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范文澜（该文是其极早期观点，仅供学习参考）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了这样大规模的中国近代史讲座，我们有机会参加这个盛会， 感到很荣幸。毛主席告诉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性，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把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向广大劳动群众宣传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和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意义十分重大。文学艺术界同志们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学习近代史的人，如果能够帮着同志们收集些材料，或者参加些意见，这就是史学工作者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服务，也就是间接为工农兵服务。我们得到了这个服务的机会，所以很感到荣幸。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次规定的七个题目，都是近代史里最重要的问题。好比考试，题目出得很好，可惜学生程度欠高，考卷不一定及格。不过这是学生自己的责任，题目还是出得的很好的。

        中国近代史八十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个人意见觉得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这七个题目在四个时期里都是最重要的标志。这里我想极简单地也是挂一漏万地讲一讲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形势和划分时期的一些理由。

        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古老的封建社会。自从一六四四年满洲贵族进关做了中国的统治者，汉族极大部分地主和满洲贵族结合起来共同压迫汉族人民（主要是农民）和其他较小民族。从那时候起，汉族人民和某些中小地主以及少数民族一直反抗满洲统治者。特别是一七九六年到一八零四年的白莲教起义，一八一三年的天理教起义，一八二零年到一八二八年的新疆回族起义，使得已经走下坡路的满淸皇朝，在接连几次重大打击下，呈现动摇不稳的形势。当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感到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迫在眼前，各自准备决定命运的斗争。满族是不过几十万人口的小民族，满淸皇朝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对付农民起义的防备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样说来，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只有一个基本矛盾。那就是汉族人民以反对满洲民族压迫为形式，以反对封建经济、政治压迫为内容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快发展到大起义的爆发点，只等待点火者的来到。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入了中国，因而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外来的民族压迫，中国各民族例如汉族满族都有程度不等的反抗。对各阶级的利害关系：封建地主阶级逐步和外国侵略者相结合，而中国人民则始终反抗外国侵略者。

      这样说来，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有两个基本矛盾。一个是原有的，一个是新添的。这个新添的基本矛盾，是以中华民族反对外来民族压迫为形式，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后来发展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压迫为内容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结合成一个反动势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两个基本矛盾也就合并成一个基本矛盾，以帝国主义为主以封建势力为辅的反动势力成为这个基本矛盾的一面，因之中国人民的革命矛头，直接对着封建势力时，实际也对着外国侵略势力，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们利害相关，互相援助，这就使得中国人民革命不得不同时负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这个任务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担当的。近代史上所有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原因就在这里。

       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为开头的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满淸封建统治当然有重大的危害性。除了穆彰阿投降派以外，林则徐一派主张坚决抵抗，道光帝虽然动摇，基本上也是想抵抗。但是当满淸政府看到防内重于防外，“内乱”比外患更可伯的时候，就宁愿向外国侵略者屈服。它草草结束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慷慨签订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和其它条约，主要是为的防备“内乱”。中国在满淸出卖下，第一步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它的卖国罪行，大大激动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本来箭在弦上的农民战争，在洪秀全等发动下，一八五一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这个运动的矛头，直接对着满淸封建统治，间接对着外国侵略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国与满清签订天津、北京条约。它们实行进一步的结合，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运动终于被他们绞杀了。

       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时期（一八四零年----一八六四年）。它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势力完成了初步的结合（其间还有相当大的矛盾），一方面农民阶级表现出巨大的反抗力量。斗争的结果，反动势力压倒了革命势力。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和各地方起义军被消灭以后，满淸政府在国内矛盾上松了一口气。而外国的侵略却愈益猖狂，割地狂潮严重地威胁着满淸皇朝的生存。这样，满淸政府与外国侵略者间，固然有结合的一面（主要是洋务派），但在保护自己生存的一点上，反对外国侵略逐渐成为主要的矛盾。同时，林则徐以后的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等地主开明派，即经济上有资本主义倾向、政治上有改良主义色彩的一部分地主阶级，在思想上影响了一部分在朝的大官僚如翁同龢、曾纪泽、张之洞等人，甚至影响了拥有皇帝名号的光绪帝。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排外思想一向是很浓厚的。再加上军阀间的互相排斥，侵略国间的矛盾对它们所扶植的洋务派的影响等因素，促成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外国侵略者的反抗行动。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战争。这种战争的领导者虽然是封建地主阶级，战争性质却是正义的。因此得到人民对战争的拥护。但是，封建地主阶级终究是反动的阶级，是和外国侵略者相结合的阶级，因此中法战争并不失败而自认失败，一八八五年，李鸿章与法国订立出卖越南的条约。甲午中日战争，李鸿章有意求败，一八九五年与日本订割让台湾、赔款二万万两的马关条约，结束了他们的所谓反抗。

       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二个时期（一八六四年----一八九五年）。它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愈益深入，一方面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感到威胁而被迫反抗。斗争的结果封建势力战败，更进一步的依靠外国侵略势力，中国也更进一步的半殖民地化。

       以马关条约的订立为标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殖民地化的危机愈显著了。在这个严重的关头，前一时期已经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一部分地主，既感到中国有亡国的危险，又感到帝国主义的不可以用兵力抵抗，他们比地主开明派前进了一步，变成带有封建性质的资产阶级。他们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并且要求废除君主专制制度，代以君主立宪制度这种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改良主义思想，是一种有限度的反封建思想，其中也含有反帝国主义的成分，在当时是代表社会进步方面的。因而康有为、超严复、梁啓、谭嗣同等人所倡导的维新运动，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光绪帝、翁同龢等当权者，也响应和支持维新运动，终于出现了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当然，改良主义的力量是微弱的，它经不起封建顽固派的打击，百日维新便在顽固派的一击下退出了政治舞台，正在这个时候。割海口的狂潮势将扩大成为一瓜分中国的狂潮，形势确是万分危急。中国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对着这个狂潮抵挡一阵呢？这自然只能指望农民阶级。领导农民阶级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是一个很落后的团体，但义和团运动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义和团作战是必然失败的作战，但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方面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大教训，在封建地主阶级方面却取得了满淸政府的大出卖。一九零一满淸政府与帝国主义强盗订立辛丑条约。满淸政府从此彻底地投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也从此顺利地使用它作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他们相互间的结合达到了圆满的程度。

       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三个时期（一九八五年一九五年）。它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帝国主义无止境地继续侵入，妄图“瓜分”中国，变中国为列强的殖民地。一方面，中国人民爱国义愤蓬勃地高涨着。维新运动实际上也是一种爱国的运动，义和团运动更不待言。不过，运动的领导者一个是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一个是愚昧落后的义和团，两个运动都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斗争的结果，帝国主义摸到了窍门，一意扶植封建顽固派掌握着对满淸政府的指导权，通过它残酷地统治着中国。满淸政府的独立性丧失得所存无几，中国成为近乎殖民地的半殖民地。

        满淸政府积极卖国，中国人民看得十分淸楚，再也不能忍耐下去。在第三时期里，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进行排满活动。这就是以广东一带为活动范围的兴中会，以两湖一带为活动范围的华兴会，以江浙一带为活动范围的光复会和其他各地方较小的革命团体。这些都是地方性的革命团体，力量都是很小的。它们受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的刺激和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一九零五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全国性的革命同盟会，公推思想最前进的孙中山为领袖，同盟会汇合了全国的革命力量，中国革命从此出现崭新面貌。

       同盟会是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反满士绅的联合阵线的组织。它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纲。这个政纲符合于广大人民的要求，因而得到人民的同情和拥护。一九一一年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在各种条件凑合下，很快推倒了满淸政府。

      《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说来，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懂得这一点，那么，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满淸皇朝迅速崩溃，沿袭二千年之久的皇帝名号也永远被唾弃等等看来似乎轻而易举的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了。因为这样的民主主义革命，正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

       不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是微弱的，它只能推倒满淸皇朝。却不敢触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获得革命果实的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是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其首领就是袁世凯。

       地主阶级的总统，对帝国主义说来，是比较合用的工具。皇帝只有一个，合了这个帝国主义的口味，不一定能合那一个帝国主义的口味，帝国主义要调换他也不很方便。总统可以有这一个，又有那一个，随时扶植，随时斥退，都很方便。从袁世凯起，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发展到主人与忠实奴仆的关系。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孤力弱陷于山穷水尽的绝境里，丝毫找不出办法来。

       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第四个时期，即最后的一个时期（一九零五年到一九一九年）。它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深入到这样的程度，就是满淸政府那种工具已经失去它的使用价值。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仅仅在推倒满淸政府这一点上，取得胜利而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胜大败，帝国主义各自扶植自己的忠实奴仆，在中国展开争夺战，“瓜分”的危机，更迫近在中国人民的眼前。

        如果没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规模上削弱帝国主义；如果没有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担当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中国被沦陷为殖民地的前途，是完全存在着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走这个前途，中国工人阶级也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革命挽救中国于危亡，“五四”运动，就是循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开始的伟大标志。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根据这个指示来看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四个时期，第一时期的南京条约等条约和天津、北京条约，第二时期的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第三时期的辛丑条约，第四时期的二十一条，都表现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一步深入一步地相结合的过程，同时，第一时期的林则徐抗英，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时期的满淸政府被迫反抗，得到人民拥护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第三时期的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第四时期的辛亥革命，都表现着中国人民在不同形式上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合起来，就是中国的近代史。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根据这个指示来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确实是非常艰难的。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从明朝起，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的嫩芽，满清时期有了一些发展。鸦片战争对中国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从未见过的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来，以林则徐为首的一派人有一种看法，以洪秀全为首的一派人有一种看法，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一派人又有一种看法。林则徐派主张在封建社会里采用西法，它的继起者就是第二时期的地主开明派，第三时期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从地主阶级转化为资产阶级的所谓实业家，大都属于这一派。他们拥有新式企业，是资产阶级里有实力的一部分。曾国藩李鸿章派是洋务派，他们企图机器用洋机器为封建主义服务，借机器来巩固封建统治。洋务派首先办的是军需工业和有关军需的工业，这是赔钱得不到利润的工业，筹款来支持它，要遇到不同派的人的反对。到后来，一部分以借洋，中外合力等形式加入买办资产阶级一部分与实业家合流成为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洪秀全主张比较彻底的采用新法，就是说，经济改革要和政治改革同时并行，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这种主张不可能实现。第三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洪秀全派的继承者，第四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就是洪秀全派的发展。它遭受反动势力更严重的压迫，发展自然要那样缓慢，也自然不能有立宪派那样的实力，所以它的政纲虽然是进步的，但是革命的效果却是微小的。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和中国人民反抗压迫，要求独立，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合起来就是中国的近代史。

       毛主席敎导我们说：“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川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是的，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但是中国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能打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只有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这种顽强的反抗精神才能变为有效的反抗行动，完成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