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权力·性别» 80年代“女人味”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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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地卷起了一波又一波思想解放潮流，否定“男女平等”的思潮夹杂在对“男女都一样”的社会性别话语的批判中。没有女性性征的“铁姑娘”形象被视为政治一体化时代人性扭曲和男性化的政治符号遭到嘲讽和批判。人们对“女性雄化”的反思已不再仅仅指向女性气质被时代语境的扭曲和异化，还有对“女性雄化”的根本性怀疑，女性是否就不该有“雄强”之美？（注：孙桂荣：《在社会视阈与男性视阈的双重“镜像”下：对当代文学中“性别与事业”冲突主题的文化解读》，见《南方文坛2007》,2007年。）这一时期的文化反思解构了过去的“男女都一样”社会性别话语，女性知识分子与男性知识分子一道参与其中。对于女性来说，长期背负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双重负担让她们身心俱疲，更重要的是在以男性为准则的国家界定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妇女无法表达自身的多样需求和面对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对过去时代妇女解放话语的批评是她们开拓社会空间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注：王政：《浅议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的发展》，《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于是，“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若干重大社会举措，在对过去的清算中被剥夺了历史与文化的合法性。（注：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伴随中国文化界对“男女都一样”社会性别话语愈演愈烈的批判，出现了对“男女不一样”的强调，并逐步发展成了强大的“女性味”社会性别话语，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要求“回归女性”的强烈呼声。

于是，沉寂数十年的男权公然浮出水面，得到社会全面确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商业化进程的加快，男权文化和性别歧视也不断得以强化，一些饱含性别歧视的男权观点公然发表，如“在社会主义‘大锅饭’里，妇女舀去了与其劳动数量与质量不等价的一勺”（常乐人：《优化配置和最佳分配》，《中国妇女报》,1988-07-11。），指责“妇女解放”是“以牺牲生产力的发展为代价的”，抱怨妇女就业“增加了男子的劳动时间和疲劳度”。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男性提出了“让女人回家”“回家做女人”的呼声至今不绝于耳。（注：王红旗等：《关于当代“女性回家论”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成因讨论》，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2001-03-23。）新中国的男女平等，是国家政权解放妇女的结果，尽管女性走出了家庭的小天地进入广阔大世界，却由对男人的依赖转化为对国家对社会的依赖。因此，她们在经济上可以不再依赖男人，但她们在思想上还没有自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国家权力的逐步淡出和市场的不断强化，当劳动和就业市场的性别分工失去了国家的主导力量来平衡时，女性的弱势地位便显露无遗。19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中出现了许多与性别歧视有关的问题，如大量妇女失业下岗、女大学生求职难、女性参政比例下降、女性受教育比例低、秦香莲现象、卖淫嫖娼、拐卖妇女等。

«媒介·权力·性别：新中国女性媒介形象变迁与性别平等»

王蕾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