扩大食物来源，增加可获取的食物数量。

 

首先，开辟家庭果园和菜园，能让人们随时采摘食物。普拉特在《花的伊甸园》(Flora Paradise)中对家庭菜园的强调，正是为了应对16世纪90年代食物匮乏的局面。他详细介绍了各类作物的种植方法，希望英国人能充分利用本国的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获取食物。普拉特还在《救荒新方法》中建议人们种植产量高的作物。他指出，“以往作者几乎探讨了所有的树、植物、根茎类作物、绿叶蔬菜和香草等”，“而我要把关注点集中在那些产量最大、对生长环境最不挑剔、最为我们的土壤和身体所熟悉”，而且“能为我们制作面包、饮品或其他食物”提供原料的作物上。这些作物包括大豆、豌豆、山毛樺坚果、栗子、橡子、野豌豆等。“我们若能够多种植此类作物，将大大提高食物的数量和丰富程度。”萨洛普郡的乡绅理查德•加德纳，在1599年出版的作品中，结合自己开辟菜园的经验，建议穷人种植芜菁、胡萝卜等作物来缓解当时粮食短缺、价格高昂的状况。

 

其次，充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是扩大食物来源的又一重要途径)在食物短缺时期，为增加本国粮食数量，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政府常出台政策，限制或禁止粮食出口，鼓励粮食进口)而在乡绅作者看来，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粮食，的确是扩大食物来源的有效途径，但这种方法更多有赖于政府决策。对普通人而言，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自己和家人的温饱问题，更为重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发生穷人为了果腹而误食有毒食物，以致危及他们的健康和生命的现象。因而，乡绅在作品中告诉人们哪些食物对人体无害以及如何获取。生活在16世纪的威廉•哈里森在《英格兰纪实》(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The Classic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udor Social Life)中指出：“据我所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野生禽类的数量比英国更为丰富。”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能够帮助人们度过青黄不接时期的粮食匮乏岁月。

 

再次，采用替代食物也能够有效扩大食物来源。面对粮食匮乏，近代早期英国政府曾多次颁布敕令，要求面包商烘焙以黑麦、大麦、大豆和豌豆为原料的廉价面包，用于供应穷人。英国乡绅也建议人们在制作面包等食物时，使用大豆、豌豆、小扁豆等以弥补传统粮食的不足。普拉特在作品中指出：“用大豆粉制作的面包最有营养，人们可以通过添加小茴香籽来改善口感。”“在德国，人们经常用大豆制作饮品”，“小扁豆也可以用来制作面包和饮品”。还可以“用黍或粟来制作面包，而且这两种谷物做出的面包个头更大”）“使用油菜或者芜菁，可以做出非常美味的面包，方法为:将晒干的油菜或芜菁用水浸泡，再（和面粉混合在一起）烘烤。”甚至一些植物的叶子也可用于制作食物:“将苹果树、梨树、山毛樺或橡树的叶子磨成粉，或揉碎，即可成为面包原料，同样也可以用来制成饮品。”这些替代食物可以在小麦等谷物短缺以及价格居高不下时，为穷人带来生机。

 

上述食物可能不适合当时英国人的口味，为此，普拉特提出了解决方案。比如，如果不喜欢吃大豆或豌豆做成的面包，人们可以在将大豆、豌豆磨碎做成面糊前，往里加入大茴香籽油、欧亚甘草汁或小茴香籽油，或者直接添加大茴香籽、欧亚甘草或小茴香籽。这样一来，“你会发现，做成的面包非常可口，而且很有营养”。此方法也适用于其他原料做成的面包。然而，出身较富有家庭的普拉特，未充分考虑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添加香料来调味的建议，超出了许多英国人的经济承受范围，可行性有待进一步考证）在饥荒年份，对普通人而言，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能够果腹和求生的问题，而无能力对食物口感提出更高要求。

 

在近代早期粮食短缺之时，民众和当局都意识到，应该限制麦芽酒尤其是高浓度酒的酿造，以节约有限的粮食。1587年颁布的敕令书要求各级官员限制用大麦制造麦芽的活动，关闭不必要的啤酒馆。但以麦芽酒为代表的饮品在当时英国人的饮食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他们获取能量的一大来源。因此，人们需要在麦芽紧缺时制作其他饮品来代替。普拉特建议人们平时要多收集石南（多生长在英国北部地区）的嫩枝（以及花），将之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将收集的石南嫩枝）晒干，注意防潮防腐，这样你便能随时随地制作可口又廉价的饮品了。制作时只需将它们放在水中煮沸即可，根据自己的口味酌情添加原料。”他还告诉读者这种方法的来源和功效:“这是我们时代一位极有声望的医生推荐给我的，他本人经常饮用该饮品。因为它不仅非常可口，还有益于健康:不仅对我们的肺有好处，还有助眠的功效）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在饮用时加点甘草汁。”此外，普拉特说他听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es Draka）先生讲述过一种饮品的做法:将白开水与醋以适当的比例混合在一起。该饮品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夏季饮用，能使人凉爽、清醒。这是德雷克先生在海上生活的秘密饮品。还可以用燕麦来酿酒:“用燕麦酿造的饮品，不仅可以暖胃，口感也不是太差。”普拉特甚至还说，“桦树汁液比较可口、有营养，推荐人们在特殊时期饮用”；“人可以仅靠喝牛奶维生，牛奶还可以用来代替肉、酒和药”。在近代早期英国乡绅看来，这些替代性的食物和饮品，有助于扩大饥荒时期穷人的食物来源，让他们不至于忍饥挨饿。

 

（二）“节流”：杜绝浪费，充分利用资源

 

除了扩大食物来源外，杜绝暴饮暴食、挥霍浪费，也是预防食物匮乏频繁出现的关键手段。近代早期英国政府在公文中常将浪费粮食的行为视作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1596年圣诞节，枢密院就农业歉收问题下达指令，倡导忏悔和节俭:“各个阶层的人”，都应该远离“不必要的浪费和肆意挥霍”，要“满足于适量的食物，约束自己”，“饮食要节制、温和”。与之类似，英国乡绅也将食物匮乏归咎于浪费。在1597年发表的作品中，约克郡的绅士亨利•阿辛顿指出，穷人之所以缺乏足够的食物，主要由于三个因素:其一，游手好闲，怠于劳作;其二，食物充裕时期，挥霍浪费;其三，不遵从上帝的旨意，不愿脱离上述罪恶的生活方式。在英国乡绅看来，要防止饥荒再度发生，最根本的途径是节约粮食、减少浪费。

 

在1597年饥荒年间，多塞特郡的牧师彼得•巴克写道，上帝通过先知亚迦布呼吁人们：“让我们节制一点吧，不要为了吃饭而活着，而是为了活着才吃饭。我们所吃的东西，只要能满足身体基本需要就可以了……”亨利•阿辛顿也指出:那些挥霍无度、竭力满足口腹之欲的人，极易得病。如果他们能够节约粮食，将会拯救英格兰数以千计挨饿的人。在食物匮乏时期，英国政府常鼓励富人救济穷人。1595年5月25日，在发给北安普敦郡郡守的信函中，枢密院要求召集治安法官开会，号召富人捐款，用于购买粮食，再廉价售卖给穷人，以缓解市场粮食不足、粮价高昂的局面。与政府倡议和牧师说教不同，乡绅更加关注如何让贫民自救，而不是让他们依靠他人施舍）正如普拉特所言，“诚然，假如富人能够把他的一顿饭赠给所在堂区的穷人，这顿饭将足够穷人维持一周”。但他认为该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寻求更加可行的举措。

 

对穷人而言，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满足身体需要更为重要。除了千方百计扩大食物种类外，尽可能地节约谷物等原料也是应对饥荒时期食物短缺的重要手段。普拉特在作品中介绍了一种磨面机器，能够提高粮食原料的利用率。

 

如果让我来教磨坊主磨小麦粉的话，（那么将不会产生任何浪费，以至于）除非淀粉浆生产者自己使用古代方法来磨小麦粉，否则他们将没有制作淀粉浆的原料；黑面包烘焙师也得不到铁皮，无法制作马面包）horse bread）。但是我的（上述）错误能被人们谅解，因为我想（人们肯定希望获得更多的面粉）……我们得到的面粉量达到人脖子的位置，必然要好过仅仅达到人的肚子；让马挨饿要好过让它的主人挨饿……我的方法简捷、易懂、便于操作。这就是，在每个碾磨谷物的磨盘顶部，安放一个筛子磨盘，这样谷物磨在转动的同时，会带动筛子旋转，从而将面粉和铁皮分离。在铁皮被分离的瞬间，你要迅速将铁皮放回正在碾磨的小麦中：通过这种方法，你能得到大量的面粉，极少的铁皮据我所知，在德国的一些山区，人们便是用类似的方法磨面，只不过他们并不是将铁皮放回第一个磨盘中，具体如何操作，我尚不完全清楚。

 

这种双磨盘机器能够较大程度地减少磨面时的浪费，但制造该机器需要一定的成本，未能迅速传播开来。在1587年敕令中，伊丽莎白女王命令禁止用粮食制造淀粉浆，以减少浪费，从而将人的食物需求放在首位。那么，面对谷物极度匮乏的情况，英国人是否有可能在不使用任何谷物的情况下，获得淀粉浆呢？普拉特指出，人们可以利用橡树根之类的作物，从中提取淀粉。

 

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食物资源，普拉特介绍了一种让面包达到双倍饱腹效果的方法:“面包烤好后，不要立刻取出，而要让它在密封的炉子里待一段时间，待慢慢冷却后再拿出。这种面包更能满足饥肠辘辘者的需要，因为食用一份这样的面包，相当于平常的两份。”他建议人们在饥荒时期“应该吃硬的、陈腐的或磨碎的面包。这样一条面包（的饱腹效果）相当于两条新面包”。他还推荐将食物浸泡后再食用，这样可以减少人们每日、每顿饭消耗的食物数量。“将面包在火炉上稍微加热后，蘸点葡萄酒，面包就会迅速膨胀。你如果早上吃了这种面包，之后一整天都不需要吃其他东西。”“将面包与苹果、梨、李子等混在一起做成大杂-，用水泡面包，用咸肉炖汤，将食物与牛奶一起煮炖……这些食物较之干面包，更能快速填满我们的胃。”“所有种类的甜蛋糕或香料面包，都可以在水中泡一段时间再食用，这样水就会变成有营养的饮品，蛋糕或面包也不会失去原来的滋味。”烹饪方式也对食物的饱腹程度有影响，例如，“烤谷物有很强的饱腹感”。总之，在近代早期的英国乡绅看来，在食物匮乏时期，穷人应该珍惜有限的粮食，提高资源利用率，运用上述方法能够使同样或更少的原料达到多倍的饱腹效果。

 

除上述方法外，英国乡绅根据自己的游历或对他国情况的了解，向英国人介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求生方法。其中一些方法可能离奇古怪，但在极端的境遇中，或许会给人们带来一丝生机。

 

据帕拉切尔苏斯本人的证实，人可以食用新鲜草皮或泥土块，来填充胃部，达到维生几天的目的。……我听（西班牙大使）门多萨讲述过他依靠一..谷物求生的故事……他在访问一个被严重饥荒侵扰的西班牙小镇时，发现那里的人吃一种用小麦秸秆和小麦混合制成的面包条...我听说以前英国人在困难时期也有类似的做法。……我曾在书中读到，东印度人将烟草汁液和海扇壳粉混合在一起，揉成小球，然后放在嘴中咀嚼，这样既解渴又止饿，可让他们熬三四天。

 

在普拉特《救荒新方法》发表的1596年，正值英国饥荒最为严峻的时刻。因此，他认为有必要了解这些应急求生策略。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饥荒等灾难对英国人来说是一种预警，人们应该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16世纪末，清教牧师约翰•尤德尔在布道书中，呼吁英国人要吸取古代以色列人的教训:他们由于滥用肥沃的迦南之地，遭到上帝惩罚，被逐出富饶的土地，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如果英国人一意孤行，将会落得同样下场。17世纪上半叶，叙事诗作者马丁•帕克在作品中描绘了战争、瘟疫和饥荒三种灾难一尤其是“杀伤力”最大的饥荒一给德国造成的巨大苦难。他借以劝告英国人吸取教训，否则将落入同样境地。近代早期英国人为有效应对饥荒问题，极力吸取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充分调动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展现了他们开放的心态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当然，这离不开当时印刷术的发展以及外国小册子、新闻在英国的传播。

 

三、实践基础上救荒知识的传播与影响

 

乡绅不仅是饥荒知识的生产者之一，更是主要的传播者。由于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能力将救荒知识付诸文本，通过身体力行将这些知识传播开来，使我们得以在政府举措之外，了解了近代早期整个英国社会对饥荒的认识和态度。救荒知识多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依靠近代早期印刷术传播媒介的发展，对当时和之后的英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知行合一”：救荒知识的来源与传播

 

首先，这些救荒知识多来自具体的实践活动，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乡绅作者列举的建议和方法，不少源自他们本人的亲身实践、实验以及与他人的交流中获得的经验。例如，问世于1608年(普拉特去世前的几个月)的作品一《花的伊甸园》，囊括了普拉特一生开辟和管理园圃的智慧，以及他从众多园丁和其他耕作者那里请教来的知识。普拉特的实验田范围广阔，不仅包括伦敦地区一贝斯纳尔格林区的主教厅和柯比城堡周边，以及他在马丁小道的园子和哈福德郡的地产;很可能还包括埃平森林以及托马斯•赫尼奇爵士在埃塞克斯郡哥普特厅的地产，因为他经常造访这两个地方。普拉特的身体力行和两百次实验(包括亲身实验、思考和对他人实践活动的观察)，让他底气十足地宣称：自己论述的方法都经过了劳动者的实践检验。但他也承认，读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有少数可能会失败，但无伤大雅，“你们会发现绝大多数方法令人满意”。

 

其次，救荒知识虽然是通过乡绅作者的撰述而为后人了解，但它实际上反映了近代早期整个英国社会对饥荒问题的看法。因为这些知识来源于各个群体的经验和智慧，不独限于乡绅阶层。在普拉特常常咨询的人中，不仅有弗朗西斯•德雷克、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和约翰•迪伊(John Dee)等学者，还有威廉•西格(William Segar)、弗朗西斯•西格(Francis Segar)和埃塞克斯郡第二代伯爵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黑森•卡塞尔的伯爵领主莫里斯(Maurice)这类显贵。他还与伦敦及周边的各种专业人士、商人和工匠等保持了亲密的友谊关系，常常细致观察有地产的绅士以及园丁、农场主、药剂师、木匠、啤酒酿造商、面包烘焙师、淀粉制造商、金匠、书稿装订师、染匠、制皂工、火硝工、织布工、家庭主妇、旅行者和水手等的实践活动，从中了解相关技术和经验。普拉特还在伦敦经营了一家啤酒馆，便于他接触各类人群，相互探讨包括救荒术在内的各种知识。因此，救荒知识的生产者不独限于乡绅阶层。

 

再次，从日常生活和实践活动中汲取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之后，英国乡绅能够通过自己的笔墨，以较为简洁直白的方式将这些知识传播开来。普拉特指出，他希望为读者提供“一种真正实用的艺术”，“我要教你们制作食物的秘方，它可以让你们长时间不挨饿。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种方法长期为那些缄默的哲学家和专家独占，被他们秘而不宣”。普拉特的目标读者涵盖各个社会阶层）他的作品一《花的伊甸园》，名字看似典雅，其实该作品更加关注如何解决食物短缺的现实问题。虽然他在扉页上指明了作者的乡绅身份，但读者群体不限于这个阶层，他希望书中的方法可以应用到普通家庭的小块土地上。他在前言中设定了方法论一讨论实用而非理论知识）在这一目标的引导下，他在论及各类方法策略时，有意避免使用“修辞手法”，而用“平实风格”写作。这样不仅能够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而且有利于识文断字者通过口头方式向其他群体传播书中的知识。

 

此外，近代早期印刷术的发展，为救荒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在近代早期英国，每年印刷的作品数量直线上升，成本逐渐降低，极大促进了知识的积累、生产和传播。据统计，1500年英国印刷的作品题目为46个，1530年上升到214个，1600年为259个，1640年为577个。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的书籍源源不断输入英国。伦敦的印刷业尤为发达，有关饥荒和其他危机的报道，从事件发生到传播至读者手中，甚至可以不超过24小时。虽然近代早期英国的书籍印刷只能在伦敦和牛津、剑桥三地进行，但几乎所有郡都有书店或书商，人们还可以委托亲朋好友从外地采购书籍。因而，在当时英国，即使是远离伦敦的人，想要获取最新的印刷品，获知国内外的最新消息，也不是件难事。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近代早期小册子价格往往较为低廉。从1560年到1600年，书籍价格基本维持不变，未装订成册的印刷品，每页价格约为半便士。1600—1635年价格略有上升，之后又有所下降。1640年较之1560年，书籍价格上升幅度不足一倍。鉴于当时通货膨胀的状况，实际价格实质上呈下跌态势。在此背景下，许多救荒知识从原本的手稿形式得以印制成小册子公开出版，促进了救荒知识的传播）普拉特等人有关饥荒的作品，在近代早期不断再版:《花的伊甸园》一书，在17世纪重印了7次;1653年，《珠宝屋》（The Jewell House）重印。较为廉价的印刷品，加上口耳相传的传统，使得近代早期英国各个阶层一从受过教育的绅士到商贩、约曼农，再到仆从和学徒等，都能接触到包括救荒术在内的各种知识和见闻。

 

啤酒馆等公共空间的发展也对救荒知识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十六七世纪，英国啤酒馆数量激增，遍及伦敦和乡村。人们在啤酒馆中大声交谈或朗读报刊小册子，以此传播新闻、知识或者谣言。此外，近代早期乡绅作者十分注意宣传自己作品，他们充分利用小册子的扉页来吸引读者的兴趣，或者以单页印刷品的形式呈现作品，以便张贴到小酒馆、客栈或集市等公共场所。

 

更为关键的是，乡绅积极谋求世俗统治者的支持，以促进救荒术的传播和应用。在乡绅看来，避免穷人在饥荒时期挨饿是维持社会秩序和富人安全的必要保障，他们提出的策略，是以不扰乱现有社会秩序为前提的。在此方面，他们与中央政府的态度不谋而合，故易于获得支持。在近代早期英国，许多乡绅把接近宫廷或成为廷臣当作奋斗目标。他们关注饥荒问题，思考和发表救荒策略，亦是为了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以获得王室资助或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期望救荒术成为他们进入政界的敲门砖。普拉特即是如此，他积极谋求当权者的支持，试图通过自己的朋友一担任伊丽莎白女王药剂师的哈金斯（Huggins）先生，来赢得王室资助，扩大各类方案的影响力。1605年，普拉特凭借自己在农业、医学和社会改造等诸方面的贡献，如愿被授予骑士爵位。

 

（二）“化匮乏为富饶”：救荒知识的影响

 

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救荒知识，依托印刷术的发展和当权者的支持，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普拉特等人对家庭菜园和果园的倡导，有助于促进英国果蔬的自给自足，减少对外国产品的依赖。早在15世纪，阿姆斯特丹附近的一些市场菜园就在海内外颇有名气。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的菜园和果园也迅速发展起来）正如托马斯•富勒在17世纪60年代论述萨里郡的园圃时所言:“约70年前，为了获取利润，英格兰首次引入园圃种植……在此之前，我们的大部分樱桃来自佛兰德斯，苹果来自法国，还有相当数量的早熟豌豆要从荷兰进口。”由于运输距离远，价格高昂，这些食物仅仅是富人的美味珍而“自从园圃种植越过荷兰边界来到肯特郡的桑威奇，又扩展到萨里郡……这些园圃不仅提供了租金收入，让人们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还解决了许多人的工作问题。”而且园圃的产出率极高，“果实是种子的一百倍”。许多伦敦穷人开始以种植园圃为生，因为在一些季节，“园子较之耕地，能够养活更多的穷人”。1617年，伦敦郊区的菜园和果园迅速发展，雇用了上千名穷人、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参与到产品销售、除草、采集种子等各项活动中;至17世纪中叶，这些园子雇用的劳工超过了1500人，另外还有400名学徒。可以说，菜园、果园的发展，增加了不同群体参与农业劳作的机会，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种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财富和个人利益的共同发展。

 

普拉特曾尝试在园子中种植马铃薯和石榴等外来作物，通过嫁接等技术提高果树的产量。实践证明，他提供的建议不仅可行，而且有利于充分利用英国的自然资源，促进食物多样性，提高食物产出总量，带来较丰厚的经济回报。在近代早期，英国葡萄酒多依靠从法国进口，价格持续攀升。面对此种局面，普拉特提倡在本国果园种植葡萄藤，还对照料方式加以改良。他用自己在贝斯纳尔格林区种植的葡萄，酿出了“品质极佳”的葡萄酒，甚至得到法国大使的称赞。在普拉特的倡导下，贝斯纳尔格林区的果园、菜园种植蓬勃发展，出产的水果蔬菜不仅用于满足当地人需求，还不断运往伦敦市场，逐渐取代大陆欧洲在供应伦敦蔬果和花卉中的主导地位。随着英国果蔬种植业的发展，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开始，英国从外国进口的果蔬数量减少;到斯图亚特王朝，对外国果蔬的依赖程度显著降低。英国出产的苹果、梨、樱桃、卷心菜、藏红花、甘草等，开始享誉世界。

 

此外，以普拉特为代表的近代早期英国乡绅，虽然他们提出的一些救荒技术和知识在当时未能迅速推广开来，但部分内容仍产生了长远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后世学者指出：“普拉特爵士可谓所处时代最精通土壤和肥料的人。”1675年，英国最古老的科学杂志《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汇刊》，高度评价了普拉特“新近再版”的《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一书。普拉特1608年发表该作品时取名为《花的伊甸园》，1652年以《伊甸园》之名再次出现，至1675年已是第7次再版。该杂志赞扬了普拉特对社会的广泛贡献，尤其是“他通过泥灰、盐泥等肥料，促进了英格兰广大沿海地区的农业发展;他运用石灰等肥料改良土壤，使最贫瘠的土地、山区和荒地能够转变为出产谷物、干草和禾草的肥沃土壤”。在普拉特离世一个半世纪之后，1776年的《伦敦晚报》还引用了他防止牲畜破坏作物的方法。1783年10月，《伦敦纪事报》盛称以普拉特为代表的一批乡绅对英国农业的贡献:“后世很少有人超越他们的作品。”普拉特“是当时英国最足智多谋的农业专家之一”，尤其是他对新肥料的发明和运用，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普拉特“化匮乏为富饶”的道义经济观念，在他去世60年后，仍深深影响着英国社会。甚至在1948年，普拉特作品第一个现代版本出版时，编者认为普拉特的书中包含了已经失传的有关家庭经济、生态和健康的宝贵知识，十分适合战后面临物资匮乏的英格兰家庭。可见，近代早期英国救荒知识不仅包含权宜之计和应急之策，还能够产生长远的社会和学术影响。

 

结语

 

近代早期英国时常遭受农业歉收和食物匮乏的困扰，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饥荒并未对英国社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虽然粮食骚乱偶有发生，但它们多针对中间商或粮食的非法外运，而非从根本上反对统治当局。骚乱的参与者、规模和影响也较为有限，未演变成全国性的起义或叛乱。到17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率先摆脱饥荒的困扰，后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展工业革命、第一个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这既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决策，也与社会各阶层的努力、追求知识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尤其是地方乡绅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扮演了中央与地方沟通者的角色。

 

一方面，救荒知识与政府策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身为地方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英国乡绅，立足于社会现实，结合自己的阅读和实践经验，来思索救荒问题。而“向上看”的生活态度和努力跻身贵族阶层的奋斗目标，使乡绅的救荒术与中央政策之间有诸多吻合之处，尤其体现在出发点上。两者都是为了保障平民的食物来源，以维持社会秩序，促进公共福祉。正如生活在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初的休•普拉特所言，他探究日常生活的实用方法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这些方法若得到广泛应用，能给富人带来爱和安全，给穷人带来充足的生活资料和救济，给作者本人带来声望，给整个英格兰王国带来巨大益处。”共同的目标使中央政府能够接受乡绅的救荒术和其他建议，且乡绅总体上对救荒政策持支持态度，将救荒术视作救荒政策的补充，而非替代。

 

另一方面，与民众联系更为密切的乡绅在某些方面能够比中央政府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民众的需求。虽然乡绅不完全否定中央政府的救荒举措，但他们还从地方实际情况出发，强调日常生活中的应对手段。例如，在饥荒发生原因上，乡绅和中央政府均认为粮食歉收并不是造成穷人食物短缺、市场上粮价高昂的唯一原因。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更强调利欲熏心的中间商和垄断商的操控，因此常下令搜集余粮、监管谷物市场;而乡绅则注意到粮食商贩有助于缓解当地的粮食匮乏。与此同时，他们意识到许多资源尚未开发，现有食物利用率不高，强调开源节流，鼓励民众自给自足。此外，乡绅在落实中央政策时，不仅仅是政策的接受者和执行者，他们还能够通过向上汇报地方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等方式，促使中央政府采取其他举措。

 

虽然英国要彻底摆脱饥荒困扰，从根本上来说有待于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且，乡绅倡导的救荒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并非全部有效。但是，他们对饥荒问题的关注，体现了近代早期英国地方统治者和有识之士谋求社会稳定、促进公共福祉的努力，是当时整个社会探索生存之道中的一种。荒歉的发生强化了乡绅阶层关注民众利益、维护地方安宁的传统道德观和责任感，他们也竭力向上层统治者和民众展现这种态度。正如史学家约翰•沃尔特和基思•赖特森所言: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对饥荒的认识、对过去饥荒的记忆和对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担忧，实际上起到了稳固社会秩序的作用。近代早期英国乡绅面对饥荒时所表达的态度和付出的努力，其功效甚至大于救荒知识本身的影响。

 

事实上，除了饥荒问题外，拥有较多财富和较高知识水平的地方乡绅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诸多方面都发挥着较大影响力，包括开展济贫实践、解决司法纷争、推动地方教育发展、改良农业技术等。近代早期英国政府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干预，但各种法规的执行，如确立学徒制、调控工资、实施济贫法等，都需要依靠地方治安法官的配合。而且地方乡绅通过请愿、汇报、在议会中提案等方式，能够影响到一些政策的制定和更改。可以说，近代早期英国乡绅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冯雅琼，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