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荣札记——艺术家的心灵简史（壹）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在2003年张国荣《一切随风》专辑内页上，作为长期合作的工作伙伴，被业界称为“音乐博士”的环球唱片香港区总裁陈少宝写下这句纪念辞。虽然唱片的出版曾受到张的亲属的反对，陈作为精明的音乐商人的人品也为人诟病，但他引用Don Mclean《Vincent》的这句歌词却令我心有戚戚。虽然时代、术业和际遇大相径庭，但张国荣如同歌词中的梵高，同样拥有珍稀的艺术家的灵魂，又都以命运般的自我了断告别了尘世，被后人仰望“starry starry night”怀想……。大半生暴露在公众视线、活跃在演艺行业，在媒体和大众眼中，张国荣是明星、偶像、歌手、演员、艺人……，但无论社会角色和职业分类，从精神实质上，我认定他是一个艺术家，这是我尝试理解他时所持有的根本立场和观察角度。 

但理解他何其难也。凭着他留下来的作品的声像记录，就能当作他的真心真意？他的访谈和自述，又完全是他的真实吗？亲人朋友同事有关他的回忆难道不存在有意无意的失实？即使这些看似客观的材料都已准确地反映了他，也远不是他的所有。最难在于，人是生而孤独的，艺术家尤其有动荡不安又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能设身处地到他的生存境界而恰如其分地理解他。而我这个不相干的人，既没有宏大锐利的眼光，亦必然以自身观念意识去主观地框定他，我眼观之而皆着我之色彩。如此，隔着20年的光阴，从后视镜望向彼岸的张国荣，如何能不沦为因果倒置的牵强臆想而打扰到他的魂灵呢？读懂他根本就是妄想啊。尽管如此，我还是出于对他的亲近感以及对他艺术家本性的探求欲，写下这些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字，只当是遣怀和寄情了。

 （壹）1956-1977  生于孤独 长于自由

1977年，20岁的张国荣参加丽的电视台亚洲歌唱比赛，参赛曲目是Don Mclean的另一首名曲，史诗体民谣《American Pie》。不堪其冗长繁复，音乐总监黎小田在复赛时要求cut至3分多钟。参赛青年不满，认为如此一来就不“make sense”，但他还是在黎的“权力”下妥协了，决赛时唱了其中的1、2、6节，赢得了第二名，颁奖时电视台总经理黄锡照对他说，“I ‘ll make you a star”。很快，张国荣与丽的电视台签约，正式踏入演艺行业。这短短十来天发生的事，当时只道是平常，仔细复盘，竟像是浓缩了他的前20年，也兆示了他的未来。 

怎么想到用《American Pie》参赛？既然是比赛，通常的目的就是赢，在短短几分钟内取悦评委是关键，选歌就要有目的性，悦耳轻快的歌曲显然有优势。“人家个个都唱广东歌，但我不是”，在1986年的演唱会上他如此说起当年的比赛。可见，他只是出于单纯的喜欢，希望用它来表现和证明自己，并未考虑场合、流行风向和揣摩评委心思。 

他有多喜欢这首歌呢？在入行后的歌唱事业低迷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每天早起唱一遍《American Pie》”。推测这每天一唱应该是足本的，如同练功一般曲不离口。而在1986年开演唱会时，他唱了其中的前两节，作为对自己早期生涯的回顾。2000年的热情演唱会，与此前麦当娜翻唱版相同，他截取了1/2、2、6节，以野性洒脱的摇滚腔，将《American Pie》唱至自在之境，相比1977年的高度模仿原唱和1986年的猫王式抒情唱法，热情演唱会把这首歌打上了鲜明的张国荣烙印。因此，说《American Pie》是一首热爱一生、长唱常新的歌曲毫不为过。 

《American Pie》不是一首普通的歌。简单类比，它就是音乐中的《阿甘正传》，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欧美社会的激荡图景。6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彼时青年人的反叛运动令后现代思潮冲破了旧时代思想坚冰，打开了多元文化和思想的闸门，反传统（伦理、价值、权威）、爱与和平（反战）、平权（种族、女权、LGBT）等为代表的新思想对西方当代社会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1971年，25岁的Don Mclean作为过来人，写下了这首时代之歌，它用大量隐喻、典故、双关包裹了涉及政治、艺术、宗教等等尖锐内容，“the day the music died”既是对代表60年代反抗精神的摇滚乐被商业资本收编的愤慨，也是喻示一个躁动时代的结束。 

作为镶嵌在美国当代史上的具有鲜明文化属性的歌曲，《American Pie》对于不了解时代背景和西方文化的外国人而言，会因文化隔阂而造成欣赏障碍，但张国荣何以对它如此钟情？解开这个疑问，或许要回溯他20岁之前的人生。                           

父亲是个有名的洋服裁缝，既是手艺人又兼作坊主，忙碌且忽视家庭，母亲生养了七个子女，在帮手丈夫事业和不平等婚姻的消磨下，同样对子女淡漠。在这个颇为富裕但感情贫乏的大家庭，作为幼子的张国荣没有体会到多少童年的快乐，但艺魂或许就在无意间落地生根。在这个不为物质担忧的家庭长大，就可能生成轻物质重精神的浪漫心性，而偏巧生得敏感多思，就有高于常人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加倍地失落，过早地体会痛苦失望孤独，而稚嫩心灵一旦接触艺术，往往能获得强烈的慰藉感，由此激发出丰富的感受力，这便是艺术家天赋的原点。实际上，艺术史上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虽然令人遗憾，但童年时情感上的不幸似乎是刺激艺魂生成的重要条件。 

14岁时，因为数学拖累而导致厌学，幸而得到家庭的支持，他得以去到英国接受教育，打开了人生新天地。可能正是与父母疏离，没有心理上的依赖，使他更容易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据他本人1985年讲述，“可能自小就容易习惯环境，也都任劳任怨，去了没觉多不习惯”。说来轻松，但未成年人独客异乡哪有那么容易，而作为来自远东殖民地的瘦弱少年，亦必定会受到明里暗里的歧视，此中滋味定不好受。他那比常人更为敏感的内心，在陌生孤立的处境中，如何承受煎熬又如何打磨心性？他那为人称道的体察入微心细如发同时又坦诚直接的待人做事风格，是否就是在那段经历中被催化？ 

据他的回忆，学校只有两个中国人，另一个谎称有病长期逃避体育课，而他在体育场上与那些山一般壮实的白人男孩踢足球；对于学校食物的恶劣和不足，他也并不在意，没有富裕家庭孩子的矫情。八十年代成名后，他曾经向记者不无感慨地谈到，“童年时被父母忽视造成了性格的孤僻，也促使在事业上执着好强”。生命是树，童年是根。可人的童年际遇无法选择，有时也很难说是好是坏。人一生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和自我四个途径接受教育，打基础树品性主要靠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如果从旁观者看来，香港是个特殊的中西混血城市，他十多岁之前学校教育以西式为主，但家风是相当传统的，尤其将他从小带大的保姆是一个朴实善良的底层劳动者并且喜欢粤剧，张国荣自小受言传身教、被大戏熏染，可以想见，传统美德以及忠孝节义等传统价值观就在耳濡目染中塑造了他的基本品质，也成为他孤悬海外时适应环境的精神力量。80年代中后期，当“连张国荣也捱了七（八）年”成为香江典故的时候，人人佩服他经得住风雨坎坷的坚强意志，但或许早在少年时，他就已在异国他乡锻炼了生存能力，磨炼出了独立坚韧、有志气有胆气有主见的性格。 

在英国期间，是一生中精神最躁动不安、头脑吸收力最旺盛的青春期，张国荣处于没有家庭管束的放养状态，精神比出国之前更加自由。他一生中最基础的人文修养，也许就在此时完成了积累。自古放养出人才，艺术家的成长更是如此，往往走正路子亦步亦趋学艺的，在条框规矩束缚下被培养成庸才，而走野路子凭兴趣自由学习的反而触类旁通进而融会贯通。艺术家最是依赖事外的修习来涵养内功，最是受益于兴趣、能力、学养的旁逸斜出。出国前，他已经灌了一肚子粤曲、中英文有相当基础、读过红楼背过莎翁，听了不少英文歌也看过一些欧美电影。留学期正是70年代前半段，恰好赶上了一波文化大潮的尾声，激荡的60年代的余波犹在，可以一窥全貌。在那样的时代氛围里，他读过什么书看过什么电影听过什么歌？大致可以推测，6、70年代的流行文艺可能是最主要的，当然包括那首《American Pie》。他必定感受到、吸取了某些思想观念，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的个性、参与了他的灵魂塑造。在1999年的电台采访中，张国荣称“很怀念60年代，音乐上有Beatles，还有其它一些很好的东西……”，证实他确有60年代情结。 

在欧美60年代嘈杂的时代浪潮中，“the New Left”走上时代舞台，打出了重视人的尊严、个性和自由的旗号，这无疑能吸引具有艺术家气质的青少年的认同。那张国荣是否受其影响？在1998年的一次访问中，他明确称自己是一个很自我的人，也许思想源头就与“the New Left”有关。从言行来看，张国荣并没有表现出 political 热情和明显的 political 倾向，他大体是秉持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这与他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有关，也可能与留在大陆的祖辈的惨痛经历而引起的 political 厌恶有关。从精神特质而言，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他的理想主义，并不是指向外部和社会的，而是指向内部的、追求自我完善的，他后期的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创作，大多是向内的、对自我探求的。典型如1997年末接拍《红色恋人》，他无意去过多了解角色所从事的革命工作，而是以“死生契阔”的感情为核心，从精神气质入手，演绎了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人性光辉。 

张国荣的艺术观念是开放的，大胆求新求变。“开放”往往建立在见多识广的基础上，眼界越是开阔，观念中的条框束缚就越少，表现地就越大胆。王家卫就曾用“很开放”来形容他对出演敏感和争议性角色的态度。又如，1996年《红》专辑的单一红色封套的设计得到张国荣的支持而面世，被市场普遍认为出位大胆，但实际上，60年代时Beatles就曾用纯白色做过专辑封面，设计者是一位波普艺术家。90年代后的张国荣回归艺术家的本性，释放早年因谋求生存而被压抑的艺术能量，类似的情形于是一再出现。如果回溯张国荣成长过程中可能接触到的中西艺术尤其是英美的造型艺术、音乐和电影，就不会惊讶他的“开放”。 

张国荣的艺术个性中最与众不同的是他坦荡的非二元性别观。也许这是个人天性与观念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青春期身心成长时期，是否有过经历或见闻影响到他的性别观的形成？将名字改做Leslie，仅仅是因为有趣，还是基于自身的困惑或觉醒？是否受文艺作品或英国求学时的思想解放浪潮的影响，启发了他后来的性别艺术？这一切不得而知。但我认为，勇气源于信念，之所以不惧社会压力、敢于在艺术实践和个人生活中做少数派，在于他认定其无可厚非、合情合理，而这一定是有思想基础的，是思考的结果。 

中西文化的共同滋养，广泛而自由的涉猎，奠定了他日后从艺的厚度，也成为他自我修炼的法门。他曾在访谈中提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门类和喜爱的艺术家，他喜欢参观艺术展和博物馆，多次提到“拿取”他人好的东西 “化”做自己的东西。当然，博采众长不是什么特别的诀窍，哪个人不知道呢？但极少人能将自身真正打造成一个具有良好的“输入-消纳-吸收-输出”功能的容器。而张国荣这个容器相比他人，更显得胃口奇大而消化能力超强。他可以在王家卫的唯心体系的电影情调里扮演社会边缘人物，也可以在陈凯歌的历史民族的唯物的宏大叙事里游刃有余，他在音乐、舞台表演、电影等各个领域能同时做到上乘。不得不承认，艺术这壶水一旦烧开，就跃迁到高能极，就能触类旁通，做什么都差不了。我认为，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是刺激他艺术天赋和艺术思维充分发育的重要条件，给予了他道与术的丰富营养，令他终生受益。他日后从事的音乐和表演工作固然不是由个人单打独斗就能成就的，但他自身的能力高度决定了他的合作对象的层次、决定了他挑选剧本的眼光、决定了音乐和舞台的风格取向，他的艺术成就正是由这一个个基于自身修养的正确选择串联起来，绝非偶然。 

20岁的张国荣，已经见过不少世面，有了相当的人生体验和文化积淀，当他因为父亲意志而被迫返回香港后，拒绝子承父业，而是自作主张参加了歌唱比赛，得到了电视台艺员的工作。再看他选择的这首参赛歌曲《American Pie》，包罗万象的史诗格局和60年代的人文气息，以及知识分子立场和艺术趣味，似乎是他过去岁月的总括，也是孤独青春的珍贵记忆，难怪他会情有独钟。他的纯粹心性和文艺气质、受过的教育、成长的环境，甚至清高的脾性，似都包含在选歌的一念之间，而他日后能成大器，于此似已有端倪。下来，他人生的大戏正式启幕了。